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福与庐陵
安福县的阳明讲学从早期邹守益和刘文敏、刘邦采等人的领导开始，在嘉靖初年（16世纪30年代）已有相当成绩，青原会的盛况和复古书院的创建，使江右成为当时全国讲学最兴盛的地区。当老一辈的学者凋谢之后，继起的学者如王时槐、邹德涵（1538—1581）、邹德溥（1583年进士）、刘元卿等人，不但承担了学术传承的工作，也开创新的讲会聚点，使讲会活动在张居正禁学（1579）和东林之祸（1625）的两波毁书院行动中，继续存活。
以地理的分布而言，邹守益是北乡澈源人，因此邹氏家族与安福的北方、东方有较密切的关系；刘文敏、刘邦采则出身安福南方望族，除了领导安福南乡讲学、创建复真等书院，其门人众多，其中王时槐主要讲地在庐陵县的西原，刘元卿则努力在安福西里地区提倡讲学、开创讲所。下文将分别以北方的邹守益家族和南方刘文敏家族及其传人为主，配合时代的推移，介绍阳明讲学在安福县的发展，并旁及庐陵县的讲学情形。
图2
实线为明代吉安府界，虚线为现今县界，本图由“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空间信息技术小组制作。
邹守益是王阳明的高弟，也是江右地区最重要的阳明学领袖，刘宗周和黄宗羲均以其为最能得师门真传的阳明后学。[8]邹守益出身安福世家，邹家从15世纪初年已习举业，邹守益的父亲是弘治九年（1496）的进士。[9]具此良好家世的邹守益，在科场上果然有极佳的成绩，他十七岁中举人，二十一岁（1511）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编修，真可谓前途无量，然而实际上他官运并不顺遂。嘉靖二十年（1541），邹守益以五十一岁之龄落职归里，然在此之前的三十年仕宦生涯中，其实真正出仕的时间还不到十二年，所谓“三十年中三仕三已，禄食之日不满一纪。”[10]再加上他落职归里后约有二十年的讲学生涯，邹守益把人生大半的精力都注力于讲学的志业上。[11]
邹守益考中进士后，授翰林编修，第二年告假归养，在虔台与王阳明等人究道论学，后跟从王阳明擒宸濠有功，世宗登位后以旧臣录用，却因大礼议的疏争被贬广德州判。他在广德成立复初会、建复初书院，后又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等职，带动了南中地区阳明讲学的风气。[12]嘉靖十二年（1533），邹守益回到安福，当时安福县令正是同为阳明弟子的程文德，他们在南乡惜阴会的基础上，[13]共同开创了江右阳明讲学的高峰。
嘉靖十二年七月，邹守益召集第一次青原山聚会。《书青原嘉会卷》中记道：“嘉靖癸巳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从事于君子之学。东廓子某喟然叹曰：‘兹会也，先师尝命之矣，乃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14]可见聚讲青原的构想原出于王阳明。青原山位于庐陵县城东南十五里，是著名佛教道场所在地，邹守益等江右学者倡会于此，使它成为阳明讲学的著名会场。[15]青原会属于吉安府各县学者共同参与的大型讲会，通常于春秋二季举行，邹守益：“惜阴之会举于各乡，而春秋胜日，复合九邑及赣抚之士，会于青原，交砥互砺。”[16]这里九邑指吉安府中的九个县，不过实际上，青原会还吸引了吉安府以外的江西学者，甚至外地阳明学者的参与和观摩，例如，黄弘纲、王畿、钱德洪和门人都参与过青原会。[17]青原讲会的规模达二百人之多，[18]其盛况也激励、带动了其他地区的讲会，最有名者如宁国府泾县的水西会。[19]
除了青原会这类大型讲会，安福县尚有各乡惜阴会，[20]各乡惜阴会和青原会的成功，使得程文德与邹守益于嘉靖十五年（1536）顺利在安福县儒学的旧址上兴建了复古书院。复古书院属于全县共同的文化资产，有别于其他各乡所兴建的书院，[21]也是阳明学在江右的象征性地标，王畿说：“东廓诸君子以身为教，人之信从者众，创复古书院以待来学，每会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参次其间，上下论辨，有交修之益。”[22]
