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就在这一年，张威罢职后不久就死于利州；一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安丙去世；再过一年的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安蕃去世。四人中程信活的时间较长，宋理宗时，他还在蜀口负责防御，当时侍御史李鸣复在轮对中提到了程信。[45]所以，立于嘉定十三年（1220）的生祠估计很快就没了香火，《鼎勋堂记》也随之湮没。通过对这一碑刻的研究，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当时蜀口政治军事情势的认识和了解。
（1）《鼎勋堂记》涉及或间接涉及的四个人物，除安丙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南宋川陕武将、官员中的“二、三线人物”，但就是这一级别的人物，在蜀口同样有生祠，这反映了蜀口作为军事特区的一些特点。军队将佐对当地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影响巨大，而县令作为最基层的亲民官一方面要抚定治下百姓，另一方面也必须满足上方为军事行动而进行的物资人力调发，他必须在这两方面搞好平衡，立碑的大潭县县令郭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仔细阅读这块颂德碑，尤其着眼于歌颂三人的爱民保民：“民以辑宁”“百姓便安”“始终吾民，仁厚一心”等。这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有奉承之嫌，但立碑者的用心和愿望还是明显的，在这种拥有强大权力的边境将佐辖区内治民，唯有通过这种软的颂扬来曲折地规范军人的行为。如果这种奉承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让军队在调发民间资源时哪怕有一点收敛，这种立生祠树功德碑的奉承还是划算的。尤其是碑文归结了地方希望表达的观点：不重民保民，军事上的成功不可能长久。如碑文所总结：“夫有以振之于其始，而无以保之于其终；知所以震詟中外之心，而不知所以培□战守之本，则暂成而辄废，方宁而遽扰，可立待也。”这种曲折的智慧本为古代官/民、上/下间的一种普遍情况，只是在蜀口这种特殊地方表现得更为突出。
（2）对诸如当时蜀口安丙、吴曦等一线人物的研究，前引蔡东洲先生、何玉红先生等人的著作已经有了详细探讨。《鼎勋堂记》中的三人虽是当时历史中的“二、三线人物”，其功绩和历史作用比不上安丙这类“一线人物”，但他们同样是开禧、嘉定年间蜀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平定吴曦之乱以后成长起来的将领、官员，平定吴曦之乱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安蕃由白身入仕途，张威由下级军官逐渐升职为蜀口防御中的重要将领，程信的提升可能更晚一些。三人都在嘉定十年（1207）开始的对金抗击战中起到重要作用，建立功勋，他们是一线人物制定的战略的具体实行者，也是一大批抗金前线将佐、官员的代表。具体执行战略时，变数就很大，情况也更复杂。对平定红巾军，安蕃、张威积极听命于安丙，同心协力，所以能迅速奏功。而在另一些事务上却显示不同的立场和决策，比如安蕃、程信是安丙对金进攻战略的坚决执行者，安蕃负责财计和物资保障，程信负责军事指挥，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而张威在这一战略上态度比较消极，屯兵不进，一定程度上要对巩州之役的失败负责。将帅意见不统一，各自行事，导致战争失败，蜀口防御战中，这一情况已经出现不止一次。
（3）本文叙述的蜀口宋、夏、金之间的战争，包括由于战争引发的红巾之乱，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其实是蒙古掀起的征服波澜在蜀口的反映。当时西夏人、金人受到蒙古压迫，金人转而攻击南宋，寻找生存空间，西夏人谋求与宋合作共同对抗金，同样是寻求生存空间。这在蒙古征服的西亚地区也引起类似的连锁反应。13世纪初的南宋嘉定年间前后，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民族政权间的平衡即将由于新兴的草原帝国的征服而被重新打破、整合，这一变化无论从宏观尺度还是从微观尺度都可以看得到。[46]我们希望寻找更微观具体的视角，探究这一历史大波澜扩散开来，在特定地域激起的浪花。《鼎勋堂记》涉及几个人物的命运与这一重大历史进程发生了联系，更是这一惊涛骇浪中的涟漪。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就是无数微小的浪花、涟漪、浮沫，构成了历史的大浪。当事的主人公未必全然知晓那些导致他们命运起伏的历史大势，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有幸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把他们各自的命运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探究。在叙述历史时，我们不仅应注意那些伟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也应该把研究的目光放得更仔细，探究历史进程中无数丰富的个案和细节，力图呈现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本文利用碑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视角引向更基层的将官，这种更微观、具体的研究希望能够丰富我们对当时蜀口复杂形势的认识，进而从一个侧面呈现蒙古在13世纪掀起的征服波澜的细节，揭示历史进程中更细密、生动的肌理。
附：
鼎勋堂记[47]
安公讳藩字叔衍，广安人，随军转运使。
张公讳威字德远，天水人，正都统制。程公讳信字子忠，凤□人，副都统制。
嘉定十三年七夕日。迪功郎宜差西和州大潭县令主管劝农营田公事搜捉饷钱出届兼营兵马公事总管忠胜军马郭忆记
图1 《鼎勋堂记》拓片图版[48]
图2 《嘉定刻石》拓片刻石图版[49]
