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日颁赐：再认统治秩序的仪式
历法颁赐所厘定的时间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华夏文明圈朝贡体制的观念基础。从宋朝历日颁赐中可以看出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宋王朝通过每年重复的历日颁赐象征性仪式，潜在地确立了对被颁历地区拥有天命赋予的统治权；而被颁历地区对这种颁历权力的认同，不仅关系到对王朝治权的承认，也关系到对王朝天命的认同。
西夏与宋之间，是否奉宋正朔为衡量二者关系的一个标准，服则奉正朔，叛则不奉正朔。宋初，李继迁和宋在战争期间是不奉宋朝正朔的。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准诏赐赵德明冬服及《仪天历》，令延州遣牙校赍往”，德明“葺道路馆舍以俟使命”。[5]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又遣閣门祗候赐冬服及颁《仪天具注历》”[6]。德明接受宋朝颁定的仪天历，表明形式上认同了宋朝的统治。德明葺馆舍、修道路以受赐历法，宋朝起初派牙校前往赐历，后改派閤门祗候前往赐历，双方对这种象征仪式都非常重视。
德明奉行宋朝正朔近三十年，一直到其子李元昊叛宋称帝，才不行宋朝正朔而自制历法。今天，我们不能知道元昊所颁历法的具体情况，但晚些时候的西夏历法可以从黑水城文献中得见一斑，黑水城Инв.No.7962“大白高国光定甲戌四年乙亥五年御制具注历”是现存西夏历书实物，据前叶末西夏文题“光定甲戌四年十月日太史令及卜算院头监大典阅校者持信授紫金鱼袋臣杨师裕、卜算院头监臣时国胥、卜算院头监臣墨昊”；后叶首西夏文题“白高国大光定五年乙亥岁 御制皇光明万年注”历书编制的年代是光定甲戌四年（南宋嘉定七年，1214），历法格式、月份大小和朔日干支完全与南宋相同，可见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卜算院或为西夏制历机构。[7]估计元昊所颁历法也是仿效北宋。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元昊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复向西夏颁赐《崇天万年历》。[8]此后见于记载的宋赐历西夏有：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赐西夏谅祚治平二年历日，“诏夏国主：王者握枢凝命，推历授时，以考阴阳之端，以明政教之始，睠遐绥于藩土，嘉夙奉于王正，适履上辰，更颁密度，今赐治平二年历日一卷，至可领也”[9]；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刚即位，即诏“夏国遣使进奉，其以新历赐之”[10]；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宋册西夏李乾顺为夏国主，双方互有和战，宋元祐四年（1089）仍颁赐李乾顺元祐五年历日[11]；宋元符三年（1100）徽宗刚即位，又赐西夏元符四年历日，“朕始承天命，恭授人时，眷言西陲，世禀正朔，乃前嗣岁，诞布新书，俾我远民，咸归一统。尚尊时令，益懋政经。今赐元符四年历日一卷”[12]，实际上并无元符四年，次年即改元建中靖国元年（1101）。这一阶段虽然宋夏之间战争不断，但名分上西夏臣属于宋，奉宋之正朔，故宋仍赐历于西夏。
但这种赐历并不是连续的，在双方激烈对抗的时候，赐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绍圣四年（1097），宋筑平夏城扼制西夏，乾顺则侵宋大理河东葭芦河境上空地，双方关系又变得很紧张，宋“诏罢赐西夏历日”[13]，此后宋对夏或有间断的颁历。北宋灭亡后不久，宋对西夏停止颁历，绍兴元年（1131）八月“诏夏国历日自今更不颁赐，为系敌国故也”[14]。这其实是南宋完全无力经营西北的一种无奈之举。西夏历法既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但也深受宋朝历法的影响，无论注历格式还是某些年的月份大小、朔日干支均与宋朝历法大致相同，应当是学习借鉴了宋朝的历法。[15]西夏政治军事上长期与宋对峙，但以历法为代表的礼乐文化方面对宋是很认同的。