根据邹守益的记载，复古书院的兴建除了地方士民“蓄木者献其材，藏书者献其籍，积产者献其田”的共同奉献外，还得力于季本（1485—1563）、屠大山、徐阶等官员的资助。[23]书院建筑结构井然，内祀王阳明，又置有院田，每年田租共1193桶粮。[24]
邹守益所创的讲会，除了青原、复古的讲会外，尚有东山会，此会与邹氏家族关系密切，且至少持续六十年以上。王时槐记：
昔邹文庄公亲受学于越中王先生之门，归而以所闻示邑之仕绅耆旧，诸文学后进咸翕然兴起者，发蔀启扃而人睹日月之重辉也。于是联诸同志会集于东山塔院，已而门人于塔院之后特建讲堂，月举二会，轮直具膳以为常。公没，令子若孙太常宪佥迄今太史待御，世遵行之，弗替也。盖肇自嘉靖壬寅（1542），既历六十有余年矣。[25]
可见邹守益起初是利用东山塔院讲学，成立东山会，后来才在塔院后方盖了讲堂，此会每月举行二次，是地方性的小会。从1542年以降，到1604年王时槐写《东山会田记》时的六十二年，东山会一直由邹氏子孙主盟，并聚会不断，这样由一个家族维系达六十年的讲会在讲会史上是极难得的例子。1600年左右，邹守益的曾孙，即邹德涵的儿子邹衮[26]因感于“嘉会频举而供未备，非可垂远”，又因东山会是先人志业之所在，特别割田，捐出每年四百桶的田租给东山会，以供会事之用，而且每年推举同志二人负责出纳，并延邀四乡士友聚集讲学。[27]由《安福县志》也可见潘浚为知县时（约1589—1595）曾聚讲东山。[28]
青原会和复古书院讲会在邹守益身后略为衰退，虽然邹守益的儿子邹善（1521—1600）继承家学，也热衷讲学，他曾在京师时与耿定向（1524—1596）、罗汝芳、胡直（1517—1585）等学者聚讲，任山东学政时，倡学于志道书院；罢官回乡后，与王时槐等人讲学，又带领北里耆儒俊士讲学于任仁堂，建宗孔书舍，对复古书院和东山会也多有贡献。然而，青原山讲学的风气在1569—1570年初期复兴，主要却应归功邹善之子邹德涵，因此时邹善仍出仕山东。[29]
邹德涵出身理学世家，年幼时即以远大抱负深得钱德洪的赏识，二十一岁举乡试后，随父亲赴刑曹，当时邹善与耿定向等三五知己结社论心，邹德涵遂拜耿定向为师。耿定向任南直隶督学御史，招邹德涵于南畿，邹德涵在耿定向与罗汝芳的启发下，发愤向学。记曰：“君（德涵）时于学未有悟入，因近溪公法语斥君，用是昼夜钻研，大肆力于学。闻天台先生以识仁为宗，遂闭门静坐一月，犹不得。则与诸友人究析辩难，一夕，梦文庄公试以万物一体论，醒而若有悟，自是稍稍契会天台先生之旨。则先生既已颔之，尝以书寓友人云：‘吾昔未知学，赖近溪公逼之，天台师熏之，焦从吾氏点之，故幸有闻。’”[30]可见邹德涵之学得力于耿定向、罗汝芳的指点甚深。
稍后，邹德涵又前往父亲在山东的官署，邹善见其学念正浓，大喜，督率益勤。此时邹德涵、邹德溥两兄弟朝夕共学，明辨析疑，彼此期勉，他们对于邹善在山东督学的工作亦有帮助。邹德涵、邹德溥二人于隆庆三年（1569）由山东返回安福，便立即展开讲学的活动，“汲汲萃诸友商学，若求亡子，而动称尧舜可为”。[31]邹德溥记载当时邹德涵马不停蹄地讲学，并以“圣人为必可学”激励后进，许多人目之为狂生。他的热诚开始影响一批年轻学者，邹德溥说：“然士人亦稍稍来附，有醒悟者如调甫（即刘元卿）辈三五人，耽心学道，实自伯兄始。”[32]而刘元卿叙述自己对邹氏二兄弟倡学的反应及其影响则说：“予始闻而骇，中而信。君喜予之信也，则挽之益力，予亦竭力辅君倡督，则刘子克所，彭子毅所，暨予师伍尽吾诸君，皆津津向入。”[33]可见邹德涵成功地结集了新一代的江右学者，再创青原会的盛况。根据刘元卿的记载，自从邹德涵兄弟居青原山讲学后，过去士人携妓入山的风气锐减，一时士风丕变。[34]而除了带动讲学风气、启发学问之外，邹德涵也捐钱买田，供青原会会事之用。[35]
邹德涵于隆庆五年（1571）成进士，上疏极言王阳明功德宜祀，又讲学甚力，因为张居正对讲学者的反感，加以与邹德涵同邑又同年的傅应祯（1571年进士，卒于1587年）、刘台（1571年进士）先后诋张居正，邹被归为傅、刘同党，遂被外调河南按司佥事。后张居正同党再疏论降调之，邹德涵便辞官回里，居楼读书，可惜不久即因疾卒，享年只有四十四岁。[36]
