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汨罗江边

我真正的教育旅程，应该说是从湖南汨罗开始的。点击岁月的鼠标，我记忆的荧屏上瞬间就会呈现出一幕特别的画面。20年前，1995年，我在湖南汨罗市一中任教高中语文。

汨罗是历史文化名城，它和爱国诗人屈原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它的厚重久远来自它的平和蓄力，当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爆发就成为必然之势。那时，汨罗率先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引起了全国广泛的关注。10月的一天，学校领导通知我，第二天有教育专家指名要到我的班上跟踪听课。初出茅庐的我在喜悦中夹杂着一丝紧张，接受了任务。教学内容是文言文《石钟山记》，课已经备好了，当时教学设计的开放与大胆，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不过再改也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天，听课者如约而至，他们是《人民教育》记者梁友君、《湖南教育》杂志社社长胡宏文、记者龚鹏飞等一行人。我硬着头皮上，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的前提下，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和质疑，等于把课堂还给了学生——这样的课堂更关注动态的生成，因而也就更不好“控制”，这在当时简直犯了“大忌”。我将全文中心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大大地书写在黑板上；然后指着这个句子问：“大家对作者的观点有何评论？”

这一“问”不要紧，整个课堂“开花”了。

一位学生来了个“快速反应”：“作者强调目见耳闻当然不无道理，但凡是非要目见耳闻才能判断其有无吗？比如其他星球上有没有生物，这是无法目见耳闻的，难道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证实其有无吗？”

接着便有学生表示支持：“是的，对事物的认识不一定都要目见耳闻。比如化学、物理学中的很多微观世界就不能目见耳闻。再说，有很多目见耳闻得不到的科学发现，却可以凭借想象力得到，苏老夫子当作何解释？”

这时有人出来反驳了：“请注意，作者措辞是不能‘臆断’其有无。什么是‘臆断’？没有根据的判断。当时科技落后，苏轼能够‘知道’的根据只有目见耳闻。现在我们不需目见耳闻就可以通过高新技术判断外星球有没有生物，或验证科学发现——想象力成果也需要验证——而这些高新技术不正是目见耳闻的发展和延伸吗？所以作者的观点从本质上说是站得住脚的。”

这位同学的表述似乎无懈可击了，哪知有人又从另一个角度挑起了“是非”：“在作者看来，目见耳闻是最靠得住的。那么，‘太阳围绕地球转’的结论，正是人们天天看到太阳东升西落这一现象之后而得出的，但这是个极大的错误。目见耳闻就可断其有无吗？”

……

整个课堂，就像电视中播放的大学生辩论会一样，“正方”与“反方”激烈交锋，老师则起一些点拨、引导、归纳的作用。

课后，《人民教育》记者梁友君采访了我，问我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种教法。

“这位叫龚雄飞的年轻教师告诉我们，与传统教法相比，这种教法至少有两点优势：第一是从‘深度’上看，这种教法挑动了学生的‘疑问神经’，要质疑、解疑，就得斟词酌句抠字眼。老师‘告诉’他，他不见得‘听进去’了；他自己去‘钻’，往往更有力、更深。第二是从‘广度’看，传统教法中老师讲学生听，有的学生‘听进去’了，也有的学生没‘听进去’，有的只听了一半。现在以‘疑’激‘思’，发言的不发言的都被吸引到这场辩论中来，都在动脑筋，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向全体学生’的目标，首先从教法上就落实了。”

这段故事就记载在1996年2月《人民教育》和《湖南教育》同时推出的5万字长篇通讯《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探索——湖南汨罗市中小学教育改革12年写真》里。这篇通讯对中国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连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也因此到汨罗考察和指导，在全国掀起素质教育的新**。

湖南汨罗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素质教育的“发源地”。

我就是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教育探索的。一转眼快20年了。这20年间，我从湖南走到海南，从海南来到大西南，岁月流逝，可梦想依旧。我一直追问着自己：现代课堂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课堂的特质代表着教育的本质，课堂是彰显教育本质的靓丽窗口，追问课堂其实就是在追问教育。