此外，宋还向交趾、高丽、甘州回鹘等国颁赐历日。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赐历交趾南平王李日尊“敕南平王李日尊：朕稽古凝猷，揆天作历，凡舟车之所暨，皆正朔之所加。适更岁令之端，恭正人时之授，勉经民务，用迪邦彝。今赐卿熙宁四年历日一卷，至可领也”[16]。宋徽宗刚即位也向交趾李乾德颁历。[17]北宋专门掌管赐历交趾的机构是礼部的主客部，元丰改制后，礼部郎官通行设案，其中一案为“知杂封袭朝贡案，掌诸蕃国入贡并每年颁赐交趾国历日”[18]。宋朝赐历安南，但对历法推算技术严格控制，不准这类书籍外流，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十日诏：“交趾进奉人乞市书籍，法虽不许，嘉其慕义，可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数术、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里外，许买”[19]。历算一类有关国家颁正布朔的制历“核心技术”是禁止输出的，以确保在这一象征性权力领域内的绝对优势。
宋初高丽已奉宋正朔，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赐高丽玺书中称：“王雄长藩国，世受王封。保绝域之山河，干戈载戢；奉大朝之正朔，忠义愈明”[20]。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徐兢出使高丽，见到“虽高句丽域居海岛，鲸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内，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将正朔、儒学、乐律、度量作为文化认同的标准，并将正朔排在了首位，称“臣观丽人之事中国，其请降尊号、班正朔，勤勤恳恳不绝于口，及为强虏所迫，革面从之，而乃心朝廷，葵倾蚁慕，终不解于胸次”。[21]作为宋朝的使臣，徐兢同样将奉正朔作为衡量文化认同程度的重要标准，他列举高丽奉大宋正朔的历史，以及宋、辽在颁历高丽上的争夺，这种争夺反映了宋辽势力在高丽的消长：
然自建隆开宝间，愿效臣节，不敢少懈，以迄于今。至与北虏，则封境之相距才一水耳，虏人朝发马夕已饮水于鸭绿矣。尝大败衄，始臣事之，用其年号，终统和、开泰，凡二十一年。至王询大破北虏，复通中国，乃于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遣使请班正朔，朝廷从之，彼遂用大中祥符之号，易去北虏开泰之名。至天禧中，北虏复破高丽，杀戮其民几尽，王询至弃国而逃于蛤堀，敌留城中八月。会西北山万松皆作人声，始骇惧引去。仍强班正朔于询，询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终十七年至重熙，终二十二年清宁，终十年咸雍，终十年太康，终十年大安，终十年寿昌，终六年乾统，终十年天庆，至八年，凡一百年。而耶律为大金所困，高丽遂去北虏之号，又以未请命于朝，不敢辄用正朔，故但以岁次纪年而，将有请焉耳。……今北虏已灭，佇见高丽之使以正朔为请，而万邦之时日月可协而正矣。[22]
宋初高丽一直奉中原正朔，上引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赐高丽玺书中所谓“奉大朝之正朔”。辽圣宗统和、开泰年间，辽大败高丽，高丽被迫奉辽的正朔；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高丽王询打败辽国，派遣进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至阙下请赐历日[23]，复奉宋朝正朔；宋真宗天禧年间，辽再次征服高丽，以后一百余年高丽都多数奉辽的正朔，但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高丽王徽仍“七年三集京师”，“称藩国，受正朔”[24]；宋徽宗末年，辽衰落，高丽不再使用辽的正朔，辽灭于金后，高丽又遣使要求奉宋朝的正朔。高丽奉辽、宋历法正朔的历史，反映了辽、宋在高丽地区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侧面，辽在这一时期对高丽的强大影响可以从其颁历的持续上看得出来。其实，宋太宗淳化至宋仁宗天圣之间，高丽四次遣使来朝，当时虽优诏以答并赐历日，但出于辽在高丽地区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并未实现对高丽的制度化颁历，所以后来富弼在对策中将接受高丽纳款、向高丽颁正朔作为对付契丹的一种策略选择。[25]高丽乞求宋颁历，既有联合宋牵制辽的现实考虑，也显示了对华夏文明的认同。