邹德涵倡学安福的时间主要在1569—1571年，及致仕后很短暂的时间，他也参与复古书院的讲学，不过当时真正致力于复古、复真书院教务的，应该是刘邦采的学生朱调等人，邹德涵写给朱调的信曾曰：“复古复真会全仗巨力撑持。”[37]由于邹德涵的早卒，使他对江右讲学的开创无法继续，这是令讲学者最惋惜的。然而就在邹德涵兴发带动青原讲会的同时，南乡学者王时槐和庐陵的陈嘉谟（1547年进士）都于1570年初期致仕归乡讲学，刘元卿也于1571年开始授徒，并于顶泉寺讲学，他们将成为新一代的讲学领袖，也将带出另一个讲学的**。因此约在1604年，邹衮欲再振东山会并编纂《邹氏学脉》以发扬家学时，他仰慕的学者，固然是自己故去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但同时也是当时安福的学术领袖王时槐和刘元卿。
张居正禁讲学、毁书院的政策对江右讲学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复古书院遭受极大损毁，书院失掉一大部分的院田，[38]学禁之际，书院仅能以祠祭名义存在，因此万历九年（1580）书院改名为三贤祠，祀王阳明、邹守益、程文德。万历十二年（1583）建二贤祠于茂对堂，祀刘文敏和刘肇衮，陪祀黄旦。[39]张居正去世后，邹元标上疏请复书 院之毁于江陵者，获准，复古书院旧额遂得复；不过，此时书院旧田尚未全数收回，书院亦荒毁大半。据王时槐所记，杨廷筠（1562—1627）[40]任知县时，曾清复院田，后经邹德泳等乡绅的努力，得到知县潘浚和按台吴应明等人的帮助，捐俸数十金，[41]增置院田，又以新垦余粮抵额赋以优惠书院，并于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603—1604）重新修葺。[42]此时，又在尊经阁东方兴建过化祠，祀周怡，后增祀湛若水和倪冻；并将二贤祠迁建于尊经阁西方，易名同德祠，除原三主外，加祀刘邦采、欧阳瑜、[43]刘阳、尹一仁、[44]彭簪[45]等吉安府名儒，后来又增祀王时槐、邹德溥、邹德泳，共十一主。[46]天启五年（1625）毁书院之际，知县高赉明将之改为勋贤祠。明末复古书院毁于兵祸，入清后，书院的堂廊部分于乾隆七年（1742）重修，并复得田租；尊经阁与同德、过化二祠，也几度重修。[47]
纵观有明一代，即使讲学风气因时势有兴衰之变，青原、复古仍然是江右理学家最重要的维系地。邹守益身后，刘邦采、邹德涵、邹德溥、胡直、王时槐、邹元标等人，于隆庆和万历年间重振了青原山的讲学。[48]《庐陵县志》对晚明青原山会讲不断的情形记道：“厥后塘南王时槐、庐山胡直、龙山刘方兴、两峰刘文敏、绪山钱德洪、泸潇刘元卿、龙溪王畿、永新甘采，皆相继会青原。”[49]
至于青原山会馆祠祀的建立，本来邹守益、罗洪先是利用青原胜地聚同志讲学，并无意要兴建理学的会馆，即使稍后胡直、王时槐等主盟时亦然。不过，后来因“当道诸贤欲光大吾道”，遂在僧舍右边盖了先贤祠，但此祠偏隘，又在僧舍旁，极不协调，万历年间邹元标和郭子章（1542—1618）遂尽除原祠，以原地归还青原，移建会馆于前山，并修建五贤祠，祀王阳明、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50]清初施闰章守湖西，游青原而感叹会馆荒落，故重修传心堂和五贤祠，祠的北方有各邑所立的会馆，又于祠左右各建一书室，令学者设席其间，可以坐而诵，可以眺而吟。[51]施闰章的祖父是宣城理学家施鸿猷，主领宣城的同仁会，[52]施闰章的学术兴趣虽然明显在诗文，但理学的家学影响仍强，在他的倡导下，白鹭洲书院和青原山再举讲会，据称“一时山中父老扶杖而来，环桥千人，三日乃罢，有闻而流涕者甚矣，斯道之不远于人心也”。[53]这应是阳明讲会风潮衰退前的一点余波**漾，因三年后李元鼎记道：“因忆三年前愚山倡道，钟鼓为新，集数郡人士于一堂之上，反复辩难，不减当年从游邹忠介师时，今弹指间堂前又复草深矣。”[54]
