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1]

一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社会活动。但是，从高等教育的功能来讲，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专门人才，而且要培养一批知识群体。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是影响社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知识力量。因此，大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就是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论他学的专业是什么，都应该在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有较丰富的知识，有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这就是人文科学教育的任务和作用。

人文科学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告诉人们，人类的文明是怎样产生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组织和发展的，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别人、人对自己应该有什么态度；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劣？什么应该捍卫，什么应该摒弃？总之，人文科学可以使人们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了解人对社会的责任。大学毕业生是社会中最有知识的人，他们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必须具备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和高尚的思想品质。

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从它一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时，就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地位。它们是最高学府，在政治上享有各种特权，在学术上处于垄断地位。各地学者云集于此，研究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积聚起来的哲学、科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遗产。他们学识渊博，毕业以后或成为教会的高级僧侣，或成为政府的高级官吏，或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们都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思想、学说，影响着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早期的大学生大多具有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时大学分科很粗。例如，巴黎大学最早只有四科：文科、法学科、医学科、神学科，而文科则是各科的基础。因此，每个学生都具有深厚的人文科学基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学的这种人文科学传统受到了挑战。工业化生产需要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于是培养技术专门人才就成为大学的重要任务，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就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学科开始分化，大学系科也随着学科的分化和工业产品的繁多而分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大学里占据了主要地位，人文科学被削弱了。

二

大学人文科学的削弱必然导致大学毕业生文化素养的下降。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了解，缺乏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他们知识贫乏，对人类的文化遗产知之甚少。这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很不相称，必然会影响他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的态度和策略，同时也使整个知识群体的文化素养降低，影响社会的发展。这种现象早就为许多学者所注目。他们呼吁加强大学中人文科学的教育。

人文科学教育的重要还在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容易产生技术至上的思想，似乎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固然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科学伦理问题。例如，现代科学技术送来了供人们享受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但由于人类滥用资源，使得地球的资源近于枯竭，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圈受到威胁。同时，由于物质享受而使得一部分人产生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从而产生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光靠科学技术是不能解决的，需要借助人文科学的力量。在人类思想史上，对于科学发展和道德进步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对立。一些人文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道德的堕落。他们把一切社会灾难都归之于科学技术。他们认为，由于科技发展造成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使人与客观环境失去平衡而感到难以适应，人与人之间的稳定联系被破坏，动**不安的生活使人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一切都导致道德的堕落。于是他们否认一切科学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利益。

但也有一种看法，即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他们把科学技术进步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观点逐渐有所修正。1945年，人类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原子弹在战争中的使用，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反思。人们看到，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一些科学主义者开始提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他们指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自然科学不引进人文科学就不能突破科学发展的局限。同时，人文主义者也在不断修正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并把人本主义的原则延伸到自然界，要求对自然界也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

我们认为，科技发展和道德进步是辩证统一的。第一，应该承认科技发展为道德进步提供了物质前提，科学对道德具有深远的影响。试想，当人类处于愚昧状态时，人们不论对自己还是对自然界都采取畏惧和神秘的态度，触犯各种图腾和禁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科技落后、物质贫乏、文化生活空虚是造成道德落后的重要原因。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道德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科技发展对人们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在从事科技活动中形成了组织纪律性、献身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维方式等，这都促进了道德的进步。

第二，道德也能够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活动中，道德因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工作者所具备的献身精神、追求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协调合作的精神以及尊重前辈和提携新秀等高尚品格都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和道德的进步不是同步关系。科学技术和它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力要通过一系列社会因素来作用于道德的发展，首先是通过教育和各种文化设施等，才能促进道德的发展。其中，人文科学教育就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它可以给人类带来利益，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困难，看科学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须结成联盟，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时代要求高等学校加强人文科学教育。

三

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需要加强人文科学教育。我国高等学校以往采取苏联的模式，除少数综合性大学外，学校分为工、农、医、财经、法律、师范等几大类，各校又分为许多系和专业。除各种专业开设几门政治理论课外，一些理工农医学校几乎没有其他人文科学的教育内容，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大学教育的文化基础。其结果是我国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对国情的了解，缺乏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缺乏应有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高尚情操。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有人可能会说，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地方，主要任务是进行专业训练，人文科学基础是在中学里打好的，无须再在高等学校里进行人文科学教育。我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固然，中小学要为人的发展打好基础，包括人文科学的基础。但是，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严密的逻辑顺序性，中学学过的代数、几何或者化学、物理的公式、定理在大学里可以不必再重复。人文科学更多地具有启示性、陶冶性。同样一部《红楼梦》，中学时代读它，可能只理解贾府盛衰的热闹场面；大学读它，却能理解到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许多文学作品是可以百读不厌的。

当前我国中学教育的现状也不得不要求高等学校加强人文科学教育。我国高中过早地分科，理科把语文、历史降到最低要求；文科也只重视语文、外语的教学，把历史课作为一门纯粹的知识课，一切为升学考试做准备，忽视了人文科学的教育作用。

我国大学生总体上是好的，他们生气勃勃、敢想敢干。但是还有必要加强人文科学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人文科学素养，使他们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更高的思想情操和更强的社会责任心。

四

人文科学教育应包括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领域。大学教育中除了公共政治理论课以外，还应该规定一定的学分，让学生选学以上几个领域的课程。政治理论课是重要的人文科学教育，它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它还培养学生对世界、对人生的理性认识。但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情感上、意志上培养和陶冶学生，使他们有丰富的情感、充实的精神生活。这就是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作用所在。最近我国高等学校拓宽基础知识的呼声很高。我认为，拓宽基础知识不仅应该指专业理论基础，而且应该包括人文科学的基础。

人文科学在大学里应该占多大比重？西方有的专家主张，大学生在人文科学方面所修的学分，一、二年级要占87%的时间。他们认为，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主要甚至仅仅是人文学科。这似乎有些过分，但确实应该在大学的最初阶段加强人文科学的教育。我认为，大学课程中应该有1/3的课程是人文学科，在大学低年级的比重应该更大。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大学。美国高等学校本科生课程基本上由3大类构成：普通教育课程、主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各类课程的比例基本上是1∶1∶1，即各占1/3。哈佛大学于1978年公布了《公共基础课方案》，要求全体学生都要学习“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哲学分析”“国外语言文化”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5个领域的基础知识，约占总学分的1/3。斯坦福大学规定了8个学科领域，所有学生必须从文学和艺术，哲学、社会和宗教思想，人类发展、行为和语言，社会过程和机构，数学科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7个学科领域中各选一门课，从西方文化传统领域中选一门系列课程（由3门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麻省理工学院要求每个本科生必须完成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中8门课程，每门课程9个学分，共计72学分。其他国家也相似。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校园文化是进行人文科学教育的重要课程：学校师生的学术活动是进行人文科学教育的有效的活动课程；校园环境的设计和气氛是进行人文科学教育的无形的潜在课程。这一切形成一个学校的校风。优良的校风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学校要认真地和精心地加以组织和培养。

【参考文献】

［1］符娟明：《比较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国家教委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处：《未来教育面临的困惑与挑战—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沈铭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当代发展的趋势—兼谈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6）。

［4］［美］威廉·詹·贝内特：《必须恢复文化遗产应有的地位》，金锵译，载《外国教育动态》，1992（5）。

[1] 原载《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