宋朝赐历甘州回鹘，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甘州回鹘可汗王夜落纥上表：“去年十一月中，蒙差通事梁谦赐臣宝钿、银匣、历日及安抚诏书，臣并捧受讫”[26]。当时西夏李德明积极向甘州扩张，甘州夜落纥希望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以保障安全；宋朝也想借甘州回鹘牵制李德明，历日的授受是二者密切联系的表现。天圣四年（1026），赐历甘州回鹘夜落纥：“皇帝舅问甘州回鹘外甥归忠保顺可汗王夜落隔：国家奉若上穹，修明旧典，命清台而候气，布元历以授时。卿雄略挺生，纯诚克茂。控临河塞，就望阙庭，式尊颁朔之规，聿洽同文之化，体兹朝奖，祇率国章。今赐卿天圣五年历日一卷，至可领也。”[27]唐朝曾以公主嫁回鹘，故回鹘后来一直称中原王朝为舅，而中原王朝答诏则称之为外甥，双方通过历法授受再认这种既有的联系。
此外，沙州曹氏政权也接受宋的颁历，奉其正朔。据邓文宽研究，敦煌地区瓜、沙二州，唐德宗兴元以前一直用唐历，吐蕃攻陷敦煌地区以后，王朝权力象征的历日无法颁行到那里，从这时起敦煌地区开始自编历日，即所谓“小历”。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中原战乱，统治力量无法辐射到敦煌地区，也无力向敦煌地区颁历，敦煌仍使用本地编的历法，现存敦煌遗书中的历日，大部分就是这种敦煌本地编的小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入宋后数十年。[28]建隆二年（961），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遣使入贡；太平兴国五年（980），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卒，其子曹延禄遣使入贡，宋让其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对沙州曹延禄的拜官诏书中称：“奉正朔以惟恭，修职贡而不怠”[29]，大概就是在这前后宋王朝开始向敦煌地区颁历，敦煌地区又开始有中原王朝正式颁赐的历法，敦煌遗书中S.0612“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应天具注历日”是来自中原的历日[30]，其正文首书“大宋国”，下有“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刊定大本历日”字样，其底本可能就是宋的赐历。宋朝官方所颁印历日分为大本和小本两种，“小本依年例令榷货务雕印出卖，大本止是印造颁赐”[31]，可见大本历日是用于朝廷颁赐，一般不在民间作为商品流行，S.0612“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刊定大本历日”应该就是以朝廷颁赐敦煌地区的大本历日为底本雕印的。
这种颁历可能一直持续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西夏攻陷敦煌地区前后。即使西夏攻陷敦煌地区以后，沙州也曾多次遣使入贡，保持与宋朝的联系；与此相应，宋朝的纪年还在使用，敦煌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北壁，保留一则淡墨汉文题记：“庆历六年丙戌岁十二月座□神写窟记也”，庆历六年（1046）距西夏攻占沙州已十年，仍使用宋朝纪年而不用西夏纪年，表明敦煌仍认同于中原的大宋王朝。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皇祐四年（1052），此后沙州就没有再向宋遣使入贡，宋朝纪年的题记也不再出现，而西夏纪年的题记开始出现，最早的西夏纪年题记是一则汉文墨书“天赐礼盛国庆二年”的题记，位置在莫高窟第444窟宋开宝九年所修窟檐门南柱内侧。天赐礼盛国庆是西夏惠宗李秉常的年号，国庆二年是1071年。这时距西夏攻占沙州地区已经三十余年，西夏纪年取代宋朝纪年表明西夏到这时才更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区，而宋朝对敦煌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则逐渐消失。[32]唐、宋对敦煌地区颁历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王朝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消长。
宋朝通过历法颁赐确立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权力关系，每年举行的这一象征性权力仪式强化了这种关系。这种处于共同时间节律、宇宙秩序的认同感受，建构起一种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