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年学生：躁动与求变

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学生，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和躁动心理交相作用，不安分是普遍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新时代的来临不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强烈期盼着现实的改变，哪怕为此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前景也未必清晰。

两湖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1886—1967年，原名鼎元，又名继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自1906年入学，已经住校五年，这样长时间离家读书，令这位26岁的学生早已身心疲惫。辛亥年暑假，是这一期预定毕业的时间，但是朱峙三还是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比他晚入学读理化学堂者“俱已毕业充教习，且获奖给出身矣，思之忿然。”[38]加上家里负担重，母亲常常询问其何时毕业，令他感到读书成了一件苦事。这样的心态在集中住宿的同学中相当普遍，“心理厌恶住学堂太久矣”。（235）学堂中开设的课程，他觉得索然无味，每日“照单上堂，兴趣极少。”尤其厌恶经学课，认为与世界大势不合，如同“王莽复井田”。算学他不喜欢，每以为苦；教育学先生“讲不动人。看讲义人人能懂，何用讲为？”（235）官话讲《圣谕广训》，未免陈腐，而且先生也讲得不纯粹；簿记讲学理，不足听；体操课则学生皆不愿擦枪，堂中雇二士兵代劳。连学无止境的国文课也因为先生不会讲，“听者甚少。点名后，人人悄悄下堂，彼不管也。”（242）个别同学虽未退席，也是在看别书。只有图画课因先生教法甚好，差强人意。而日本教习教授的化学、物理学，则因为朱峙三对试验有兴趣，并有志于将来教化学，所以不无兴致。至于校方主政者，在朱峙三看来只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故意一再延长学习的期限，因而更加痛恨现实现状。

对学业不满，转而关注时局，而对时局的担忧又使得学业更加令人生厌。作为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武汉学界早已是“革命思潮一日千里”。（190）各学堂学生阅读革命书报者极多，不仅订阅《民呼报》，还从东京寄来《民报》，尤其关注各地反清起事和暗杀的消息。同学们常常谈论反清革命的话题，并有文学社社员居间联络。作为革命情绪日益强化的表征，不顾官方禁令，剪去发辫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学生为《中西报》、《公论新报》、《大江报》等报刊撰写论说，讽刺抨击时弊。“革命风潮不久必起”，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清廷组织皇族内阁，“以伦贝子、振贝子诸年少亲贵握大权，仍视汉人如奴隶。强邻四逼，欲以假立宪以缓和民气，乃速其亡耳。”（238）

应对学生的动向，当局举措各异。有的学堂剪辫者多，只能听之任之，有的则欲开除带头人，杀一儆百，迫使学生具结再蓄发。为了防止校方官府的压制，学生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投稿报馆用别号或是秘密方式，传阅革命书刊实行登记制。在各种地下管道的联系作用下，学界暗中传递的消息有时比公开媒体来得更加及时。三月底广州起义，四月初四沪汉各报才刊登报道，而武汉学界即时获得消息。朱峙三于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一日连续记载：“今晚邢伯谦自外归，述广东不日有举动，他在杨玉如家开会所得的消息。”“昨闻伯谦，今午问鸿勋。他云广东似有紧急，但不知能胜利否？如不成功，杀一孚琦有何益处。”“午饭后，肖兴仲来会予，云昨得沪息，广东有剧变，但不详内容如何。”（237）

不过，思变时期倾向革命者的所有言行未必皆有革命的成分。朱峙三为《中西报》写论说，发表意见评论时政之外，也不无赚取稿酬的盘算，借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增加个人的财力。同时他还仿学张裕钊等人字画，为人书写手卷、册页、大联、中堂，卖字得钱，以备急需。“廉卿书法，眼浅之古董家鉴别不清。予有此一笔收入，较之向报馆做论说，不操心者相去天渊。”（236）连日本教习也转托他写对联50副，“要书张裕钊下款带回国送人，每副出大洋一元。予拒之，一因彼为予之教师。日本著名文学家冈千仞，年五十余来华从张裕钊学，及宫岛栗香遣其子彦自北京而鄂垣，而襄阳，而关中，相随数千里，八年之久。彼等归国后，宣传廉卿先生文章、书法，盖早已誉满东京矣。既廉卿先生得名在先，予将来自有可传者在，何必蒙他人之名耶？予写以骗好古董者则可，此举则万万不可。予不受其五十元之笔资，嘱文卿婉拒绝，免彼竟向予索书也。”（245）50元对于朱峙三而言绝非小数目，武昌起义爆发前，他由报馆笔资和卖字润金所得总共不过20余元，不仅足以应变，而且能够资助几位同学。则摹仿字画也要取之有道。

