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与学科
在维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学术神经之时，近代国学的倡导、研究者并非一味固守旧轨。梁启超讲得很清楚：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1]
黄遵宪不赞成办《国学报》，是认为中国病在尊大固蔽，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张“略迟数年再为之”。[2]
国粹派谈到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时，也刻意强调：“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祠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一言以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3]“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4]《国粹学报》在略例中特别规定：“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
此态度后来为大多数国学倡导者、研究者不同程度地信奉。激进如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声言：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图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已经倾向守成者如廖平，也不绝对排斥西学，时有比附之意，以显其心中有西学的影子在。其弟子李俊卿说：“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俾。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5]更多的人虽不一定明确表态，实际研究中很少不取法借鉴西学者。
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此后，西学的精密系统日益影响国人的学术旨趣。较早设立的国学保存会每月开讲习会，商量旧学，相互切磋，并请刘师培担任正讲师。该会还准备开设国粹学堂，因经费不足而罢。但所拟定的学科预算，清楚显示出近代国学的内涵与旧学大相径庭。其学制为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6]，至少形式上与旧学分科截然不同，采用了西学的分类法。
此外，国学倡导者大都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私人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向社会广泛宣传。而对这一舶来品版面的模仿，很容易引起固有学术表述形式的改变。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据说以《国粹学报》为最早。[7]该报从第五年起，政论性社说明显减少，而以学术著作为替代。第六年更取消社说，代以纯学术的通论。
国学保存会对后来的国学研究影响极大，或者说，它显示了近代国学研究共同路向的基调。从清末到民初，有章太炎开办于东京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1911年北京、1914年日本），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1908年北京），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1914年东京、北京），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1915年上海），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等。一些青年显然为此所吸引，也呼吁“振兴国学”[8]，决心编撰《国学志》（如顾颉刚）。统治者方面，鼓吹中体西用的张之洞等亦主张保存国粹，倡设各省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人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9]
这一时期的国学，无论派分如何，从主张、章程、科目看，抱残守缺的一面更为凸显，但也吸收西学。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10]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之争，“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11]官方倡导，虽被斥为“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12]，而且张之洞确有重守成轻研究之意[13]，但以国学为专门，本身就是对西学影响的回应。
20世纪20—30年代前半，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不仅青年后学踊跃投考，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出台，一些报刊则特辟国学专栏，以论文、专著、教科书和丛书的形式发表了大量国学论著；既有的国学倡导者仍继续鼓吹，一批少壮新进之士又加入行列；标明国学的学术性结社明显增多；响应者除集中于京沪外，还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及香港等地。
由五四新文化鼓动起来的国学热潮，一开始就与从欧美输入的科学主义联袂而至。毛子水发表于《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直言国故学是现在科学的一种，“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才可以去研究国故”，“科学的精神”是研究国故学的根本。虽然清代汉学家的方法也有科学的精神蕴含其中，但那是不自觉的，“最容易有弊”。要将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应当取法近三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精神，即欧西文明。[14]也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5]
然而，在欧化热浪中，胡适的这一点理性仍被斥为“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为了免于误导青年的罪责，胡适后来表示“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声称自己不存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中寻求天经地义来安身立命[16]，而是要“捉妖”和“打鬼”，“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以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知识和新道德”[17]，并宣称国学是条“死路”。这样，整理国故实际上成为“介绍欧化”的前驱。受此影响，在世界潮流面前有落伍之感的部分南社社员组成新南社，“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一面“整理国学”，一面“引纳新潮”。[18]
对于胡适等人的科学，章门弟子的《国故月刊》固然不满，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也不以为然。这个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同人杂志，与胡适等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输入西学的正统和研究学术的纯正。其简章规定，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应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19]隐指胡适派的伪西学或伪学术。两派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由此升温的国学热，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引起连锁反应。
自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乃至有心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立异的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厦门、东北、西北、大夏、中国、齐鲁、国民、正风等大专院校成立或改建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昆明、长沙等地则开办国学专修馆或国学专修学校。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教育厅提出《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要求从融合五族文化入手，巩固共和。其八项办法中的两条：一是大学院设立国学研究所，以整理国故；一是全国各大学均设国学专科。[20]
20世纪20年代末，虽然厦门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相继解体，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改组为国学馆之后也渐趋消沉，尤其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傅斯年公开表示反对国故的观念，力争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使得笼统的整理国故出现分流。同时，20世纪20年代后期坚持新文化方向而认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背道而驰的一批人不断提出质疑和批评，本来“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21]的郑振铎，也转而质疑国学的苏生是否“文艺复兴”，呼吁“打倒所谓‘国学家’”，“且慢谈所谓‘国学’”，而以全盘输入西方科学和文化以建设新的中国为生路。[22]加上整理国故又与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纠缠在一起，失去了初期一哄而起的热闹，不少从众的青年弃之而去。不过，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或新设或续办，南方的几家国学会仍在积极活动，一贯坚持保守固有文化的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教育机构还呈向上趋势，各大学兴建或改建国学系及各地创办国学专修学校的则随惯性移动，后来才逐渐废弃“国学”的标签，改回中国文学系之类本名。
胡适的整理国故虽然背后有欧洲汉学的影子，与傅斯年的主张相通，毕竟不排斥国学的概念。直到1928年北京大学酝酿改革，胡适仍坚持五年前与葛利普、李四光等人拟定的“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欲将北大改作研究院，分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和文学院（或外国文学院）等四个分院。[23]北大的《国学季刊》时断时续，还在出版。这面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最早竖起的国学大旗不倒，就依然不乏响应者。
学术上最能体现国学与西学关系的，当属国学研究所和国学院的组织。其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类设科，其研究方法与课程遵循国际学术范式。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五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以贯彻其学术宗旨。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24]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范围是，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25]东南大学国学院计划分科学、典籍、诗文三部，从学说、图谱、器物三方面，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思想学术、文学、诗词曲剧、美术、天文数学、法制、经济学、交通及国际交通、农商工业、哲学、教育、宗教风俗等历史现状。[26]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分中国哲学、史地、文学、社会经济四科。[27]
