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初年天文历法知识的散失与重建

宋金之际，宋人和金人都注意到天文历法是证明王朝天命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双方为此展开了争夺和竞争。金在攻入汴京时，大量掠夺天文仪器，连同司天台官员一起掳往北方。宋高宗重建政权的同时，非常关注重新获取天文历法知识所代表的天命证明。“王者通天”，作为一种神圣性资源，颁正布朔、预告日月食的天文历法知识可以提供政权合法性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在金灭北宋，新的南宋政权亟待争取天命合法的象征性资源的背景下，天文历法知识在政权重建中就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宋高宗重建政权一方面是对具体国家政权机构的重建，另一方面，也是对新政权的神圣合法性进行重建。新政权必须证明在金灭北宋以后，天命并没有钟情于金人，宋的天命并未断绝，宋高宗的南宋新政权就是赵宋天命的延续。王朝对天文历法知识的重建就是这种天命未绝的重要证明。南宋初年高宗开天文之禁，主持一系列天文历法的知识、机构、人员的重建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金在攻入汴京时就已经注意到天文历法这种天命象征性资源，大量掠夺天文仪器、司天人员。司天台官员连家属一起被掳往北方，对于观测天象的仪器，金人很关注，“入城观合台星象”，坏司天台浑仪输军前、坏合台天轮输军前。[1]宋的这些天文仪器多被运到金都城燕京：

金既取汴，皆辇致于燕，天轮赤道牙距拨轮悬象钟鼓司晨刻报天池水壶等器久皆弃毁，惟铜浑仪置之太史局候台。但自汴至燕相去一千余里，地势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极星稍差，移下四度才得窥之。明昌六年秋八月，风雨大作，雷电震击，龙起浑仪鳌云水趺下，台忽中裂而摧，浑仪仆落台下，旋命有司营葺之，复置台上。贞祐南渡，以浑仪熔铸成物，不忍毁拆，若全体以运则艰于辇载，遂委而去。[2]

这批天文仪器不是一般的战利品，它是金人通过战争掠夺宋朝观天制历的通天工具，从而剥夺宋朝通天资格的一种象征。金人把它陈列在燕京显示金国从此拥有通天的特权。[3]宋朝周边强大的民族政权崛起，这些民族政权也颁定自己的历法正朔，与宋朝在颁历这一象征性资源上展开争夺，形成了多元竞争的颁历格局，折射出汉唐单一中心的朝贡体制和文化认同体系受到的挑战，这是宋朝不同于以前的局面。

宋高宗在经营南宋王朝的同时，极其重视观天仪器的重建，这毕竟关系到王朝观象授时的天命问题。吕颐浩在扬州陷落时曾收得散落的“浑仪法物二事”献诸朝；绍兴三年（1133）正月壬戌，“尚书工部员外郎袁正功献浑仪木式，太史局令丁师仁等请折半制造，许之”[4]。由于时事多故而未能成功。五月丙辰，命工部侍郎李擢提举制造浑仪，十一月甲戌工部郎谢伋建议，应当广求天文人才，“访求（苏）颂之遗书，考质制度”才能保证制造成功。[5]但浑仪最终也没能制造成功。

绍兴十三年（1143）十月庚寅，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严抑在转对中又一次提到重建浑仪之事。[6]

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丙戌，宋高宗命秦桧提举制造浑仪，诏有司求苏颂遗法来上，并将宫中制成的浑仪小范降出，“用以为式，但广其尺寸耳，遂命内侍邵谔专主其事”[7]。命秦桧提举造浑仪，并降出宫中小样，可见对此事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强。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终于造成浑仪，授太史局使用。

终宋高宗一朝，一直努力执着地制造浑仪。这一方面是观象制历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浑仪本身就是通天工具，拥有它也就拥有了通天的资格，这是古代君权神授的一个重要象征。所以，宋高宗在国祚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也非常关注天文仪器的制造，重铸被金人掠夺的浑仪，其中也隐含了在天命上与金人竞争的意味。