[1] 《鼎勋堂记》，见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印：《礼县金石集锦》，87页[非正式出版物，无印刷时间，准印证号，甘新出036字总092号（2000）014号]。《鼎勋堂记》长130厘米，宽82厘米，厚16厘米，现置于礼县太塘乡，张维《陇右金石录》失载，《礼县金石集锦》有碑文拓本照片和录文，蔡副全《陇南金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有著录。本文采用《礼县金石集锦》录文。本节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0—20世纪学术研讨会诸位师友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2] 据赵逵夫先生研究，礼县旧俗极重七夕，七夕乞巧，民间活动很丰富，要持续七八天。这种风俗故老相传，延续很久远，《鼎勋堂记》立于嘉定十三年七夕节庆之中，正是这一风俗在宋朝的反映。（赵逵夫：《〈陇南金石研究〉序》，见蔡副全：《陇南金石研究》）据碑文“筑堂皇觉”，“皇觉”是当地寺名，碑当立在寺庙中，借现成的殿宇，辟为生祠，树碑颂德。官员祠宇立于庙中，这在宋朝很常见。
[3] 《鼎勋堂记》，见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印：《礼县金石集锦》，87页。
[4]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79页。墓志为“安蕃”，《宋会要辑稿》亦作“安蕃”，碑文作“安藩”，当以墓志为是，作“安蕃”。
[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〇之九，第8册，7106页。
[6]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79页。
[7]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0页。
[8]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0页。
[9]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0页。
[10]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1页。
[11] （元）方回：《先君事状》，见《桐江集》卷八，收入阮沅编：《宛委别藏》第105册，49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其实，是朝中史弥远对金“和好”政策，以及在四川执行这一政策的四川宣抚使董居谊、总领杨九鼎裁减士兵待遇而引发叛乱。
[12]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七，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又可参见王曾瑜先生对随军转运的相关论述，见《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427～428页。
[13] （元）脱脱：《宋史·职官七》卷一六七，第12册，3965页。
[14] 关于财政及财计官员在吴曦之变和平定吴曦之变中的重要作用，何玉红先生已有详细论述，见《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243～2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5] （元）脱脱：《宋史·安丙传》卷四〇二，第35册，12191页。
[16]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1页。
[17] （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1页。
[18] 《鼎勋堂记》碑文称张威为天水人，未知孰是，今依《宋史·张威传》作成州人。张威为逃卒之事：“先是，兴州摧锋、踏白二军戍黑谷者，骑士月给刍钱甚厚，宁议损之。是秋，戍卒张威等百余人亡入黑谷为盗……郭杲在武兴，多刻剥军士。时王宁方行核实之令，士滋不堪。黑谷戍卒二十有七人，由是去为盗。有张威者，亦在其数。杲死，王大节（慑）〔摄〕帅事，语诸将曰：‘是迫于寒饿，非有他也。’掲榜招还之，斩为首者以令，流配其余而已。威配隆庆府后军，时号张红眼者，是也”。[（宋）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汝企和点校，107～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9] （元）脱脱：《宋史·张威传》卷四〇三，第35册，12215页。
[2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〇之一三、一四，第8册，7108页。据《宋史·李好义传》等收复西和州的是李好义，但李好古当时确有其人，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九《蜀士立功立节次第》中，李好古排在第三等（655页）。或以为李好义、李好古就是平定吴曦之时有名的李氏兄弟，但《宋史·杨巨源传》言李氏兄弟是李好义、李好问。李氏或是兄弟三人？未能确定。若李氏果为三兄弟，则好义、好古兄弟共赴西和之役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依《宋会要辑稿》则张威就隶属李好古部下。《西山文集》卷二三《赐都统制王喜马军都虞候许俊都统制刘元鼎李贵王大才庄松何汝霖副都统制吕春李好古卢彦张威石宗水军统制冯榯银合夏药敕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347页），李好古、张威已经同为副都统制，但李好古排名仍正在张威前。好义、好古是否兄弟这个问题并非大问题，只是后来，李好古在嘉定十二年杀了张威之弟张彪（一作张斌），张威又借利州路安抚使丁焴之手杀李好古。好义、好古两位在平定吴曦中立有大功的将领，好义被王喜派人毒死，好古死于张威的报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蜀口武将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21] 《嘉定刻石》，见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印：《礼县金石集锦》，84页。据拓片文字有改动，《礼县金石集锦》释文“嘉定改元元年”，误增一“元”字，今据拓片删去。
[22] 陈显远编：《汉中碑石》，138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此摩崖题记刻于略阳县灵岩寺后洞奈何桥右侧石崖，《陕西金石志》《关中金石记》、道光《略阳县志》均有著录。《汉中碑石》采用《关中金石记》录文。
[23] （宋）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汝企和点校，285页。
[24] （宋）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汝企和点校，285～286页。
[25] 《重建州治记》，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142页。“嘉定”指嘉定十二年。
