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节中的宋、金民族竞争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按照惯例接受宰臣之请，立生日五月二十一日为诞圣节，名为天申节。其时正值国运艰难之际，南宋朝廷前途吉凶未卜，宋高宗对天申节的处理也很低调，寝罢群臣上寿常礼，群臣只在佛寺中设祝寿道场，或到閤门、后殿拜表称贺。宋高宗在诏书中说：“朕承祖宗遗泽，获托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颠之道，未知攸济。念二圣銮舆在远，万民失业，将士暴露，夙夜痛悼，寝食几废，况以眇躬之故，闻乐饮酒，以自为乐乎？非惟深拂朕志，实增感于朕心，所有将来天申节百官上寿常礼可令寝罢。”[2]

建炎二年（1128）四月十六日己巳，诏天申节郡县锡宴勿用乐；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六日，又重申因二圣未归，郡县锡宴勿用伎乐。[3]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草创，没有精力与财力搞圣节庆典。宋高宗正确地估计形势，明智地采用一种低调的姿态处理天申节。诏书中特别突出民族危机，家国危亡，天申节这种皇帝私人节日很自然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关联，这是宋高宗希望利用圣节来达到唤起民族意识，重建国家的目的。而且在天申节诏书中宋高宗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忧患图强，卧薪尝胆的“姿态”，这对当时鼓舞士气，增加新朝凝聚力是有一定作用的。天申节的低调姿态在南宋初年一直是作为一种节俭务实作风的象征，叶梦得称颂宋高宗：“乃者天申节上寿，作乐抑而不行；贡奉之物非天地宗庙陵寝所须，却而尽罢；天下皆知陛下约已思艰之意，尧舜无以过。”[4]皇帝在天申节时带头约己思艰，以此戒饬地方凡事应从俭务实。这种低调的姿态一直维持到绍兴十三年（1143）。

南宋草创之际，对士大夫而言，是要在民族危机之中重建家国；对宋高宗而言，是要保住意外得到的皇位，树立皇权权威。在天申节中，皇帝私人生日已完全国家化，加之宋金之际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圣节既是皇权的象征，又是民族、国家的象征，天申节承载的意义变得丰富复杂。在与金的外交活动以及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天申节是皇权的象征，更具有了民族尊严、民族认同等多重含义。在这些场合中，天申节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皇权是同一的。南宋初年的特殊时代，圣节庆贺很容易激起人们感时伤事的故国之叹与民族情感：“漫说南风入舜弦，伤时抚事益凄然，愔愔新绿愁鸲鹆，悄悄残红拜杜鹃，心折更闻胡部曲，眼明那复御炉烟。蒜山瓜步江南北，宝鉴经囊若个边。”[5]黄彦平这首感咏圣节的诗应当作于南渡以后，诗人在天申节感事抒怀，其中包含的故国家园之感叹，以及伤痛失国的民族情感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年年五月熟荔子，又见北使朝连昌”[6]，这是南宋人描述每年五月，金国使者贺天申节的诗句。金人遣使贺天申节始于绍兴十四年（1144），“己巳，金主始遣骠骑大将军安国军节度使乌雅和、通议大夫行大理寺少卿孟浩来贺天申节。遗上珠一囊，金带一条，衣七袭，色绫罗纱縠五百段，马十匹，自是岁如之”[7]。圣节、元正、冬至三大节相互遣使来贺，是当时各政权间外交活动的一种常规形式。天申节来贺，表明金人不得不面对赵构建立起的南宋王朝，金人扶植楚、齐以统治汉人的策略看来并不成功。从1129年（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到1137年（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金史·交聘表》上没有宋金交往的纪录，看来这段时间宋金之间没有什么双方认可的高规格外交活动，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伪齐政权（1130—1138）存在的时间。其间金的策略是扶植刘豫傀儡政权，消灭南宋。屡遭失败后，金认识到一时无法消灭南宋，所以放弃刘豫，转而与南宋接触。金与南宋之间高规格外交活动正是在伪齐政权垮台后第二年，即1138年（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开始的。这一年金以河南地归宋，遣右侍郎张通古等诏谕江南。在此之前，赵构曾多次单方面遣使称臣，金不允，一意消灭赵构的南宋政权。至此，张通古诏谕江南，视南宋为附庸降国，但从赵构看来，媾和偏安终于可以实现了。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1143），宋使贺金主生辰万寿节[8]；绍兴十四年（1144）五月，金派乌雅和为使贺天申节。从金的角度来讲，既然承认赵构的南宋政权，许多事情还必须通过圣节朝贺之类外交活动来沟通解决，更重要的是每年的圣节也是强化金与宋之间主从关系的一种仪式。而宋称臣于金，只是宋高宗与秦桧等少数人的个人意愿，朝野对此多有不服，故力争在圣节仪式中不辱国体。于是在兵革相加的正面战场之外，圣节朝贺中的仪礼之争成为宋金外交交锋的另一个战场。

