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汉学的影子

国学研究所受西学的影响，还体现于倡导研究者的教育背景。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家，都有过留学经历或学习、传播过西学。梁启超在近代输入西学方面（包括从日本转手引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无人企及。罗振玉则与欧洲、日本的一流汉学家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国粹派领袖骨干如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也曾是传播西学的健将。[1]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国学保存会的支柱邓实与黄节，一面借《政艺通报》系统输入西学，一面以《国粹学报》提倡国学。为了吸收域外之学以治中国固有之学，他们或自己努力学习外文，或鼓励子弟学习外语，其中一些人能够基本掌握运用几门外文，如梁启超学过英、日、法文，章太炎学过日文、梵文，程度虽然不能与留学出身者相比，对于思想鼓动却有极大帮助。至于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者，多会一门以上的外文，有的还精通多种外语。

1920年代以后，国学研究者继续保持趋新态势。北大国学门委员会成员大都有留学日本或欧美的经历，风俗调查会由张竞生发起并任主席，方言会由林玉堂任主席，《国学季刊》编委会由胡适任主任。而没有洋学位者则感到很大的压力。据说刘复留欧即为胡适激将。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和讲师中，四位有留学经历，梁启超则长期生活于国外。至少在该校学生看来，王、梁是国学名宿，而赵、陈、李则是“西学精通之士”。[2]陈寅恪在该院所讲全是欧洲汉学的正宗，后因几乎无人能懂，不得不改成较易理解的课程。厦门大学国学院成员基本来自北大，继任主任张星烺也曾留学美、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周干庭、胡立初、李云林留学日本，余浩、慈丙如、张锡嘏、胡道远毕业于美国，舒舍予曾任教于英国。[3]燕京大学国学所中，许地山留学英美，谢婉莹留学美国，后又加入张星烺，刘廷芳、黄子通、马鉴等也毕业于异域。即使未曾留学者，也大都是国内新式学堂毕业，学术上积极求新。如北大的顾颉刚、容庚、容肇祖、魏建功、常惠、董作宾等。

与此相对，一些当时人认为守旧的学者，则未予其事或被排斥在外。北京大学的桐城派已完全失势，黄节、陈汉章、叶瀚等只是偶尔参加各学会的活动，有时还故意唱些反调。在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即将赴欧的胡适宣称钻故纸堆治国学是条死路，而生路为一切科学。叶瀚即说：“行年将六十有五岁，从事考古，时已不及。适之先生希望犹大；我但愿在死路上多做点收集工夫，而让后人好开生路，将材料供给参考。因现在死路上材料供给过少，所以在北大授课，讲义毫无精采。”[4]

北大的以新划线引起外界人士的不满，指“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5]厦门大学也有类似情形。当时任教于该校的陈衍，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并主办《国学专刊》，先后入社者达50余人，却未参与国学院的筹组和学术活动，并在国学院正式成立前辞职返里，其高足叶长青此时反被金陵大学聘走，可见校方并未考虑在即将兴办的国学院使用这批学者。

近代国学研究阵营中，还有一批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活动及作用引人注目。北大国学门研究规则规定：可随时聘请国内外学者为专门演讲；研究生有必要时，可聘请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并可聘请外籍学者为导师和通信员。该所曾先后聘请俄国的钢和泰（A.von Stael-Holstein）、伊凤阁（A.I.Ivanov）为导师，法国的伯希和、脑尔特（There′se P.Arnould），日本的今西龙、泽村专太郎、田边尚雄，丹麦的吴克德（K.Wulff）、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为通信员。齐鲁大学国学所聘请加拿大学者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教授甲骨文和商代文化。厦门大学国学院有瑞士籍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参与其事，任筹备总委员会委员。[6]清华研究院聘请钢和泰为名誉通信指导员。他们或以学术专长引进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推动东方学的发展，增加国际社会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关注，或利用社会联系和学术地位促进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同行的交往。其中伯希和于敦煌学，钢和泰、戴密微于言语学、佛学，伊凤阁于西夏学，田边尚雄于中国乐律，均给中国学术界很大影响和帮助。