[26] 《宋故太孺人陈氏墓志铭》，见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 陕西（壹）》下册，16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7] 嘉定十一年冬。
[28] （元）脱脱：《宋史·崔与之传》卷四〇六，第35册，12260页。
[29] （元）脱脱：《宋史·张威传》卷四〇三，第35册，12214页。
[30] 前面已经讲到李好古杀张彪、张威借人之手杀李好古可能是蜀口武将间错综的矛盾所致，而丁焴杀李好古其实是在危机情况下对武将的一种选择，这种决策的对错很难说清，后来就有人为李好古鸣冤：“壬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抚丁焴特转朝奉大夫直龙图阁，赏其诛李好古之功也。好古为利路副总管，擅斩统制张斌，领兵二千，径下沔州。或言其谋害张威、张虎，焴执而诛之。故有是命。其后乃有言好古冤者。”[（宋）刘克庄：《玉牒初草（皇宋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见《后村集》卷四四，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480页]。这种局面，以前张浚在杀曲端而选择吴玠时已经发生过，只是丁焴杀李好古选择张威影响没那么大，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张威能力更强；而前者则影响更大，原因更复杂。（参考杨倩描：《吴家将》，44页；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85～108页。）
[31] （元）脱脱：《宋史·安丙传》卷四〇二，第35册，12192页；（元）脱脱：《宋史·张威传》卷四〇三，第35册，12215页；《安丙墓志铭》，见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第七章“安丙墓志铭考补”，167页，成都，巴蜀书社，2004。
[32] （宋）魏了翁：《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六，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84页。
[33] （宋）真德秀：《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见《西山文集》卷四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655页。
[34] （宋）刘克庄：《玉牒初草（皇宋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见《后村集》卷四四，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480页。从进军路线上看，张威出天水、程信出长道，应该是与夏人协同作战的主力部队，金州都统等为策应部队。据金人记述，程信所领利州都统军人数为四万（《金史·赤盏合喜传》卷一百一十三，第7册，2493页），这与吴曦之变以前兴州都统一支独大的情况不同，吴曦之变后，兴州都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为利州都统，势力削弱，蜀口兵力分布有变化，利州都统军力当为五军，而且精锐的摧锋、踏白二军似乎在利州都统（《宋史·曹友闻传》卷四四九，第38册，13235页），堪任主力。故程信职位为副都统，比张威低，但所控兵力并不比张威少。关于蜀口三大都统兵力等问题，可参考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119页。
[35] 联合西夏夹攻金的计划。
[36] （元）脱脱：《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第40册，14027页。
[37] 此节涉及安丙的事迹，基本采用蔡东洲、胡宁的研究成果，见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
[38] 吴天墀：《西夏史稿》，88～94页。
[39] 关于南宋与西夏间联合军事行动的研究，蔡东洲先生有重要研究成果，见蔡东洲：《论南宋同西夏的关系》，见李范文主编，罗矛昆、张迎胜副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50～158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85～94页。
[40] （元）脱脱：《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第40册，14027页；（宋）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汝企和点校，287～288页。
[41] （元）脱脱：《金史·宣宗纪》卷一五，第2册，344页；（元）脱脱：《金史·承立传》卷一一六，第8册，3551页；（元）脱脱：《金史·西夏传》卷一三四，第8册，2874页。
[42] （元）脱脱：《宋史·宁宗纪四》卷四〇，第3册，775页。
[43] （元）脱脱：《金史·赤盏合喜传》卷一〇三，第7册，2493页。
[44] （元）脱脱：《宋史·张威传》卷四〇三，第35册，12215页。
[45] （元）脱脱：《宋史·安丙传》卷四〇二，第35册，12194页；（元）脱脱：《宋史·张威传》卷四〇三，第35册，12215页；（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见《鹤山集》卷七五，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179～182页。
[46] 黄宽重先生提出“嘉定现象”的概念，呼吁把宁宗嘉定年间社会的各种变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加强研究，探索其在南宋乃至中国历史转变的地位与特性。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载《中国史研究》，2013（2）。
[47] 抄录自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印：《礼县金石集锦》，87页。句读略有不同。
[48] 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印：《礼县金石集锦》，86页。
[49] 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礼县金石集锦》，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