叶绍钧（1894－1988年，后名圣陶，字秉臣，江苏苏州人）所在的苏州学界，整体而言革命势力的发动和组织程度远不如武汉，但是通过阅报、演说、观剧等形式，青年学生对于清政府和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于变革的期待同样强烈而迫切。除了从零售摊购买《东方杂志》以及阅看学校订购的报纸外，叶绍钧还与几位同学合资订阅一份《民立报》，“令送报者按日送至校中”[39]。不久《民立报》馆失火，叶绍钧大感惋惜，“诸报中‘民立’为有气，今被火，岂天亦欲斯民之无气耶？嗟嗟。”（14）10天后，《民立报》复刊，叶绍钧以其“卷土重来，煞是可喜。”（16）

具体而论，叶绍钧就读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即草桥中学，教职员的思想不但开通，而且激进，因而小环境甚至优于朱峙三就读的两湖总师范。监督（即校长）袁希洛是同盟会员，国文教习胡石予是南社诗人，他们常常在演讲、授课和课后交谈中随时启发学生的反清革新意识。二月十五日（3月25日），为该校成立五周年，师生集会纪念演讲，前任监督蒋韶九演说学生个人、公立中学和中国之将来，“说到末层，语更恳切，同学中竟有堕泪者。”继而胡石予登台，“即续蒋先生之意，语亦激烈。谓人有中蝮蛇之毒而割其臂者，我国现在此时此地，亦正当割臂之是务，须坚忍，须耐劳，即至万不得已，我江苏省亦可自成一独立之国，断不可坐而待毙。说完，拍手之声振动玻璃之窗。”（15-16）暑假后开学的训话会上，袁监督谈及“近今之危势，谓‘非武实不足以存。夏间走京师，观乎政府之种种丑态，益知此辈更不足恃，所恃者唯如诸君之少年耳。诸君切记，宦途不可入，虚荣不可慕。’”（27-28）

寻常讲课，教师们也随时启发灌输民主意识，如法制课讲人民与臣民的分别，“臣民者，服从人之民，而人民之权利有不能尽享者也。吾人三百年来，代代做臣民，故亦习惯而不以为怪，然大有弊在。苟一旦人瓜分我，而心中生一同一为臣民之心，则完矣。必心中有一必为人民之心，苟有不令我为人民者，我仇之，我杀之；我人苟有一人在，则必不令人臣民我，如是方无负为人之天职也。”（20-21）叶绍钧服为精论，特于日记中详细记录。

报刊和教师的宣传讲授，使得学生的思想很受启发，常常心有灵犀一点通。叶绍钧听老师说“英雄有多种，有逍遥尘网之外，不肯一进樊笼者。有愿进樊笼，以得一舒其志，作枉尺直寻之想者。”便进而联想到，“然一则心虽高蹈，终属无补；一则稍负瑕疵，其实有益于世。推而进之，则不受笼络，未尝不可施为。竖起脊梁，振作血性，转移也，改革也，何事不可为，只在我耳。此则非所谓大英雄乎。”（12-13）先生告以“春秋时最耻城下之盟，即兵临城下，必抵死以守，可想见当时民气之为如何矣！”于是联系现实，“今之民气不知何往矣？何外患日逼而优游嬉戏者之纷纷也。呜呼，其或积习由渐而致然耶，抑君主以天下为私产而致然欤？虽然，而今而后，君主虽以天下为私产，我却不得不认之为全国人之公产。”所以，保产救种，人人有责，人人奋起，“起乎，起乎，中国人其起乎！四万万民气，足哈倒全世界也。”（17）