安福县南方的学者在接受阳明学上有自己的传承，与邹氏学者互相辉映，共开讲会风气，稍后更将讲学带入庐陵。阳明学的第一个讲会——惜阴会——即成立于安福的南乡，由刘邦采等人于嘉靖五年（1526）组成。[55]安福县南乡三舍的刘氏家族是当地的望族，他们接触阳明学的机缘是，族人刘晓（1513年举人）曾在南京受学于王阳明，并与徐爱、薛侃（1517年进士）等人往来切磋，时当是王阳明任南京鸿胪寺卿之际（1514—1516）。[56]后来刘晓回到安福，也将王阳明的著作和学说带回家乡。此时，刘文敏和从弟刘邦采在乡共学，于宋儒格致修身之学已有用心，从刘晓处得阳明论学语数条后，对王阳明异于宋儒“格物致知”之说格外留心，稍有所悟；又读《传习录》，自觉“动静未能合一”于是买舟带领弟侄共九人前往浙江，拜谒王阳明而师事之，前后历三年之久。[57]从《王阳明年谱》中我们得知，他们参与嘉靖三年（1524）浙江稽山书院中的讲学。[58]刘文敏、刘邦采等人回乡后成为传播阳明学的重要学者，率先组成了惜阴会，根据刘晓的《安福惜阴会志引》所叙：
天启斯文，笃生我阳明夫子大明圣学，吾邑士从游者殆数十人，四乡豪杰骎骎兴起，盖有未及门而所立卓然者，诚一时之盛也。晓之事夫子也最早，愧无以为诸君子倡，因念生也异方，不能时往受教。而在乡也，又势各有便，不能聚一，惧夫离群索居，固有因而怠焉者矣。乃与诸同志立为惜阴会，期以各双月望日轮，有志者若干人主供应，择地之雅胜居焉。互相切磋，务殚厥心，尽五日而散。与会者非有大故，不得辄免。孔子曰：学而不讲是吾忧也。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而聚友惜阴，尤夫子拳拳之教也。[59]
这种因为不愿离群索居、独学无友，而在自己乡党中创造朋友相聚论学环境的做法，成为后来所有阳明讲会组成的理由和模式。而除了惜阴会外，刘氏学者也与邹守益等共同领导青原会和复古书院内的讲学活动，开创了16世纪30年代第一波讲会热潮。
刘邦采于嘉靖七年（1528）成举人，曾先后任寿宁教谕、嘉兴府同知，但不久即致仕归乡，与同志聚讲于复古、复真、青原。[60]刘文敏一生未仕，却受到士大夫的尊重，徐阶任江西学政时曾力聘入试、贡于礼部，但刘文敏固辞；聂豹最敬信他，称其为“海内真布衣”。[61]早期南乡的重要学者尚有刘阳，刘阳先从学于彭簪[62]和刘晓，后又到虔台谒拜王阳明为师，并曾与冀元亨（1482—1521）互相稽切数月。刘阳于嘉靖四年（1525）举乡试后，先任砀山知县，后拜福建道御史。严嵩（1480—1569）当国，欲亲之，刘阳却引疾归；徐阶当国，推光禄寺少卿，不起，居乡与邑人士谈学。晚年在三峰上辟建云霞馆，与诸同志讲道不辍。黄宗羲推崇他是继邹守益之后江右的学术领袖：“自东廓没，江右学者，皆以先生为归。”[63]
这些南乡学者起初于松云庵有松云会的聚讲，后由邹守益倡议，刘邦采、刘阳、尹一仁、周儒等人在北真观废址上谋建书院，终于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建成复真书院。[64]书院中的聚奎楼是惜阴会同志聚讲之所，[65]书院中有藏书阁，书籍由各乡绅学者及同志们所捐，为数颇为可观，并置有院田。[66]
根据清代方志，后来复真书院萃胜楼的右方建了两祠，分别祭祀刘邦采、王时槐。聚奎楼中祀刘文敏、刘邦采、刘阳、尹一仁四主；楼后为堂祀邹守益，陪祀者为刘晓、刘肇衮、王皦、朱意。[67]这些都是安福县南方的重要学者，祭祀对象反映了复真书院与当地学术的密切关系。书院于张居正禁学和东林之祸时均有损毁，虽尝试修复，但明末时已圮毁，仅遗聚奎楼。[68]入清后，康熙三年（1664）曾重修书院，并加祀朱世守；乾隆八年（1743）再度重修，又于院左添建魁星阁，二十七年（1762）复修萃胜楼。
复真书院初创时，主要是讲会式的书院，书院除举行地方性小会外，每岁有一大会。大会中经常有来自四方的学者参与，根据刘阳的记载，嘉靖四十二年除夕（1564）共有23人参加，而刘邦采纪录嘉靖四十三年除夕事，有来自各地的学者共聚一堂：