金人在金天会五年（1127）由司天杨级造《大明历》，金天会十五年（1137）春正月朔颁行，建立起象征王权颁正布朔的历法体系。此历“或曰因宋《纪元历》而增损之”[8]，看来是模仿宋的《纪元历》制造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被掳掠到北方的宋朝司天人员在金人造《大明历》时起到了重要作用。金大定十一年（1171）赵知微重修《大明历》，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赵知微验证月食超过现行《大明历》和耶律履《乙未历》，以后金就一直使用这一历法，后来又有了明昌新历，但也未实际采用。同时，自阿骨打天辅年号开始，金拥有独立正朔，并在占领地区开始推行，建炎四年（1130）正月，赵鼎看到来自虔州的奏报：“及录到虔州三省关牒：探报，抚州王仲山投拜，用天会年号，下属邑取金银牛马等”[9]，金正朔在长江以南的使用看来引起了南宋的极大关注。

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墓葬出土了一份简便的金代历日实物，据邓文宽先生考证，此为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历日，其朔闰与南宋历法不同，但吸收了南宋历法的很多文化特点。[10]一般认为，金天会十五年（1137）《大明历》颁定后金才有历法，屯留宋村金代墓葬历日尚在《大明历》颁定前两年，此时金已经有了不同于宋的历法，究竟这是什么历法还有待研究，但却说明金建国不久就已经在颁历上与宋展开竞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宋建炎年间，山西的义军还“皆用建炎年号”[11]，不承认金“天会”年号，认同南宋；仅过数年，金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同样在山西，民间墓葬中已使用金的历法，说明金对这些北宋故地的统治加强，人们的认同正产生微妙的变化。

北宋灭亡后，由于大量天文人才、资源被金人掳掠，“星翁离散”，连前朝的《纪元历》也亡佚了，王朝正朔颁定受到影响。绍兴二年（1132）朝廷才从民间购得《纪元历》，勉强可以沿用《纪元历》颁历，但由于技术和人员缺乏，历法错误不少。[12]宋高宗感叹：“今历官不精，推步七曜细行皆不能算，故历差一日，近得《纪元历》，已令参考，自明年当改正。”[13]在感叹天文人才缺乏时，宋高宗内心用来对比的潜在对象就是金国，他曾言金人天文历法水平高是因为无天文历法禁令，“金人不禁，其人往往习知之”[14]。宋高宗的这一想法促成了天文政策的重大变化，那就是放开自宋初即严格执行的天文历法之禁。这一开禁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南宋时期民间历人非常活跃，士人研究天文历法也蔚然成风。宋高宗主张开禁也是为了培养民间天文人才，在天文历法方面和金人争胜。

由于官方的天文人才被金人掠走，天文人才尤为缺乏，南宋新政权只有转而依赖民间历人。建炎元年（1127），来自民间的河间府进士李季进《乾象通鉴》，宋高宗在御制序中对当时天文历法之学亡佚深为忧虑：“所有内府图书半遭毁弃。皇考收藏苗训、马韶较录诸天文秘笈皆无可纪，星辰律度违错良多，非所以敬天而劝民也”，鉴于这种情况，宋高宗对国初的天文之禁有了一个新的解释：“夫天文之学，往者曾有私习之禁。朕以为私习者，特图谶耳。夫图谶之术，乃公孙卿五利之流以之愚惑人主，故国有显禁。至天文灾异，其事具载史乘，其书为古今帝王之鉴，又安可得而禁乎？”[15]宋高宗认为私习之禁指的是图谶，不是指天文历法，这等于就给民间的天文历法研究开禁。其实古代天文、图谶二者本来就相互牵涉很难区分，但宋高宗区分天文、图谶的新解释给民间历人的历法研究提供了合法的保障，也为南宋朝廷大量征用民间历人参与朝廷制历提供了政策依据，民间历人由此成为建构历法知识的一个重要力量。