学生阅报，尤其关心各种内忧外患的时事，耳闻目睹东北西南四面八方的危机，“报纸翻来满纸不如意事。”（13）对于清政府压制民众爱国救亡活动并且封锁相关讯息的举动大为愤慨，认为“政府靠不住矣”（15）。阅报见各国在巴黎密议瓜分中国的消息，“诸同学皆有不豫之色，相与促膝聚谈，论以后之究竟，都一语三叹也。”叶绍钧认为，与其“让人分，不如我中国人自分，十八行省十八小国也，更举一总统以统各小国，则中国成合众国矣。夫今日之百事无成者，政府之腐败也。今虽有责任内阁、预备立宪等云云，要皆画虎不成类狗者也。今我民为之主，则国之强与灭，我民之休戚系焉，举一事，行一政，肯草草乎？且外人所惧者，唯我民。今危急存亡之关头，而仍令今日之政府出与对待，适足以送却中国，故不得不构民立之政府与之对待。苟有侵占，我中国民唯有死力以拼之，则必可挽回。若弗自为改革，则荒谬之政府依然，便立宪，便责任内阁，外人即不瓜分我乎？至于不用外货等，虽亦有所补救，而其实末之末也。中国民，中国民，存亡关头，非改革不可。虽然，民识未高，亦可哭。”（18）

同是看戏，在学生们看来意义迥然不同。“内廷连日演剧。且所造舞台，费几巨万。际此民穷国穷之时，乃销金钱于最不应用之地，直将歌舞送河山，可杀。”（17）而上海艺员演国民爱国新剧，以资助商团经费，“各艺员妙舌生花，情节动人。满座士女均倾囊慨助。此等艺员价值较常人万万倍，义侠举动而菩萨心肠也。”（19）

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的起义暗杀行动，是学生们关注的重点，听到失败的信息，则扼腕叹息，并且赞同报纸的评论，革命党是不良政治的产物，“以捕杀党人为今日之务，则天下之人何往而不党人。”只有改革政治，注意民生，外交无丧国体，“则党人庶可归于无有”。可恨清政府绝做不到。广州起义失败，报载一17岁女子身怀炸弹，“亦系革党，想总不免于死矣。然大菩萨也，大英雄也。事成不成未可知，总是区区一点诚。此女子之谓也。”（19-20）

草桥中学的小环境虽然不错，毕竟不能不受制于大局势。叶绍钧一年级考试的汉文、经学考卷中，“有所谓触犯忌讳之语，而年终毕业时难以呈之提学司也。”校方要求叶绍钧重新誊录。叶绍钧虽然知道是为自己着想，心中仍然不快。“噫，初则既出之笔，终则枉初意而改之，言论亦不得自由，实在可恶。然余既受之，而允之重誊，则余之丑态矣。”（22）自责之外，更加厌恶造成言论不自由的专制政府。

刚刚进入清华学校的吴宓，所在的京师以及学校的大小环境，与武汉、苏州不同，而吴宓的思想倾向，也与朱峙三、叶绍钧有异。从陕西来到京师，首先是对这里的繁华和百物腾贵印象深刻。看过钟声新剧，“所演者皆家庭上、社会上之真情状。其刺人之易，感人之深，较寻常戏剧为倍蓰”。[40]“描写官场种种丑态，嬉笑怒骂无所不知矣”，（22）因而许为“改良社会之妙法”。又听说王钟声参与种种机密运动，揣测其可能真系“自隐于伶者”。到京第三日，吴宓即将发辫剪去，戴上洋式软帽，并且记道：“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此事利便极多，行之匪难，顾人亦空言者多，实行者少，可慨哉！”（20）因为游美复试改期，吴宓心绪不宁，遂发感慨道：“吾国诸事败坏，弊正坐此上下无信，政令反复。”（25）闲暇时凭吊圆明园，想象颐和园的兴衰。从报纸上看到《民立报》馆失火，“闻之不胜扼腕悼惜”。联想到历来报馆火烛，“岂天不欲中国有一完全之日报耶！是何火灾见于报馆者如是之多也？抑或有人播弄其中，故意为之？若此，则火灾之兴，更系人事。岂偶然之故哉！”（36）