西方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来华传教士的兴趣与活动的影响，而这种兴趣与活动一直持续，不少人长期在中国研究古代文献典籍，调查地方方言和习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中心和基督教文明优越的观念遭受重创，对东方文明的兴趣与爱好增强。而中国本土在教育领域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教会与非教会大学的欧化教育受到猛烈冲击，清华学校学生因此感到很大的社会压力。该校增设国学研究院，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改变形象，此举收效明显。教会学校本来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只是方式过于老套。面对形势，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发起中国化改革，加强国学研究，利用霍尔基金在燕大和齐鲁大学建立国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创办国学院，则由于陈嘉庚、林文庆等华侨对中国文化的依恋。林受聘时询问本校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学”。陈答称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7]

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与个人，十分注重了解欧美、日本等国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动态，积极加强与国际学术同行及组织的联系交往。北大国学门通过通信员伯希和向亚洲学会介绍本所情况，交换刊物，并委托其代表国学门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万国地理学会。这次会议被视为学术中心由欧洲向全世界扩展的起点。[8]该学门还希望了解苏俄学术界的情况，请赴苏俄考察或开会的李四光、陈惺农演讲苏俄东方学术情形，得知“俄国学术上的特色许多不与西欧相同，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方面，他们的材料实在不少，我们很有可以合作的地方”，于是着手联系。[9]此外，该学门曾与日方协商在北京用庚子赔款联合组建文科研究所，派马衡等赴朝鲜参观汉乐浪郡汉墓发掘，与欧美专家几次组织联合考查团。清华研究院筹备之际即准备与由卫礼贤主持的德国“中国学社”建立合作关系[10]，王国维、陈寅恪等导师与欧美汉学名家如伯希和等时有交往，讲师李济则与美国的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合作到山西等地考古，后者预订有七八年的长期计划。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北大、清华、厦大、燕京等校的有关教育科研机构相继改名或解体，国学研究渐趋消沉，南方的几个国学会在章太炎等老辈去世后失去重心，也陆续停止活动。只有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少数机构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曾在北平组织过国学书院，发行《国学丛刊》，表面鼓吹“挽救而振起”国学，实际目的在于粉饰太平。[11]但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已留下深刻印记。尽管该名词从字面上很难把握概念的外延内涵，曹聚仁、何炳松、郑振铎等人曾公开质疑，傅斯年在筹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特意声明：该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愿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12]实际上，近代国学研究既非抱残守缺的旧学，亦非畛域自囿的中学。以傅斯年之语形容近代国学研究的宗旨实效，就主流而言并不过分。国学研究，就是一方面使传统学术向新时代生长，一方面让近代西学扎根于神州沃土。

经过近代国学研究，中国学术的形式与内容出现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形式上，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受此制约的各学科分支按照现代西学分类相继独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传统学术的变格自清代已经开始，乾嘉汉学首重音韵训诂考据，语言文字乃至金石之学专门化程度日高。中国史学本来极为发达，晚清以降，列强威逼，边疆危机加剧，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因而兴盛，带动整个史学自宋代巅峰以来再向新的高度迈进，并与欧洲关注东方特别是中亚的趋向暗合。但清代学术不能从根本上打破经学垄断的局面，各种专门之学只是解经的工具。所谓“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而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13]

这种瓶颈状态在国学运动中终于被突破。清末国粹学派提倡诸子学，打破独尊儒术的偏见；民初破今古文之分，跳出家法，研究学术；到了20世纪20年代，经学最终被完全化解，整个学术按照现代西学规范重新分类，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考古学（含博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含民俗学）、历史学（含历史地理）、宗教学、哲学等一整套体系逐渐形成。一些国学研究者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华研究院诸导师，梁启超是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李济分别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和考古学之父。北大国学门的方言、考古、歌谣、风俗等学会，均有开一代新风的作用。

