二、在绍兴府中学堂

1910年暑假，鲁迅回到绍兴，应绍兴府中学堂（简称府中）之聘，教“天物之学”。[17]“天物之学”，即生物学。当年9月、10月间（农历八月），陈子英接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经他推荐，鲁迅担任该校监学，兼博物课教员。当时的府中，学制5年，博物课分5门课程，每年开设一门。鲁迅任博物课教员，教两门课程：三年级的植物学，四年级的生理卫生，每周各两小时。[18]

据当时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宋崇厚回忆：1910年秋，鲁迅30岁，他留短发，没有像一般人拖在脑后的辫子。走起路来挺胸、直腰，很有精神；他的步子走得比较快，而且习惯于走在路中央；他的风度，同那些弯腰曲背，行走缓慢的教经学、修身的先生大不一样；在他身上好像有一股使不尽的力量。[19]

鲁迅讲课，态度从容，语言精练而风趣，条理清楚。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从容地讲述他自编的讲义，有时用图表，有时联系到自己的亲身经历，使学生听了感到特别亲切、通俗、易懂。此外，鲁迅还常常指导学生听课和学习的方法，他要求学生上课时专心听讲，课后对照讲义认真复习，不懂的要及时弄清楚，这样才能有学习效果。

鲁迅讲授生理卫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学生心领神会，几十年不忘记。当时的学生之一，后曾任浙江农业大学教授的吴耕民同志对本书作者回忆道：“有一次上生理卫生课，讲到口腔，除讲口腔的构造外，在黑板上写了‘细嚼缓咽’‘狼吞虎咽’8个字。他说，古人云，病从口入，意谓吃东西要当心，要有技术。口腔是吃东西的第一关，吃饭时要细嚼缓咽。所谓‘细嚼’，是要善于利用牙齿。齿共有32个，有门齿、犬齿、臼齿三种。门齿扁而宽，正如刀，利于切断；犬齿尖锐，正如叉，利于吃肉；至于臼齿，宽厚而上面凹陷，正如一具磨或捣臼，利于把饭或馒头等物捣成浆状。三者分工合作，对食物进行物理的加工。所谓‘缓咽’，就是食物进口后，须有一定时间加工，不可急于咽下。‘狼吞虎咽’正与‘细嚼缓咽’相反，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导致胃病，因为我们平常以米或面粉为主食，饭或馒头等进口后，除用齿嚼碎的物理作用外，还要通过口中的唾液内含的淀粉消化酶，和米麦的淀粉质拌和后，才能使淀粉转化为糖，入胃易于消化吸收。你们吃饭时愈细嚼愈觉其味变甜，就是淀粉转化为糖的证明。更如制甜酒酿须加白药（内含淀粉酶），制米糖须米饭加曲，道理都相同。经这样讲解后，我们十五六岁的小孩，都心领神会，印在脑中，至今也没有忘记。其后学期考时就有一个题目——吃饭细嚼缓咽有何利益？大家凭记忆，执笔直书，洋洋一大篇，都得到好成绩，考后皆大欢喜！”[20]

鲁迅担任监学，除了抓紧校内的教学工作外，还重视引导学生接触校外实际。

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对我国肆意掠夺，洋货充斥市场，微弱的民族工业接近破产。有些官绅商董认为发展实业可以救亡图存，建议两江总督端方等出面奏请举办“南洋劝业会”，命令各省选送农工商特产及工艺品展览，并邀海外侨胞中从事工商业者参加，借以鼓励投资，发展实业。这个展览会于1910年6月5日在南京正式开幕。初开幕时，有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六馆及直隶陈列馆。后来又陆续开放各省展览馆，除展出各自特产外，还展出名胜古迹的模型、文物及海外引进的新奇物品。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博览会，是一个学习实际科学技术知识的好机会。