吴宓目睹外国职员欺负学校巡警，愤慨“中人与外人遇，久无理之可言”（42），并担忧外国职员将来殴打中国学生和职员。对于美国教职员排挤走教务长胡敦复，吴宓担心教育权落到外人之手，后患无穷，并且转而对当局强烈不满，“吾特不解，以我堂堂之中国，而竟无一办理完全、程度高深之学校。今年清华学堂成立，略有希望，乃当局者必破坏之以为快，是诚何心哉？”（68-69）此事对于幼年失学，对清华抱有绝大希望的吴宓刺激很深。美国公使来校参观，总办、监督等皆陪侍之，全校清理扫除之余，还要求学生注意举止，保持整洁，以便将来到美国适应生活，并且给美国公使留下好印象。吴宓叹道：“呜呼，中国人之学堂不惧外部、学部之考察，而惧美公使之参观。岂真欲修饰表面以壮外观欤，抑国权堕落，以赔款之余建立学校，则事事必得受外人干涉耶？”（74）对外谄媚的政府，往往对内蛮横。清华规定暑假学生不得留校，令外省学生颇感不便，推举代表要求校方通融，而校方固执己见，不肯变通，吴宓“实不料监督之专制残忍乃至于是也。”（99）

在校期间，陕籍同学组织陕西学会，拟出月报一种，吴宓被举为编辑兼书记。吴宓自幼好文字，先后办过《童子月报》、《陕西维新报》、《少年世界》、《敬业学报》、《童子学报》、《童子丛报》、《童子日报》、《童子杂志》、《小说月报》、《星星杂志》、《陕西杂志》，在清华又办《观摩新报》。他对报刊上不时出现的各地起义暗杀消息，不像朱峙三、叶绍钧等那样关注，担心各地动乱，影响社会民生。他不反对愤世，但认为应愤其远大，而且“非徒愤之而已，且当求其如何而始可不愤”。（117）皇族内阁发表，吴宓认为“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64）友人所示《广东女界黄花岗战殁革党》诗，气味颇沉郁，吴宓“酷爱之”。（113）

吴宓不愿参与党派活动。有同学组织嘤鸣会，主张学生时代“努力自勉，实心求学，造成有用之才，以图补于国家，并以求完全之宪政为宗旨；学成后则各出所长，并组立政党以救危亡。”（137）已有会员百余人。组织者邀吴宓入会，吴宓自觉宗旨志业未定，不愿以党会自缚，辞而未允。不过，他对于专制深恶痛绝，认为中国人力求专制之旧习，毫不变更，位置私人，破坏公义，妒贤嫉能，汲引私党，否则以强硬手段恫吓威逼，“中国国事之坏，率由于此等人。清华学堂之不得不坏，亦由于此等人。”（147）对于清华学堂的情况尤感痛心疾首，“世事之最可愤、又最痛者不一而足，而中国一般之办学务者尤为可恨。即如清华学校，地非不佳也，款非不足也，人非不众且才也；使管理人能稍实心办事，其为益于中国前途岂可限量？乃若辈乃竟如此！乃竟如此！其可令人愤惋之处，笔难尽述。且即以管理学生一端论之，斯任者毫无亲爱之感情、殷勤之照顾，乃复设为种种不便之处，以钳制学生，以妨碍学生，使之于学行德业及身体卫生上，决不得有一毫进步……呜呼，通彻论之，若辈之罪岂可胜诛哉！”（159）像吴宓这样对于政治没有多少兴趣的青年，内心也如此愤世嫉俗，则整个国家确实仿佛一座随时爆炸的火药桶。