建炎三年（1129），为寻求《纪元历》，朝廷再次下诏免私习之罪：“纪元历经等文字如人户收到并习学之家特与放罪，赴行在太史局送纳，当议优与推恩。”[16]朝廷不仅不追究民间私藏天文历法书之罪，还要给予献书者推恩奖励，这与北宋时期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已大不相同。

与开禁同步的是对民间历人身份的承认，朝廷从制度上确保民间历人合法进入国家天文历法机构。绍兴三年（1133）十一月二十九日诏，允许民间历人投试太史局额外学生。这一政策从法律上肯定了民间历人的合法身份，他们不再是私习天文的罪人，而是有资格参与考试，正式进入国家司天机构的人。这一政策也给民间历人以合法进入国家司天机构的机会，这一机会以前一直为司天人员世袭垄断。绍兴十年（1140）八月、绍兴十二年（1142）十月、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以及后来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朝廷又多次重申这一政策。[17]当时投考司天局的考试内容：试历算者，“于《宣明》《大衍》《崇天》三经大历内，能习一经，气节一年”；试天文者，“试验在天二十八宿及质问天星”。[18]民间历人考试通过即补司天局额外学生。招纳民间历人和天文开禁一样，也是要在天文人才上与金人争胜。

正是由于宋高宗天文开禁、任用民间历人、重建观天仪器等措施，南宋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制历和颁历。绍兴五年（1135）二月，由于《纪元历》测日食不验，常州布衣陈得一由侍御史张致远推荐于朝廷，朝廷遂命陈得一造新历，并下诏川陕宣抚司寻访眉州精晓历数人[19]，可能是要从民间征召历人辅助造历。这年八月历成，此即南宋王朝自制的第一部历法《统元历》。宋高宗急迫改历的原因可能是：此年正月朔日食，月末，金太宗卒，在金看来是应天变、得天命，可谓死得“恰如其时”；而且《纪元历》推日食，不准，失天。二者都增加了宋高宗的天命紧张感，所以二月即命陈得一造新历。南宋时期，这种历法焦虑一直很明显，宋人一度认为金的历法水平超过自己，这让南宋朝廷极其关注历法，推动改历：

金《大明历》一卷。金大定十三年所为也，其术疎浅，无足取，积年三亿以上，其拙可知。然《统天》《开禧》改历，皆缘朝论以北历得天为疑，贵耳贱目，由来久矣，实不然也。

《开禧历》三卷、《立成》一卷。大理评事鲍澣之撰进，时开禧三年。诏附《统天历》推算，至今颁历，用《统天》之名，而实用此历。当时缘金人闰月与本朝不同，故于此历加五刻。天道有常，而造术以就之，非也。大抵中兴以来，虽屡改历，而日官浅鄙，不知历象之本，但模袭前历，而于气朔，皆一时迁就尔。[20]

宋开禧年间，在对金北伐的同时，陈振孙认为宋朝廷误传金人在历法上优胜，这促使朝廷积极推动改历，不仅力图在军事上战胜金人，在这一天命象征上也要超过金人。其实，南宋这一时期历法的差错严重也是事实，据学者研究，《统天历》所取交食周期、食年长度、赤道岁差值均有严重误差，回落到东汉前期历法水准上去了，所以推测日食屡屡出错，开禧改历也势在必行。[21]至于说当时有人认为金人历法超过宋朝，这可能确为误传，金当时行用的改定《大明历》也有不少问题，明昌年间金就准备改历。不过，陈振孙以金大定十三年（1173）的历法来评判金泰和年间的历法是不对的，因为金大定十三年用的是《大明历》，金泰和年间用的是赵知微改定的《大明历》，后者水平比前者高。但无论如何，宋人在历法出现差错时，焦虑投射对象就是其历法竞争的“敌国”对手，其间的较量是长期的。

宋高宗重造天文仪器、开天文之禁、广收民间天文人才、恢复司天机构设置，这一系列措施是在王朝重建过程中，在与金人争夺天命象征性资源的背景下，重新确立天人关系，承续天命的表现，而后来和金在历法方面的争胜，这都是宋高宗等经营南宋王朝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