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和今后的任务[1]

在我国近代，学习外国教育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逐渐有所发展，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有一部分代表封建大地主的地方军阀官僚向买办转化，要求办“洋务”、兴“西学”。虽然遭到封建贵族顽固派的反对，并于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完全破产，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的威胁下，顽固派也逐渐地接受了一些洋务派的意见，在封建统治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改革，办起了一些新学校，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就带回了一些西方的办学思想。例如，容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回国后成为改良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中国要想独立富强，就应当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其他如梁启超、严复等都曾介绍过外国的教育经验。严复还翻译了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斯宾塞的《劝学论》（即《教育论》）。在义和团运动前后，国人从日本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有关日本和欧美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如1901年由湖北教育部门编辑的《师范讲义》4册，就详细介绍了德国、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各级各类教育制度。1902年，白作霖还从日本翻译了《各国学校制度》等。这些著作对清末废科举、建立新教育制度影响很大，但是，这个时期还不能说有什么比较教育的研究。

真正开始比较教育的研究是在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觉悟到，学了几十年的西学，办了几十年的新学校，国家依然如故，文化教育仍旧落后，中国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教育也需要走俄国人的路。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2月北京《晨报》上提出劳动教育问题，主张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以后在《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的专栏里，又陆续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革命的俄罗斯学校和学生》等文章，报道俄国教育的情况。另外，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中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大众教育在劳苦大众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以封建买办阶级为另一方，也在竭力推销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教育思想。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继杜威之后，孟禄又于1921年9月来华讲学，宣传“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以后美国教育家麦柯尔、柏克斯特和克伯屈等都先后来华，对当时的中国教育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这个时期，由于国际交往的频繁，我国开始有些学者从事比较教育的研究和教学，并出版了一些书籍，如1929年出版了庄泽宣著的《各国教育比较论》；罗延光和韦懿曾把美国比较教育家的《比较教育学》（1933年版）译成中文，作为大学教科书；罗延光还著有《最近欧美教育综览》。常守之是一位热心研究外国教育和比较教育的学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先后编著了《比较教育》《各国教育制度》和《德法英美四国教育概观》等书；钟鲁斋教授著的《比较教育》（1934年）在大学丛书里享有盛誉。上述比较教育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于比较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完全排斥了对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比较教育学这门学科也就停止了研究和教学，直到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才又重新重视对外国教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都相继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出版了《外国教育动态》杂志。但是这个时期还属于积累资料的阶段，还没来得及开展比较研究，“**”就开始了。教育科学遭到了严重破坏，更不用说比较教育了。“**”以后，张开眼睛，放眼世界，我们发现自己在文化教育上与世界各国的差距拉大了，重新感到比较研究外国的教育刻不容缓，这门学科又重新被放到高等教育的课程表中。但是，几十年的停顿使我们感到起步的艰难。为了建设一门科学的比较教育学，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第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比较世界各国的教育。比较教育学这门学科在西方已很发达，研究的方法也渐趋科学。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西方比较教育学这门学科还没有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世界教育现象的分析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不可能真正揭示当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例如，对战后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爆发性发展和近年来出现的教育危机，他们就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有些比较教育学家一方面吹嘘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教育的“繁荣”和“民主”；另一方面故意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成就。他们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时，不敢分析过去殖民地国家文化落后是帝国主义掠夺造成的结果。他们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比较教育学，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改造这门学科，创造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要认真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由于研究工作中断了几十年，我们对外国的教育了解得很少，资料极不齐全。近几年来虽然许多学者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但了解表面的、局部的现象较多，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还很不够，因此，需要下一番功夫做细致的调查研究。首先从书面资料着手，然后结合实地考察，把实地情况和书面资料对照研究。为了进行几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先要把每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它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摸清楚。因此，比较研究要和国别教育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把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把问题分析得透彻。

第三，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范围。《比较教育》一书主要比较研究了六个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但是作为具有国际性的比较教育学这门学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六国教育只能代表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类型，而当今世界无论从国家的数目来说，还是从人口的多寡来说，大部分属于第三世界，它们的教育的发展关系到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人类的未来，但是，我们过去对第三世界的教育了解得更少，也可以说是比较教育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填补这个空白，就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第四，比较教育研究要向纵深发展。《比较教育》一书只比较分析了六国的教育制度，也只研究了教育的宏观世界。要探索教育的规律，还要深入教育的微观世界，深入比较研究各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开展这项研究，需要从事各种教育的专家来参加才能办得到，因此，比较教育的研究不能只是少数人去做，每个学校、每个专业的教师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开展这种研究，建立各种比较教育的分支。

第五，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增长知识，扩大眼界，从别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找到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点，作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借鉴。因此，我们不仅要比较外国的教育，而且要把外国教育和我国的教育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出适合我国情况的教育经验，供广大教育工作者参考。这项工作也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

（本文是作者为《比较教育》修订本所写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1] 原载《中国教育学会通讯》，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