黄尊三（1880-？字达生，湖南辰溪人）1905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和明治大学法律系，到辛亥年已经在东京度过了六年光阴。其日记依次用黄帝纪年、西历公元和清代年号，日期则以公历，符合明治后日本的习惯。新历元旦，东京天晴，他特意外出买了一本由日本著名修养家加藤咄堂所编《修养日记》，日记分为内外生活、读书、社会时事、格言等部分，“拟仿而记之”。[41]既定格式促使其时时留心中外大事要闻，不断反躬自省。前者刺激了爱国反清意识，后者增强了进取上进之心，家国命运与个人前途紧密联系。当天所读书有《出师表》，“深动爱国之忱，并明吾人之职分”。（226）

以法学为专业，看书自然以法律书为多。但是他对日本的法律观念以及日本法学者的著述意见不小。如“对上杉之主权解释殊不为然。日本宪法，固君主国之宪法，而上杉又官僚之学者，勿怪其然。”（227）他认识到“欲求科学上专门学问，非外国文字成功、多看外国书不可。日本科学书颇少，一专科不过二三种书，两月工夫，就无书可看了。”而“读书要能贡献于社会，方有实用。”计划将来选择一二名著翻译，“以为贡献之初步”。（233）不过与人合译《货币论》、《西藏》等书，却效果不佳。（251）

那一时代人们的世界眼光，大概是受进化论观念引导，旨在追赶先进，防止陷入国墟人奴的惨境。中外时事比较，处处显示中国积弱不振，清廷昏聩无能。由于银价腾贵和农业丰收，上一年度日本贸易成绩最良，尤其是对中国、印度的贸易扩张，进出口分别达到四亿五千万和四亿六千万两的历史新高。而中国去年虽然增收490万两，本年政费节减776万两，预算仍有1400万两赤字。同时中国编练新军，每年需费3000余万两，仍在为禁止鸦片进口做最后的努力。（229）据友人说，中国陆军极其腐败，只耗饷需，贪安乐，不能打仗。“万事如此，国尚能为哉。”（234）

东亚与国际时事，也会引发自觉和警醒。浦潮的韩国人欲加入俄国籍被拒，不禁慨叹：“呜呼，韩人竟不能与犹太人享同一之权利，哀哉。”（229）日本处死社会党人幸德秋水，举国震动，“余意此世界之大问题，东亚之大问题，不仅日本一国之问题。然此事既已发生，日本党会问题从此开端，而皇室根本动摇也”。1月20日为德意志建国40年纪念日，“余意德国以如是四分五裂之邦，竟能联合一气，共同对外，建国四十年，蒸蒸日上。中国虽名为统一之国，而国势已浸浸至于零点。同一统一国家，而强弱不同，兴亡各异。故国家之建造，在精神不在体制。”（230）

新年伊始，中国最引人关注的时事就是国会请愿的悲剧收场。“清政府拘流国会请愿代表温世霖于新疆，其野蛮举动，不顾民意，真是可悲。”“我国近来稍有活气，要为谘政院议员之热心鼓励所致。自温世霖被逐后，谘政院人噤如寒蝉，绝口不敢言宪法。日本报多讥评之，是可以窥我国之人心。吾固知非大破坏不能收建设之果。”而各省督抚奏请组织内阁、委本省全权于督抚、由督抚掌管保留的统营，“是名为图新，其实为督抚个人扩充权限而已。中国大官，有几人真为国家者？又因温世霖请愿被刑，谘政院本日闭会。足见政府所谓宪法纯是欺人自欺。”（228）

预备立宪期间，开放党禁，本来就是新知识界组织活动重要基地的留日学界，党会活动更形活跃。中国留东学生总会选举熊越山为总干事，黄尊三参与的雄辩会，也有人提议改为政党。

1月30日为旧历新正，黄尊三到友人处贺年宴饮，归途被自行车撞倒，几不能起，虽不迷信，毕竟觉得不太吉利。自省应听天安命，不生忧患。

其时俄国加紧经营远东，进兵库伦，拟占伊犁，“吾国当道，置之不问，国其能国哉？”（232）“昏聩如此，国其奈何。”（235）而上海、汉口等地英人枪杀中国劳动者，一方面慨叹同胞无智，一方面则认为“外人不以人类待我，不以国家视我，实我政治之不良使然”。（234）又以俄国经营蒙古有年，不敢轻易占领，趁着日韩合并以及日本在安奉自由行动之机，借端发难。“追溯祸首，爰在日本。日本诚中国之世仇也。”（236）

