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生三年级

1920年秋季，寅恪进入研究生三年级。据《哈佛大学名录》，他注册时填的地址是特罗桥街14号，见于《登记手册》全校人员名录260页，但《登记手册》187页学生宿舍名录却将寅恪列在神学堂38号房间之下[40]。综合两处的信息，寅恪应该是住在特罗桥街14号，这是独栋小楼，并非大学宿舍。查遍这一期《登记手册》，并无其他哈佛学生住在此楼，似乎是寅恪单独租住的民房[41]。

根据1920年哈佛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和这个住址一起登记的信息包括寅恪的专业古代诸语言（ancient languages）。当时哈佛大学全部专业分成十五个学部（Divisions），包括闪米特语言与历史、古代语言、现代语言、历史—政府—经济学、哲学、教育、美术、音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人类学、医学。其中古代语言学部下分印度语文学和古典学两个系，学部主任为希腊学教授古立克（Charles Burton Gulick，1868—1962），印度语文学系系主任为兰曼，古典学系系主任为穆尔，即前文我们提到的曾任文理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学者[42]。

《哈佛大学名录》也提供了当时兰曼开课情况。兰曼开的梵文、巴利文课按照从低到高的程度连续编号为1、2、3、4、5。其中1是基础梵文，2～3为高级梵文，4～5为巴利文。这一年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合上的1a《梵文与英文、希腊文、拉丁文之关联》与1b《梵文与英文、希腊文、拉丁文之关联》，两者上课时间地点一样，都是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半，但1a为课程前半段内容，1b为课程后半段内容。当时研究生课程有2～3《高级梵文》，4～5《巴利文》，其中2《高级梵文》主要讲《罗摩衍那》，3《高级梵文》主要学《薄提诃利》（Bharti-hari）短诗及注释、兰曼的《吠陀》选本、惠特尼的《阿闼婆吠陀》，4～5《巴利文》也和他以前上课的内容一样。而20c每周一次的梵文讨论会主要讨论《摄一切见论》以及《奥义书》等哲学文本。这一学年寅恪选修的课程计有《希腊文8：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腊文A：荷马与希罗多德》、《印度语文学4：巴利文》、《印度语文学5：巴利文（续）》、《印度语文学9：哲学梵文》、《梵文》讨论会、《闪米特文13：阿拉伯文》等[43]。从古典学进入印欧古代语言，这是当时典型的比较历史语言学的路数[44]。

因为寅恪是单独租住，并无哈佛学生做室友，这里谈谈他的几位研究生邻居，这些友邻不乏从哈佛毕业后成就一番大事业者，可见当时能进入哈佛文理研究院的学生也确实实力非凡，不是说家里有钱就可以随便进。这一条街住了很多哈佛学生，比如19号住着三个日本研究生，即福泽八十吉（Fukuzawa Yosokichi，1893—1947）、石川林四郎（Ishikawa Rinshiro，1879—1939）、岩崎诚一郎（Iwasaki Seiichiro，1919—1921年在哈佛）。

福泽八十吉当时是三年级研究生，专业为经济学与社会伦理，从1918年庆应义塾理财科毕业来哈佛[45]。他的祖父就是著名的庆应义塾创始人福泽谕吉（1835—1901）。他的父亲是谕吉的长子一太郎（1863—1938），曾留学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接任庆应义塾塾长。八十吉从哈佛毕业后也回庆应义塾任社头。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寅恪是否和八十吉认识，两人的交谈应该会是非常有意思的。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重要的思想家，也开办新学；而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在湖南也支持过时务学堂，参与维新运动。

1920年的《哈佛大学目录》记录了石川（Ishikawa R.）[46]，1908年东京帝大文学士，1920—1921年间在哈佛学习，1929年起任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是日本重要的英语语言与文学专家。他1925年翻译出版了《勃朗宁诗选》，但主要以编写出版一些简明日英、英日辞典在日本英文教育界知名。

岩崎应是日本著名企业家岩崎清七的长子岩崎诚一郎。这位岩崎先生1918年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获法学士，随即于1919年来哈佛，专业为经济学与社会伦理[47]。他毕业后回到东京，住在东部深川佐贺町，开了很多间公司，业务涉及水泥、贸易、百货和保险[48]。仅看姓氏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三菱财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5—1885）家族的人，毕竟当时上私立庆应义塾大学的人非富即贵。岩崎弥太郎的曾孙岩崎精一郎（1901—1961）名字接近，但太年轻，除非是天才，否则不可能在1918年获学士学位。不过，根据《哈佛校友名录》记载他从哈佛毕业后长期居住在东京深川佐贺町，美国战争部说他拥有岩崎清七商店，因此我推测他是佐贺町当地靠酿造酱油起家的企业家和百货商岩崎清七（1865—1946）之长子。岩崎也是庆应义塾毕业生，后留学康奈尔大学[49]。他的第三子三郎娶了名古屋旧家高桥彦二郎的长女，当时他任东京瓦斯社社长。从岩崎清七第三子的名字三郎来看，长子应叫太郎或一郎。这位哈佛校友，名字中确实有一郎字样。假设他1918年从庆应义塾本科毕业时22岁，应是1896年生。说明清七31岁时这位长子出生。这样说来，则他求学经历和父亲一样，先上庆应义塾，再出洋留美进哈佛，毕业后回家乡佐贺町继承家业。其大名很可能是岩崎诚一郎。

