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有关文化的各种界说和文化的特性

文化的各种界说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乡村建设理论是作为教育家的梁漱溟所提出的重要的理论命题，他强调“教育即乡村建设”，认为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

为了弄清楚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文化，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200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有的专指精神成果。梁漱溟说：“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罢了。”[2]他又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3]他和钱穆的说法很相似。钱穆在《文化与生活》中说：“文化必由人类生活开始，没有人生，就没有文化。文化即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4]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又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体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体人生的总全体。”[5]这就是说，一个群体的全部生活和他们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是文化。但是，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又把文化与文明分开来说。他说：“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论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论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他还说：“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6]他这里说的文化又仅指精神成果了。可以看出，梁氏、钱氏的说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且钱穆认为文化是人生的全部，而梁漱溟则认为文化是人生依靠的一切，其中也小有差别。赵雅博则认为：“文化之本质要义，乃是改变自然与改变自己的原始状态，而予以新的状况。更恰切地说，乃是将在自然中或自己中所潜藏的作用或能力发挥出来，也就是人使用自己的能力——理智意志感官，来使潜存于自己或自然中的潜能成为现实，其目的是在于使人自己得到与自己原始状态的不同的改变，使自己成为比原始状态更好的情况……”[7]这种改变可以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以上这些界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这个复杂的概念，都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指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

我更赞成张岱年、程宜山两位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给文化下的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8]这个定义强调了人类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成果（静态的）的统一；活动成果既包含物质成果，又包含精神成果；人类的活动方式又包括了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人类的活动方式本身也是文化，不仅是他的活动成果。这就比其他的定义更全面。

文化的特性

张岱年（1909—2004），中国现代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

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造的过程，可以把它叫作文化的时代性。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三种类型，并对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不论他的分类是否科学、解释是否恰当，有一点是对的，即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游牧时代有游牧文化，农耕时代有农耕文化，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则有工业文化或商业文化。人类现在正迈向信息化时代，人类文化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这种变迁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完成的。一方面，人类的活动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和源泉，这是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的变迁，或者叫文化的创造是在旧有的文化，亦即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凭空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新文化可以对旧文化加以改造、扬弃，却无法脱离旧文化的基础。就像一个生物体的新生命一样，虽然脱离了母体，与母体完全不同，但是总带着母体的基因。这是因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总是在原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人类不可能生活在文化的真空中，新文化也不可能从文化的真空中创造出来。也正是因为文化具有这种继承性、变迁性，我们今天才对文化研究有这么高的热情。

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文化总是由某个民族或种族所创造的，而一个民族或种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中，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民族生活的样法”[9]。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自然社会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因而他们创造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古代社会有五大文明形态，即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中国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文化的民族性表现得越发强烈，这是对不同民族国家而言的。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在阶级社会，由于一个民族中存在着阶级和阶层，因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列宁认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类不同的文化。他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10]从民族文化内部来说，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成分，但从民族之间来说，每个民族文化又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民族文化中存在着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多民族国家中还存在多种民族文化，但必定有一种主流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

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的两大特性。文化的时代性说明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也可以叫作文化的变异性。这种文化的变迁说明了文化的动态性，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的变革而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正是这种变异性，文化才能不断进步，与时代同行。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前进，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衰退，甚至消失。古代五大文明中有些文明之所以消失，就是因为或遭外族入侵，或是不能适应时代的变革，而被别样的文化替代。文化的民族性则又说明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甚至相对的凝固性，即不易变革的特性。正是这种稳定性、持续性，才形成了民族文化传统。但变革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只有随着时代而变革，才能确保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文化的特性才能保持下来。

文化的变迁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文化的渐变是从文化内部逐渐发生的，或者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或者在与外族贸易交往中逐渐吸收外族的文化要素。文化的突变表现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推翻了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复兴了古代文明，开启了工业文化；美国的独立战争，推翻了欧洲的某些文化传统，逐渐建立起美国文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传统，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这些变迁并没有抛弃原有民族文化的传统。美国文化仍然是欧洲文化的继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仍然保存着中华文化的传统。所以说，民族文化具有某种凝固性。有时候在社会剧烈变革中某些文化因素表面上消失了，但在适当的环境下又会复活。例如，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十月革命后似乎消失了，但是在70多年以后，苏联一解体，很快又复活起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变迁总是逐渐地进行的。有时是通过贸易交往，有时是通过民族间的战争，最后达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例如，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同时也带回了欧洲的文明。古代欧洲的连年战争，也曾使罗马文化传遍欧洲。

一个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力可以来自外部压力，也可以来自内部。众所周知，埃及是文明古国，因为罗马入侵，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到7世纪中叶，埃及逐渐建立起了伊斯兰文化，但古埃及人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灿烂的文学艺术流传至今，仍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在中国，西学东渐也是在列强的炮舰下逐渐展开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虽然也在吸纳着其他民族文化，但是数量极少，也没有涉及中国文化的本质。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也好，变法维新也好，都不得不直面西方文化，从而引发中西文化的尖锐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不论采取什么政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好，都不能避免中国文化的变迁。另一种变迁的动力来自文化的内部，即一种民族文化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例如，古埃及文字原来是楔形文字，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生活的需要，逐渐为拼音文字所代替，从而促进了古埃及文化的进步。人类从游牧文化发展到今天的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文化内部的动力引起的变迁。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也是不断来自内部的动力的结果，即使受到列强的逼迫，也是由于中国自己追求现代化的需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变迁，总是以内部动力为根据，以外部动力为条件。

