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明讲会活动
何谓讲会？广泛地说，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1]阳明学者参与和主导的讲会活动，其实包含了以上各种形式，而且各形式的讲会也未必可以清晰地界定和区分，有时三五人私下相问学的聚会便是一个地方性定期讲会的前身，[2]有时一个纯粹士人的讲会也会形成乡约式的聚会，[3]官学或书院中也会因某名儒的到访而举行特殊的讲会，[4]在定期举办的讲会期间也有朋友间的问学。在时间上，有时不同的讲学方式是连续发生的，最常见的就是朋友们共约前赴某一讲会，在旅途中的彼此问学或拜访某学者，以及散会后，小群学者继续留会或共同游学。[5]因此，要明确地界定讲会的形式或内容并不容易，也没有必要。但是在这里，我主要想探讨的讲会是属于由地方缙绅及士子们组成、定期举行的集会讲学活动，即是已稍具组织规模却又未必隶属于书院机构内的讲学活动。因为这类的讲会是地方乡绅和士人共同组成、有定期聚会、甚至有组织公约的社会团体，成员是地方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及智识社群，因此在地方社会中具相当影响力，也最能说明阳明学如何在地方社会中发展。而且这类讲会又常为书院建构的前身，不仅可以提供关于某些明代书院兴复的新观点，也关涉着地方缙绅士子们在地方政治和公共领域内的活动。
简言之，这里所谓的阳明讲会可以说是指一种始于明代中期，由乡绅士子们结集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且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目的的定期聚会。这样的界说也大略勾勒出阳明讲会的成员、地域、时间和内容，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些讲会所涉及的人、事与活动。
（一）成员
阳明讲会的成员主要以各地生员为主，但通常是在地方官、著名乡绅或名师宿儒的号召下才结集组会的。从存留的各会语可知，阳明讲会的讨论多涉四书及先儒语录等学术性的论题，关切修身成德的操持，基本上是士人阶级所熟悉、关切的内容，参与者也必须具相当学识，因此可以推知大部分参与讲学的“同志”是士人。在书院或学宫中的讲会，主讲者多为名师，而参与问学的会友则以生员为多；几个著名的讲会，如青原会、水西会等，通常都有二三百位同志参与，[6]其中固然有极负盛名的学者、地方官和乡绅，[7]但不可能二三百人皆拥有举人或进士的头衔，大多数的参与者还是各地的生员。其中除了少数后来成名的学者或官员，大部分参与这些讲会的生员都无法在历史上留名，但是这些结集于地方社会中的生员们却是阳明学的重要接受者，也是阳明讲会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参与行动更是推动阳明学成为明代学术主流的重要力量。
讲会成员以生员为主和当时科举考试及士人社群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上一章已说过，明代中晚期之后因官僚体制已呈饱和，科举日益困难，因此地方社会累积了相当多无法挤入官场窄门的生员。这些生员在地方社会中虽不能像乡绅一样拥有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但在广大未受教育的社会民众之中，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文字能力仍能在地方事务与教育中起相当的作用。而生员群体中潜在地拥有将来优秀的学者和高位的官员，因此也成为当时教育政策主要关切的对象，教育官员和学者与当地生员的接触机会颇多，地方学术文化活动中也少不了生员们的参与。因此，我们虽然无法简单地把生员归入地方社会的领导阶级，[8]但他们的确有机会与领导人物接触、问学、表达意见，甚至间接地促成地方建设或社会运动。在学术方面亦然，生员虽然不具有领导和号召的声望与能力，但是若没有他们的参与，鸿儒名师也无法带出新的学术风潮。所以，生员人数的增加确实是阳明讲会于中晚明期间能够在各地方社会中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因缘。