南宋对金的贺圣节使者优加礼遇，从入境伊始，即有接伴使迎接，入驻后有馆伴使陪同，离开时有送伴使护送。来去之时，皇帝都要遣使存问，宣赐牲饩、银盒、茶药、扇帕等物；上寿仪式以后，绍兴十八年（1148）“始燕射于玉津园”。此后，玉津园宴射成为专门款待金国使者的必行“故事”[9]，许多新的邦交仪规在双方交往中逐渐形成。

宋人这种主动殷勤的礼遇，表现了宋在与金的交往中处于劣势的臣服地位。当然，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实际也都带有监视、伺探的意味。宋金之间的地位高下差别明显，宋对金的国书是下对上的“表”，而金对宋的国书是上对下的“诏”。宋接受金国书时，金使可以上殿，宋高宗要从御榻下来，接受金诏书；而金接受宋国书时，宋使不能上殿，只能立于宫殿台阶下面，金国皇帝也不必亲自接受国书，而由閤门使下来接书，捧书的宋使单跪授书。[10]

关于金国使者贺天申节的仪节，“有司言合照旧例：北使贺生辰圣节使副随宰臣紫宸殿上寿，进寿酒毕，皇帝、宰臣以下同使副酒三行，教坊作乐，三节人从不赴。既而三节人从有请，乞随班上寿，诏许之，仍赐酒食”[11]。按照北宋旧例，圣节上寿，除贺圣节正使、副使二人可以赴紫宸殿上寿外，其余人从皆无资格赴殿上寿。此时金人是以臣属降国视南宋，自然要求更高的礼遇，人从随班上寿、赐酒，从表面上看只是仪节的小小变化，其实是金人外交上的一次胜利，折射出金国对南宋的强势。宋高宗“诏许之”三字是隐讳之辞，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得不接受屈辱地位的无奈。

宋金贺圣节等交往中，南宋所受的屈辱是比较多的。但南宋的史料中往往还不容易看出来，其缘故是宋人对这些记录做了“技术处理”，隐讳了许多屈辱的细节。秦蕙田对此看得很明白：“建炎南渡，奉表称臣于金，而就藩封之礼。金使之来者以诏谕江南为名。《金史》载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乃命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诏，拜起皆如仪。当时金使入见仪注，大率如此。《宋史》讳其事，高宗所谓事从简便，旧日礼数岂可尽行者，特饰词耳。”[12]金使贺天申节，应当也是金居高临下，以藩属待南宋。宋高宗的饰词显示南宋与金国在圣节等交往中的劣势，背后其实也是两国实力强弱、实际地位等级的体现。但要保全皇权面子，宋高宗很需要这个饰辞。

