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当我回味起担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31年，心中总会对这个令人崇敬的学院以及职员产生一种敬畏感。在建院一百多年里，茱莉亚学院和其前身，音乐艺术学院所存在的目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传统，并不断创新，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传授以艺术为生涯所需的价值和技巧。
茱莉亚学院在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茱莉亚学院的存在，美国和世界表演艺术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
对我个人来说，在担任院长期间，经历了自身和专业上的成长、挑战、成功和失败，也经历了许多赋予人生价值的人类情感和活动。我很荣幸并感到振奋能继续与茱莉亚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共同努力，以保障这一伟大学院的健康和成长。
1984年我申请这份职务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一令人敬仰的学院的领军者。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只有36岁）经验不足。仅仅是位巴松管演奏家 （倒不是说这有什么错，只是前两任院长——威廉·舒曼和彼得·曼宁都是著名的作曲家）。1983年秋，我刚被任命为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与妻子伊丽莎白还有我们的两个小孩在刚刚购置的新家过着甜美的生活。彼得·曼宁于1983年6月去世。茱莉亚学院的两位教师茱莉尤斯·贝克（Julius Baker） 和德罗希·迪雷（Dorothy DeLay） 得知还没有找到接替彼得·曼宁的人员时，就督促我申请这个职务。
我把申请程序当成一次学术演练来看待。首先优化了自己的简历，然后写了一封信，主动对学院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当我收到参加面试的邀请时，真的以为他们把我作为后备人选考虑。但我还是为自己能够参与这场角逐，哪怕只有几分钟而感到一丝紧张的兴奋。
我的面试安排在二月中旬。而我父亲却于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他在20世纪80年代患上中风，后来元气大伤。从此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我所熟悉和爱戴的那个充满朝气和快乐的人。父亲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巴松管演奏家之一（曾任纽约爱乐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巴松管演奏家），并在茱莉亚学院任教30多年。尽管我没有接受过茱莉亚学院的教育，但我觉得师从父亲演奏巴松管，从中对茱莉亚式教育也有所体验。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
从很多方面来讲，自从父亲中风后，我就一直处于一种哀悼状态。因此他去世时，我即体会到了极度的悲伤，也清晰地看到了未来，我决定继续参加茱莉亚学院的面试。
一步入茱莉亚学院，我就告诉保安10点钟在院长办公室有场面试。保安没弄清我的名字，出于无奈，他让我看了面试的时间安排。我看到从10点到11点间，我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展示自己。
院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拉夫·里奇（Ralph Leach）走出来问候我。他就是最终负责聘用我的人。他是茱莉亚学院理事会副主席，摩根公司（J.P.Morgan）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招聘委员会主席。在一小部分理事会成员面前，我讲述了自己对茱莉亚学院未来的愿景。可以说够放肆的！既然我对胜选不抱希望，我的陈述也就开诚布公而且令人震惊的毫无政治性。本书里提到的一些想法我在面试中也提到过。
到了10点58分时，他们答谢了我，并送我出门。路上我还撞上了参加11点面试的候选人。我想这是个有趣的经历，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觉得自己的判断几乎是正确的。因为之后一直没有茱莉亚学院的任何消息。直到五月初，那时我已经在辛辛那提音乐学院的岗位上胜任自如，并且已把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这一妄想抛到九霄云外。
珍尼·西格尔（Jeanne Siegal）， 曼宁院长的助手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招聘委员会希望再次约见我。我不想再当一次后备人选，因此彬彬有礼地告诉她，我已决定退出角逐。 现在回想起来也够不可思议的。珍尼有较好的职业礼仪，她感谢我的坦诚，就把电话挂了。