从有关阳明讲会的资料上看来，虽然生员是组成各地方讲会的主要成员，但若没有著名的学者或官员的号召提倡，讲会则很难形成或持续。阳明学者如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王艮、罗汝芳等都是号召主持讲会的著名人士，他们所主讲的书院和讲会，如复古书院、青原会、水西书院、志学书院、东淘精舍等都是盛极一时的阳明讲学会所，也都受到地方官员的资助和倡导。[9]这些著名学者除了在自己主讲的书院或精舍中召聚学生讲学，有时也因为周游讲学，而促成其他地区讲会的成立，例如，王畿和周怡（1506—1569）曾在嘉靖三十年（1551）结伴游历东南诸胜，随缘结会，过吴中时，当地官员集同志数十辈会于道山亭下，延二人前往主讲，“既如会，诸生惧其既别而或离也，乃图为月会之约”。[10]另外，桐川虽曾有讲会，但兴废不常，后来也是趁王畿再过桐川，在当地州守吴中淮的邀约下，有百余人会于复初书院，“既毕会，使君惧其久而复废，因图为月会之期”。[11]永新的文会在诸生周法等人的召集下，于嘉靖十四年（1535）初次集会，邹守益也赴会，又得地方官的极力协助，会中“诸生喜其俗之易感而惧其功之难恒也，乃仿惜阴之例，间月各会于乡，而春秋合会于邑。置为文会约，相与遵而习之，以无忘良师帅及乡先生之训”。[12]从这些例子我们知道，地方官员经常主导讲会的成立，而像王畿、邹守益等名儒对于号召讲会的成立，确实极有效果。以王畿为例，从其文集和《王阳明年谱》中可知，衢州西安的讲会、水西会、宁国宣城的讲会、复初会的复会、吴中道山亭讲会、桐川讲会、太平九龙会等，都有他提倡主导的痕迹，但他并无法经常莅临这些讲会，所以实际维持各地月会（或间月会）[13]的正常进行仍主要靠当地的乡绅和生员。即使有地方官的支持，讲会的运作仍多靠生员们的维系，例如，宁国府的宛陵精舍在知府罗汝芳的支持下，由生员执行出纳、登籍等工作，甚至出任会长。[14]当然，某些讲会在无名师的主导下也可能面临“兴废不常”的命运。
根据以上所论，阳明讲会成员主要来自三方面：著名的儒者扮演教导和号召的角色，实际讲述阳明学的精意并带领讨论；地方官员扮演倡导和资助的角色，对讲会在地方的成立有实际的推动能力；而地方生员则是参与讲会的最大群体，也是维系讲会实际运作的主力。因此根据讲会参与者的身份，我们可以说讲会是属于士人在地方社会中的学术交友活动之一。
有人可能会对我将讲会界定于士人阶层的活动提出质疑，因为泰州学派的庶民性较强，王艮的弟子中有许多平民，[15]罗汝芳把讲会推广到民众的层次，[16]或某些讲会则显然包括商、农等阶级或属于宗族内的聚会。[17]当然我们不排除阳明学讲会模式的确可能在不同情形下往宗族以内与庶民层次扩展，即被适当地修改后运用于不同群体、服务于不同目的。阳明讲会的确在许多方面和乡约或宗族聚会有重叠的现象，尤其主导讲会的地方官员、学者和乡绅们，都属地方社会中的领导阶级，对地方乡土通常抱有移风易俗的责任感，也多致力于领导地方的建设活动，因此，若有机会，他们都乐意效法王阳明推行乡约，将讲学落实到教化的层次。邹守益就曾表明自己十分羡慕王阳明以乡约政理南赣地区的政绩，自己身为安福县的乡绅，欲推动乡约，却顾及“无官法以督之，故不能以普且久”，只好作罢，后来当程文德主县事时（1536），安福县终于在官员和乡绅父老的协助下成功地推行乡约；[18]罗汝芳出任宁国知府时也曾以乡约讲会为治。因此，身为地方领导阶层的官员和乡绅，将其所信奉的阳明学说以较简易的方式推广到民众教育方面，不但符合其身份，也能实现他们以学为政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看，阳明学说的影响力确实挣脱士阶层而达及庶民阶级。
