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吉水

吉水的学者中，对阳明讲学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当首推罗洪先和邹元标。罗、邹两人分别是嘉靖和万历两个讲学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举国闻名的大学者，与其他地区的学者互动频繁，其讲学影响的范围超越县的层次，在思想内涵和实践工夫的取径上也启动阳明学内部的诸多论辩与分歧，从而对讲学的方式与推展、对江右阳明学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132]

罗洪先一生没有见过王阳明，也始终没有以门人自居，甚至从其学问的旨趣与晚年自得的认定看来，他对王阳明之学并不像其他王门弟子一样地服膺不悖。钱穆指出罗洪先论学着重周敦颐和《周易》，其学脉则本之朱子。[133]古清美也认为罗洪先学与阳明学并不相契，他不以良知教法为学问的最终归宿，而是以其对周敦颐的主静、无欲，对程颢《识仁篇》和《定性书》的了解，及自己所下的工夫心得，来为“良知”和“致良知”作脚注。[134]

但是，罗洪先从十五岁读王阳明《传习录》至玩读忘倦的地步，之后一生钦服王阳明之事功与学问，相信其确为圣人之学，且终其一生与阳明弟子们邹守益、刘邦采、王畿、钱德洪、聂豹等人交往密切，往复切磋论辩，可以说其一生学问进程是长期与阳明学对话及自我修正的结果。罗洪先居乡讲学二十余年，门人众多，其学术活动也主要与阳明讲会相关，不仅号召同志讲学且开辟讲所，因此绝对是影响江右阳明讲学的关键性人物。

罗洪先于嘉靖四年（1525）举乡试，即偕王鲁直、周子恭（1506—1553）师事同邑的李中（1478—1542）。[135]李中之学主要是宋儒的脉络，其家学与师学均可上溯濂洛，[136]因此罗洪先论学常上溯宋儒、不独尊阳明良知学，应有师承的影响。[137]由此也可见，在江右长期的理学传统下，阳明学并不能独霸整个学术界。嘉靖七年（1528）罗洪先在赴京赶考的途中遇见何秦（廷仁）和黄弘纲，何、黄是江西雩都人，也是非常活跃的阳明学者。次年（1529），罗洪先举进士第一，授修撰。大约就在此时，罗洪先先后结识了许多王阳明的弟子，如聂豹、王艮、王畿，[138]又与欧阳德、徐阶共事，一起论学，他曾表达了当时对欧阳德的敬重之情：“洪先束发，快睹光仪，初入禁廷，朝夕相依，语必札记，信如蓍龟。”[139]

嘉靖十二年（1533），罗洪先归家奔父丧，守丧期间，他庐居于附近的玉虚院，据称是因身体孱弱，居于道院既有静养之功，也有居庐之意。[140]不久，其侄周子恭归自南都，便于玉虚院聚友讲学，成立了玉虚会，邀刘邦采来主盟。[141]玉虚会虽未必标榜阳明学，但阳明学占有相当分量，除了刘邦采、罗洪先已接触阳明学外，玉虚会的会友刘方兴也心仪阳明学，且与阳明高弟何秦、黄弘纲、邹守益、聂豹等游。[142]罗洪先于居丧期间活跃于讲学活动，引起了同邑名儒罗侨（1462—1534）的批评，此时罗洪先对朋友相聚讲学的看法非常正面，他解释自己并没有开讲，只是侧坐闻其绪论，参与讲学的目的在求益，又引朱子之言，说明自古居丧但不宜歌诗，绝无不许读书之例，若三年之间无书册朋友以培养之，恐将流于恶，是惰亲之遗体而不治的大不孝行为。因此，断不能绝交、避朋友之言以居丧。[143]这段时间，罗洪先也参与青原山的讲会。[144]

罗洪先的母亲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父母亲连续丧亡使得罗洪先从嘉靖十二年归乡后，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才奉召拜春坊右赞善，到京师。在这居乡的六年之间，除了自己用功、与同志切磋讲学外，他也开始授徒讲业，吉水县的罗文祥（1510—1538）、[145]赵弼、[146]尹辙、[147]王天球、[148]王方平、周忠、谢忠孚都于此时开始跟随他讲学。可惜罗、周、谢、赵、尹等人，都比罗洪先早卒，对于吉水县理学的发展可谓一大损失。当尹辙、赵弼相继于1560年去世后，罗洪先痛切地说：

