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降

受降一事《贺志》所记为“立遣合等赍蜡书，乞李公自来则降”，说明李德辉亲到钓鱼城受降是王立提出的条件，《李状》《元史·李德辉传》均未明言亲来受降为王立提出的条件，而《元史·贺仁杰传》亦有此细节：“复遣合等奉蜡书告德辉，能自来，即降”，可能是取材于吕撰《贺志》。对勘上文所举贺仁杰神道碑所言熊耳夫人谋划李德辉亲来受降之事，可以印证吕域所言有据。吕域此时正在西川行枢密院中任职，故能熟知这些招降细节。

受降过程中，东、西院矛盾尖锐。《贺志》记受降之时，“十五年春，李公来与东院官同受立降，同犒赐，署立招讨使矣”，行文用两个“同”字，强调东院参与并认同了钓鱼城王立的投降。《元史·贺仁杰传》与《贺志》相同，也记载东、西院同时受降：“德辉遂从五百骑至钓鱼山，与东院同受立降”。苏天爵《吕文穆公神道碑铭》：“忠宣请与东枢府同受降。已而后期不至，忠宣承制署立仍安抚使、知合州”[10]，据此则东院没有参与受降。《元史·吕域传》与《吕文穆公神道碑铭》说法一样：“德辉请与东院同受降。后期不至，德辉承制授立仍为安抚使，知合州”，而且《元史·吕域传》与《吕文穆公神道碑铭》文字也大致相同，前者当取自后者。《李状》《元史·李德辉传》《贺公神道碑》都没有提到东院是否参加受降。《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却详载一段李德辉与东院争持的情节：“公从兵才数百人赴之，东府害之，来争，有言：‘前岁公为书招珏，诚亦极矣，竟不见寤，无功而还。今立珏牙校也，习狙诈，不信人，特以计致公来，使与吾争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围而来受，何物视我？必不汝进！’公曰：‘前岁合以重庆存，故力可以同恶，今孫〔系〕孤绝，穷而来归，亦其势然。吾非攘若功者，诚惧汝愤其后服，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剽夺，快心于屠地也。吾为国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即单舸济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11]。可见双方对受降争议极大，没有达成共识。东院所言：“公冒吾围而来受，何物视我？必不汝进”，明言李德辉的行动没有把东院放在眼里，东院强硬地不许李德辉前往。李德辉看来是突破东院阻挠，单独行动，“单舸济江，薄城下”，可见从兵也被东院阻挡，没能够跟随。由当时情景可以推想，东院其实没有参加受降。吕域《贺志》强调东院同时参加受降，可能一是吕域未前往受降，具体细节不清楚；二是后来吕域向贺仁杰转呈此事时，咬定东院参与默认受降，后又反悔羁押王立，有利于此事的最终裁决上使东院被动。《元史·李德辉传》几乎全袭《李状》，唯删去东院所言最强硬的那几句话（“公冒吾围而来受，何物视我？必不汝进！”）。此前东、西两院达成默契，东院独自围攻钓鱼城，东院的这几句话的确言中了李德辉越境受降的逾权行为，《元史·李德辉传》删去关键的这几句话使整个事件的曲折细节不清。从这点上也可看出，作为《元史·李德辉传》史源的《李状》明显保留更多关键信息。

东、西院的矛盾一直很明显，至元十二年（1275）李德辉以安西王相第一次抚蜀时就指责东、西院“军政不一，相訾纷纷”[12]。至元十四年（1277）再围合州，东院希望单独行动：“而东川枢府，犹故将也，惩前与西川相观望致败，恶相属，愿独军围合州。”[13]东院的领军将领是合丹、阔里吉思，蒙哥时代已经从攻钓鱼城，“二人先朝陟方乎此，拔将甘心，故合益负险不下”[14]。东院与钓鱼城对抗多年，战斗极其残酷，双方将士积怨很深。东院攻城拔寨，志在必得，希望屠城以泄愤，所以要求单独行动。当时，李德辉领西院第二次抚蜀，主要负责粮草供应，看来东院独立行动也是两院达成的共识。

李德辉一直倾向于招抚，第一次抚蜀就曾招降张珏：“初公抚蜀，径东川归，以为重庆师阃受围，必征诸属州兵，尽鋭拒守，合州宜虚。诚虚，谍人持书晓之，兵随其后，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系顺庆狱者，纵之使归，语州将张珏”[15]云云。用兵、劝降，一正一奇，这是李德辉的策略。至元十五年（1278）再围合州时，捕获王立侦卒，李德辉当然不愿放弃这一实施招降策略的机会。从王立的角度看，重庆已破，钓鱼城孤立无援，前途渺茫，而与东院积怨很深，若被东院攻破，必遭屠城惨祸；所以，李德辉约降，又有安西王教旨保全的承诺，加之熊耳夫人谋划，王立权衡利害，自然愿意接受约降，迈过东院，向西院出降。李德辉越境受降的行为必然被东院视为越权，激起其忿怒，双方矛盾导致王立系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