另外，讲会的模式也被某些家族所采用，成为家族内的讲会活动，例如，油田彭氏于嘉靖十三年（1534）在广法寺举办的文会，便是族内的聚会：“其族之长幼预者四十有四人，其姻邻预者十有四人，吉水二人，安福十有三人，会五日而毕。”[19]云庄进修会是由叶莲峰发起，“谋于父兄子侄，倡为进修会，以会一族之人”。[20]其他如宁国府太平县内的九龙会、拾一会或吉安府安福县内刘氏家会等以同姓家族为主的讲会，可见于第三、第四章的讨论。这种现象与明代私学教育组织相似，当时私学机构除了程度较高的书院以外，尚有服务于乡里、程度较低的义学，或举于宗族之内以教育宗族子弟为主的宗学。[21]讲会既然成为明代私学重要的机制之一，它为宗族所采用以教化宗族子弟，亦是自然的趋向。
尽管如此，就探讨阳明学内涵与修养工夫有关的讲会而言，生员阶级以下的庶民参与情形并不普遍，从有关讲会的资料看来，大部分对阳明学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的讲会仍以士人为主，讲学的内容也以儒家性命之学为主，因此主要是属于地方士人的学术交友活动。除了几位泰州学派的学者，如颜钧（1504—1596）、何心隐（1517—1579）等人确实致力于庶民阶层的讲学以外，其他阳明学者虽也主领乡约，但终究是以地方官或乡绅的身份来领导教化，这类活动与他们另外结集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与论学的讲会并不相同。一般而言，明代社会中除了乡约性质的聚会，士人和民众一起论学的场合很少，即使当时士商阶层确实有逐渐模糊、互相渗透的例子，许多结社作会的场合仍明显有区分士人与庶民的现象。[22]明末吕维祺（1587—1641）创立的芝泉会的会约便明白说道：“农商市民无不可与作善，但其来会者未必实也”，因此主张“乡约一法最便于布衣之向学者”。[23]清初紫阳讲会在形式上大体承袭明代讲会，其入会资格也以士人为主。[24]可见士大夫虽然鼓励一般民众借着连属乡党，从事规善劝恶、移风易俗的活动，也承认“刍荛可以为师”[25]“四民异业而同道”，[26]但并不积极打破阶级差异，让四民同在一个讲会内讲学，毕竟上下身份的差异在当时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27]知识程度的差异也实质限制了四民同堂讲学的可行性。因此阳明讲会并不像林兆恩（1517—1598）领导的宗教性聚会有不同阶级的成员齐聚一堂，[28]而是更像一般的文社和诗社，都是以士阶级为主的社交活动。阳明讲会勃兴的时期正好也是明代文社、诗社活动活跃之际，而且两者在与朋友连属和定期聚会的性质上均相似，反映出同一时代同一阶级之活动所具有的同构型，亦即在运用社会、政治、文化资源，以及活动形式上的相似性。
（二）地域和时间
阳明讲会基本上是属于地方性的活动，当然在南北两京有部曹官员组成的讲会，[29]也有来自不同地域的士子因赴京赶考而举行的临时性讲会，[30]许多大型的地方性讲会也会邀约外地学者参与、观摩，但是除却这些少数因职务或机缘使外地士人集聚的临时性讲会外，阳明讲会最主要的形态仍是以各地方社会中的士人为主体，以定期举会的方式进行。
阳明讲会标榜借朋友互相讲学切磋而收进德修业之功，因此朋友间保持经常性的聚集，让讲学持之以恒是很重要的。曾经有人问徐榜（1583年进士）：“邑故有水西会，今吾里有蓝山、赤山会馆，毋乃赘而期不几烦乎？”徐榜的回答是：“夫馆不越里，会不择期，庶几日渐月摩，入芝兰之室与之俱化，而不自知也。”[31]这种说法不仅表达他们对于定期举办讲会以期以友辅仁的理想，也反映了某些地域中乡邑会所林立的情况。[32]若讲会所涵盖的地域太广，成员必须长途跋涉才能聚集，势必无法有经常性的聚会，因此通常会衡量会友们居住的地理远近以订会，若地理相隔较远，可能因此而分会，[33]也可能减少会数而延长会期。例如，洪都的讲会就因为参与者“相望百余里，会不能数”，才决定每岁四会，每会十日，并选定南昌双林寺和丰城至德观二处为寻址，为使“道里相间，劳逸均也”。[34]由此可见，以乡邑为单位的聚集是阳明讲会最容易维持定期聚会的组织，此也是各地传播阳明学最重要的机制。