鲁迅知道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与学校领导和教师商定，抓住时机，把这一年的秋季远足改为参观南洋劝业会，以扩大学生眼界，增长实际知识，进行热爱祖国和热爱科学的思想教育。绍兴离南京较远，所需经费较多，学校规定，前去参观的教职员、学生每人交纳10元大洋，不足数再由校方补贴。10元大洋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但学生们热情极高，多方筹措。全校32个教职员和220个学生中，除留守学校等人外，有200多名师生赴宁参观。

鲁迅是这次参观大队的领队。他带领大队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出发，过了3天才到南京。在南京参观劝业会，为期共约一周。往返费时近半个月。鲁迅先生极尽辛劳，但领导得法，整个参观过程非常顺利。当时的府中学生多半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的23岁。他们一向株守乡里，从没有远行过，没有看见过轮船、火车、汽车、电灯、电筒；第一次看到电灯，称它为“自来灯”，不知它何以能自明自暗；说到“铁路”，以为是要用铁筑路。10多天出外参观，师生个个满载而归。大家都赞扬鲁迅先生有远见，有气魄，说“百闻不如一见”，南京“一行胜读十年书”，“我们这些绍兴‘井底蛙’已由豫才先生带队游过汪洋大海了”。吴耕民老先生回忆说：“我至今还认为那次旅行对我一生学习科学是一个启蒙……一生可以运用，得益匪浅！”[21]

在府中一年，鲁迅还曾带领学生到兰亭、快阁等地远足。1911年春，又带领学生去参观禹陵，并在百步金阶上摄影留念，目的也在于扩大学生的眼界，并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他领队外出远足参观，常在肩上背着一只从日本带回来的绿色洋铁标本箱和一把日本式的洋桑剪。沿途看到有些可做标本的植物，他就剪了放入标本箱内。学生们问他那是什么箱，他幽默地回答：“葫芦里卖药，小孩子不懂的，这是采植物做标本用的……”[22]

教学工作之余，鲁迅还辑录类书中已亡佚的古代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古代历史、地理逸书，并常与三弟建人等到会稽山采集植物，制成标本，还参照德国恩格勒、丹麦怀尔等人的植物分类法进行分类。

课余，鲁迅常与同事谈心，语言幽默风趣。有一次，一位同事因为看到他常把“豫才”写成“预才”，便问道：“这个‘豫’字和那个‘预’字有没有不同？”另一位同事代答：“这两个字是一样的，都可以写。”鲁迅说：“这两字原是一样的，但在我是两样的，我的父亲为我取名的意思，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才’，而我呢，还在‘预’备，我在杭州教书，教的也是‘预科’，所以我总是写这个‘预’，不写那个‘豫’。”[23]

鲁迅与学生的关系很好。他多次为学生题写书籍封面，并把《几何辞典》等书赠送学生。“当时的学生胡愈之，年幼淘气，在课堂上写游戏文章《绰号赋》，并与同学们给鲁迅起了‘假辫子’（因鲁迅已剪辫，戴假辫上课）的绰号。鲁迅发现后，并不苛责学生，依然在品行分数上给予及格”，学生们对他都十分尊敬。[24]

在府中一年，鲁迅遇到两次学潮。他在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25]第一次风潮发生在1910年8月下旬，因代理监督杜海生要学生参加考试，重新编班，学生“违抗考试，索费出堂”，结果学生得胜，杜海生被迫去职。第二次发生在同年11月10日左右，学生“复因考大哄”，监督陈子英开除为首分子。鲁迅对第一次“抗考”风潮表示支持，对后一次风潮后学生的处境也深表同情。[26]

当时，绍兴学界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地域派系斗争不断，学生也常闹一些不必要的风潮（例如借故反对厨工等）。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多次提及“越校甚不易治”“越中学事，惟以横家乃大得法”，到校不久，就有“决去府校”易地谋职之意。[27]

1911年夏，鲁迅辞去了绍兴府中学堂的职务，原想到上海去当书店的编辑或译员，没有去成，就在家里继续做着整理和辑录古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