我万万没想到，15分钟后，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彼得·佩恩（Peter Paine）给我打来电话。他解释说，其实没有几位人选进入决赛。他希望我能重新考虑退出角逐的决定。我当时震惊了，马上同意加入竞选。放下电话时，我真的感到自己似乎有望承担起这一奥林匹亚般的重任。
再次回到茱莉亚学院的感觉已完全不同。我与理事会成员和教师们座谈了很长时间。在那一整天里，只有一次被问到有关音乐的问题。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文森特·帕斯恰蒂（Vincent Persichetti） 问我如何解决减七和弦的问题。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他自己就做了回答。
然而，第二天我和威廉·舒曼就音乐、纽约市的艺术和许多话题畅所欲言。舒曼后来成为我的朋友和导师。原来，招聘委员会让舒曼和我聊聊，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教育家和音乐家。我一定是说在点子上了，因为舒曼和招聘委员会主席拉夫·里奇（Ralph Leach）都积极支持聘用我。
六月初，我和夫人伊丽莎白应邀到纽约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理事会见过我夫人后，就会一起投票表决。会议在位于57街9号大厦的摩根银行举行。我还记得大厦门前的9字很显眼。为宣布任命来安排媒体工作的一位特聘音乐公关人士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我们当时觉得这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之后，我们被带入一间大会议室，我只记得一阵阵掌声。我当时肯定说了些什么，但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我们正好站在会议室门口，就和离开会议室的理事会成员们一一问好并告别。很快我们发现，这个大会议室中只有我们两人了。为了庆祝一下，我当时特想吃巧克力冰激凌苏打，无奈只好从57街的食品卡车上买了一个巧克力棒。
我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第一天是1984年9月4日。记得那天有这么件事。伊丽莎白为了家庭的收支平衡，她在格林威治（康涅狄克州的城市）的一所高中担任法语教师。她每天早上7点15分就出门上班，只好由我送两岁的儿子瑞恩上临时托儿所，九月底他就可以上学前班了。我们到托儿所时，一大群孩子围在一个电视机前，一位女士在房角喝咖啡。瑞恩似乎不愿一起观看《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 的电影，他拽着我的右腿不让我走。我花了近一小时才得以脱身。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每20分钟就给托儿所打个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顺便提一下，我儿子挺好的，他2004年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自从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31年来，我努力完成的工作就是为师生和教职员工改善学习、工作和社交环境，让茱莉亚学院的教师更多参与学院的管理工作，大大提高颁发给学生的奖学金金额，努力增加学院少数族裔人数，同时也强调性格教育，坚持以最高水平进行公共表演，强调文科课程在音乐本科课程中的重要性，鼓励发展戏剧家、舞蹈家和音乐家之间跨学科的课程，根据全面发展的目标来督促学生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并在其中展示自己的艺术才能，这样一个充实学院整体教育的课程。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和同事们（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布鲁斯·考夫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了推动茱莉亚学院全球化而辛勤努力，重点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的于家堡自贸区打造了一个分院。这一大胆的项目使茱莉亚学院成为第一家在海外颁发学位的美国音乐教育院校。我们真切的希望茱莉亚学院能和杰出的中国各大音乐院校携手并进（请见正文第7页关于天津茱莉亚学院的讲话）。
与此同时，为茱莉亚学院创新“增收”、支持学生财政资助、教师薪酬和提高整个学院的艺术制作和学生服务，我们成立了茱莉亚国际事务部。这个部门由我负责，开创符合茱莉亚学院使命的各种教育举措。和中国的项目一样，茱莉亚学院和诺德安达（一个在世界各地从事小学到高中12年级教育的）教育机构联手合作，为他们遍布世界15个国家的43所学校提供一个全面和创新的表演艺术课程。由诺德安达的教师和茱莉亚学院的客座艺术家共同授课。