清政府对于西学，整体上虽然被迫接纳，具体而言，对一些科目仍然相当保留。法政即其中之一。即使专业学习，也会刺激起学子的政治意识，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家国命运。黄尊三专研的科目有国际法、国法学等，“日来读国际法，于主权二字颇有领会。我国名为完全主权国，实则一不完全主权之国家，任人保护，任人租借，任人协调。所幸对内主权，尚未完全落外人之手。若再并此而失之，虽不瓜分，亦不国也。噫，以数千年大汉之天下，今竟为孺子作牺牲，中国尚有人乎。”（233）由此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生无限悲观，“只可谓之不完全主权国”。（236）着眼于振奋精神，他不仅激赏谭嗣同“昂头挥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何等胸襟，也对李鸿章马关订约时面对日方高压武力悠然自若，毫不变色的胆力气度印象深刻。（230）

面对内忧外患，黄尊三内心痛苦，不断自责。“日月如流，而于国于家，依然毫无补救，徒为一消食之人，真是无味之极。”（234）“生今之时，处今之境，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个人又不成才，碌碌庸庸，与世浮沉，真是无味。”（235）

2月19日，早起阅报，载英、俄交涉愈益迫切，有旦夕破裂之势，而清政府尚无相当应付方法，“真是不堪痛恨。掷报于地，即至早稻田赴谈话会”。此因伊犁事特别发起者，有10余人参加。有人演说只能屈从，无力一战。并声称今日报国，唯有二途，一是专心研究时事之要，写成论说以忠告政府，警醒国人；二是运动资政院谘议局或陆海当局，遽行改革，此外无别法。黄尊三则谓：“中国国事至此，除断行革命外，一切都是废话。革命重在实行，文字鼓吹，已非其时。吾人唯一方法，只有大家归国革命而已。”（235）

受外交问题的刺激，“为人读书，猛进一步。欲念一时尽去，只想如何方求得学问，救得祖国。”（235）并对同学为将来著作而准备的目录之学不以为然，认为读书在求真理，不必沾沾于表现。眼看清廷对于俄国的予取予求一概允许，“其耻辱真有不堪言者，愤极恨极。回思人不受刺激，则无进步。此次受外交上之刺激，自觉孑然一身，他无希冀，只要能雪耻报国家，虽万牺牲有所不惜。而学问二字，又其末焉者也。余于是有退学返国之志。”明治大学校长演说称求学时代当专心学问，不管国家事情，毕业后再为社会国家服务不迟。认为此说适合日本，与中国情势不同。“学问万能一语，似不能适用于中国。”（236）

与同学谈论国事主张，答以立宪即足救亡。“余谓立宪不过一种制度，制度之运用在人。今之政府，能运用立宪之制度乎，吾殊未之敢信。况立宪之空名，政府亦未必轻与。以余拙见，简直说非革命不可。”同学闻言革命二字，“勃然变色曰：宋遁初素称革命巨子，今日尚不言革命，汝辈何幼稚乃尔，可谓不知时务。余曰：宋之言革命与否，非余所敢知。不能以宋某个人不言革命，使天下人均不言革命。足下未免太迷信遁初，而轻视天下人。况遁初未必真正不言革命也。足下盖中立宪党之毒，而于国情为昧昧也。”进而认识到必须断绝一切私念，才能敢言救国。（236）

在外界的强烈刺激下，象牙塔中的学子“神经非常不安，饮食男女功名富贵之念顿消。只想速成学问，归国以图补救，不知如何方能成学，如何方能救国，前途茫茫，令人心悸。”（236）进而对留学产生怀疑，“如此世界，如此国家，一才须得万才之用，学得些救时之学即可也。又何必成专门科学家，付全副精力于机械乎。”（237）但另一方面，又对自己来日本七八年，平日昏昏过去，故学问毫无所得感到极其不满，眼看卒业将近，欲看之书还有数十百种，若不能赶急用功，归国后何以见诸施行，于是决心猛进。（252）

