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学管理的尴尬境地

大学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的独特组织，目前面对来自环境的种种压力，如政府的强烈干预、财政的日益拮据、纳税人的不断抱怨，作为它自身文化个性与品格体现的传统大学精神与理念、组织的结构与制度化特征等，都成为人们所责难和质疑的对象。现代大学的种种举措更成为人们抨击的焦点，诸如人才培养质量滑坡问题、办学效益低下问题、学术规范、大学精神缺失问题，等等。大家不禁追问：大学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三个不满意”

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改革、大动**时期。大学规模急剧膨胀，校园建设方兴未艾，日新月异，科研课题和科研经费逐年攀升，学科专业与日俱增，教学改革花样翻新，行政管理推陈出新。校园内彩旗飘飘，标语横幅目不暇接。但是，在这一片繁荣的背后，大学却危机四伏，出现了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制度危机、质量危机和公信危机。[1]具体表现在：政府、社会、大学的“三个不满意”：其一，政府不满意。当下在国内，政府是高校投入的主体，是最大的股东，是大学的举办者（除一部分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外）。举办者认为大学忽视社会服务功能，理论脱离实践，办学效率低下，没有起到社会“加油站”的应有作用。其二，社会（家长、用人单位）不满意，认为校园到处充满商业讯息，教授只顾报项目、做项目、结题、报奖，无暇照顾学生。培养出的学生只懂书本知识，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弱；合作意识、社会责任感不足，质量滑坡，毕业生就业率低、缺少公平意识，等等。其三，学者们（教师）不满意，认为当前高校自主办学地位不足，行政化、官僚化严重，缺少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去行政化”呼声强烈。在社会逐利大潮的影响下，大学出现了与社会价值取向一致的一波又一波的发展热潮，“升格热”“改名热”“建设热”“合并热”“扩招热”，等等，社会政治可以说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主导了大学的发展。而大学从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角色，蜕变为名副其实的社会的奴仆和工具，成为没有方向、没有灵魂、没有品格、没有精神的流浪者。大学逐渐失去了“海上之灯塔”“社会之明灯”的社会精神家园的作用。

二、“三个烦恼”

大学校长难当。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的就职典礼上，詹姆斯·豪顿（James R.Houghton）曾比喻校长这把交椅：“有传言说，这可是现世中最不舒服的一把椅子。”[2]

1.校长的烦恼

受到多种力量的挤压，在夹缝中生存。他们需要承受四种力量的挤压：办学的政治压力、教授推崇的学术自由压力、功在千秋的育人压力、学校赖以发展的经济压力；他们需要扮演政治家、经济家、教育家、思想家的多重身份。校长的这种多重身份，使其人格常常处于分裂状态。其一，在我国现行的大学体制中，大学校长是作为教育行政官员设计的。他们在国家的制度性定位中并不是需要确定大学发展方向和大学精神维护的教育家、思想家，而只是上级指令及决策的执行者。其二，校长名义上又是高校所有师生员工的代表，其治校取向应该反映教师及职工的价值取向和要求。然而在现实的大学活动中，校长往往重视的是如何落实上级的指示，满足上级的各种要求，其职能主要是维护学校行政组织及其决定的权威。而长期的遵命和服从习惯，使有些校长的思想变得粗糙、麻木、矛盾、浮躁，他们长期在应付上级、追求发展、保持清白等各种相互矛盾但又互相联系的繁杂事务及会议中活动。他们一方面要面临各种世俗力量的冲击；一方面要应对各种利益的**，及各种制度性压力，其人格常常处于分裂状态。作为大学的负责人，他们承担着培育学生高尚品格的责任，因而在大学内部的各种会议中，校长们都是以道德教育者和示范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在这些场合的身份是道德楷模和人师。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比如在布置各种追求政绩的会议上，在应对上级检查的会议上，他们又往往成为形式主义、学术腐败、庸俗风气的推动者和导演者。[3]

无论在当今的国外大学，还是时下的中国高校，基于国家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均会出现两难困境：若是放弃高校自治，校长便受困于政府的行政窠臼；要是抱守学术自由，校长就受制于教授的学术威严。由此有人宣告洪堡模式的终结，虽然下这种结论为时尚早，但至少在当下特定的历史境遇，在学术力与行政力的对峙下，大学校长难以左右逢源，只能在高校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夹缝中生存。[4]

2.教师的烦恼

学术自由的空间受到行政的挤压。“教授就是大学”，口号很响，和时下相去甚远。在日益膨胀的行政化、市场化弥漫大学校园的今天，作为势单力薄、最为基层的大学教师，无力防止和抵制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对自己学术理想的侵蚀。在呼吁、呐喊无果的情景下，有相当多的教师选择了回避、消极适应的态度。教师权利的萎缩也是其教育责任的萎缩，而教育责任的萎缩将使大学的文化生态萎靡。如此，一些教师将会视教育工作为谋生活动，知识的创造工作将会停滞，知识的传授工作也会变得教条和机械。一些学生在缺乏生动及鲜活知识和文化的校园中学习，其大学目标将会降低为追求文凭的活动，应试教育的学习方式从中学延伸到大学，成为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没素养的高级技工。大学则由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加油站，由人类理性精神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蜕变为出卖文凭的场所。然而，大学应该是神圣的、高洁的、尊贵的，大学的社会批判使命，大学为社会提供文化成果和道德启蒙的职责，大学引领社会文化的功能和意义，是不容忘却的！[5]

3.行政人员的烦恼

教师排斥，主管领导居高临下，自己自信心不足。“高等教育的文化对管理人员并不友好”。[6]高校教师们认为，行政工作是非专业性工作，人人都可以做，是做不了专业人士的被迫选择，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是“外行领导内行”，教师从心里排斥行政工作，当然也包括行政人员。当下，行政人员处于被排斥在“专业人士”之外的尴尬局面。而在内部行政过程中，科层体制明显，上下级关系等级分明，行政主管领导往往居高临下，和大学的民主文化、包容精神格格不入。在此状况下，行政人员本身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自己的工作定位，工作价值难以体现。纠结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教师认为行政干预了学术，行政应该让位于学术；而行政领导（或政府）则认为，大学惰性太强、太保守，教授太理想化、太散漫，需要加强管理，需要提高效率。然而究竟谁是谁非，应该听命于谁，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二，大学行政人员本身也很迷茫、信心不足。比如，管理在大学处在什么地位，管理是不是科学，管理有没有规律可遵循，很多行政人员不清楚自己的工作定位是什么，行政工作到底属不属于专业工作，行政人员怀疑自己是否属于专业人才，等等。

反思：是哪出了问题？

大学，这个大众关注的焦点，“战争地带”，时下存在着政府、社会、大学“三个不满意”，校长、教师、行政人员“三个烦恼”，我们反思，大学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大学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政府的管理定位问题还是大学的办学方向问题？是教师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还是大学行政有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问题还是长期存在的体制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研究思考。

[1] [美]罗伯特·波恩鲍姆著，毛亚庆等译.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2] 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N].中国青年报，2007-12-19.

[3] 王长乐.大学校长现象形成的复杂性原因[J].现代大学教育，2008（2）.

[4] 大学校长在高校自治与学术自由夹缝中生存.中国青年报，2008-11-27.

[5] 王长乐.大学校长现象形成的复杂性原因[J].现代大学教育，2008（2）.

[6] [美]罗伯特·波恩鲍姆著，毛亚庆等译.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