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约降

据姚燧所撰李德辉《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以下简称《李状》或《行状》），至元十二年（1275）李德辉以安西王相第一次抚蜀。至元十三年（1276），宋亡；宋将张珏、王立据重庆、合州钓鱼城以保川蜀，元军久攻不下。为了攻下重庆、钓鱼城，东川、西川两个行枢密院，合兵围剿，西院由嘉、叙、泸趋重庆，东院围困钓鱼城，双方僵持数年。李德辉指责两枢密院的官员“玩寇疆场”“军政不一相訾纷纷”，预言“朝夕败矣”。不出所料，这年秋天，李德辉奉命北归，还没到陕西，泸州叛，重庆之围被宋军击破。至元十四年（1277），“诏以巴哈与公代为西川副枢，公兼王相。大军即发，公留成都供亿”[4]。《贺志》所谓：“西院副枢李公德辉分治成都”，就是指至元十四年（1277）李德辉以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安西王王相的身份第二次抚蜀，并在此任上完成钓鱼城约降。

以《贺志》《李状》《元史·李德辉传》对比，可见异同——上引《贺志》记约降王立一事：“十四年冬，潼川招讨使刘伟以所获立军士张合等上，李公放还，使持檄喻皇子安西王教，许以不杀，招立来降，立遣合等赍蜡书，乞李公自来则降。十五年春，李公来与东院官同受立降，同犒赐，署立招讨使矣。”对比《行状》的记载：“至是，合遣李兴、张郃十二人词（诇）事成都，皆获之，当斩。复为书，从归，使喻其将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豈（益）剀切。兴至，立亦计夙与东府有深怨，惧诛，复兴等导帅幹杨獬获蜡书，间至成都降公。”又据《元史·李德辉传》：“既而合州遣李兴、张郃十二人诇事成都，皆获之，释不杀，复为书纵归，使谕其将王立如谕珏者，而辞益剀切。立亦计夙与东府有深怨，惧诛，即使兴等导帅幹杨獬怀蜡书，间至成都降”[5]。三种史料记载基本相同，而细节上有详略不同。《贺志》合州诇事卒名“张合”，《行状》《元史》均作“张郃”，吕域《贺志》作“张合”可能是刊刻时刻工省刻。《元史·李德辉传》文字与《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基本相同，当出于《行状》。恰证《元史》成于仓促，人物传记通常照录元史馆所藏各种《行状》而成。

《贺志》记载的一些细节为他处不见，如张合等为潼川招讨使刘伟所捕获，可见张郃等人被捕获的地方可能是川东而不是成都，只是后被押解到成都。又如他处只说李德辉劝降王立言辞“益剀切”，然态度诚恳未见得能使王立来降，《贺志》揭示了一个关键细节：李德辉“使持檄喻皇子安西王教，许以不杀”[6]。有了皇子安西王许诺这样的保障，才足以说服王立，放心来降。此皇子安西王为忽必烈之子忙哥剌（Mangyala），领地包括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地。

苏天爵所撰吕域的神道碑铭说明此事件中另一重要人物吕域的作用：“至元十有四年，江南既下，公擢从仕郎、四川行枢密院都事。时四川制置使张珏据重庆，合州安抚使王立据钓鱼山，犹持宋节，负固不降。诏枢府分兵取之。故相李忠宣公德辉行西枢府事于成都，获侦卒张郃等数人，将杀之。公曰：‘彼所以不即降者，岂以昔尝抗跸先朝，恐城降日悉见诛夷之故欤？今宜释郃，俾归谕立’。未几，立果遣郃等赍蜡丸书至成都。”[7]据此，揣测王立心理，建议释放张郃，喻降王立之策出于吕域。吕域神道碑或有归美墓主之意，但至少说明吕域当时参与李德辉的谋划，熟知内情原委，吕撰《贺志》在细节方面的准确性更值得信赖。

约降过程中有熊耳夫人协助劝降王立一节：“（至元十二年）制使张珏遣王立潜师袭泸取之，临应春，杀戍将千户熊耳而有其妻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立后移守合州。行东川院者则宪宗李玉器械哈丹、库哩济苏，二人先朝陟方乎此，拔将甘心，故合益负险不下。宗说立遣张邰[8]辈蜡书问（间）行至成都，请忠宣受降。忠宣从五百人至，立则开壁纳之。”[9]据此，王立袭杀元千户熊耳，据有其妻宗氏，这位熊耳夫人宗氏是李德辉的外妹。张郃带李德辉约降书信回合州后，熊耳夫人促成王立接受约降，而且请李德辉亲来受降，是出于这位熊耳夫人的主意。上引熊耳夫人一事，见于姚燧所撰贺仁杰神道碑《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而《李状》《元史·李德辉传》均不载，《贺志》亦不载。熊耳夫人一事，对李德辉而言非为佳话，故后人隐晦不言。吕为李旧僚属，又为贺家人所托为志铭，自然不会载入此等枝蔓之事。比较有趣的是，同为姚燧所撰《李状》和《贺公神道碑》，本来和李德辉关系更密切的熊耳夫人事没有载入李德辉的《行状》，反而记载在和熊耳夫人事关系不大的贺仁杰的《贺公神道碑》。这反映了《行状》这种文体在剪裁和表达上很大程度要体现状主家人的意志，有些事情状主的家人是不愿意说的，而撰者可能会出于保存掌故，会在另外的地方记录这些被遮蔽的史实。而姚燧本人也是王立约降事件中的一个亲历者，安西王特赦王立的教令就是由姚燧送达的（详见后），故他知道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