如此注重地缘为会的明代讲学活动和宋代书院中的讲学，便有相当不同的精神面貌，即更具地方草根性。虽然宋代朱熹弟子们可能也有类似社团的讲学活动，[35]但毕竟无法如明代阳明地方讲会的规模和普及性。钱穆便曾指出：“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王龙溪、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36]像王畿、钱德洪这样的名师，至七八十岁仍周游各地讲学，除了让我们看见明人讲学的热忱，更说明阳明讲会扎根于地方社会的特质。
这些地方乡邑中的小型讲会，聚集的时间和频率是依各自的需求而定，没有统一的规定。例如，余姚中天阁的聚会是每月二会，以初八、廿三为期；[37]冯纬川所葺的慈湖精舍，竟达每月六会；[38]桐川讲会、蓬莱会、吴中的讲会、水西小会等都是每月一会；[39]江右的惜阴会和永新文会是间月为会；[40]而洪都的同心会则是每季一会。[41]会期的长短也不一，从一日、五日到十日不等。[42]
除了乡邑中的小型讲会外，同一府州内的各邑士友也联合举行大会，这种大会通常一年只举办二次，例如，江右的青原会便是“惜阴之会举于各乡，而春秋胜日，复合九邑及赣抚之士，会于青原，交砥互砺”；[43]宁国泾县的水西会是集六邑同志，每岁春秋各一会，平日则有水西月会；[44]新安六邑同志会曾在斗山精舍、福田山房、休宁建初山房等地举行。[45]这些大型讲会虽仍属区域性的，但通常由著名的学者主会，如邹守益曾主青原会、王畿和钱德洪曾主水西会，也会尽量邀请各地的学者赴会，叙旧商学，也因此常是著名阳明学者们齐聚论学的重要场合，记录讲会讨论内容的“会语”更经常在同志间流传。[46]大型讲会的会期较长，通常以旬日为准，但也有长达一个月的，[47]实际上会友们是先后到达、先后离开，三三两两私下的讲学总是在毕会后延续着。
这些大型的讲会对阳明学者而言是学术盛事，除了提供切磋问学的机会之外，对传播阳明学术、提升学派声望都关系厥伟。阳明讲会虽没有全国性统一的组织网，但是在王阳明第一代弟子身上，由于强烈的同门意识以及所担负振兴师门的责任感，因此他们所关心、所接触的讲会都不局限于某一地区，大型的讲会除了提供学者们共同切磋论学的绝佳机会，也是联络同门情谊、体现学派精神的重要场合。
（三）地点
讲会举行的地点主要在两个场所：书院和寺庙（少数在道观）。书院是私人讲学的重要场所，因此也经常是阳明讲会举行的地点，但除了利用当地的学宫或旧有的书院，及少数先建书院后举讲会的例子外，[48]许多讲会都是先利用附近的寺庙作为会所，当讲会越来越兴盛、人数增多之后，参与讲会的乡绅士子们才致力于增建房舍或建构书院的工作，为讲会谋一永久的会所。如Timothy Brook 和 Susan Naquin 所论，明清时代佛教的寺庙在中国乡绅士子们的生活中是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少数开放供给地方公众运用的场所，因此做为地方士绅社交活动的讲会以寺庙为会所是相当自然的现象。[49]而且寺庙通常位于山水灵秀之地，更是士人旅游、接近自然的最佳去处，在明代士人崇尚自然、热爱旅游的风气下，讲学和山水、旅游实不可分。罗洪先的《冬游记》便引我们一窥当时儒者如何将旅游、赏景、访友、文化鉴赏、讲学与文字书写美妙交织的。[50]