呜呼，此独文江不幸哉。前后从余游者有罗生汝奎文详（案即罗文祥）、周生天臣忠、谢生子贞中孚，三人兴致高远。善启发，莫如罗；谢擅才力，能群众；而周愿介不染非义，二十年来相继夭。两生言及辄痛惋欲涕，鸣呼，安知今之痛惋，复有甚于两生者乎。一邑之间信学者几何，而倾摧若此，即后死何益矣。[149]

虽然我们无法明确评估这些吉水年轻精英的夭逝对江右阳明讲学到底造成多大的损失，但仍不禁要呼应罗洪先的惋惜，想必有相当的影响。

嘉靖十八年，罗洪先奉召春坊右赞善，此时正好唐顺之奉召为春坊右司谏、邹守益由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迁太常少卿，二人本约罗洪先由江西到镇江，三人再联舟北上。但罗洪先到镇江时，邹、唐已先行，此时王畿仕于南京，约罗洪先到南京，于是罗洪先开始了近三个月的旅游，与朋友们共游名山寺观、随处讲学，这次的旅游让罗洪先写下著名的《冬游记》。此时罗洪先热切希望从朋友讲学中虚心获益，对王畿、王艮之学也相当尊重。[150]

嘉靖十九年（1540），罗洪先入春坊进讲，同年却因上疏请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触怒嘉靖，被除名谪为民。此后罗洪先不再出仕，二十余年间家居吉水，1540年正逢邹守益和欧阳德也居乡，又有彭簪、刘邦采等人时相往访，他们的讲会往往有数百人之聚。[151]

罗洪先酷爱山水，[152]经常带领门人出游讲学。吉水县城北五十里处的玄潭，有崇元观，本是道教胜地，罗洪先聚同好友人于此地“精性命之微，研天人之蕴”，后又将潭北的雪浪阁建为讲所。不过根据胡直所言：“邑令王西石之诰，以先生聚讲无所，遂修玄潭之雪浪阁，既成，集士友大会，西石自是日津津向学矣。”[153]则雪浪阁之建得力于县令的帮助，兴建的时间则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154]罗大竑说当时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聂豹及庐陵泰和诸名士，岁一再会此，每会必百数十人，此道教洞天之胜，遂为圣域。罗洪先死后，门人祠木主于阁中，岁为春秋丁会，弦歌不辍。万历末年，雪浪阁已毁坏，县中学者虽欲重建，却无力完成。1610年，地方官捐金重修雪浪阁和真君阁，并将鹭洲会属吉水的部分分一半来资助玄潭会，玄潭讲学活动才再现生机。[155]

除了雪浪阁，罗洪先又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辟石莲洞讲学。石莲洞位于吉水县西北七十里处，本为一天然石穴，罗洪先发掘后，手植松、竹、梅、柳、枣、桂等树，因远望洞类莲花，故取名石莲。辟洞后，罗洪先多洞居。后因来访者日众，在洞的东西方各建了远尘楼和探月轩，南方建六秀堂，可容百余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宗沐（1523—1591）、尹台（1506—1579）助修洞屋，又在洞南建了正学堂，在洞北建观复阁。县志记载，王畿、钱德洪、何廷仁、黄弘纲等人往复讲于此，有时青原士友同声至者，达百数十人，成为江右一时讲学胜地。[156]

罗洪先自谓：“余归田之六年，得石莲洞于敝庐之北，自是顿息山水之兴，如醉者遇芳醪，无复羡慕，诚不自知其何也。”[157]罗洪先在辟石莲洞后多洞居静修，逐渐减少参与讲会，实与其学受聂豹的影响和自我体悟经验有密切关系。他从1543年开始接触聂豹主寂之论，[158]次年曾静坐十日，恍恍见得，但因不够确定，被王畿等人“一句转了”。[159]然而，随着静修的时日渐长、体悟渐深后，他对阳明学，尤其是王畿所倡的现成良知说，越来越不能相契。嘉靖二十九年（1550）时，罗洪先已明显表达对阳明后学所传良知论的怀疑，[160]嘉靖三十四年（1555）更废书块坐三月，恍然大觉，从此确立己学。[161]

