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讲会与书院之修建

讲会与书院关系密切，虽然讲会经常利用书院举行，但是据上文的分析可知，讲会是地方乡绅与士子的学术交友活动，又常假佛寺或道观举行，并不完全等于书院内的讲学，不应该将之视为隶属于书院内的活动。以地方士友相聚论学辅仁为主的讲会，主要欲集聚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问学，聚会地点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故赴京赶考的士子们会临时择地举会，吏曹部中同事也可能就近约会、胜日出游，[92]因此以“同志相聚论学”为诉求的讲会，在择地、形式、内容上都较官学或书院教育更有弹性。而且在讲会成立之初，利用旧有的书院、学宫或坐落于名山胜水间的寺庙、道观举会，则是最方便、最经济的做法。建构一所书院或会所虽然对讲会的举行有极大的帮助，却未必是讲会的真正目的，阳明学者们在强调讲会的重要时，总是以朋友间的切磋问学、以免离群索居而荒废正学为主；[93]兴建书院毕竟需要庞大资金，即使学者官员有意为之，也未必即可顺利实现，例如，江右士大夫因学宫聚讲空间不足，希望筹建一书院，却因无主事者而延宕十年之久。[94]这样的事是颇为平常的。

从明代阳明讲会和阳明书院修建的关系看来，讲会常是书院的前身，即因着讲会兴盛之后，会友大增，原有建筑已不敷使用，此时会友和地方官深感需要一个可供固定会讲的会所，故修葺旧书院或增建新书院。由此我们可以说，讲会不仅不是书院复兴后才提倡的活动，相反的，阳明讲会还是某些书院复兴的重要基础。[95]虽然学术建筑规制与学术风潮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交互影响，但就开创力而言，与其说建筑规制促使众人的聚讲，并兴起某学术风潮，毋宁说是献身于学术的人们聚讲的活动，促进了规制与建筑的形成。

嘉靖年间因阳明讲会而促成书院修建的例子很多，例如，从浙江能仁等寺内的讲会到阳明书院、从江右四乡惜阴会到复古书院、从浙江青田官学内的讲会到混元书院、从江西万安精修观内的讲会到云兴书院、从南京泾县水西寺内的讲会到水西书院、从南京宣州景德寺内的讲会到志学书院等，都是讲会作为书院前身的例子。[96]这些书院兴建的时间也都在嘉靖朝，即有明一代修建书院最兴盛的时期。研究明代书院的学者指出，王阳明及弟子们对明代书院复兴有功不可没的贡献，[97]在此我要强调的是：这贡献绝不仅止于个人提倡的层次，而是因着阳明学成为地方乡绅与士子们讲学的内容，地方上存在许多定期聚讲的讲会之后，书院的建构才在讲会勃兴的基础上开花结果的。

虽然从许多例子都看见讲会是书院的前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书院逐渐兴盛之后，讲会便逐渐成为书院内的活动，为书院所取代。的确，地方上若有书院，讲会经常会在书院内举行，尤其在嘉靖晚期以后，许多讲会都利用已有的书院和会所举会。然而诚如上文所论，讲会的重点在于同志相聚问学，地点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性质上，讲会其实更接近一般的文社和诗社，都是属于乡绅文人论学交友的活动，与做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间关系虽密切，却无一定的涵摄关系。

讲会既属于地方乡绅士人的活动，讲会又常促成书院的修建，在书院的修建工作中乡绅士人扮演何种角色？这与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又有何关系？根据许多史料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书院都是在地方官员和乡绅士民的协力合作下修建完成的，这种合作包括筹措物资田产和形成公众舆论两个层次。