关于讲会与书院建构的讨论，将在下文中进行。此处只就资料所见，列举出一些在寺庙中举行的讲会：余姚的龙山会举于龙泉寺之中天阁、越城讲会初举于寺观、泾县水西会举于水西上中下三寺、宣城诸生讲会举于景德寺、太平县的五松会举五松禅院、江西青原会举于青原山寺观、油田彭氏惜阴会举于广法寺、西原惜阴会举于能仁寺、永丰县敦复会举于螺狮庵、洪都讲会举于南昌双林寺和丰城至德观、南畿门人讲会举于城南诸剎、北京讲会举于灵济宫等。[51]
（四）形式
讲会进行的形式虽然没有很详尽的记载，各会也未必尽同，但根据资料所见，仍可发现一些属于明代阳明讲学的特色。首先，祭祀常是讲会中重要的活动，尤其是当讲会在奉祀阳明的书院中举行时，祭祀先师通常是讲会的序幕，例如，浙江天真精舍就以每春秋二仲月仲丁日为祭期，届时邀四方同志前来祭祀王阳明，在“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后才开始讲会；[52]邹守益在《惜阴申约》中也说到，在举乡会之日，要设王阳明像于中庭，焚香而拜后，再以次列坐，才开始乡会。[53]祭祀活动从宋以降一直是书院中重要的一环，初时也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朱熹作竹林精舍，更以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邵雍（1011—1077）、司马光（1019—1086）、罗从彦（1072—1135）、李侗（1093—1163）七先生从祀，[54]有尊重学派学统之意，也奠立了书院祭祀的风气。明代各书院承袭此风气，祭祀对象与书院讲学内容也保有学派传承的紧密关系，陈献章（1428—1500）弟子湛若水广泛兴建书院，书院内奉祀陈献章，[55]王阳明弟子成立的讲会和兴建的书院祀王阳明，主程朱学的讲会和书院则祀朱熹等宋代理学家。[56]因此，阳明讲会的祭祀活动主要承袭南宋以来书院讲学以祭祀先儒树立儒者典范、培养高尚品格及尊重学派传统的作为。
讲会也很重视默坐自考，即给会友们一长段安静的时间，整理思绪，澄虑心体，预备参与听道和讲论。例如，蓬莱会约中就规定：“每值会期订以辰刻赴会，主人别治静室，焚香默对，外息尘缘，内澄神虑”。[57]孟津主领在黄州的讲会也有“默坐澄心，共明学脉”的操练；[58]晚明江右地区的讲会格外重视静肃默考的修养。[59]下面引文则可见罗汝芳如何以静坐的操练引导会友自省其心：
诸友静坐寂然无哗，良久，有将欲为问难者，罗子乃止令复坐。徐徐语之曰，诸子当此静默之境，能澄虑反求，如平时燥动，今觉凝定；平时昏昧，今觉虚朗；平时怠散，今觉整肃；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彻，则人人坐间，各各抱一明镜在于怀中，却请诸子将自己头面对镜观照，若心事端庄，则如冠裳济楚，意态自然精明，若念头不免尘俗，则蓬头垢面，不待傍观者耻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顷刻安耶？[60]
歌诗也是讲会中常有的活动。例如，王阳明每遇讲会，则以童子歌诗；[61]华阳明伦堂中的讲会主会者也令诸生歌诗；[62]宛陵之会，罗汝芳先命歌童举乐合歌等。[63]他们所歌咏的是什么诗歌？歌诗的目的何在？从罗汝芳文集我们可以零星地看到一些歌诗的内容，如歌朱子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程明道的“男儿到此是英雄”、[64]王艮的“入室先须升此堂”、[65]“人心若道无通塞，明暗如何有去来”，[66]或歌咏杨简（1141—1226）的诗。[67]阳明讲会中歌诗的内容很可能主要是理学名家的诗作。