虽然在这段漫长问学的期间，罗洪先还是偶尔出游讲学，并不断与其他阳明学者论辩，例如，1548年至青原会，又与王畿等人至虎山觅江浙会所；1554年与友人赴天池之会；1557年再至青原。然而，罗洪先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讲学，并且对当时如火如荼展开的讲学活动有许多批评。一方面因为他身体多病，也因为对静修以收摄保聚之为学取径日益自信，他认为东奔西驰的会讲乃虚耗之功，虽仍主张不应以不聚会的激烈手段来矫讲会之弊，但终究舍会讲而取静修。[162]另一方面，也因他不满当时讲学造成的弊病，他批评王畿等人的讲学行径引发许多政治纠纷：“往年韶州之行，物议腾满，豹谷之黜，借以指瑕。泾县之聚，郡守持以短县令，县令几致削迹。”罗洪先认为讲学者应该避免托宿城市，尽量不劳官府、不犯人言，否则恐怕讲学成了另一种贿赂公行，交际过情的方式。[163]

罗洪先虽状元出身，在士人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和敬重，但一生出仕的年日却仅寥寥数年，在前后三十余年的讲学生涯中，他除了不断地与自己的病体和学问生命格斗之外，也与其他阳明学领袖们共同兴发带动了嘉靖时期江右讲学的最**，同时培养了许多后学。罗洪先的学友及门人，除上述诸学者外，至少尚有吉水县的杨储（1502—1578）、[164]曾乾亨（1538—1594）、罗征竹、王安器、[165]王暹、[166]刘子韶、陈坤载、[167]罗沨，[168]泰和县的欧阳乾元、胡直、王托、欧阳昌（1516—1567）、曾于乾（1520—1562）、王一俞，[169]荼陵的刘应峰，庐陵县的刘孟雷、[170]李祖述，安福县的周采等。

罗洪先逝世于1564年，16世纪60年代是那些亲身跟随过王阳明的江右学者们快速凋零的年代，欧阳德已于1554年去世，黄弘纲逝于1561年，邹守益、陈九川逝于1562年，聂豹逝于1563年。当罗洪先于1564年去世后，带出嘉靖时期江右阳明讲会盛况的领袖们，几乎全数凋零，加上许多后起之秀也不幸早亡，此时阳明学必然面临后继无人的压力。江右讲学再次出现活力，必须等到1570年左右，当邹德涵、王时槐、胡直、刘元卿等人再次倡会青原，而晚明吉水县的讲学领袖则是邹元标。

邹元标年轻时即接触理学，从泰和县的胡直游，胡直是欧阳德、罗洪先的学生，将于下文介绍。邹元标之所以成为举国闻名之直臣，主要跟他上疏争张居正夺情获罪有关，邹元标是万历五年（1577）进士，同年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政坛上因夺情事件已陷入政争，吴中行（1540—？）、赵用贤（1535—1596）等已受到杖刑除名、永不叙用，或充戍的刑罚，此时邹元标以新科进士观政刑部的身份接着上疏责张居正不归葬之非，上疏后亦被杖八十，谪戍贵州都匀卫。姑不论这项政治行动的是与非，邹元标等人虽因此而折损了政治前途，却也因此而“直声震天下”，成为朝野瞩目、清望隆盛的人物。

张居正死后获罪，邹元标擢为吏科给事中，不久即上书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和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又因慈宁宫灾上陈时政六事而触怒万历，被降为南京刑部照磨，转任南京兵部主事、吏刑二部员外，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移疾归里。后虽奉召起刑部郎中，不赴，不久母亲去世，遂罢官，家居讲学三十年。直到光宗（1620）朝起为大理卿。天启初，升刑部右侍郎，转左都御史，与冯从吾（1556—1627）建首善书院讲学，受到朱童蒙等人弹劾，邹元标上疏辩明并求去，终于获准归乡。1624年卒于乡，此时正是魏忠贤发动大规模对讲学活动的政治压迫的前夕。