兴建一所书院以及维持书院和祠祀正常运作所需的资财，通常来自乡绅士民的捐献和地方官员权限内的帮助。例如，水西书院的建构，先是“诸生敛金构居于宝胜之左，而当道病其隘也，拓于殿之右。义民、童生欣然各助费焉”。所费之财，“出于官十二，出于诸生十三，出于尚义十五”。膳田部分则是“出于官十四，出于诸生十二，出于婺妇十六”。[98]正学书院的建构在知府高冕卜官地为院址后，当地监生董昭、吴一贯，君世嵩捐赀董役而成。[99]复古书院也是在“藏书者献其籍，积产者献其田”，仕隐皆出资的情况下建构完成。[100]衢州府知府李遂兴建衢麓讲舍时，当地六邑士民咸各捐赀以助成。[101]万安的云兴书院和赣州许多阳明祠的建构，也是在地方官员和当地士民合力出资下完成。[102]另外，浙江的天真书院和阳明书院，虽都由门人合资建成，但其后祀田之扩增或祠庙之修建则赖地方官员的帮助。[103]

地方人士能够捐赀捐田者，当然不是佃农阶级，多半是地主、乡绅和商人。而地方乡绅与商人等之所以积极参与书院等建构工作，当然有其大时代的社会背景。学者的研究已指出，明代许多公共建设，包括庙寺和书院的建构，与明代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亦即明代商品经济活动的发达，使得地主和乡绅们拥有丰厚经济能力投身地方建设和慈善活动。就地域关系而言，书院和其他公共建设兴盛之地也正是当时商业发达繁荣之地；就时间而言，两者的兴盛都始于嘉靖年间，并持续到晚明。[104]

这些政治权力和地方经费的运用，似乎不必经过中央的核准，地方层级的官员即可擅自使用。沈德符指出某些地方官员以建书院逢迎徐阶时记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张居正毁书院之际，也指控常州知府施观民借造书院科敛钱财。[113]由此也可知，虽然书院的建构多仰赖地方乡绅士民与官员的合作，实际上官员拥有更多的财力和权力来完成，也因此邹守益在《复古书院记》中记道当地惜阴会已成立多时，士大夫和父老们虽欲谋建一书院作为永远的会所，却因当时“无主之者，迄十年未克就”，后来是在程文德为知县时，又得江西学政徐阶之助才顺利兴建复古书院。[114]

既然地方官员在书院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由阳明讲会促成的书院建构，必然在一些阳明门人或心仪阳明学的地方官员主事下才比较容易顺利完成。综观所见资料，也确实如此。有时候，同门师友关系或师生情谊对于达成目的有极大的帮助，例如，天真仰止祠便是欧阳德责其门徒胡宗宪（当时任浙江御史）和阮鹗（当时任浙江提学副使）改建完成的。[115]相反的，不悦阳明学的地方官员，则可能极力破坏、阻挠地方上阳明学的发展，例如，江西各县阳明王公祠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前曾遭受严重破坏，被主事者废为宴憩之所，王阳明像被迁出祠外，王阳明所设的五所社学，“继后异议者尽堕成规，而五院为强暴者私据”。[116]万安同志要修建云兴书院，也曾遭异议而止之。[117]由此不难想象，地方社会中因学派冲突所衍生的政治冲突。因此，阳明学者在热切投身讲会之时，又极力促成书院的兴建，除了具有教育的热诚和政治的理想外，也是提升阳明学派的重要作为，而且背后也不乏政治权力的角力。基于此，虽然我不认为阳明学派书院的建构，足以完全反映阳明讲学兴盛的实况，[118]但当一所所具有文化指标和教育规模的书院在各地方兴建完成时，则无疑标志着阳明学深入地方社会的事实。

虽然地方官员拥有相当的权力来推展地方讲学，并促成书院或祠寺的兴建，但在运用政治权力使用地方财物时，仍必须师出有名，即必须在对地方有贡献的前提之下，这一切才算为合情合理。因此乡绅士民和地方官便需在建立地方公众舆论的目标上合作，即以移风易俗、兴利除害等公共利益为理想，描摹出一幅上仁下义、风正俗美的地方政治的美景。张尧文在《复建水西书院记》中，对于官民一同兴建书院，有功于地方社会，便有动人的描写：