文化的时代性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反映了人类文化的个性。张岱年、程宜山两位先生说：“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这是一般；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各具民族特点，这是特殊。同一时代同一民族有表现其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这是一般；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又有表现其不同阶级、不同党派的不同心理的两种文化，这是特殊。”[11]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国际化、人员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出现文化的国际化和民族化冲突的问题势所必然。一方面，通过国际交流，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另一方面，每个民族又都企图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不被其他文化融合、消弭。特别是那些弱小民族，时时感受到强势文化的逼迫。某些强权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全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不断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宣扬为最先进的文化。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受到各民族的强烈抵制，也不利于真正的国际化。文化的国际化，不是用某一种文化来取代所有的文化，而是各种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使各自的文化更加繁荣和发展。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优点，也会有缺点，要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有人讲，在当今世界，文化越具有民族性，就越具有国际性。这是说，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文化中，但又总想了解别样的文化。例如，外国友人到中国来，绝不会去看世界公园，而是要去看长城、十三陵、秦陵兵马俑，因为这些地方更具有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当然，这里说的文化的民族性，是指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色，而不能以国粹主义来理解。正因为这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会把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文化的传承和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关于文化的传承和演变的理论主要有三种：进化、播化和涵化。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文化的发展是逐步积累、不断发展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这种理论强调了文化传承和演变的时间形式，是文化发展的普遍的、历史的原则。

所谓文化播化，是指文化是通过人类的交往联系——贸易、战争、迁徙等活动传播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强调了文化传承和演变的空间形式，也是文化发展的区域原则。

所谓文化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通过冲突、融合，双方都会有所变化，出现一种交叉渗透的局面，最后经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调整，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这也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人们对文化传承和演变的认识各异，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

进化学派，以英国的爱德华·泰勒、美国的路易斯·摩尔根为代表，强调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和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又称“单线进化论”（古典进化论）。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新进化论”，即“多线进化论”，这一学派不承认存在人类各种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和普遍规律。

播化学派，以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拉第尔和弗里兹·格雷布内为代表，主张“文化圈理论”，把文化圈看作一个实体，并认为这个实体是以其发源地为中心，再扩散到世界广大地区的。这一学派过分强调了文化的空间转移。

社会学派，以法国的埃米尔·迪尔克姆（又译“涂尔干”）和马歇尔·莫斯为代表，认为人类文化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环境。文化就是社会的集体观念，因此要用社会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文化。

历史学派，以美国的弗朗兹·博厄斯为代表，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的动态研究”，主张“文化独立论”，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生物的、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影响，它们都是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人类文化的发展是非规律性的。

“文化相对论”，又称“价值理论”，认为各民族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绝对的评价标准。

功能学派，以英国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等为代表。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总体，总体由各部分组成，各部分有自己的特殊作用，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功能。

此外，还有心理学派（弗洛伊德）、结构主义学派等[12]，这些学派各执一词，各持一端。其实，各种文化的传承和演变都要经过进化、播化和涵化的过程，这就是普遍规律。各种具体文化的演变过程又各不相同，各有自己发展的道路和特殊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们对教育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的认识。

文化发展的基本环节

文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十分复杂，但离不开传递（transferring）、选择（selecting）、发现（finding）、创造（making）这四个基本环节。

传递，就是将已有的文化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延伸，以期在将来保存其文化，同时在不同的地域扩大其影响。其中，时间上的纵向传递是形成民族文化传统的最直接的因素；横向传递则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交流，使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传递本身并非创造，但传递过程也不是机械地移动。传递的内容必然会受到传递主体和环境的影响，或增加些什么，或失掉些什么。传递还可做这样的区分：主文化的主体主动向外传递；客文化的主体把它传带到客文化地区去。例如，基督教文化的扩张，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主文化的主体）主动地把基督教文化传递到世界各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制陶、养蚕等技术传播到欧洲，有些是中国商人（主文化的主体）自己传过去的，有些是欧洲商人（客文化的主体）带过去的。不论哪种传递方式，文化的传递总是和文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