虽然宋明理学家们常常贬抑诗文创作的活动，但是作诗仍是他们生命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诗作也经常指涉其修身养性所达的崇高境界，甚至树立一种特殊理学风格。[68]因此与其简单地说理学家们反对作诗，毋宁说他们是反对借用诗文去创造出一些没有落实于生命的境界。换言之，由于他们对修身的重视，他们的文学观也是以道德修养为依归。这样的文学观大体为阳明学者所承继，从阳明讲会中歌咏理学家诗篇也可看出，理学家表达人生境界的诗作实已成为理学传统的一部分，甚至在实际修身的操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至于歌诗的目的，主要在于“兴志”。罗汝芳在宛陵讲会中先命歌童举乐合歌“以兴众志”；王阳明也曾说：“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69]朱熹注《论语》“兴于诗”，主要认为因诗感人易入，在吟咏之间易兴起人好善恶恶之心，[70]而王阳明在南赣成立社学后所颁示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说到先王对童子的栽培涵养之方也包括歌诗，因为歌诗的教育功能是要引导人把内心的情绪感受表达出来，使不致壅塞郁闷：“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71]
王畿在回答“古人歌诗之义”时，则进一步发挥王阳明之说：
古人养心之具无所不备，琴瑟简编歌咏舞蹈皆所以养心，然琴瑟简编舞蹈皆从外入，惟歌咏是元气元神，欣合和畅，自内而出，乃养心第一义。舜命夔典乐教冑子，只是诗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于歌声体究，**涤消融，所以养其中和之德而基位育之本也。[72]
王畿认为歌诗不只是借旋律或诗意来陶冶性情或兴**志，更是借着正确的歌唱方法，即以内在之气配合自然的生长收藏、开发收闭而歌，[73]以达欣合和畅之境。王畿视歌诗为一合内外、体现四德中和的活动，他因此称此为养心第一义，比弹琴舞蹈更具陶养心灵之功。王阳明也认为歌诗可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惓，而无暇及于邪僻”，因此在其所办的社学内，规定诸生每日要轮班歌诗，每朔望要集各学会歌于书院。[74]
在讲会中歌诗还必须做自我反省的工夫，王畿说：“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反，非再歌之谓，使反之性情以自考也。”[75]此处王畿不赞同朱熹以“反”为“复歌”之解，[76]而是以“反”为“反之性情以自考”。罗汝芳也赞同这样的解释，由他在讲会中的教导，更可见如何操练这种“反之性情以自考”的工夫：
吾侪适歌万紫千红总是春，便叹曰：果然满座皆春也；适又歌男儿到此是英雄，亦复叹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叹处，便可见当时反之之气象而感发善心，惩创逸志，固有勃然以兴而莫可自已者矣。[77]
前面王畿所谓的歌法在强调歌唱时定气、运气的谐和平顺，此处罗汝芳则强调内心应正确体验诗词意境、进而因诗兴志，不至流于有口无心的聒噪。因此诗的内容在歌诗中也极重要，有时在歌诗之后，诸生会请主讲人“将所歌诗中意义发挥”，[78]有时主讲人会在歌诗之后，借着诗的内容开始诘问诸生，而进入义理的讲论。[79]
以上所论祭祀、静坐默考、歌诗的活动，都是讲会强调透过身体操练以追求圣学的实践工夫，与一般头脑思辨、言语讲论有别，除了经由身体的活动和操练以内化儒家礼仪文化之外，主会者更不厌其烦地引导与会者反之己身来切实体验义理。由此可见，讲会在性质上并非只是学术活动，更具有宗教活动般灵性和精神的向度。
