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辞

我初次接触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在1964年。那时，我还在纽约城市大学读本科。很想在此感谢让我读到《理解媒介》的那位教授，可惜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那时我才17岁。他指定我们班的同学读这本书，但是我已经记不清他为何要我们读这本书了（好像是教育心理学讨论课的参考书）。

十年以后，我再次在学校接触到麦克卢汉的著作。这一次他的东西经过一些整理——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一门课，我的鉴赏力也大大提高了。约翰·卡尔金[1]开了这门课。20世纪60年代末，他邀请麦克卢汉到福德姆（Fordham）大学担任一年的客座教授，而且在70年代初期成立了一个“理解媒介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他先后在安提奥（Antiock）学院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推出了媒介研究的硕士学位。我1974年进入社会研究新学院读硕士。他知识渊博，对麦克卢汉理解深透，古道热肠，乐于倾其所有给我们传授知识。我师从他学习麦克卢汉，不胜幸运，否则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不会成为现在的学者和媒介理论家。他不幸于1993年去世，我无缘当面表达感激之情。唯有希望本书作证，是他把我送上学术征程。

1976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我到纽约大学攻读“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的博士学位。纽约大学离纽约城市大学只有咫尺之遥，就在格林威治村的同一条街上。这个博士点的指路明灯当时是尼尔·波斯曼。[2]他不仅教我如何上课，而且使我洞悉麦克卢汉，洞悉麦氏对世界的影响。他不仅给我引路，而且把麦克卢汉本人介绍给我。此事对后来写这本书意义重大，容我下面细说。波斯曼是颇有影响的媒介理论家。虽然有时我不敢苟同他对媒介过分悲观的批评，但是本书还是常常引用他的著作，他运用麦克卢汉思想的成果引人注目。尼斯特伦（Christine Nystrom）和莫兰（Terrence Moran）是“媒介环境学”的另外两位教授，他们也教我研究麦克卢汉。

我的同窗就像师长，与之切磋常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梅罗维茨（Josh Meirowitz）和瓦克特尔（Ed Wachtel）常常使我茅塞顿开。他们后来的著作也在本书引用之列。

1979年，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遇到生平的两件大事。我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本书也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一是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二是我应聘成为费尔莱·迪金森大学（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的传播学助理教授。

我与麦克卢汉邂逅的环境，我与他在世期间短暂而丰富的思想交谊，分别在书中述及，容在此赘述，只说一句。显而易见，我这本书最需要感谢的是麦克卢汉。而且，他是我人生际遇中，最会聊天，最发人深省的人。我们一共见面十余次。我们在饭桌上谈话，在街上聊天，不用说还有电话上的交谈。我们的切磋成为他公开出版的著作的最好的引文和解说。谈话涉及的范围与书中无异，常常是角度略有不同，层面不大一样罢了。但是都能够揭示云遮雾罩的路径，从而到达理解的彼岸。

至于教学，我得承认，虽然我献身于传授知识，并且以此为荣，但是我总是发现自己有那么一点自私的动机：我确实能够在教学中温故知新，每节课都学到一点东西，有时还学到许多东西。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开设的课程叫“大众传播理论”，它当然是充满了麦克卢汉——他的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每教一次都有助于我弄清他的思想。同样，80年代初，我在福德姆大学研究生院暑期班所教的“媒介环境”课，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麦克卢汉——希望对学生如此，但是它肯定是给我以启迪。

我的第一门完全明确讲授麦克卢汉的课程，叫做“麦克卢汉研究课：25年之后”。我设计并开始授予媒介研究的硕士学位（在线和面授两种计划同时进行）。所谓25年指的是《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64年出版以来的25 年。我断断续续地开设这门课程，只是把课程名字略微改动，以适合当年的时间。学生的反映与我的理解不谋而合：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如果和过去有什么区别的话，应该说是与时代越来越契合，仿佛我们的信息时代正是他远见卓识的结晶。20世纪90年代，我在霍夫斯特拉（Hofstra University）大学和福德姆大学所教的本科课程，同样给我以教益。

我感谢学生使我获益匪浅，凡有麦克卢汉角色的课程都令我受益。他们的问题和意见是本书难以一一明示的催化剂。我在此予以说明。

自1976年以来，我发表的东西中，有20余种全部或部分与麦克卢汉有关系，包括文章、评论和专著。这些东西有利于我清理和发展自己对麦克卢汉的思考。我为此感谢每一位给他们催生的编辑。这些东西在第一章和每一章里都会提到，而且进入了参考书目。

我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阿德里安·德里斯科尔（Andrian Driscoll）。我的《软利器》（The Soft Edge）也是他编辑的。他的鼓励至关重要。

我感谢麦克卢汉的亲属大力支持。多年来，我的麦克卢汉研究得到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宝贵支持。他的妻子科琳（Corrinne）总是让我和太太感到宾至如归。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常常登门造访。直到今天，与她共进晚餐或聊天，还是我到多伦多行程的高峰，实际上我在任何地方与她不期而遇时，都感到非常高兴。在麦克卢汉生命后期的研究成果《媒介定律》中，他的儿子埃里克（Eric）成了得力的助手。埃里克的友情，还有他用父亲的思想来研究今天的媒介的孜孜不倦的精神，都对我大有裨益。他的女儿特莉（Teri）家住纽约，我们见面更多一些。她在人类学研究中做出了成绩。此外，她对其父在思想苍穹中的地位，是我所知的最有见地的人。她多年的意见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

我和家人充满感激之情。1977年夏天，我们第一次北上到多伦多去拜访麦克卢汉时，我和蒂娜·沃齐克（Tina Wozick）新婚才一年。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聚了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二人又在家里与我们共进晚餐。晚上，科琳开车又把我们送到附近的汽车站。但是，我和蒂娜无法平静地站着等车，因为这一天的经历和发人深省的谈话使我们激动不已。所以我们手拉手走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多伦多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回旅店。那天晚上，那些大街小巷仿佛是铺满了魔力。事实上，我在写作本书每一页的过程中，似乎还是走在这条充满魔力的道路上。

我们的孩子，14岁的西蒙（Simon）和11岁的莫莉（Molly），自从进入我们的生活以来，始终和我们一道奔走在这条道路上。写书人常常说“第一读者”——首先读他们手稿的人。我很幸运，我的家人还是乐意倾听、愿意讨论和善于思考的人。我们的谈话越来越丰富，孩子们提供了一些趣闻和观点。我们的谈话在餐桌上、汽车里和度假中进行，也在这本书里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为他们这一代而不是为我们这一代写的，因为他们已经是信息千年中更加完整意义上的公民。

[1] 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1928—1993），美国传播学家、耶稣会士、批评家、教育家，先后在福德姆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执教，创建媒介研究教学系和理解媒介研究中心，1967年从州政府争取到专项经费延聘麦克卢汉任“施瓦泽讲座教授”，著有《媒体实践论》等。

[2]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美国英语教育家、媒介理论家、社会批评家、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精神领袖，在纽约大学创办媒介环境学专业和博士点，著作一共25种，要者有《美国的语言》《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认真的反对》《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等，后三种已有简体字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