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之际，该校文理商教各科主任均参与其事，结果所订章程囊括一切，分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等14组。后招聘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几位骨干，组织上基本继承北大风格，设语言文字学、史学及考古学、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5组，并组织风俗调查会。[28]这些设置，均突破了传统学术七略、四部等分类，体现了近代西学的精神。
形式改变，是内容变化的表现。国学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代名词，机构却是现代教育组织的一部分。各国学院校系所的课程均增添西学，即使传统科目，也依据现代学术规范重新编排。厦门大学国学系要求选修普通发音学、比较语言学、修辞学、英国文学史、西洋美术史、人类学、美学概论、印度和泰西哲学。齐鲁大学国学系增设了逻辑学、文学史、文字学、修辞学等课程。中国大学国学系在吴承仕的带领下，改革课程，增设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西洋文学史、新俄文学选读及由新学者讲授的中国历史哲学课。就连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其学生所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也有常识一类，包括史地学、哲学、论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数学和英、日文。[29]北大《国学季刊》编辑略例规定：
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与以相当之地位。
该刊虽文言与白话兼收，但一律横排，并用新式标点，开一代新风。与北大新文化派多有争执的南高学派，所办《史地学报》开始也是横排，其内容的西学色彩更加浓重。
研究机构的课程设置与指导学生更接近国际学术规范。被胡适称为可以代表“‘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之精神的北大国学门，有林玉堂开设的“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班，讲解以国际音标注国语及方言的方法，考定中国重要方言的音声。其方言调查会宣言书特意指明中西治学方法不同，“今日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30]而风俗调查会将风俗调查视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31]，并批评一般人对这门学问的轻蔑。[32]古迹古物调查会认识到考古学范围广，发展会员时特别提出：“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动物、化学各项专门人材协力合作。”[33]
清华研究院目的有二：一是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34]考试科目除经史、诸子、文学、小学外，还有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中国哲学、普通语音学、心理学、声学、数学，以及东西交通史、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和多种外国文，普通演讲和指导科目则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普通语言学、方音学、现代方言学、人文学、考古学、人体测验等。厦大国学院成立时，主任沈兼士认为：“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35]该院师生的选题均偏重上述领域。
对于中国固有学术，国学研究者在继承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吸收欧美现代学术的方法，扩展视野，建立规范，创造出“新国学”或“适应新潮的国学”。当时尚在留学的刘复说：
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36]
甚至对乾嘉汉学，胡适等新进学人也予以批评。日本学者注意到：
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37]
胡适曾经感叹道：
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38]
这时胡适受到一些同道对其鼓吹整理国故的批评，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否定多少有自我辩解的意味，而所说欧洲学术对国学研究的冲击，则大体不错。与欧美日本的考古学、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发达的情形相对应，国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领域，几乎都与这些学科相关联。
1923年胡朴安在总结国学发展趋势时指出：
顷岁以来，隐忧之士，鉴于国学之衰落，以为国学将绝也，而不知国学已动复兴之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因欧洲哲学之影响，研究诸子学者日多；因欧洲言语学之影响，研究六书学者日多；因欧洲美术学者之影响，研究群经古史学者日多。不过草莽初群，而□径未分，孚甲已萌，而灿烂未现。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39]
被陈寅恪称为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的王国维的治学领域与方法，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正，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即体现了中西学融合汇通的时趋。
[1]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92～293页。
[3]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年8月20日。
[4] 顺德黄纯熙撰：《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第21期，1905年7月17日。
[5]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106页，成都，巴蜀书社，1985。
[6] 《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1907年3月4日。
[7] 《一个对比》，《贺昌群史学论著选》，534页。
[8] 闻一多：《论振兴国学》，《清华周刊》第77期，1916年5月17日。
[9] 赵炳麟：《谏院奏事录·请立国学专门疏》，《赵柏岩集》卷一，30～31页；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1辑之303，955～95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10] 《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5年11月26日。
[11] 《〈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三册，202～206页。
[12]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政艺通报》第21期，1905年7月17日。
[13]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谓：戊戌“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
[14]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引文中部分意思出自该文所附胡适函。
[15]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16] 《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
[17]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的信》，《胡适文存》第3集，211～21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18] 《新南社发起宣言》，《新南社组织大纲》，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5月5日。
[19] 《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20]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182～184页；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之429，18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
[21] 《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207页，1934年版，香港，中文大学近代史料出版组1973年影印。
[22] 《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23]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9年2月4日。
[24]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
[25] 《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征求名著稿本通告》，《燕京学报》第4期，1928年12月。
[26] 《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27] 《国学研究所业已成立》，《齐大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10日。
[28]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厦大周刊》第134期，1926年1月2日；《国学研究院章程》，《厦大周刊》第160期，1926年10月23日。
[29] 陶存煦遗稿：《天放楼文存》下册，637～639页，影印稿本。
[30] 《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号，1924年3月17日。
[31] 《国学门纪事·致本校同学启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5号。
[32]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
[33] 《国学门纪事·附古迹古物调查会草章》，《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
[34]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51、360期。
[35]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
[36] 《〈敦煌掇琐叙目〉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37] ［日］桑原骘藏著、陈彬和译：《读陈垣氏之〈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
[38]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3集，211～217页。
[39] 《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0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