金国的外国使者贺圣节仪式分为入见、曲宴、朝辞等步骤，金国定制，以宋为三班品，高丽、西夏为五班品，入见以宋、西夏、高丽的秩序，朝辞以西夏、高丽、宋为秩序。这基本反映了诸国的实力和地位。[13]使团的组成主要有使、副以及各类随行的三节人从，据《新订夏使仪注》规定西夏三节人从上节、中节各五人，下节二十四人，宋国使团三节规格人数应该比这个高。[14]宋生辰使对待外交仪节非常谨慎，既要维护尊严，又不能过于奢求，以免引起外交上不必要的争端。贺圣节使团随行三节人从奉使曾一度可以自辟，“往岁奉使官得自辟其属，赏典既厚，愿行者多纳金以请”[15]。三节人从素质上参差不齐，容易引起麻烦，必须加强管理。绍兴十八年（1148）五月，“工部尚书詹大方言：近充贺大金生辰使，自入境待遇使人甚厚。及至大金阙廷，供张饮馔，一一精腆。臣已戒一行官吏，不得过有须索，窃虑后来三节人或有不识大体，责办供应，妄生语言，望严行戒饬，庶几邻好修睦，永久不替。诏今后使副及三节人并具知委状申尚书省”[16]。故詹大方在出使后上书希望戒饬今后贺金生辰使副及三节人从，严禁“责办供应，妄生语言”，引起外交纠纷。另外，从金人对待宋贺生辰使的待遇甚厚，我们可以推测金在绍兴和议达成初期，对双方确立的关系还是很看重的。保存在《平阳县志》（1926年刻本）中的宋之才《使金复命表》，显示了绍兴和议达成初期的宋绍兴十五年（1145）宋使臣赴金贺生辰的情况。[17]宋之才所言朝辞礼仪：“早来殿上礼数，乃敌国之礼，如高丽、河西皆无此”[18]，这可能是指“夏、高丽朝辞之赐，则遣使就赐于会同馆。惟宋使之赐则庭授”[19]，庭授朝辞之赐确实显示高于西夏、高丽的邦交地位，至于宋之才讲到的“敌国之礼”，实际出于述职中的夸诞之辞。

绍兴三十年（1160），工部侍郎黄中充馆伴金贺天申节生辰使，按照规定的外交仪节，圣节锡宴，“使者谢于庭下”，金使以天气太热为由，请求只于庑下拜谢，黄中坚持不同意，执意让金人拜于庭下。这个小小的仪节之争被看作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同时也被视为黄中个人了不起的业绩而被写入他的神道碑中。[20]

圣节中琐碎的仪节之争，因为有了宋金之间外交、实力较量背景，就显得非常耐人寻味。在这种语境下，即使最细微的仪节都被视为国家民族荣辱所系，关系到国家民族利益的得失。官员们在圣节的应对中都考虑到了这一层利害关系，所以必须小心谨慎。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泉州观察使知閤门事石清为馆伴副使，由于“饮醉慢易”“在馆因酒与使客人从有语”等不慎行为，受到了“特与外任”的处理。[21]相反，右司户员外郎吕广问在与金使高景山、王全的交锋中，因处理得体而拜起居郎。[22]对圣节仪节的处理并不是一味生硬地坚持既定规则，南宋多数时候毕竟处于弱势，所以外交交往中需要更多的弹性和妥协，要求负责的大臣具有高超的外交智慧，既不有损国体，也不过分地刺激金使。黄中虽有执意让金人拜于庭下的强硬，但金使萧荣等人回程经过平江，“欲观姑苏台百花洲，非例也，中许之”[23]。金使在庭拜争议中失败，为了挽回面子，故意提出这样超出常规的“非例”要求。黄中虽有强硬的一面，但在处理外交仪节中，只要无伤大体，也有灵活、弹性、避免争端的一面。

南宋与金之间的圣节外交的冲突与较量，在金贺天申节使高景山、副使王全出使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遣佥枢密院院事高景山、右司员外郎王全为贺天申节使出使南宋。在此之前，完颜亮一直为南侵做战略准备，而南宋方面的决策者却未能对此引起充分注意。此前一年，出使金国的贺允中、叶义问均已觉察金欲背盟。[24]绍兴二十九年（1159），黄中贺金主生辰归来，提醒宋高宗金人徙居汴京，有南侵意图，希望早饬边备，但当时执政的是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不仅不加以注意，反而斥责黄中。绍兴三十年（1160），黄中为金贺圣节使送伴，归来再次提醒：“闻金日缮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25]但宋高宗始终对金抱有幻想，未能积极备战。

完颜亮南侵决心已定，高、王二人出使前，他事先为二人出使定出了调子，就是要寻衅以制造南侵之借口，完颜亮授意王全：“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之罪，当令大臣某人某人来此，朕将亲诘问之，且索汉、淮之地，如不从，即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26]，并令高景山回来后奏报王全是否按授意行动。显然，完颜亮就是想通过圣节挑起事端，为南侵制造借口。