已而忽报庐陵周原山至，携其子姓命阼、命官、德进，并其受业者吉水王汝玉、萧章节、萧汝宣、彭德天凡七人，乃廿五日也。越三日又泾邑吴竹山、太平杜了斋偕其弟龙崖、婺源詹东镜、广德濮省愚，了斋有徒太平杜汝缉、青阳陈行甫，凡七人。越二日又金溪徐居安携其徒昆山归和甫、胡维静、祁门李如梅、陈子乐，凡五人至。暮夜泊舟，明晨登岸，既而导者永新颜监甫、庐陵李茂春也。越明日，湖山之宗人尹汝楠、尹时卿来自永新。尹以用、朱汝治、朱以相、王思正、刘唐益又次。而康子敬、王正吾、康国用维是同志之掌岁事者。康征夫、朱纯甫乃率其子弟僮仆以供事。征夫之仲子士寀童而执事，虽烦不怠。主宾**于一堂……元旦之明日，永新颜山农携其子宾无忘劳于披雪之访，乃共语除旧布新云。[69]
嘉靖三四十年，讲学风气正兴盛，江右居于领导地位，江右学者的学识与声望，向来吸引四方学者，由上文更可见当时各地阳明学者机动性游学聚讲，群聚江右的情形。
刘氏学者的传人不少，根据万斯同（1638—1702）《儒林宗派》，刘文敏门人有王时槐、陈嘉谟、贺泾（1547年进士），再传弟子有贺沚（1570年举人）、刘日升、聂尚恒、康时升、钱一本。[70]刘阳的门人则以刘元卿最著名。下文将分述王时槐与刘元卿二人在晚明所兴发的讲会活动。
王时槐弱冠时师事刘文敏，与庐陵的陈嘉谟等人一同讲学，[71]也追随邹守益讲学。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时槐年仅二十六岁，便考取进士，后历任南京兵部主事、员外郎、礼部郎中、漳南兵巡道事、尚宝司少卿等职。五十岁时，以陕西参政致仕，往后居家三十余年，专致讲学。[72]王时槐晚年除了主讲于青原、复真外，主要讲学地是庐陵县的西原，陈嘉谟是他最重要的学友，两人不仅少时共师刘文敏，又同于1547年考取进士，致仕时间相近，且同样居乡讲学三十余年。两人学识声望相当，共同讲学印证时间又长，带领门人亦最可观。不过，在学术性格上两人则不同，王时槐之学圆融高超，陈嘉谟则笃质朴实，邹元标称陈嘉谟“是边明边暗辈，无大开眼目”。[73]
王时槐和陈嘉谟共创西原惜阴会，这是晚明江右相当活跃的讲会，此会始于隆庆元年（1567），利用西门外能仁寺聚会，故又名能仁会，据贺沚所记：
西原惜阴之会始于隆庆丁卯（1567），先师塘南王先生暨蒙山陈先生实倡之，少龙贺先生、如川刘先生、少梧邹先生、述亭刘先生、凤阁钟先生赞助之。先辈则安成两峰、狮泉二刘先生、庐陵罗山原山二周先生、见川刘先生，咸临讲席，一时称盛。惜阴之名，授之两峰先生而命自文成王公者也。万历庚辰（1580）乃始有田，癸未（1583）乃始有馆。[74]
可见西原惜阴会的名称基本上沿用安福的惜阴会，当初是王阳明所命名，王阳明并著有《惜阴说》相勉励。[75]从名称以及实际师承关系看，这个会都可说是刘文敏等人讲学所带出的成果。至于参与讲会的学者，领导者是王时槐和陈嘉谟，赞助者包括刘学朱、[76]刘教（1506—1574）、[77]贺少龙、刘如川、邹少梧、钟凤阁。[78]而起初老师辈刘文敏、刘邦采，以及庐陵长辈周禄、[79]周祉，也都参与讲学。另外从方志记载则可知：庐陵年轻学者贺沚、[80]郭育显、[81]陈钟、[82]刘叔鳌、刘日升等人，[83]师事王时槐，也热切参与此会。此会于万历八年（1580）开始置有会田，以供会事之费，又于万历十一年（1583）兴建西原会馆。[84]
西原会馆中的体仁堂于万历十五年（1587）建成，当地士人讲学其间，此会每年举会八次，小会会期为三日，每年秋季（九月份）集九邑及门者为大会五日。[85]后来人数渐增，万历三十一年（1603），王时槐的弟子贺沚与讲学同志们商定扩建，他们看中了体仁堂西北的能仁寺善法堂后面的一片空地，向寺僧购地后，增建敬止堂，于次年（1604）完工。[86]西原惜阴会设有会籍、会规，也有会志，[87]王时槐在《书西原惜阴会籍》记道：“庐陵贺子汝定、刘子文光偕泰和曾子德卿，谋合同门诸友订为每岁季秋能仁之会，爰置会籍，首揭条规，以明义聚；次列姓名、齿序，以重心盟。每会纪其来赴，以稽勤笃。”[88]
