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1909年农历六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当时他的好友许寿裳已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监学（相当于今之教导主任）。经许寿裳推荐，鲁迅到该校任教，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教员，兼任日籍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助教，当他的课堂翻译。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4]

鲁迅所教的两门课程都有自编的讲义。《化学讲义》至今没有找到。《生理学讲义》原分两册，鲁迅自留的一部，封面有许寿裳题字“人生象斅”，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讲义由唐弢同志编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于1952年出版，共248页，长达11万字。讲义内容主要是生理学、解剖学和卫生保健的知识，论证有力，文字精练，从当时的科学水平来看，科学性和系统性都很强。讲义中附有鲁迅自绘的插图72幅，附表5个，末附14项实验。它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讲授时，鲁迅给学生讲解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讲生理学时，应学生要求，他破例地讲了生殖系统。讲之前，他给学生提出了一个条件：在讲授过程中不许笑。学生们自始至终遵守这个约定，这次讲课的效果很好。他曾对同事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5]

在讲授和实验时，他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尸体。当时，一般人还缺乏现代医学知识，对尸体的解剖还很惊奇。他就给大家介绍自己学医时解剖尸体的体会。“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6]

这样的讲解在当时是少见的。讲生殖系统不但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而且通过讲解，传授了科学的胚胎学知识，批判了“转世轮回”的宿命论。鼓励解剖尸体，就是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封建礼教唱反调。在被封建蒙昧笼罩着的清末，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是做不到的。

在教学方法上，鲁迅力求理论联系实际，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

在植物学的教学中，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实地观察植物的各种品种。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他常与学生一道采集植物标本，星期天上午则经常用于制作标本，以备教学时应用。在杭州一中（其前身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鲁迅纪念室中，保存着鲁迅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从3月1日到29日，鲁迅共外出采集12次，到过的地点有孤山、钱塘门内外、栖霞岭、灵隐山、吴山等地。该记录还记有他自己的统计：“三日所采共七十三种。”当时的一个学生蒋谦保存下来的植物标本也被陈列在纪念室里。据鲁迅当时的同事杨乃康（莘耜）回忆，鲁迅当时曾计划写一本《西湖植物志》，后来因离开杭州没有写成。

教生理学时，鲁迅注重做实验。他的《生理学讲义》末附《生理实验术要略》，列出要做的14个实验项目，包括“骨之有机及无机成分”“唾之糖化作用”“生物失空气则死”，等等。[7]这个《要略》后来经过鲁迅自己的修订，作为一篇科学实验论文，正式发表于杭州出版的《教育周报》第55期（1914年10月4日出版）。这是目前发现的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期间唯一的一篇佚文。[8]

鲁迅教课不看讲义，侃侃而谈，讲话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容易记住，同学们对他教的课非常欢迎。

有一次鲁迅上化学课，讲硫酸。他告诉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强，若是皮肤上蘸到一点，就会感到像被蜂蜇了似的痛，大家要注意。后来分组实验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手按脖颈，连声叫痛，原来一个恶作剧的学生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在他的后颈上点了一下，他痛得叫了起来。鲁迅马上过去给他搽药止痛，同时批评了那个恶作剧的学生。

另一次，鲁迅在课堂上做氢气点燃的演示实验，当鲁迅把烧瓶中的氢气和实验仪器拿进教室时，才发现没有带火柴，就赶紧回到办公室去拿。他离开教室时，关照学生不要让空气进入烧瓶，否则烧瓶要爆炸。鲁迅回来后，因为时间紧迫，立刻向烧瓶内点火，不料，烧瓶爆炸了，他的手被炸伤，鲜血溅在衣服和点名簿上。可是，鲁迅顾不上自己的伤痛，他想到的是学生，唯恐坐在前排的学生受伤，于是很快地扫视一下学生，发现前面两排的座位全都空着，学生没有受伤。鲁迅才放下心来。[9]

日籍教师铃木上课不发讲义，上课时他讲一句，鲁迅口译一句，学生根据鲁迅的口译记笔记。绍兴鲁迅纪念馆现在还保存着一本当时的植物学笔记，封面写明：“铃木先生讲述，周树人先生通译，受业蒋谦笔记。”鲁迅中日文基础都很扎实，语言生动简练，深得学生好评。