刘公（起宗）均田兴学，有功士民也实多，于此精舍，尤见其鼓舞之尽神也。感之以诚，民之从善也易；题之以名，民之感德也深。昔也荒芜，今也堂宇；昔也草莽，今也丹垩。会于是嘉，聚于是乐，人心于是正，风俗于是美。予固嘉郑君（韬）之义，而刘公之功益昭也。昭刘公之功而诸先生之教益大也，诸先生之教，无非欲正人心风俗而已。[119]

学者之教化、地方官之政绩和士民的义行，交织成一幅官民互动、上行下效的政治美景，这样的理想美景绝不仅是一个希望，更是使地方财物可被“正当”运用以提升私人讲学的重要理由，也是转换私学之“私”，成为地方民众之“公”利的重要手法。

另外，地方士绅父老的请愿，也是正当化地方官员赞助讲会和书院建构的重要手法之一。从纪录书院建构的文字中，我们发现“从诸生请”“询士民之舆情”等字眼屡屡出现。例如，李遂建构衢麓讲舍，乃“从诸生请”；[120]云津书院的复修也是由于当地士子萧仕和刘朝佐等人之请，地方官才撤去佛像、修复书院旧观；[121]正学书院是在“诸生偕父老以请”之后，知府高冕始卜官地兴建；[122]程文德兴建复古书院是顺应满足当地士大夫和父老们多年以来的心愿；[123]另外，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煜“因诸生请”而建仰止祠于九华山，以祀王阳明；[124]提督南赣都御史张烜和江西佥事沈谧，建复郁孤山阳明王公祠及安远县报功祠，亦均“询士民之情”而行。[125]地方士绅父老的请愿，一方面代表了地方民间的“公论”，具有正当化官员政治权力之运用的作用；另一方面多强调兴书院、祠王阳明有助于移风易俗，使士民有所矜式。[126]这样让支持书院的兴修看起来不但毫不徇私，更成为地方官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对的，愿意资助的地方官在士民请愿的声明之下，则强调自己的政治责任，顺理成章地拨用经费、运用权力以助成书院修建的工作。徐阶在任江西学政时，正逢复古书院的建构，他便强调这是他身为教育官员的责任，而令王鸣凤负责完成此工。[127]

当然，这些士绅父老们所请愿的未必真正代表地方上的公论，而是本身的兴趣所在，但是身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理所当然地以士民的代言人自居，且在讲学以移风易俗的理想下，借地方讲学和乡会使地方“少长咸奋，强弱得所，税赋以时，而盗贼屏息，公庭无讼牍焉”的政治美景中，[128]他们更自信地强调其建构书院之请乃是地方社会中人人乐成的公论。因此，从地方官和乡绅士子们合作促成书院建构的过程中，热衷讲学的乡绅士子们其实是以地方领导者的身份，把自己的兴趣和理想以地方公论的形式表达出来，又借着具有共识的地方官员，运用政治权力的支持来实现这理想。乡绅士人们如此的行为不仅直接参与了地方社会的公共建设，更因此加强、巩固其在地方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及势力。

至于影响这样发展的大历史背景，则与明代中晚期以后逐渐形成的乡绅势力有关。明代中晚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出仕成了一条艰苦的道路，许多士人因此选择或被迫从政治舞台上退离，休致回乡，加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直接控制力日趋减弱，使得乡绅、士人和地方官员，在地方社会中拥有更多自主的活动空间。讲学和书院复兴，应该也受此大历史环境的影响，虽然明代讲学活动及书院，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遭受从中央而下的严重破坏，然而无论张居正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毁书院、禁讲学，或魏忠贤党人基于政治考虑毁书院、兴党祸，其前提都是因为私人聚会讲学的风气已盛极，可见当时乡绅、士人与地方官员，的确在地方社会中创造出一波具组织性的私学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