王时槐众多弟子中，以贺沚为主要继承人。据罗大纮（1586年进士）所记，王时槐晚年时，贺沚舍官归来，朝夕侍坐听讲，以首坐弟子自任，兴发不少人，当时游时槐门下有数百人之多，日侍讲者数十。贺沚侍奉王时槐如子事父，王时槐病，他亲奉汤药；卒，他制三年服守心丧三年。同门感其诚，亦有若干人从之服心丧三年。之后，贺沚便担负起主持西原惜阴会的重责，“舍家居西原，守体仁书院，奉王先生主，为月一会，聚同门老友及北面定斋（即贺沚）者，拜谒王先生，讲师学数日乃罢。而定斋罔起，遂以西原为家，视其家如客舍”。[89]贺沚年六十尚无子，朋友劝其纳妾，但他选择专力于讲学，维系师门传承，他说：“谁不作官？为吾父母后者，尚有诸兄。若离师去师舍，使道不传而绝吾师门一脉，则吾之罪大于不孝与不忠也。”[90]在贺沚与其接棒者刘海禺的努力下，西原惜阴会仍维持每岁季月小会，九月大会。然而，贺、刘二人相继去世后，讲学风尚骤衰，“田亩荒芜而讲地仍鞠为茂草矣”。加上书院之讲堂书室又于崇祯二年（1629）毁于火灾，大约二十年后才由乡绅和地方官共同出力重建。[91]
王时槐讲学西原，不仅凝聚了当地讲学的风气、培养许多年轻学者，也创造了庐陵县阳明讲学的**。虽然庐陵早期也有阳明学者，如刘冕、刘辂、周禄、周祉、彭炳文等人，[92]这些人或亲随王阳明，或与聂豹、邹守益等人往来，但并未能在庐陵形成讲学中心，要到西原惜阴会的成立才成功凝聚了庐陵的学者，与安福南乡的阳明学传统联系，使阳明讲会活动得以在面对张居正禁学的局势下，有力地持续开创。
除此之外，我们从王时槐的文集尚可见到一些讲会，例如，由安福的康日观、彭南之、王宗周等人发起组成的辅仁会，性质介于文会和讲会之间，“以身心之学交相砥砺，以词艺之课兼为操习”。[93]庐陵县有一淡江会，由萧姓叔侄和王时槐弟子们共同联会，是讲究习静切磋的理学讲会。[94]我们也看到类似西原惜阴会的会规深入著名的白鹭洲书院，在《续白鹭洲书院正学会条三条》中王时槐规定与会者赴会时要“正坐宜自思，平日此心放逸何以收摄，此心昏昧何以开明，素行有缺何以修饬”；“会日以静坐澄心，操存涵养为主，勿身在会堂，心驰会外，勿闲谈俗事……偏执己见”。正与西原惜阴会的规定相似。[95]
晚明另一位安福讲学大将是刘元卿，刘元卿小王时槐二十二岁，是安福县西乡南陂人。西里因地处远僻，距城郭几二百里，与其他书院距离亦远，士人中接触理学者原少，刘元卿可以说是此地推动阳明讲学、兴建书院的第一人。刘元卿进入理学有二个机缘：生病及受邹德涵等人的影响。据刘元卿自述，他于1562年（十九岁）得奇病，病中愧恨自己平素之所为，病愈后则念念欲求师问友，后研读《传习录》并付诸实践，在希求心体的长久操持之后，亦有所见。[96]他又说：“予自庚午（1570）从邹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开入，始知用力于学。”[97]此时除了自学外，他开始与邹德涵、刘应峰（1526—1586）[98]等相聚讲学。[99]虽然刘元卿与江右学者往来密切，他正式师事刘阳，不过耿定向对其学影响极深。他自认学问进一步开展的关键在于，万历二年（1574）游学于徐用检（1528—1611），并随徐用检见耿定向，耿定向教之以日常之道，而不是专静以求心体，才引他找到学问的坦途，[100]他说：“生诚愚暗，谬心斯道，徘徊歧径，迷恋影响，坐费光阴，动逾十载。迩幸东学于鲁原（源）老师，南谒天台先生，并揭坦途，反我迷路。”[101]
刘元卿一生未考中进士，却于1593年以荐举任礼部主事，但仅为官三年，便致仕归乡，继续讲学，因此其一生主要事业即在家乡讲学。[102]在京师期间，刘元卿与潘雪松（1537—1600）、焦竑（1540—1620）、耿定力（生于1541年，1571年进士）、邹德溥等人共组学社，讲学不断。[103]至于在家乡讲学，他曾自述：“予自庚午（1570）从邹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开入，始知用力于学，念予里陋，欲有以动之，未得……辛未（1571）晏岁，荼陵尹子介卿偕其内弟谭子习，贸然负笈来纳贽，已而彭子惟馥、惟简、德卿继至，盖予之妄自称师也由诸子始。乃相与讲学于里之顶泉寺。”[104]可见刘元卿于1571年年底已开始聚徒讲学，此时也正是邹德涵、德溥兄弟、王时槐、陈嘉谟等人回乡讲学之际，江右讲学在新一代的领袖带领下，又开创新的气象。