除了天津茱莉亚学院和诺德安达教育的实地合作项目外，我们还与Touchpress 公司合作发展了通过应用程序“APP”来提供表演艺术课程，通过edX 远程授课系统提供音乐、舞蹈和戏剧课程。还有由茱莉亚学院培训的教师教授的远程音乐课程。我们相信这些举措对未来世界各地如何感知和教授表演艺术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1985年我把在茱莉亚学院的经历总结为“培养表演卓越性，知识和艺术创造力，严格的纪律性和艺术中的快乐以及生活中的幸福感”。我很高兴地说，3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继续遵守这一信条。在这本书里一篇题为“21世纪的规划”的文章中，对我当院长期间实现的目标有详细的描述。
发展和实施这些举措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1984年的茱莉亚学院虽然在业内享有盛誉，但有些方面却令我疑惑不解。尽管师生们每天都打交道，但好像缺乏一种社区团体感或归属感。好像在很多方面，茱莉亚学院只是个走读学校。没有宿舍楼，学生们从各地来到林肯中心学琴、排练、练琴、上课、表演然后回各自的家。很多上述活动都是独来独往的，本身也不会产生社区团体感。
我力图改变这一状况而为此做出努力，初期遭到一些教师、学生和理事会员的质问。他们认为要花时间了解个人，开展项目支持社区成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都会占用练琴的时间。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茱莉亚学院认为艺术社区的外联活动对学生来说不是最佳体验。
接着，有些教师开始评论我在所有课堂开展更严格的课程，尤其是文科课程。他们说，也许我想把茱莉亚学院变成另一个耶鲁大学（我从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我从未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们是担心我迫使茱莉亚学院的课程变为过分强调知识价值而不重视表演价值的模式。其实，我在寻找的是两者间平衡的教育体验。我记得一位理事会员曾对我抱怨，学生们都躲到图书馆里学习，根本没时间练琴，也无法参加比赛。
尽管那样说是夸大了注重文科课程的程度，但我意识到自己触动了学院集体心理的一根神经。我和同事们仍坚持这样做。到了2015年，文科课程已经成为茱莉亚学院本科教学的组成部分，通过成立写作和公共演讲中心，更是加强了这个过程。我们于1990年建成了学生宿舍楼。
督促教师队伍参与学院管理，对学术机构来说并不算离奇，但这一想法较早时却在茱莉亚学院造成了一些摩擦。当然，应该提到的是，原因都是为了做正确的事。
茱莉亚学院的大部分音乐、舞蹈、戏剧教师在校园外都有活跃的职业生活。他们参加表演、授课、讲专题课、当比赛评委等，参加委员会工作和开会的时间微乎其微。
我还发现，一旦双方建立了信任，教师们便愿意让院长和行政人员对学院的事宜进行改革。与学术机构不同，这更接近表演艺术团体的情况。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可行的方案，行政人员做前期调研，然后由教师队伍完善并授权实施。尽管这一过程对美国某些学术机构来说不够正统，但却给教师们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业务，并能参与学院的决策过程。
茱莉亚学院的表演总带有一种光环，它充满活力和精湛的技艺，如万无一失，完全可以和专业表演团体媲美。然而，在我担任院长初期，我发现交响乐团成员在准备充分、守时和团风方面有种不经意的懒散态度，这令我十分困扰。茱莉亚学院把这些演出看作是一种炫耀，是一种纽约式的**不羁和年轻人漫不经心的混合物。我记得一个朋友，茱莉亚学院的学生开玩笑说：“ 练琴表示你有不安全感。”我无法忘掉当时听了这个笑话的感受。开始观摩茱莉亚交响乐团排练时，我时常会想到这句话。
既然交响乐团的本质是合奏，自律就应该是这一体验的必备因素。这也是我想倾注到混合物中的品质。现在大家不再容忍迟到，也看不惯排练缺席，而且排练前就准备好自己的分部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
与之前的改革一样，师生们并没有欢迎这个新做法。但我们努力提高交响乐团的体验，聘用国际上著名的指挥任教，在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的艾佛瑞·费舍音乐厅演出，定期到世界各国巡演。今天，茱莉亚交响乐团仍然是学院的骄傲。乐团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和风韵，尽管这削弱了迟到或考勤记录的作用，但我们的艺术家清晰地明白自己进入职场后应该怎样做。我们会把30多年积攒的经验带到天津茱莉亚学院，创办一个严格的乐团培训项目。
在我任院长的31年间，筹款工作主要集中在给学生们寻找奖学金。1999年，我们为茱莉亚学院进行首次募捐活动时，主要目标是寻找新的特定奖学金。我们也清楚，一般来讲，就读于茱莉亚学院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不如美国其他文科学院的学生家庭。
因此，我们努力增加奖学金来降低学生的贷款额度。并决定只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颁发奖学金。2014年理事会主席布鲁斯·考夫纳和夫人苏姬创立了考夫纳奖学金计划。为茱莉亚学院最有成就的音乐家提供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以及零用钱的全额奖学金。2015年，我们向46位攻读本科和研究生的音乐家们颁发了考夫纳奖学金。这样他们在茱莉亚学院就读期间便无须申请贷款。