有了完颜亮所定的挑衅的调子，高景山、王全二人的出使从一开始就有意制造事端，不按外交惯例行事，外交仪节上的冲突接连不断。在军事冲突之前，外交对抗已经展开。高、王二人入境后，“用故事遣中使黄述赐扇帕于洪泽镇北都馆。辞以乘船辄病，欲乘马。接伴使右司户员外郎吕广问力争，不从。久之乃至顿下。景山等举趾倨傲，述与之对揖，略不加礼。又遣人量闸面阔狭，沿淮顾盼，意若相视水面者。识者知其有败盟之意”[27]。量闸面阔狭，沿淮顾盼这些行动在天申节入贺这样的外交场合中极具军事挑衅意味，金败盟南侵之意表露无遗。接伴使吕广问力争，希望按既定仪节行事，这是南宋官员为维护国体尊严而进行的抗争。

金使入紫宸殿觐见奏事，冲突进一步升级：“景山当奏事，自称语呐，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帝许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卫及閤门官止之，帝传旨令升。全升殿之东壁，面北，励声奏曰……”[28]副使代奏已属非常失礼的行为，而高景山在大殿上随意召人上殿，更属违反外交仪节的不敬之举，完全没把宋高宗放在眼里。侍卫制止王全升殿，也是力图规范仪节，维护国家尊严。王全所奏三事，一为索汉、淮之地，二为索将相大臣赴汴京议事，三为宣布钦宗死讯。当时朝野皆知三项要求是“挟难塞之请以衅我也”[29]。王全奏讫下殿，犹在下面哓哓不休：“我来理会者两国事。”[30]使者在朝堂觐见时擅自言语，这也属于严重失礼的行为，带御器械李横约束王全：“不得无礼，有事朝廷理会。”[31]这是侍卫在圣节外交场合维护国家尊严之举。宋高宗对此反应非常软弱，对王全的无礼只是说：“闻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32]后来宋高宗就躲在屏风后面哭泣，完全没有了主意，经刘炎等人奏请，才在外交仪节上予以一定回敬：免使人奏事赐茶酒之礼，垂拱殿茶酒移就馆中排办，免玉津园宴射。[33]

贺圣节使高景山、王全所传递的信息在南宋朝野引起轩然大波，朝论汹汹，甚至传言宋高宗将幸蜀。黄中希望宋高宗正确看待此事：“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坠宫以警陛下”[34]，正好提醒朝廷应当备战以应变。在野士人则反应比较激烈，太学生宋芑上书请求“诛其正使一人，尸诸通衢以声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强，亦足以激吾之弱，乃释其副使一人，使归告其主”[35]。南宋朝廷最终对待此种外交挑衅的处理还是较为理智，除在宰相陈康伯的主持下做了一定防御布置外，对金国使者则按圣节既定惯例护送出国，“赐北使御燕于都亭驿，命尚书右仆射朱倬押伴从。例赐北使副酒四大金瓶果肴四大金棱犀皮合瓶合金器悉赐与之”[36]。圣节赏赐按既定仪节给予，毕竟金国尚未正式渝盟，双方外交还应在游戏规则内进行，这种外交游戏规则是当时国与国间长期交聘往来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强化既有势力格局的仪式，同时也是含有较多理性成分以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问题的外交磋商制度（手段），双方多数情况下是默认、遵循这种游戏规则的。其中频繁的礼仪之争，双方都心照不宣地知道那也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宋选择克制，遵从圣节外交仪式，可能是对金仍抱有幻想。

整个高、王二人圣节出使的过程充满了外交冲突，表面上看所争都是一些细微的外交仪节，但正是这些细微的外交仪节，放在圣节这个特殊的语境中都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所传递出的信息，包含了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实力较量，和战选择等内容。天申节的外交冲突放在民族竞争的视野中，那些看似细微的、琐碎的仪节之争往往可以解读出时代的“重大”信息，高、王二人圣节出使数月以后，完颜亮即率大军南侵。

圣节中细微的仪节背后往往包含的尊严问题，双方对此都不含糊。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假显谟阁学士兼侍读杨王休为金国贺生辰使，“过泗州，北书表初参，索使、副出笏，公令掌仪以礼折之，曰：‘都管而下便服来参，乃欲使者以盛服相见，岂无等差耶？’竟受参如仪。至真定，谢酒果。金之中使忽谓使、副不当用皂背白领，盖北方朝仪皆用紫也。公曰：‘本朝止用此服，且泗州、东京既用之，仪正如此。使以左衽至本朝，岂为不恭？’即麾三节人，退班终不能夺。”[37]金人想在服饰等仪节上压倒宋使，显示其强势地位，杨王休在出使圣节过程中与金人就服饰这样的细节展开了激烈交锋，其背后维护民族尊严的意味很明显。

