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着比较繁重和紧迫的任务，要以培养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各个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要尊重教育规律，努力创新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制、培养模式，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教育体系是由各级各类正规与非正规教育机构所组成的教育系统，是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主体。现代教育体系是指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相适应并能够满足和支持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事业发展需要的教育体系，是充分地体现教育现代性特征的教育体系。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该体系从性质上说，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必须坚持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构建具有上述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光荣的事业。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任务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官学系统，汉代以后则形成了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体系，隋唐之后又出现了“书院”这种特殊形式和特殊性质的教育机构，加上整个封建社会一直重视的“社学”，构成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担负着为历朝历代培养人才和进行社会教化的功能，为传统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个以整个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传统教育体系日益显现出它的不适应性，引发政府内部和社会各界的不满，系统的教育革新势在必行。晚清政府颁布的1902—1904年学制、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颁布的1912年学制、1922年由一些留学归国学者所主导的学制，都是这种革新努力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著名教育家所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科学教育运动”以及“道尔顿制实验”等形形色色的教育实验，也是从实践方面探索现代教育的性质、功能、体制和培养模式，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社会对现代教育的认识，但那时候还远远谈不上一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不断从理想变为现实，并通过改革不断完善。1951年新学制的颁布，体现了“学校向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根本价值方向，建立了包含普通教育、干部教育、工农业余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新体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1961年通过的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和高等学校工作六十条，为那一时期国家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保障了“**”之前整个教育工作的质量。“**”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结束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教育教学秩序得到恢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建设重回正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要求坚决破除教育体制中不适应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障碍。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更加明确地提出，教育事业要“增强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走出教育发展的新路子，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奠定基础”。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再次强调指出，“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进入21世纪，国家更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建设，多次提出要加快教育现代化，构建以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一次规划纲要再次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的新概括和新规划。

（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新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非常曲折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几乎是在外部的船坚炮利的强迫下以及丧权辱国的屈辱下开始自己的现代化历程的，带有比较浓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色彩，受到外部不良国际环境的种种制约和牵制。19世纪下半叶，晚清政府洋务派所开展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派所开展的维新变法，尽管极力主张引入西方的技术、制造、文化甚至是制度因素，但是从大的原则来说，还是以不威胁封建统治为前提的。那时的现代化运动可以说是“带着镣铐跳舞”。辛亥革命以后，尽管国民政府将发展工业、富民强国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最终使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救亡与图存的紧迫任务打断了本来就非常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一波三折。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技事业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改善。但是，好景不长，“**”期间，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出现了明显的停滞甚至是严重的倒退。“**”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建设**，“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使得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保持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社会总体稳定、人民群众自由和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世界奇迹。当前，我国正处在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期，相信有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和雄厚基础，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一定能够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教育的支持，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也需要教育本身的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最深厚的动力就来自新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关系，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论述。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8]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各行各业必须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尊重教师及其创造性的劳动，不拘一格地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还明确地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9]。三十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国际上说，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政治上的全球治理与对话、经济上的全球相互依赖和竞争、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全球传播与碰撞、科学技术和全球问题领域的全球合作等因素都在不断地，然而却是有力地改变着国际秩序；从国内来看，一方面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生态危机、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等因素的挑战。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战略性课题。要想很好地完成这一课题，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无论是应对全球化的种种挑战也好，还是提升整个民族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罢，最终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离不开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的和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源于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客观需要。

（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两者缺一不可，反映了公共教育的民族性。早在18世纪，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在《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文中就指出，“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国民教育的共同体系不论是从实际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是不存在的，因而俄国的教育学不过是俄国的教育理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教育体系，因而一个民族借用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是不可能的。其他民族在教育事业中所取得的经验，是所有民族的宝贵遗产，这就同世界史的经验属于所有的民族是一样的道理，不能按照其他民族的模式生活，不管这种模式如何具有吸引力；同样，也不能按照别人的教育体系进行教育，不管它是如何严整，如何经过周密的思考。在这方面，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检验自己本身的力量”[10]。20世纪上半叶，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学校教育诸多事务上也反对“仪型他国”，反对“洋八股”，主张在辩明中国进步需要的前提下，自主开展教育实验。他千辛万苦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就是20世纪中国教育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光辉范例，既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教育理论，又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上儒家所提出的知行学说，也结合当时社会实际进行了创新，像他提出并实践的科学教育、民主教育、抗日教育、社会教育等思想都极大突破了传统上知行合一的范围。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时，也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并且符合中国实际、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一直是中国千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育学人的不懈追求。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在教育目的、办学体制、管理机制、培养模式、评价方式等方面都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及时总结和继承这些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中国经验，是继续推进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竞争力的重要工作。

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就要求在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时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教育规律，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既要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盲目照搬照抄国际上成功经验的激进主义，又要反对闭目塞听、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态度，还要注意克服不了解实际，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本本主义。激进主义往往有很高的道德姿态，打着改革的旗号，喊出很漂亮的口号，过分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强调国际教育改革经验的普遍有效性，却不愿意考虑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教育改革创新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简单操作，盲目冒进，到头来经常事与愿违，交出了很高昂的学费。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往往有相似的价值立场，但是对于教育事实的判断与激进主义大不相同，总是过于强调原有教育体系的优点和特色，看不到原有教育体系存在的种种不适应性，害怕改革，抵触改革，夸大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对于学习国际上先进的教育改革经验缺乏热情。本本主义就更不愿意考虑实际需求，力图用书斋里生产的理论来裁剪和规约丰富和生动的教育实践，动辄对教育实践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进行责备，散布一些教育改革的悲观和失望情绪，对于教育改革创新毫无益处。所有这些，都与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包括教育国情出发有关。当然，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建构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并不等于要反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过分地强**育改革对于特殊社会条件的依赖性或依附性，甚至于说用教育体系的民族性来为教育体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做辩护。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建设不拒绝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教育思想、制度、模式与改革经验，也坚决反对在教育体系改革与创新方面形形色色的唯条件论，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体精神，尊重教育实践工作者的首创精神，并将这些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得以建立和不断完善的重要条件与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