顶泉寺讲会参与人数增加，又因为荼陵[105]的尹介卿将此讲会告知刘应峰，于是刘应峰和刘元卿商议合作，开始了联合两地的葵丘之会，据刘元卿所说：“予乡有期会，楚士居其半；楚有会，予亦率诸士听养旦先生之教。”[106]此时聚会士人达数十、百之多，加上地方人士也逐渐热衷讲学、熟悉讲会方式，[107]因此就导致兴建复礼书院的计划。
刘元卿讲学的努力，使得安福西里先后兴建三所讲会式的书院——复礼书院、识仁书院、中道会馆。[108]复礼书院于隆庆六年（1572）开工，次年（1573）完工。复礼书院的兴建主要赖地方士民之力，根据《安福县志》，书院是上西乡二十四姓公建的，刘元卿特别记录了金钱方面捐献者：彭昂为之首，而陈国相等从而翼之，刘元卿的兄弟名卿、上卿、贵卿亦力助之；奉献力量督工者有：刘钦、彭继善、冯梦熊。复礼书院中为明德堂，祀王守仁、邹守益、刘阳、耿定向四主，左为东林观，右为三一庵。共捐田粮六石零，万历十二年（1584）陈国相再捐田三十亩。刘元卿去世后，增祀于书院的明德堂。[109]后来书院于同治九年（1870）重修，结构改为：左为留帖阁，右为集贤馆，后为崇德堂，祀二十四姓基祖。[110]
复礼书院的兴建使得讲学更落实于地方乡里，从刘元卿之侄刘孔当（约1558—1605）[111]的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复礼书院这类村里规模的书院的确使得讲学更深入基层，与地方宗族有密切关系，也有许多地方人士热切地参与。例如，刘本振一生无功名，喜任侠，他在刘元卿倡学复礼书院后，往从受教。因闻圣人可学而至，跃然喜曰：“吾乃可为圣人，宁渠羡呫哔子。”又曰：“因遂折节力学，复礼距公舍百里，然会必往，往必竟会罢乃归。”[112]刘弘达也是刘氏家族的一员，居家距复礼书院八十里之遥，由于家贫，无法具舆马，只能徒步担簦赴会，但仍不改其与会的热诚，会毕，“归而宣其所闻以训诸未至者”。[113]就因为距离的关系，许多住在距书院八十至一百里之遥的人士，往返于书院讲学必需住宿并自备粮食，非常不方便，如此长距离也阻扰了许多人前往的意愿，因此在复礼书院兴建后的二十年，安福西部又建了第二所书院，即识仁书院。
识仁书院坐落在复礼书院东方约八十里处的九都地区，主要倡议者是当地的刘孔当和周惟中，二人均为王时槐的学生。[114]又获得县官吴应明的帮助，利用乡人王师仁本欲捐做浮梁的百金为基金，并获乡绅父老的支持，于万历二十年（1592）完工。[115]识仁书院中为志学堂，前为复初堂，右为传心堂，左为养性斋。复初堂左右各为依仁堂、辅仁堂。后又建三先生祠于志学堂后，祀刘元卿、周惟中、刘孔当，并以西里诸贤陪祀。[116]入清后，书院曾于康熙二十年（1681）和乾隆十九年（1754）改建重修。[117]
识仁书院中的讲学领袖主要就是刘孔当、周惟中、刘学古，又有刘禾泉、周静所、谢训庵、吴云屏、周学尧等人参与。为使讲学与教化更落实，刘氏家族更进一步创举家会，举会原因据刘孔当言：“吾家自泸潇叔倡学于复礼、识仁之间，盖谒蹷而从者甚众，顾二书院岁仅一会，外是率索居，而会时家之尊幼多以事妨，或虽无妨而徒步不便者，皆却而不得往，俱以不获闻教为歉。”[118]因此，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夏，家族中的领导者倡议绍明刘元卿之教，月举家会。[119]这个讲会仅容许刘氏家族成员参与，会期以每月中旬为定，每月由值会之团发帖各团知会，俱于各团小宗祠内举会，与会之日以巳时集会，会中除宣读家约外，又诵读《小学》经传一章。可互相质正，但禁止议论争胜，要求静肃，会日也禁止谒私宅等活动。与会者需各带白米二升付与会主，值会者将供应午晚便餐。无故不参与者、值会而退托违期不举者，均罚银。[120]