我越来越理性地意识到，真正的课堂——

不是教师表演的大舞台，而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

不是个体学习的训练所，而是合作探索的主战场；

不是静态知识的解剖室，而是活动展学的自由区；

不是应试训练的主渠道，而是智慧生成的孵化器。

真正的课堂一定是学生的“活动场”、“情感场”和“思维场”，共同构成学习者的“生命发展场”。因此，我提出“学本教学”的基本主张，坚持课堂从“教师中心、讲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学习中心”的改革方向，以“先学后教、互助展评”为基本模式，比较系统地探索了“自学”、“互学”、“展学”的技术路径，并且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开展了区域性的大面积的改革实验，激活思维，诱导自学，先学后教，不教而教，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变成阳光灿烂、灵性生长、青春洋溢的舞台。

这样的课堂改革几乎就等于拉开了一场“教育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是以课堂变革为突破口的课程的整体改革的前战，体现了教育的发展趋势与理念高度。在我看来，教育精神、教育理念与教育特色正是通过课堂来表达的，当精神和理念表面的芳香散落后，学校真正的内涵就作为文化的根留在课堂上。

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常常感叹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从20多年的经历来看，只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还是可以从改变一个班级到改变一所学校，从改变一所学校到改变一个区域，甚至从改变一个区域到改变许许多多的点线面上的教育生态。为此，十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全国讲学近400场，为教育改革传播智慧和正能量。

如今，我正在重庆沙坪坝区大力倡导并大面积推行“学本教学”。看到身边发生的种种改变，我似乎感觉到冰河解冻、禾苗分蘖的气息，又似乎聆听到孩子们迎着阳光快乐成长的拔节的声音。这一切，会使我遥想起当年在湖南汨罗的工作经历。正是汨罗教育的滋养和培育，奠定了我教育思想的基础，形成我教育主张的基因，并给予我跃马扬鞭追求教育本真的精神力量。

汨罗，是我教育人生的起点，也是我教育追梦的开始。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我的老师徐龙。我一直认为，在人的一生中，不同时期遇到什么人，就像冥冥中上天注定的一样。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必然会留下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

最开始认识他，是在师范读书时期。他是我的语文老师，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看上去并无多少特别之处，但他只要一踏上讲台，顿时便光芒四射，在一大群师范教师中简直是鹤立鸡群。在他的课堂上，我犹如一尾自由自在的鱼游进了大海，尽情享受着语文的乐趣。

2007年11月在曲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家和诗人是一代年轻人的王冠和梦想，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刘银芝、余良伟就悄悄地做着这样不切实际的梦。徐老师却不断给我们鼓励，他认识作家韩少功，就给我们介绍韩少功的作品。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风吹唢呐声》这些作品，我都是在徐老师的推荐下阅读的；尤其是韩少功后期的“寻根文学”对我影响至深。徐龙老师特别喜欢我写的作文，常常会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朗读，无数个有徐龙老师的课堂时光因此而显得无比美好。

师范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成为湖南湘阴县城南乡中学的一名老师，任教初中语文。小山村的夜晚寂静而深远，于是，我把年轻的**和故土的情怀变成文字，一发不可收地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一篇《达老倌》发表在《当代作家》1990年第3期，另一篇《河东河西》发表在《芙蓉》1991年第6期。我都把作品给徐龙老师寄过去了。此后文学创作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后来也被吸收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

徐龙老师并没有因为我毕业而减少对我的关注，他一直都在关心着我的发展。1992年5月，我收到徐龙老师的一封信，他因为家在汨罗，已经回到汨罗市一中工作，希望我也到汨罗市一中任教，并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带上我发表的作品。

我在徐老师引荐下很快见到了汨罗市一中的校长罗林祥。罗校长以前是汨罗市文化局的局长，后调入汨罗市一中担任校长，系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因为有了徐老师的推荐和发表的两篇小说为媒介，我们俩一见面即相谈甚欢。他看完小说非常惊讶，说不相信那么老练的文笔和那么老成的文化思考会出自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之手，当即决定让我试教。