然而一般讲会最重要的活动还是义理的讲论，今所见的“会语”多记讲会中诸生和主讲人间的问答，内容几乎全关系道德修养的心性之学，这些问答也成为我们研究个人思想的最佳材料。义理讲论有不同的进行方式，或“每会轮一人讲四书一篇，以为参互体究之资”，讲毕诸生再起发问；[80]或由诸生讲说，主讲人先听，然后给予评论；[81]或由诸生请主讲人阐发某章之义或阳明学要旨；[82]或由主讲人先讲，诸生就其所讲而发问。当然，讲会的会期既然可长达旬日，甚至一个月，义理的讲论就不会只限于每日正式升堂说道的时候，更可延伸至会后的自由讨论。罗洪先记青原讲会的情形曰：“每日升堂，诸君发明良知与意见之害，退则各就寝所商确，俱夜分乃罢。”[83]可见学者对义理探究的热诚，绝不为群体讲会的方式所限囿。也因此同志们常互约可以共证此学的朋友在会后继续讲学，以期能更充分地讨论切磋，邹守益就曾告诉陈九川（1494—1562）说：“今以望日赴师泉南禅之会，会毕约连坪、双江、念庵诸同志久住青原，以究归宿，期不作半途客也。以仲冬为期，九邑诸友能来者，仍以五日为期，若久留者亦听。”[84]
另外，由于切磋共学、规过迁善，期以进德修业、移风易俗，是讲会的重要目的，因此讲会中会友们经常互证所学、直指过错。例如嘉靖十八年（1539）罗洪先冬游，曾与王畿等宿月泉方丈，在夜间论学中，罗洪先问王畿：“试论余如何？”王畿回答：“汝以学问凑泊知见，纵是十分真切，脱不得凑泊耳。”[85]唐顺之（1507—1560）也曾问王畿：“公看我与老师之学有相契否？”王畿直言其良知尚未致得，唐顺之初虽愤然不服，但经过王畿的解释，便同意，且言：“吾过矣，友道以直谅为益，非虚言也。”[86]这些例子显示阳明同志间论学，较有心得或年长的学者常会被年轻学者要求观验所学，他们通常会很坦诚地指出对方的缺点，因为如此才符合阳明讲会所标榜“互证所学，直指病痛”的朋友辅仁之道。同辈间也会互指瑕疵以彼此切磋，例如，共同师事罗洪先的赵弼（1510—1560）和尹辙（1511—1560）便是这样的良友，[87]刘肇衮的学问也多得诸“交修于人”。[88]而讲会便是提供同志们如此交修、互证的最佳机会。
互证所学、直言过错也包括诉诸会友间互相的激励和约束以助于改过迁善。例如，湛若水曾主张以相近号舍之十人为朋，各给号朋簿一扇，希望这十人之间形成出入相友、德业相勉、过失相规、疾病相恤、有无相济的朋友共同体，若其中一人过恶发露，同朋未能先呈白，此十人须一同罚跪。[89]这可以说是将保甲连坐的精神运用到规过劝善的德性修养上。另外，在嘉靖三四十年，当江西安福惜阴会已成立约三十年之后，邹守益有感于“将稽先师传习之绪而精进者寡，因循者众，是忽实修而崇虚谈”，因此订立了除旧布新之策，其中对于改过迁善有约如下：
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居处果能恭否？执事果能敬否？与人果能忠否？尽此者为德业，悖此者为过失。德业则直书于册，庆以酒；过失则婉书于册，罚以酒。显过则罚以财，大过则倍罚，以为会费。凡与会诸友，各亲书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愿如约”三字，其不愿者勿强其续愿，入者勿限。[90]
这里说到每人应立一簿，每日自我省查，将德与过翔实记下，家族和乡党之中则立会，互相虚心稽查省过，透过彼此诚心的约定，以期能借着在公众中坦呈自省的结果而改过迁善。这类以簿记方式自省功过、以省过为目的的聚会在晚明相当盛行，根据酒井忠夫、Cynthia J.Brokaw和王汎森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许多阳明学者透过讲学聚会致力于省过的工夫，其中除了有阳明学说可能造成人们对道德修为的高度要求外，在方法上也受到当时流行的功过格的影响。[91]惜阴会在实行三十年之后加入这样的省过方式，不仅让我们看见阳明讲会可能随着时代、成员之不同，配合当代盛行的风尚而变化作会的方式，也点出阳明讲会和晚明各种“会”兴盛之间紧密的关系。
图1
以上二图为《王阳明先生图谱》（邹守益绘并撰，民国三十年据明嘉靖刊本影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中画王阳明在南京、虔台与学者及门人讲学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