某些物品放在圣节这样的背景下，往往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本身的深厚内涵：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称寿。徽考在御，尝闻人使往来，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耻中国反无此器，遂遣人于阗国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为中节往辽，觇其小大短长，如其制度而琢之。因圣节，北使在庭，得见此注，目睨之久。归虏，首问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国亦有此注。女真灭辽，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阙，亦索此注，与辽注为对，今又不知归达人否？[38]

辽国圣节中展示的玉注碗首先是一种国家、民族的荣誉，一种财富的象征，并在圣节这一特定场合夸耀于其他国家。宋徽宗以无此玉注碗而感到耻辱，他想到的是契丹这样的外夷能够拥有，堂堂中国岂能没有，所以千方百计地制造出来。宋徽宗这种思维取向中，夷夏之辨、民族感情起了重要的作用。辽国使者也是在圣节场合中看到宋徽宗制造的玉注碗，很明显这是徽宗故意让他们看到的，让其知道玉注碗非辽国独有，其潜台词是中国土地无所不出，并夸耀于辽国，借以打击辽国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思维取向仍是突出其民族优越感。辽国使者以为玉注碗已归宋朝，民族情感受到极大震动，归国后首先关注玉注碗的下落，可见对此的重视。金人兴起，灭辽与北宋，也是首先索要两国的玉注碗，把两国的玉注碗配为一对，视为民族征服的象征。我还猜测：可能蒙古灭金后，这对玉注碗已为蒙古所有。圣节中一个小小的玉注碗的命运，背后却包含了宋、辽、金三个国家间错综复杂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竞争。

贺圣节的外交往来中，往往包含了国与国之间就某些问题进行的磋商谈判。南宋在宋、金交往中多数时候处于弱势，要维护自身利益，其外交难度就比较大。绍兴末年，宋金实力有了进一步变化，宋在与金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一些优势，这也立刻反映到圣节仪式中，绍兴三十二年（1162），完颜亮南侵失败被杀，金国政局不稳，宋趁机要求交聘中以平等的“敌国”之礼，洪迈于此年四月赴金贺万春节，以死相拼争取平等交聘礼仪，但未能成功。[39]隆兴和议以后，宋虽经过艰苦的斗争，但是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交聘中的屈辱地位。南宋嘉定八年（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三月壬申，宋宝谟阁学士丁焴，利州观察使侯忠信贺长春节。是月丙子，宋使朝辞，因言宋主请减岁币如大定例。上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祈请，谕遣之”[40]。南宋贺金主生辰使利用贺长春节的机会提出减岁币，但金宣宗以称贺生日不讨论其他问题予以推托。此时已值金末年，其实力远不如从前，南宋要争取自身利益尚不可能，更何况在金国的全盛时期。