试教的准备时间非常少，中午备课，下午正式上课。我试教的课文是高中文言文《劝学》。我平时就比较喜欢文言文，尤其喜欢中国的诗词歌赋，算是打下了比较强的古文功底。这一篇《劝学》我几乎不费多少气力，一下子就理清了文章的思路并形成教案的立体框架。课堂上，我和学生们分享了《劝学》的基本思想，把核心问题留给学生讨论，随着和学生交流的渐入佳境，我竟然忘记自己是在试教。就这样，我被破格调入三湘名校汨罗市一中任教高中语文，和徐老师同在一个办公室，可以继续向徐老师学习。

刚到汨罗市一中的时候，我担任高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并任教两个班的高中语文。当时高一计划招生八个班，从175班到182班，四个重点班四个普通班。但最后由于很多学生都想挤进这所高质量的学校，不得不临时增设一个班级，这就是特殊的183班，我成了这个班的班主任。说这个班有点特殊性，是因为这个班级是普通班里后进生相对集中的一个班级，基础差的学生多，调皮的学生多，不容易管理。《吕氏春秋·孟夏纪·劝学》中曰：“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意思是，教师为人师表，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德行，才能得到别人由衷的尊敬。我比学生年龄大不了几岁，既没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德行，更没有显赫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不能依靠权威去管理学生，就干脆和学生一起商量怎么治理班级，制定了一套班级自治公约。我什么事情都和学生讨论，甚至周六的晚上怎么玩，学生想看什么电影，都和学生商量，和学生一起度过。可以说，我后来的“学本管理”思想在我对教育懵懵懂懂的时候就开始了朦朦胧胧地实践起来，难道这真是一种宿命吗？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把学生当成班级管理的主体时，学生主人翁的责任感被激发出来，班级的发展蓬勃向上，以至于两年后，183班各方面的发展都排在五个普通班的首位，几乎快赶上前面的重点班了。学校领导非常惊讶。在高三文理分班的时候，年级主任周俊发老师直接将我调到一个重点班（178班）当班主任，同时教高三年级一文一理两个重点班的语文。据说，这样的安排在学校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一年后，我任教的学生参加高考，其中文科班语文教育质量评价排名汨罗市第一。此后，从1995年到1999年，我任教的语文科连续5年获得汨罗市教育质量评价第一名，我被人戏称为“冠军专业户”。

在这一过程中，徐龙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指导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佩服徐老师的语文功力，他的语文课堂指导，常常显得高屋建瓴，着眼点很高而落脚点很低，既能做到知识当堂过手，更能在立德树人的追求中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一向枯燥乏味的语文课，在他神奇的点染下，常常充满了艺术的灵光。20年后，我见过全国不少的语文名师和教育大家，说句实在话，单论课堂教学水平，能够比得上徐龙老师的，我还没遇见几个。尽管他身上没有诸多的荣誉和头衔，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真正的“无冕之王”。他把我的教学起点一下子提高了很多，遇到他，是我的荣幸。

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尝试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在古老的汨罗江边，我执拗地以涛声为浆，驶向语文教育浩渺的水域，去苦苦寻找语言的生机。我一面窥知到语文作为一种文化本体飞翔的轨迹，一面又尝试去破译语言与生命对应的密码。我逐渐认识到，语言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更是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语言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和社会化的手段，语言活动是人类丰富自身生命的内在需要；并开始尝试建立起一种基于“语言·思维·思想”三位一体的“焦点式”教学操作范式。在探索中努力去追求理论的高度，而理论又指导我更进一步延伸实践的触角，二者形成了一个奇异的互动过程。

我的恩师徐龙先生

1998年，我参加岳阳市“素质教育课堂模式建构”教学竞赛。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我运用“焦点式”教学方式，以主问题为线索，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全班交流，充分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改变了学生被动的学习状态，受到岳阳市教科所高中语文教研员李真微老师的好评，获得全市一等奖。成功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阶梯，只有走好第一步，才能走向第二步。2000年10月，我又代表岳阳市参加湖南省首届高中青年教师优质课竞赛，地点在张家界市一中。我选择的课文是鲁迅先生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一篇难度比较大的长文。我的思路是：以问题为主线，以学习为主轴，以思维为主攻，引导学生展开争鸣和探讨。在面对某些观点的时候，我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者姿态来决定谁对谁错，而是进行适当的穿针引线，引导学生自己来决定。课堂上，学生的观点发生剧烈碰撞，学生们各抒己见，激烈交锋。我则退到一边，把课堂的中心交给学生。这样的课堂设计在当时是比较大胆的，我最终获得全省一等奖。