邹元标对于江右讲学风气的提升与书院的兴建有重要的贡献，其中最鲜明的是促成仁文书院的修建。张居正死后，邹元标上疏请复遭毁书院，获准，各地遂纷纷展开修复书院的工作。吉水本有文江书院，位于东郊义仓旧址，在张居正毁书院时遭到极大破坏，书院地被卖归民间，此时也积极展开修复工作，在知县徐学聚主事下完工，重建后的书院，“为屋三层，缭以周垣，翼以重廊，视昔倍加宏丽”。并改名仁文书院，因为书院位于仁峰和文水之间，又取曾子辅仁会文之义。[171]邹元标致仕后，主要就在仁文书院聚徒讲学。书院中之讲会称仁文会，有会簿和会约之设，着重悟、修、觉证的超悟真修之学，并希望透过此会革除宴游征逐之士习。[172]

邹元标以仁文书院为主要讲学地，但也在县内的泮书东院、崇桂书院大开讲堂，[173]并远赴复真书院、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依仁山馆、文昌书院讲学。[174]他对于青原会的兴复和会馆的修建也有所帮助。邹元标对讲学有一股经世的热诚，他说：“吾邑如巨室，必须有人撑持，其所撑持，必须有人承当此学，此学岂易承当乎？”在这种“当发誓度人，更不向竹篱茅舍藏身”的使命感驱使下，他可以冒病在雪中赶百余里的路，上文昌书院讲学。[175]他的讲学果然带出许多成果，从《吉水县志》的儒林传可见，万历年间吉水县中的名儒几乎都出自邹元标门下，包括李廷谏、李邦华（1574—1644）、曾天复、李宣、李宾、李寀、周日旦、谢始亨等人。[176]从仁文书院的重修记载和邹元标文集的编印署名可知，其他门人尚有李日宣（1613年进士）、娄文华、张玮、蓝光祚、徐弘祖、娄文蔚、李日东、曾子愉等。[177]然而整体而言，此时讲学的风潮已无法和嘉靖时期相比，邹元标于1605年青原会时所作的诗篇，即表达了昔日风光不再的感叹，以及呼吁同志齐心努力的殷望。[178]

而从其文集，我们则可看见邹元标与当时各地讲学者均有往来，并不拘泥学派之分。虽然邹元标被列为东林党人，与东林学者顾宪成（1550—1612）、高攀龙（1562—1626）有往来，而顾、高对阳明学又有直接严厉的批判，尤其对“无善无恶”之说决然反对，但此并不意谓邹元标在学术立场上与顾、高等人相近，事实上邹元标颇能领悟“无善无恶”之旨，其学也深受佛学影响，黄宗羲论其学曰：“先生之学，以识心体为入手，以行恕于人伦事物之间，与愚夫愚妇同体为功夫，以不起意、空空为极致。离达道，无所谓大本；离和，无所谓中，故先生于禅学，亦所不讳。求见本体，即是佛氏之本来面目也。其所谓恕，亦非孔门之恕，乃佛氏之事事无碍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则离达道无大本之谓矣。”[179]因此邹元标与东林派人物的关系，与其说是表达了学术思想的一致立场，毋宁说是政治立场的相近。[180]

然而邹元标毕竟处于明末阳明学弊端纷陈的时代，去王阳明谢世已将近一个世纪，虽然他的学承和交友都有阳明学的渊源，本身也致力于讲学活动，但他也能摆脱王阳明学术权威的笼罩，对阳明学在明末的发展提出强烈的批评。他在《重修阳明先生祠记》中清楚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先说到自己受王阳明学术兴发的经历，早年他更喜爱薛瑄（1389—1464）的《读书录》，且学着做日录，一直到被谪戍贵州时，才留心格物之学，从阳明学中体悟到“功夫即本体，本体即功夫，离本体而言功夫者是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在实际操持中也有所领悟，“一旦有契于先生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者，遂跃如曰：‘先生盖已上达天德，非肤儒所能窥测。’”[181]尽管他肯定王阳明之学乃经“兵戈抢攘，百折而证之”的圣人之学，[182]阳明学也的确在“注疏训诂牿我性灵，学者昧反身之学”的时代中像洪钟般敲醒群寐。然而，阳明后学对“良知”纷纷扰扰的争辩“流于诡与随”，以及采取各种借口而模糊黑白是非的讲学风气，则令他十分厌恶，[183]他曾说：

