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育的文化功能

教育受文化的影响至深至久，而文化也需要依靠教育来传播和继承。当然，文化的传播不完全依靠教育，还有许多传媒，但教育确实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典籍文化，需要靠学校教育通过从识字开始的文化科学教育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总体来说，教育的文化功能也包含在文化发展的几个环节中，即教育具有选择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功能。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集团都要根据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需要，并基于当时对文化的理解，对已有的文化产品进行淘汰或保留。这种淘汰或保留往往通过教育来实施。前面讲到，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不仅包括新的创造，而且包括淘汰和保留。特别是制度和观念层面的文化，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生产方式变革了，上层建筑也必然会变化。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也总是要选择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观念和制度，因此，适应其需要的文化就被保留下来，甚至发扬光大，不适合的就被淘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西汉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一种文化选择。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通过行政手段对文化进行选择，起到了破坏文化的作用。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既通过行政手段又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使教育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而且持续了2 000余年。物质文化也有一个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有的是通过社会生活自然而然地优胜劣汰；有的则是通过教育的手段，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知识，批判和摒弃旧的生产技术和知识。

前面已经讲到，文化选择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对本民族的文化选择，另一种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我们的教育既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吸收世界上一切文化优秀成果，这就需要对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研究，由表及里，去粗取精，也就是进行认真的选择。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我们既反对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也反对复古主义，认为现在还要以半部《论语》来治天下。我们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精华，但也有封建的糟粕，只有根据时代的要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确立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达到选择的目的。物质文化，包括建筑、服装、艺术装饰等，都是经过这种选择而发展起来的。只有这样不断选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发扬光大。对于外来文化，我们既反对关门主义，认为一切外来文化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都把它拒之门外；我们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先进的，应该全盘接受。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优秀的成分和糟粕的成分，而且有些内容可能只适合本民族，不适合其他民族，因此，对外来文化更有一个选择问题。文化的选择对弱势民族来讲尤为重要，如果对外来的强势文化不加选择，本民族的文化就要被侵蚀，就有失去的危险。吸收外来文化，教育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传递保存在典籍中的物化知识。当然，学校教育还需通过学校的制度、教师的言传身教向下一代传递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从而使民族文化得以世代相传。如果说纵向传递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播方式，那么在教育领域进行国际交流、互派留学生等，则起到横向传递文化的作用。

通过教育传播文化与选择文化是分不开的，教育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选择。传播文化的主体（包括政府和教师）往往会根据时代的要求和自己的需要强调或者增加一些内容，贬斥或者舍弃一些内容。政府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或者编制课程标准，编写国家通用教材，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选择，即根据教育目标的要求和儿童发展的要求，选择适合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容。

教育通过选择而传播的文化已经不是原来的文化，因此，教育总带有文化创造的意义。就拿儒学来讲，经过董仲舒选择、朱熹诠释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本的儒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都对儒家经典做了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选择，也就是一种创造。宋明理学吸纳了佛教禅宗的思想内容，更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创造。

教育在文化创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校的任务，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创造知识。学校教育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开展学术讨论、科学研究，创造出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丰富和创造了人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书院、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代学校更是知识的策源地，许多科学技术都是在学校的实验室里首先产生的。学校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他们也在不断地为社会创造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1] 参见王承绪、顾明远：《比较教育》（第3版），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23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 钱穆：《文化与生活》，见《中华文化之特质》，22页，台北，世界书局，1969。

[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7] 赵雅博：《中国文化与现代化》，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

[8]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 《列宁全集》第20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2] 《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 《列宁全集》第31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4] 金达凯：《中国文化史论》，台北，屯青书屋，1994。

[15]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5～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6]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7]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71～72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18] 指比较教育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以前和“七五”“八五”规划期间的研究。

[19] 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