选择，是指文化的主体根据时代的要求和自己的需要在传递已有文化或吸收异质文化时强调或者增加一些东西，贬斥或者舍弃一些东西。传递与选择是分不开的，传递过程中必然会有选择。例如，儒家学说经过董仲舒的选择、朱熹的诠释，已与原始儒学有很大的不同。又如，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各种议论，其实就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认识和选择过程。今天我们说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选择，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优秀的部分发扬光大。文化的选择总是受到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制约。除了物质层面的文化产品以外，制度、观念等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形态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一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也总要选择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制度和观念。适应其需要的就被保留下来，甚至发扬光大，不适合的就被淘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董仲舒的独尊儒术都是一种精神文化选择；乾隆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做了充分的筛选工作。即使是物质文化，也有一个选择问题。不同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会产生不同的要求，对原有的物质产品就有一个选择和淘汰的过程。文化选择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对自己文化的选择，这就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另一种是对异质文化的选择，这就是引进和融合。选择的方式也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由统治集团明令禁止或倡导发扬。例如，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推行的汉化政策，就是自上而下的文化选择。二是自下而上的，先在民间流行，然后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最终被全社会接受。例如，西学东渐，开始是传教士在民间悄悄传播，然后逐渐影响到朝廷。可以说，没有选择就没有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发现，是指挖掘和利用已经存在的但未曾受到注意的文化。发现分为两种：一种是时间意义上的，指对过去的文化进行发掘和利用。例如，我国汉代古文学派就是因为在孔子故居的夹壁墙里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而兴起的；考古发掘也是对文化的发现；还有今天的各种研究，如敦煌学、红学、鲁迅学等，都是在做文化的发现工作。这种发现可以使民族文化大放异彩，同时促进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通过对古希腊文化的发掘而兴起的，最终形成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传统。发现的另一种含义是空间意义上的，指对异质文化的发现和吸收。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的、主动的；另一种是消极的、被迫的。前者如佛教东传，被中国文化吸纳；后者如清末的西学东渐，经过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人逐渐发现西方文化的先进。文化发现总有一个过程，而且它总是和文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

“四库全书”，丛书名，成书于清乾隆时期，收书3 460余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基本包括了清乾隆以前的中国古籍，堪称繁富。

创造，是指建立前所未有的新质文化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包括具有起始意义的创造（或者叫原创），以及在一定文化基础上的再创造（或者叫改造）。无论是原创还是再创造，都离不开原来的文化基础。因为创造的主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不能离开原有的文化基础，在文化的真空中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来。列宁曾经在十月革命后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企图否认无产阶级在创建社会主义文化时必须利用过去的文化遗产。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3]

就我国而言，中华文化的创造和奠基时期是先秦。考古学的材料证明，我国早在约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就产生了华夏、东夷、南蛮等文化派别，创造出具有很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文化思想；至周代逐步建立了宗法制度和礼制，并在我国维持了几千年。时至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中华文化进入了辉煌的创造时期，中华文化由此确定了其基本走向。由中华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必须首先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当然，文化不仅在奠基时期需要创造，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创造，即在一定文化基础上的再创造。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集体，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内容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例如，中国的民乐就是吸取了很多民族的音乐元素而成的；中国妇女穿的旗袍，本来是满族的服装。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已经吸收了许多西方文化的精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文化的指导，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改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创立起了中华民族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更加灿烂夺目。总之，创造始终是民族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环节。

如果说传递和选择大体上是属于保存文化的环节，那么发现和创造则应属于生产文化的环节。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这四个环节，并且它们不是按顺序进行的，而是交叉前行的。

文化的内涵和构成

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包括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制度等。学术界对文化的构成有多种分类。一是二分法：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或者分为观念与实体、外显与内隐。二是三分法：物质、精神和制度，或者分为物质、观念和关系。物质文化是指人们在从事以物质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是征服自然界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关系文化是指人类在创造过程中所接触和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贸易关系、公私关系、国际关系、民族关系、政权关系等；观念文化是指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性格、哲学思想、观念理论、文化理想和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等。[14]三是四分法：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15]

张岱年、程宜山两位先生采取的是三分法。他们说：“在我们看来，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第二层是实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它既包括像哲学家的著作、文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类的‘物’，也包括科学技术物化形态的‘物’，即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风俗，是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16]庞朴也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物的层次（物质的层次）、心的层次（或叫心理的层次）、中间层次（心与物相结合的层次），但是解释有所不同。庞朴以看电影为例子，把放电影的硬件部分称为文化的“物的层次”；电影宣传的思想、主题及电影院的管理制度称为文化结构的第二个层次，即“心与物相结合的层次”；看电影的人的审美情绪、审美观点、价值判断等为文化结构的第三个层次，即“心的层次”。[17]四分法是把风俗、习惯等从制度文化中分出来，称之为“行为文化”。从文化的质素来分，还有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分。我认为，不论文化包含哪些内容，对文化的构成如何划分，有一点是特别要关注的，即文化的人文精神。文化是人创造的，同时文化又创造着人，人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因此，要特别重视文化的人文精神。失去人文精神的创造成果，不能称之为文化，或者只能称为“垃圾文化”“文化渣滓”，如人类创造的赌博机器，以及宣传暴力、色情等内容的作品和信息。

我们下面讲到的文化主要是指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也涉及部分制度文化，因为思想观念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密切。不是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不重要，也不是说它们没有影响到教育的发展，而是相对来讲，思想观念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最深刻、最长远，所以要着重研究。由于精力、水平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本书也只能涉及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