特罗桥街25号当时住着经济系一年级研究生乔斯林（Carl Smith Joslyn）。此人来自麻省春田，少年得志，扬名哈佛。1920年5月22日出版的《绯红》和26日出版的《晚间记录》报纸均宣布他获得毕尔论文竞赛（Walker Blaine Beale contest）一等奖，奖金6000美金，当时他年仅21岁[50]。考虑到1919—1920年哈佛的学费是200美金，全年费用约1000美金，自费读四年哈佛本科也只需4000美金；而从1920年美国生活水平来看，当年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是1236美金，一辆福特车（Ford Runabout）是265美金，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19年的年薪是2500～3000美金，教授是4000～5500美金（据哈佛校报《绯红》1919年9月19日），六卧的独栋屋约需一万美金；所以这笔奖金简直是巨款。这个奖由美国知名外交家毕尔（Truxtun Beale，1856—1936）为纪念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丧生于法国的爱子（Walker Blaine Beale，1896—1918）所设[51]，每年拿出一万美金，分为三等，以奖励为共和党竞选而创造的平台设计。乔斯林获奖时三个评委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前联邦参议员贝弗瑞奇（Albert J.Beveridge，1862—1927）、前驻外大使希尔（David Jayne Hill，1850—1932）[52]。1921年12月出版的《美国经济学评论》第11卷第4期宣布他获得美国经济学会的卡雷尔森优秀论文二等奖（Karelsen Prize），奖金500美金。他后来于1930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原本毕业后留在经济系任教，但一年后即调入新成立的社会学系，成为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1889—1968）于1931年创办哈佛社会学系时最早任教的两位青年教员之一。而另一位是以在美国引介韦伯社会学而知名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帕森斯原先也在经济系，后从经济系转到社会学系任教。1936年，已升任副教授的乔斯林到马里兰大学任教，1940年任社会学系系主任[53]。

另外，26号住着犹太移民林菲德（Ben-Zion Linfield），一年级研究生。此人1897年6月20日出生于立陶宛，1913年从波兰来美，刚下船时尚不会说英语。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获得数学学士、硕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1923年在别克霍夫（George Birkhoff）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27年成为弗吉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

特罗桥14号这个住址相比于前两个住址因离热闹的麻省大道略远，似乎较为安静一些，也许更有利于专心读书。从赭山街的住址到这里仅400米，五分钟即到，搬家自然较为容易。这一带当时是研究生租房居住的主要区域，这一点从《目录》中记录的研究生地址可以看出来。当时李济是一年级研究生，住在牛津街64号，离寅恪住处约900米，走路10分钟左右。但从《吴宓日记》记录的情形来看，寅恪、李济两人似乎在哈佛交往不多，寅恪和李济的室友张歆海则因为吴宓的关系有所交往[54]。《吴宓日记》1920年12月31日，“是日为阳历除夕。晚，在李济、张鑫海君室中。”[55] 可知张歆海、李济彼时同住一室，则其地址均为牛津街64号。这一点亦为当时哈佛的记录印证，如1920年《哈佛大学目录》所载学生名录141页有张歆海的记录，他住在牛津街64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当时是英文专业二年级研究生。该《目录》154页则记载李济为克拉克学院文学士（1919）、硕士（1920），人类学一年级研究生。

其实1920年时还有个人住在这儿，这就是叶企孙，其记录见168页，系芝加哥大学理学士（1920），哈佛一年级研究生，专业为物理、数学。其中张歆海、叶企孙来自上海，李济来自北京。1921年李济二年级时搬到爱普敦街89号（89 Appleton St.）。李济、叶企孙后来均成为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叶企孙在哈佛期间表现极为优异，其成果先后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56]。寅恪、元任、李济、叶企孙都毕业于哈佛，后来均在本专业取得卓越成就，也在清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由此可见早期清华的发展受益哈佛中国留学生颇大。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任主任，三人无一例外全是哈佛校友。

说到赭山街和特罗桥街，这里要提一下林语堂和他的室友。根据《吴宓日记》的记录，林语堂和夫人于1919年9月18日到达哈佛。当时他们就住在特罗桥街85号（85 Trowbridge St.）。但《林语堂自传》中说自己住在赭山街51号，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看来后来他搬到赭山街51号了，不过，从《吴宓日记》来看，他和寅恪、吴宓等人或许因为理念不同，似乎来往不多。检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登记手册》214页，当时住在这个地址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曹丽明。而《登记手册》97页有当时哈佛中国同学会名录，一共46人，列出寅恪、俞大维、张歆海、吴宓等人，还有林语堂、林语堂夫人和曹丽明等人，林语堂夫人列名拉德克利夫学院。曹丽明当时是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应该是帮助林语堂在哈佛落脚的人，身为中国同学会副会长，有义务帮助初到哈佛的

新生[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