吾乡学问极能缠缚英豪，三尺竖儿口能谈阳明，问其所以为阳明，白头不知也。言及此，令人厌甚。[184]

当“良知”成为到处流行的语汇时，邹元标却深刻感受到到王阳明学术精神之夷**与失落，他甚至不惜放弃阳明学的标志与路径，呼吁司世道者“宜易其涂辙以新学者心志”。[185]因此，邹元标所带领的讲学虽然在精神、形式、学者社群上都与阳明学派讲学密切相关，但实际上已摆脱阳明学派的藩篱，在呼吁回归更超卓的圣学理想中，与晚明其他批判阳明末学的声音相呼应。

让我们再看邹元标讲学的重镇仁文书院在明清时期的命运，邹元标于1624年去世，虽然留下不少热心的门人，但次年紧接而来是魏忠贤毁书院的行动，仁文书院再度被严重摧毁。在门人商议努力下，只保住了祀邹元标的明德祠，书院几乎尽失。此破败的情形持续了二十年，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才在知县沈中柱和邹元标门人娄文华、张玮、李日东、曾子愉等人的努力下再度重建。沈中柱是浙江平湖人，刘宗周的学生，从事讲学有年，此时任吉水知县，并将刘宗周的《人谱》带入此地。清初，施闺章考虑书院旧址地处郊外，既荒芜又有虎豹出没，呼吁放弃旧址，在城中仰止祠旁重建书院。然而，仁文书院虽于康熙二年（1663）拆毁，却一直未能重修，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邑人才将之移建城内，祀邹元标及弟子共108人。乾隆八年（1743）知县徐大修又将书院重修，并增置院田。[186]

综合上论，从嘉靖到万历年间，吉水县讲学活动最重要的领导人分别是罗洪先和邹元标，两人都以直抗不屈的吉水士人精神，[187]断送了大好的政治前途，却也都因此赢得乡人的敬重；两人也同样以对圣学的渴慕，投身讲学授徒的志业，先后开创了吉水讲学的高峰。罗洪先生逢江右阳明弟子最活跃的时代，他和邹守益、刘邦采、聂豹等江右学者，联合王畿、钱德洪等海内名儒，共同鼓动了阳明讲会的风潮。玄潭的雪浪阁和石莲洞都是罗洪先辟于16世纪40年代的讲学场所，虽然罗洪先自从辟石莲洞后，其个人的讲学热情渐退，更倾向在洞内静修，不过他的声名和学识，吸引许多学者造访，人数之众使得石莲洞到16世纪60年代必须扩建规模，偃然已成为一所讲学书院。

嘉靖时期的讲学盛况经张居正的禁毁行动，受到极大打压，书院更是受损严重。邹元标是后张居正时代，吉水县书院讲学的重要兴复者。张居正去世后，邹元标即上疏请修复张居正所毁的众书院，此亦促成各地书院和讲学活动的复兴。吉水县的仁文书院于1583年重修完工，邹元标于1593年致仕归乡讲学，长达三十年的讲学生涯使他成为吉水讲学的核心人物，万历时期吉水县的著名儒者几乎都是其讲友或门人。这波讲学活动于1625年再度受挫于魏忠贤毁书院的行动，此后书院虽仍有修复，但明朝灭亡在即，学术风气变易，讲学虽未全然沉寂，却已风光不再。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吉水县讲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关系。以罗洪先和邹元标个人学术生命的转折来看，两人都从宋儒之学入手，再转入阳明学，深受其兴发，其终生学友也多为阳明学者，然而两人稍后却又都强烈批评阳明讲学的发展，质疑良知学的究竟，甚至倡议改弦易辙、放弃良知学的旗帜。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阳明学普遍流行后造成学术上多元纷扰的声音，以及伴随讲学活动热络展开时的社交与士习，令人不安。然而，江右深厚的理学文化传统以及丰厚的士大夫社群，也是让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出入阳明学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