有一次，铃木和鲁迅带领学生外出采集标本。在路上，学生看到一株开着黄花的植物，问铃木它叫什么名称。铃木答：“一枝黄花。”学生们暗笑，以为铃木信口开河，追问道：“这个花是黄色的，就叫一枝黄花，它的学名呢？”这时，鲁迅严肃地对学生说，要指出别人的错误，自己应该有把握。你们回去可以查查《植物大辞典》，这个植物属于菊科，中文名是叫“一枝黄花”；你们这样轻率地不相信教师的回答，是不好的。[10]

鲁迅对其他教师十分热情。1909年暑假，鲁迅到校不久，就与当时的绍兴籍学生陈古遗一道，邀请日籍教员铃木珪寿、中桐确太郎等到绍兴游览兰亭，并中午在兰亭聚餐。[11]

鲁迅先生工作很忙。他教的课每周在20节以上，课前还要准备实验和绘制挂图，星期天上午一般用于制标本，星期天下午与每天的晚上都用于编译讲义、备课、批改作业。此外，他还挤时间学习，搞研究工作。《古小说钩沉》一书的资料辑录，就是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工作时开始的。[12]

鲁迅任教时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监督（相当于今之校长）是沈钧儒，教师中留日学生有10多人，许多人在国外都参加过革命活动，是当时教育界的先进分子，校内民主氛围比较浓厚。1909年10月，沈钧儒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监督职务。浙江巡抚增韫为了防止学潮，扑灭学校的民主火苗，派夏震武担任监督。

夏震武是个“忠君”“守孝”的封建顽固派。他主张用强硬手段对付进步教员和学生，“始终坚持，不为浮议所摇，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13]在浙江巡抚增韫的支持下，他于1909年12月22日随带教育总会会员16人到学堂，声称要对学堂“调查”“整顿”。

到校后，他对学生“训话”，大讲所谓“廉耻教育”，攻击革命，咒骂革命党。对于教员，他要用当时官场下属参见上司的“庭参”礼节，要他们按品级各穿礼服到礼堂向他“参见”。鲁迅等教师对夏震武的横霸无理十分气愤，坚决拒绝“参见”，坚持要夏震武到会议室来见面；见面时又质问他何以无理“调查”“整顿”。夏震武气急败坏地叫嚷：“师校名誉甚坏，教育总会理应调查，并行整顿。”鲁迅等听他胡说什么“名誉甚坏”，立即起来严词诘问，要他拿出证据，夏震武理亏心虚，只是“力言‘学校名誉甚坏，理应调查，理应整顿’。声色俱厉，不顾而出”。[14]教员们情绪激昂，立即停课。

第二天，夏震武连送三封信到校。给许寿裳一信，指责他反对“谒圣”，是“非圣无法”；反对“行礼”，是“蔑礼”；反对“调查”，是“侵权”。并辱骂许寿裳“顽悖无耻”，要许寿裳立即“辞去”，“无以污我师范”。给教员一信，责令立即上课。给学生一信，说教员如不上课，应全部自习。[15]夏震武这些横暴无理的蠢行，像火上浇油，使教员们的怒火烧得更烈，大家决定“教训”他一下。

14日，全体教员辞职出校，鲁迅等住校的10多个单身教员随带行李用品全部迁到湖州会馆住，以示决绝。教员辞职后，进步学生起来声援。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纷纷表示支持。夏震武施展种种诡计，都没有得逞。

增韫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同意让夏震武去职，由提学使袁嘉谷暂时兼任两级师范监督。1910年2月3日，袁嘉谷到学堂接任，夏震武被迫离校。

在这次斗争中，鲁迅与许寿裳等起了主要作用。鲁迅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因而被保夏派称为“拼命三郎”。[16]夏震武愚蠢而又强横，鲁迅等叫他“木瓜”。斗争胜利后，团结战斗在一起的25个教师合影留念，并回校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大家称这次斗争为“木瓜之役”。

“木瓜之役”是一次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政府。它在辛亥革命前夜对教育界的民主运动有相当影响。这是鲁迅回国后在教育界参加的第一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