自从1969年茱莉亚学院搬入林肯中心以来，历任院长都不会忽视作为林肯中心社区一员的重要作用。林肯中心11家常驻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都是林肯中心协会的成员。该协会在九月份到六月份会定期召开会议。在会议上，这些机构的首脑们会商讨合作项目，分享信息，磋商策略以应对整个中心面临的挑战（例如机构本身、保安、售票等）。
我刚出任院长时，协会里有许多名人，包括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林肯·克里斯坦（Lincoln Kirstein），纽约城市歌剧院的碧佛利·西尔斯（Beverly Sills）（后来她成为林肯中心主席和大都会歌剧院主席），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瓦谭·格力高利（Vartan Gregorian）（后来他成为布朗大学的校长和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总裁）。那时，由林肯中心总裁内森·乐文韬（Nathan Leventhal） 主持会议。
那时的会议在费舍音乐厅的海伦·赫尔（Helen Hull） 会议室召开。我提到这个，是因为这个会议室里有一个带着各种酒类的酒吧。午餐会议开始前酒吧开放。我记得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杰出创始人之一， 林肯·克里斯坦（Lincoln Kristein）（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是另一位创始人），独饮马提尼，每次开会他至少喝三杯。林肯一般不太容忍别人，马提尼使他这个特点更加突出。我总是佩服内森的耐心，因为林肯会冲他大喊林肯中心只是个房地产机构，艺术节目不是其强项。
无论林肯吼叫得多激烈，他都有种让人毫无防备的魅力。随着时间的迁移，协会例会改到新的罗斯（Rose） 大楼。午餐时禁用马提尼，这可提高了开会的强度，魅力也渐弱了。主要是因为讨论进入21世纪时，林肯中心重建的这一复杂而昂贵的计划。
在为此书题名《艺术家引领社会》时，我想强调一个信仰，比起更早的时代来说，21世纪的艺术家必须献身于比他们之前所期待更广泛的专业议程。具体来说，21世纪的艺术家必须是全世界大大小小社区的艺术倡导者。艺术家不仅要通过自己的艺术进行交流，还要了解其生活社会的复杂性。要通晓政治、经济和人文社会等各方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向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展示自己艺术的力量。因为人们一般并不了解艺术，且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艺术活动，甚至有时还鄙视艺术，把它看成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事情。
新的专业议程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获得。就读于茱莉亚学院或类似茱莉亚的很多学生，都对如何用艺术来改变世界有自己清晰的看法。他们把理想主义，坚定信念，技术专长和旺盛精力的健康因素凝聚为一股力量，通过在传统场合的出色表演，努力让自己的艺术与社区民众产生共鸣。这样下去，世界上最出色的青年艺术家就会对艺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一议程也正是我在茱莉亚学院期间的基石。我很欣慰地看到，和20世纪相比有越来越多的茱莉亚学院的毕业生走出校园，带着梦想和希望步入现实社会，从事于传统艺术职业之外的工作。
艺术的卓越性和社会意识性这两者不应有任何分界线。今天的艺术家必须对这两者同时提出的挑战应对自如。这样，我们拥护的艺术形式才可以茁壮成长，才能把艺术中洋溢散发的人类价值传播出去。
我总是把自己在茱莉亚学院所起的作用看成是一种艺术和教育的催化剂。我负责把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凝聚为一个致力于培养世代音乐家、舞蹈家和戏剧家的团队。我们的教师队伍尽职尽力，促使学生在艺术中寻找个人表现力和自我充实。学生们也不断以他们的青春活力、创造力和自律性打动我。在茱莉亚学院所见到的学生让我对艺术未来的繁荣兴旺信心十足。我们的行政人员也展示了自己的专长，爱心和耐心，打造了艺术教育界里首屈一指的工作环境。
最后，如果没有理事会的杰出领导，茱莉亚学院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健康与活力。这些理事会成员们精心了解学院各项事务，为学院奉献出宝贵的时间和资源，以保证茱莉亚学院的卓越性在未来不断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美好的家庭作后盾，我这31年的经历也不会如此快乐。在我航行穿梭于各种复杂的激流时，家人给我的是绝对的关爱、鼓励、建议和现实对照。因此，我把这本书献给亲爱的夫人伊丽莎白和孩子们：凯瑟琳、瑞恩和克里斯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