2月26日，适逢星期，为伊犁、片马事，留东学生总会在神乐坂高等演艺场集会，千余人到会，人人争欲上台演说，纠察员不能制止，几至用武，群情激昂，而演说却多不得要领，“或言独立，或言编国民军，简直想不出办法。而直隶学生则多袒护政府说话，加以立宪派从中捣鬼，几无结果。”黄尊三见状心寒，登高一呼，请每省推举代表二人。南方数省推出20余人，北省则多不愿闻问，一哄而散。有人提议捐资办公，当时踊跃乐捐者不少，收捐款数百元，“足见中国学生之热心国难也”。（237）至6时散会，仍有数百人，其中最热心者力主非办国民军不可，非至使署请公使捐款不可。众赞成，蜂拥至使署，公使及留学生总监督闻讯先期远扬。众人候至10时才散去。

归来细想，编国民军非空言所能，亦非在日本能办。国民军即革命军，公使何敢赞成？“欲办此事，非有同志到内地活动不可。各代表又皆不大负责，如何进行，非细心研究不可。”次日走访各代表，约定明日开会商议。又访宋教仁于山田病院，询问意见。宋因病不能出席集会和代表会，表示“革命党另有主张，对现伪政府只有推到之一法。学生总会如赞成革命党之政见，只通电不承认此卖国丧权之伪政府，全体加入革命团体，去内地革命而已，他非所闻。余深佩其言。”（237）

2月28日的各省代表会，到会14人，“余主张二事：一、以各省代表组织外交后援会，即以该会名义通电全国，不承认政府之辱国外交。一面电政府，质问交涉内容。一、募款开办军事速成讲习所，半年卒业。凡学生有志军事者，皆可自由学习。虽无国民军之名，而有国民军之实。广东代表某君谓去电质问政府，必不得要领，外交紧急，军事速成讲习所，亦不济于事。主张全体退学回国革命。湖北代表则主张以总会名义，电政府质问。于是众议纷纷，不能决定。最后，决定暂用总会名义电政府，请坚决拒绝英、俄要求。俟各省代表加入后，再组织外交后援会，商议一切办法。此议乃总会干事长所提出，多数代表赞成，余亦默认，广东、云南代表则愤而退席，代表会议于是告终。”（237）几天后在江户川亭召开的对英俄外交大会，只是报告请清政府坚持不允无理要求的电文，以所收捐款计划用于编辑单行本或杂志。

留日学界虽然异常愤激，难以安心上课学习，内部却出现分歧，激进与持重的意见差异，在私下交流和团体活动中日趋明显。黄尊三与同学辩论良久，校友开会，因意见分歧，不得归结而散。“中国人之特性，缺乏组织力与团结力，而二力之缺乏，即是无公共道德心、爱群心之故。余因此次留学生大会及校友会之经过，于以知中国学生之自治程度。”进而谴责“因私怨私仇及嫉妒心而破坏大团体者，是禽兽；因私见私利不顾国家之灭亡耻辱者，是亡国奴隶。”主张对于国事以共同主义、积极主义，而指个人主义、消极主义为亡国主义、奴隶主义。（238）

清末留日学生，其中不少是军校学生。

由外交而思及中国内政，友人主张中国现局，非实行国家万能主义及中央集权主义不可。所有行政、司法及一切社会事务，均当本此主义行之。报刊亦应据此为一致之鼓吹。黄尊三则认为，若法制修明，土地狭小，人种单一之国，又得才智之士居于高位，则可行此主义。中国则不然，地大而种族复杂，不易统一，地方权力思想日益发达，不能集权。长治久安，必须地方分权。而且非根本改革现行制度，法制无从实施。“于是余之革命思想，更进一步。”（239）

4月16日，在早稻田开茶话会，有演说者主张以国家万能主义推行强迫教育，“余演说国家万能乃专制国之毒。教育为地方事业，当由地方办理。”中国地方辽阔，中央政府不可能万能，况且现在政府谈不到教育。（241）