内容上，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三方面转变，其一，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各国学研究机构都极其重视考古、方言、民俗学。在收集和研究实物方面，虽然古代已有金石之学，但近代西学特别重视实物所在的环境因素，使得对于实物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并得以解释有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而国学研究机构对于实物的采集，也由收购进而调查再进而发掘。其二，由专注于上层精英正统下移到民间地方社会。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文化研究兴起，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研究的层面和时段逐渐下移。受此影响，国学研究者改变传统的大小观念，积极开展歌谣、风俗、方言的调查。厦门大学、齐鲁大学的国学院所，根据自身条件和学术需要，分别展开对闽南、山东地方民间社会的研究。其三，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每个研究者而言，要求系统地掌握传统学术与现代西学的多种工具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就学科而言，要求多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有关课题。前者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以考古、民俗学为代表。

毋庸讳言，国学阵营中也有抱残守缺与舍己从人、或“国粹”与“国渣”两派。同时，时代的变化，年龄的增长，也会使一些人趋于稳健甚至保守。晚清国粹派的有些人，到了民国时期确有拉车向后之嫌。他们对于王国维的文字及古史研究和陈寅恪国文考试对对子亦予以抨击嘲讽。然而，学术虽然不止一途，但又有一定的规范与公道。在近代西学影响下发生，又建立起广泛的对外联系和开阔的国际眼界，近代国学研究的成败得失也要相应纳入世界范围来权衡。由此看来，两派争论虽多，学术上均无大建树。即便提倡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想鼓动作用远远大于学问的进步。对此胡适自己也承认是“提倡有心，实行无力”。[14]原因之一，当在提倡者对自己所倡行的西学不甚了然。刘复留欧，目标从文学与语言学兼治退到语言学，再退到语音学，最后龟缩于实验语音学，就是明证。

而在学术上真有大贡献并得到国内外一流学者承认的，只是少数主张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大师。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15]此话在负有大名的胡适当面听来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伯氏绝非有意贬低中国学者，相反，早在1926年，他就将“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视为治中国学必须具备的三方面预备之一。[16]各方面的评价相加，可谓国际汉学大师对中国国学研究成就与局限的完整考评。此后，尽管胡适下大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但代表国学研究后续并跃而上之的，是将乾嘉信而有征式考据推进到以实证虚的“同情式考据”（罗志田教授语）的陈寅恪，由此在王国维跨越中西新旧学之上，进一步沟通人本与科学主义，使得中国文史研究不仅在国际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人文科学中跃居高峰。对其意义的完整认识，将是下一世纪的重要命题。

国学一词毕竟是对转型中学术笼统模糊的概括，确有成就的学者很少抽象地讨论这一概念，甚至反对教授《国学概论》之类的课程（如陈垣）。随着转型过程的完成，国学按现代学科分支被分解，失去了与西学、新学的笼统对应。周予同在论经学与经学史的关系时说：“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急待开展。”[17]借以说明国学与国学研究史的关系，不无妥帖之处。

[1] 详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第3章。

[2] 《研究院现状》，《清华周刊》第408期。

[3] 《新职员之介绍》，《齐大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10日；陶飞亚、吴梓明著：《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所引齐大档案1934年报告书，202～20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4]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

[5] 1926年4月25日张星烺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09页。

[6] 《厦大周刊》第132期，1925年12月19日。

[7]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

[8] 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9] 《本学门同人欢迎李陈二教授茶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2期，1925年12月30日；《李仲揆教授在本学门茶话会演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10]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43页。

[11] 参见《国学丛刊》1—15册，1941年3月至1945年5月。

[12] 王汎森、杜正胜：《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62～63页，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印行。

[13] 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1905年4月。

[14]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

[15] 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96页。

[16]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6日。

[17] 《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务》，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6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