我的语文教学改革之路没有走偏，完全得益于徐老师的领航导向。在语文教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他都指导我作了比较开放的思考，比较自觉地摒弃了在那个年代几乎被视为“正宗”的“传授式课堂”，颇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记者梁友军曾经把我执教的文言文《石钟山记》写进1996年《人民教育》的第二期，即使现在回头去看20年前的这个课例，你依然会觉得它前卫与大胆。现在回忆起来，那其实就是“学本教学”理念萌芽和初步探索的阶段，虽然当时我的认识和思考还不是十分清晰，但对生根于本质主义的传统的教学文化，对热衷于标准知识、统一思维且总是以知识、技能的学习为旨归的课堂价值，对典型的师传生受的单向性传递方法，进行自觉地远离和变革。这一路上，徐龙老师都陪伴着我且行且思。

几年前，徐老师退休了。我每一次回湖南看望自己的父母，也都去汨罗看望徐老师。每一次见面，都觉得徐老师似乎老得更多了一点。这个当年儒雅智慧的男人显得颇有些沧桑和落寞。如果在大街上和徐老师擦身而过，他就像一个路人，丝毫不会引起你任何关注。他毫不起眼，淡定从容，普通到骨子里去。他没有与众不同的气质，没有奢华的装扮，看不到他身上灼灼闪烁的光环……但他对我来说，却带来弥足珍贵的温暖，犹如静水深深地流淌着，低调，婉转，默默地陪伴在我的左右。

我非常幸运。这一路上走来，遇到很多欣赏我，认可我，帮助我的人，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譬如当时汨罗市教育局的局长黄泽南。黄泽南局长是湖南慈利人，一口特别的湘西口音，说话时声如洪钟，斩钉截铁，底气十足。他仿佛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常常会照亮许多夜行者的眼睛，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因为他威信比较高，我们都叫他黄爹，并不叫他黄局长。在我的心目中，黄爹是一个大气磅礴的局长，也是一个坚持操守的教育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应试教育理念泛滥成灾，在这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势力的重重围困之下，黄爹并没有让汨罗的教育随波逐流，而是举起一杆素质教育的大旗，勇往直前。

记得刚调到汨罗工作的那一年，湖南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都出在汨罗市一中。这个精彩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媒体和全社会的眼球。重庆国光集团借机炒作，到汨罗来重奖高考状元。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件大好事，免费宣传汨罗教育，何乐不为？可是，这件事情却在黄爹那里碰壁了。他不赞成以任何方式来炒作高考状元，担心这样做会扰乱教育思想，误导社会舆论。9月初的一天晚上，国光集团在汨罗市影剧院举行高考状元颁奖晚会，邀请了国内一些影视歌星表演，还邀请了一些政府领导参加，导致小县城万人空巷。但黄爹无论如何拒绝出席，即使有人三顾茅庐，他也不为所动。他非常清楚自己内心深处坚守的是什么，其执拗的性格和傲岸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人品，注定了黄爹推进教育改革的坚定与顽强。无论遇到什么阻力，他都迎难而上，甚至面临被“罢官”的危险也毫无惧色，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孤独前行。这是成功者共有的某种特质。

2015年11月，浙江余姚市举办的为期两天的龚雄飞教育报告会

在汨罗工作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是，教育系统建立起了一套公平的机制。比如高中教师的教育质量评价，全市就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考评制度。每年教师节前夕，都要举行一次全市高中教学质量总结表彰大会。1995年，我教的首届高三文科班高考评价获得全市第一。教育局通知我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讲了什么，只记得黄爹亲自为我颁奖的场面。他神情肃穆地看着我，充满了期望和勉励，说：如果明年还拿第一，我继续为你颁奖。也许这不过是黄爹一句戏语，但却让我受宠若惊。于是我继续努力，第二年又登上领奖台，接受黄爹的亲自颁奖。我连续考了五年全市第一，黄爹就给我颁了五年奖，成为我教育生涯中的一段精彩故事。我因此和黄爹深深结缘，他从最初对我的了解，到熟悉，到欣赏，到最后成为事业上的知己。