4月中旬以后，黄尊三的学习生活逐渐恢复常态，虽然有时还出席早稻田的茶话会，讨论演讲，却少了激愤与冲动。7月初，他与友人到片濑避暑，兼疗养胃病。片濑为海滨小镇，与名胜江之岛隔水相望，有铁桥相连。黄尊三游览美景，海水沐浴，身心俱佳，所有脑病、胃病、伤寒病，完全治愈，浑然忘却世事烦忧。“他乡况味从头取，故国烽烟次第传”，仅在这首“三游江之岛”的诗句中看到他对祖国的挂怀。（247）不料乐极生悲，7月23日晚忽然风雨大作，居处被风吹破，所有行李物件被风刮走，人也险些被吹走。次日虽然铺盖被警察拾得归还，物品大都损失。外出见海水暴涨数十丈，连接江之岛的铁桥也被巨浪卷走，生命财产损失巨大。7月29日，黄尊三返回东京。

9月11日，学校开课，之前数日，已经着手拟订学习计划，所要阅读的书有国法学、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比较财政学、财政学、比较宪法、行政法、比较行政法等8种9册。不过，新学期注定不会平静，开学前两天，报载南京饥荒，米每石12元，人心混乱。次日到同学处谈论国事良久，“众口一声，以为中国政府，万无振作之望。欲中国不亡，唯有我们努力将国家重任担负起来，牺牲一切，以救国为唯一之目的，或者有一线生机。虽朋友偶话，颇足掀动爱国之情。”当天日记，黄尊三自我反省，“余生平大患，在无大志，无自信力，不肯牺牲，不持定目的，恐将来一事作不成。以后若不将全副精神放在国家上，学问上，则是亡国之罪人而已。”（255）

可是个人和国家两方面都很快遭遇大麻烦，使得黄尊三的自励难以实现。个人方面，其时黄尊三因家庭变故以及担任明治校友会会计陷入财务纠纷，个人经济颇受影响，欠债累累，无钱交学费，以致不能上课。见同学安居三席之室，专心读书，自己居室八席，犹不知足，非常惭愧。“国家年费巨款，送余辈留学，学费尚不能缴，留学之意义何在？言之汗下。”（255）

时局方面，开学次日，即从报纸获悉英国劳动者大罢工，“是世界劳动革命之导火线”；四川省反对铁路国有，“起大**，是亦中国动乱之起因。”（255）随后局势突变，四川争路非常激烈，开枪抓人，“政府野蛮举动，中外古今未有，一叹。”与友人谈及，“亦颇不以政府举动为然，谓恐因此而酿大乱。”保路同志军包围成都，清廷命岑春煊带兵平乱，“此事盖因满政府欲强夺人民所有权而发，政府无智，人民岂真可欺哉。”果然，9月17日阅报，即知四川铁路风潮越闹越大，武汉有响应之势。（256）

不过，与年初争外交的激烈冲动相比，大变将临的黄尊三反而显得有些旁观者的无所适从。他与友人谈论川路风潮，“思人生苦多乐少，吾人目前唯有苦无乐，唯自己所定之课，能一日作完，是亦一快乐事也。”（256）9月21日后，日记中断，待到40天后续写，已经山河变色。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于元宵夜“回思祖国灯市之乐，颇为神往。”[42]他关心中国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并且参与该校学生组织的讨论中国情状团体的活动，由于担忧“国亡在旦夕”，“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以致“夜中时失眠”（79），思念故国之情难以自已。听闻旧友但焘、饶可权等死于广州之役，念之慨然。后者曾经殉其妇，为胡适等人所救，“得不死，今乃死于革命，可谓得所矣。”（104）得知杨笃生蹈海的噩耗，也“为之嗟叹不已”。（133）不过，胡适对于沪上各报攻诋梁启超，认为“诚有失之泰甚之处，至于辱及妻女，则尤可鄙矣。”（113）并非革命党的胡适，却是革命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