第三所书院是中道会馆，坐落于复礼书院和识仁书院之间，距两书院各约四十里，兴建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此地为复礼和识仁两书院间往来必经之地，若成立讲学据点，不仅减轻参与讲会者旅途往返的辛苦，对于联络两书院也有所贡献，因此由当地诸生赵思庵、郁达甫发起，在地方官和乡绅父老的帮助下完成。[121]中道会馆中为专致堂，祀先圣，后为崇德堂，前为歌沧楼。乾隆时代修的县志记载，中堂祀刘元卿，左右从祀赵笃轩等乡贤共三十五人。会馆置有院田，田租每年218桶2斗。[122]
另外，刘元卿说：“迩日吾里抑何其会之数也，曰丽泽、曰志仁、曰陈氏家会、杨氏家会，乃今王严张谢则又有一德会，是何其会之数也。”[123]可见此时西里除了复礼、识仁、中道会馆内的讲会外，尚有许多小型的讲会，如复礼月会，每月初五、廿五在刘氏家祠举行；又如刘孔当家族的家会；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小会，如生员邹子允和几位同伴共组了谋道会，在识仁书院的讲会中遇到刘元卿，并请刘为之写会籍引言，即是一例。[124]
除了上述的讲会外，安福县于明中叶以降所建的书院、会馆、书屋尚有许多，较具规模者有东方的道东书院，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由刘淑唐[125]偕乡绅建成，万历三十二年（1604），周懋相[126]将书院迁徙至附近更开旷的沙园，又扩增之，中为讲堂，后为馔堂，左右协厅各五间。[127]北方有宗孔书院，是北乡学者和大家族襄助邹善等共营建，后邹德溥、德泳与地方学者曾募款重修之。[128]学者个人所建的读书处：东方有邹守益所建的东阳行窝、彭簪建的石屋山房；北方有赵新建的天香会馆、邹善的讲学所在任仁精舍；南方有刘晓建的梅源书屋、朱叔相建的近圣会馆、尹一仁建的南林书屋、刘瑗建的五斋、周儒建的松云窝；西方有张鳌山建的兼山书屋。[129]
综上所论，安福县是江右阳明讲学的首善之区，青原会和复古书院是凝聚全吉安府，甚至整个江右阳明学的重要会所，但青原会和复古讲会的兴盛，则是奠定在县内各乡惜阴会的基础上才可能的。因此，由较长时间的观察，配合地理分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阳明讲学活动在安福县的发展。
不同时期青原会和复古讲会的主盟者是当时江右阳明学的重要领袖，而青原会和复古书院的兴衰也充分反映了政治对讲学的影响。王阳明于1529年逝世，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于16世纪30年代共同开创了青原山最兴盛的讲学时期，复古书院也在此时兴建，成为阳明学术在江右最鲜明的代表，邹、罗、聂、欧等人是王门第一代弟子，也是此时江右阳明学的重要领袖。青原会从1533年首会之后，时有聚会，至少于1546年、1548年、1557年间均有聚会。[130]不过在16世纪60年代，当邹守益等人老去并相继去世后，此会渐衰。邹德涵于1569年再度倡学于青原，兴发了刘元卿等年轻学人，紧接着南乡学者王时槐于16世纪70年代初期回乡讲学，王时槐与刘元卿成为安福新一代的学术领袖，他们带领讲学活动在面对张居正禁学的严厉考验下，继续生存，伺机再发。
1579年江陵禁学的行动对复古书院造成重创，书院失掉大部分院田，被迫改为祠祀。学禁之后，1583年邹元标上疏请复张居正所毁之书院，不久王阳明亦获准陪祀孔庙，各地阳明讲会和书院都有再兴的迹象。[131]复古书院亦于此时恢复书院名称和部分规模，院田虽经清复，但却要等到1603年书院才正式重修，次年才修葺完成。然而书院在经历1625年魏忠贤毁书院的浩劫后，又历经明末兵祸，几乎全毁，虽然书院的堂廊部分在1742年重修，但已与晚明讲学活动无关。
从县内的地理分布而言，安福县东、北方的讲学以邹守益家族为中心。邹氏家族进士连连，至少五代传承理学，六十余年主持东山会的讲学，其最主要的经营所在则是复古书院。南方主要靠刘邦采、刘阳等学者的领导和传承，不仅在南乡成功建立地方性小规模讲学的模式，门人王时槐和刘元卿，更将地方惜阴会的模式分别扩展到庐陵与安福西乡，在1570年至1600年，面对张居正禁学的压力，仍带出蓬勃的讲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