在这样的教育机制下，无需送礼和人情关系，我逐渐脱颖而出。首先在职称评定上连连破格，从中学二级、中学一级一直破到中学高级，一路绿灯各种荣誉接踵而至，1996年，我被评选为湖南汨罗市“十佳青年”；1997年被评选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199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语文教师；1999年被评为湖南汨罗市“十佳教师”；2000年被评选为湖南汨罗市“模范教师”；2001年，当我被教育部、人事部评选为全国模范教师时，刚到而立之年，成为当时湖南省最年轻的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中小学素质教育》杂志以《擦亮夜的眼睛——记全国模范教师、汨罗市一中副校长龚雄飞》为题，以逾万字的篇幅专题报道过我教书育人的有关事迹。

其实，黄爹给予我最多的，还不是这些东西。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对教育的理解、认识和坚忍不拔的追求，是对教育的真诚、坚守和无怨无悔的付出。他系统设计教育大格局，面向每一类教育，面向每一所学校，面向每一个学生，面向学生发展的每一个方面，从而充分突出人的发展的公平性，构建、发展和张扬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他认为，教育的价值是关注人的成长、幸福、快乐，本质上是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一个人认识其生命的崇高与独特价值提供一种有效的建构，进而使其达到自我顿悟，最终能够赋予他的生命以使命感。他以自己二十年的改革实践诠释了一个道理：追求教育的真理需要有信徒和殉道者的精神；特别需要与疏远人性、脱离生命和缺乏诗意的种种弊端抗争，需要激活理性思维和狂放的生命力量；选择教育，就是选择一种使命、一种永恒的姿势、一种默默无闻的光明磊落的情怀、一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傲岸人格。

这些教育思想和人格魅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当拍岸而来的改革大潮把我推上湖南汨罗市一中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位置时，我竟然也可以胆大妄为地对很多积弊和传统势力开刀，一点也没有犹豫。我在实践工作中感悟到，靠教学上的掠夺式开采和纯生源优势来打造和支撑一所学校的品牌算不了教育的高境界。我认为教育首先关注的应该是“人”的本身，而不是被异化了的符号、工具和考试机器，高考升学只不过是“人的发展”中的一种自然结果，我把这种思想写成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关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与高考升学问题的思考》，发表于《中国教育学刊》1998年第一期，很鲜明地提出了追求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一流的教育质量和谐统一的理想。

“教育即解放”，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学会生存》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观点。为了构建一种解放学生的良性机制，我设计出台了学校教育改革的“三大工程”，即构建了“讲练互动，分层递进，整体优化”的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了“自由选择，自主活动，自我评价”的校本课程模式，构建了“以学为纲，动态为主，综合为本”的质量评价模式。尽管在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优化和完善，但三大模式的确立实际上是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系统工程。

我和黄爹的教育思想比较契合，认为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是课堂变革，把课堂变革视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我反感教师高高在上的传道式的讲解，在这样的文化浸染下的课堂里，学生成了被驯服的工具，成了对知识行跪拜礼的教徒。而“讲练互动、教学共生”新的教学文化就是旗帜鲜明地把学生的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放在中心位置，体现人的自然生长性与尊严感，既尊重教师的“导”，又要摆脱教师的“控”，追求“激扬”的文化，重点体现主体性意识的张扬程度和阳光程度，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张扬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在学习中建构，在建构中新生。我主持的这样一场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了教育质量，课题《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讲练互动、分层递进、整体优化”的素质教育课堂教学模式》2002年荣获湖南省教育厅科研成果一等奖。黄爹很支持我的改革。这一阶段，我其实已经开始了“学本教学”在一所高中学校的初步实践，尽管依然是模糊和经验式的探索，但一切都在努力中循序渐进地进行着。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告诫自己，不要因为已经获得的一些成绩而忘乎所以，不要因为得到一些荣誉而眼高手低，要远离焦躁，远离偏执，远离自命不凡。我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前山之路是儒，授我以使命，教我在社会人格中自我实现，以身践行；后水之舟是道，授我以忠告，让我在自然精神中自我修养，用心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