圣节中的外交冲突往往引出很多麻烦，有时候为了避免这种麻烦，皇帝干脆找借口不与贺圣节使者见面，避免礼仪之争。淳熙十五年（1188），宋孝宗在此前长期与金人的交聘礼仪斗争中未能取得实质成果，但又对此感到非常不甘心，所以就以为宋高宗服制为由（宋孝宗力排众议，要为宋高宗服三年之丧），罢免会庆节上寿之仪，免得在金贺圣节的交聘仪式中遭遇屈辱。加之上年京镗出使，与金国有礼仪之争，金使可能会加以报复，挑起礼仪之争。宋孝宗预先令大臣商议对付圣节中可能出现的礼仪之争，“将来十月已依典故免上寿，或使人坚执，礼当何如？此大臣合熟议，任责卿等详度定论，预期奏闻”，宰臣周必大回奏：“臣等窃谓虏人遣使，盖遵常仪，许入见受书，彼必别无争执。上寿一节，事系本朝，自来使者不过随百官班拜舞于庭，其奉觞致词，初无所预，臣等已尝面奏，万一坚执，自可以理责之，臣等敢不任责。伏乞睿照”。周必大认为不大可能有礼仪之争，万一有争论，可以“理责之”。但宋孝宗不放心，皇帝要大臣们拿出应对可能发生的圣节礼仪之争的具体方案，对此回奏御批道：“以理责之不从，当复如何？卿等未可易之，宜指定奏来，须详议数目”，见大臣迟迟没有方案奏上，宋孝宗下御笔催促：“已令卿等预期详度，指定使人坚执礼数，尚未见具奏以闻”。周必大等详议后提出了具体方案：“臣等伏准御笔，令预期详度，指定使人坚执礼数事，臣已尝面奏。若彼依每年圣节例，必欲上寿，臣等当谕以金国遣使来贺生辰，既已引见受书，便是成礼，其上寿一节，寻常不过随本朝百宫拜舞于庭，所有奉觞致词，并无所预。今来皇帝以高庙服制，特降指挥，权免上寿，百官既不入殿，使人无缘自行趂赴，纵彼桀黠，亦将何辞。只论此事，臣等保无争执，敢不任责。其他或别较礼数，却难预度，譬如对弈，当视着数而应之。臣等愚见如此，伏乞圣明，特赐予矜照”。[41]这是宋孝宗与宰臣周必大直接反复讨论应对金国贺圣节使者的御笔和回奏，生动地展现了朝廷对圣节礼仪之争的关注和重视。宋孝宗以为宋高宗服制为由罢免会庆节金使上寿之仪，这样金国贺圣节使者就不能借上寿之机入殿面见皇帝，挑起礼仪之争；也就不能在对答中提出要求，南宋借此以避免外交上可能产生的冲突。但即使这样，以金使之桀黠，说不定会在其他地方生事，挑起礼仪之争，即所谓“其它或别较礼数，却难预度”，所以朝廷要制定的策略应该随机应变，“譬如对弈，当视着数而应之”。可见对待圣节中宋、金外交交往，君臣均高度重视，严阵以待，预作打算，并选取干练官员来应对此类事件。而相关官员在此关键时刻也必须顾全大局：“蒙圣谕恐虏人来贺圣节或争礼仪，令臣等任责，缘此未敢控诉，只俟将来人使出门，臣即露章有请，免妨贤路。伏望圣慈并赐怜察。”[42]周必大当时正打算上书请辞，但因为要负责应对金国贺圣节使者的礼仪之争，所以就暂缓提出，以顾全大局，等把金国贺圣节使者送走后再上章请辞。由此看来，君臣都把这圣节中的外交斗争作为一件大事。

由于圣节在宋金交往中的重要地位，这一个特殊日子被利用作为外交斗争手段的方式有时显得很巧妙。金人告知南宋的徽宗、钦宗忌日看来是殚精竭虑“设计”出来的：“绍兴十四年三月十四日礼都太常寺言：‘据秦州申，五月二十一日天申节依例预开建祝圣寿道场一月，系四月二十一日开启，至五月二十一日满散。今照得四月二十一日系徽宗皇帝忌，所开建天申节祝圣寿道场，未审合于甚日分开启，乞指挥降下。太常寺勘会，天申圣节依例系四月二十一日开启道场，今来委是相妨，欲乞四月十九日开启至五月二十一日满散，仍乞应诸路州军等依此施行。’诏依。”[43]据此，宋徽宗死于北方五国城，其忌日是金国告知的“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即当年四月二十一日，正是开启天申节道场的日子，这的确给天申节的安排造成了极大麻烦。宋高宗只得将开启天申节道场的日子移到四月十九日，以避宋徽宗忌日。

联系到宋钦宗忌日，金人“设计”的意图更明显。金人来宣布宋钦宗死讯，也是选在贺天申节之时，“金使贺天申节，遽以钦宗讣闻，朝论俟使去发丧，中驰白宰相：‘此国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礼，谓天下后世何？’竟得如礼。”[44]而且据金人讲宋钦宗忌日正是枢密院满散天申节道场的五月十九日，于是枢密院将满散的日子改在五月十七日，但由于与枢密院日程冲突，只得改在十八日，此尤宋钦宗忌日前一日[45]，这同样给天申节的安排造成了麻烦。

金人告知的宋徽宗和宋钦宗忌日，一个在天申节道场开启的日子，一个在天申节道场满散的日子，二事虽有可能是巧合，但更有可能是金人特意安排设计，以打击宋高宗，让其生日喜庆之时充满哀丧之气，让宋朝廷避讳不及，搅乱其外交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