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水，民风，人物
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最先注意到的，是当年开封的水系，其次则是城墙。
唐代崔颢诗中所云“春风起棹歌”（《入汴河》），郑毅夫的“画船明月绿杨风”（《过汴堤》），所咏都像是今人经验中的江南。这样的一条河，今天的开封人已不能想象。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引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赋由此而进”（卷四六《河南一》，2104页，中华书局，2005），下文说的却是，宋室南迁之后，“故都离黍，江、淮漕运自是不资于汴，于是汴河日就湮废。……明初议建北京于大梁，规画漕渠，以浚汴为先务。……既而中格，自是河流横决，陵谷倒置，汴水之流，不绝如线，自中牟以东，断续几不可问矣。”（同上，2110页）我们所承，即此“几不可问”的梦中汴河。水的命运系于政治设施与国之兴衰。一部“汴水传”，岂不就是自春秋至当代的中原地区兴衰史？
《清明上河图》的核心部分，是那道横在汴河上的虹桥。明人王士性却写到汴河当水势盛大时的可畏，说隋朝引黄河入汴，不过为隋炀帝南下舟船的方便，“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而河北地势高，汴河位置低，河南的土质又疏松，“任其冲突奔溃”，“遂为千百年之害”（《广志绎》卷三，224页，中华书局，2006）。倘如此，则汴河之涸对于开封，还说不准是祸是福。
仅由地名看，古代中原地区，水资源绝不匮乏。若洧川，若临颍，若延津，若商水，若荥阳，若汜水，若洛阳，若渑池，若汝阳、泌阳、淅川、济源，若淇县，若临漳、汤阴，若涉县，若汝州，无不因水得名。据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其时的洛阳一带尚多稻田（卷三，25页，商务印书馆，1936）。但到了明末清初，缺水已是河南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现实。《日知录》卷一二“水利”条：“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日知录集释》，29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陆陇其也说其时的卫水，“非但无唐虞之泛滥，比班孟坚、郦道元之时，水势亦迥然不侔矣”（《卫水寻源记》，《陆子全书·三鱼堂文集》卷一○，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读史方舆纪要》告诉你，《东京梦华录》写到的蔡水、五丈河、金水河等，不知何年已“堙”、“废”、“涸”；宋代用以习舟师水战的金明池，亦已“淤塞”（卷四七）。记水，该书触目惊心的，即一“涸”字。汜水，“今涸”；鲁沟，“今涸”；五池沟，“今涸”；曾经“环带萦纡，澄澈如鉴”的翟沟（即白沟），“今涸”；曾有少男少女出没的“濮上”，濮水“今涸”〔11〕；百尺沟“堙废”；贾侯渠“堙废”；济渎，“今无水成平地”；文石津，今堙……至于陂、塘，“堙”、“废”者，尚不在内。〔2〕清初以降，“堙”、“废”、“涸”者，又不知凡几。中原地区的衰落，不消说与水有关。我想知道的是，随水一道干涸了的，还有些什么。那些消失了的水，不惟留在了地名中，也将印迹留在了地表。我儿时所见开封关厢一带的沙，应当是当年的河岸的吧。
这座城市与水有关的故事，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明亡之际。
崇祯十五年四月，“自成再围汴，筑长围，城中樵采路绝。九月，贼决河灌城，城圮，恭枵（按即周王）从后山登城楼，率宫妃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雨中数日。援军驻河北，以舟来迎，始获免”。“汴城之陷也，死者数十万，诸宗皆没，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诸王列传》）〔3〕被那道滚滚浊流席卷而去的，固然有宫中珍宝，也有私人收藏，更有街衢坊巷、商肆酒楼，汴京的数十万生灵。钱谦益《列朝诗集》记死于此次水患的张民表，说水灌开封之际，张“负其先人神主，抱诗文稿三尺许，登木筏”，邻居纷纷求登筏，张不忍却，筏沉。后登屋，“水大至而没”。其小儿子，“凭浮木依老仆妇栖屋上，垂两日夜”，老妇饿急了竟要拿那孩子当食物，“急附浮木，顺流下，得渡舟以免”（《列朝诗集小传》，6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河骤决，声震百里，排城北门入，穿东门出，流入涡水，涡忽高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张民表的文稿沉于水，门人刊其遗集，“存者悉非其称意之作”（卷一六，475～4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没于那道水的，还有下文中将提到的周亮工《书影》所记汴梁名妓、周氏以为可拟之于秦淮河边马湘君（按即马湘兰）的李三随。此种记述，散见于笔记、野史、碑版文字，只是有待裒集而已。
周亮工本人当时并不在汴城，其叔父与兄弟辈被水淹没者十多人，“亲串”死者则难以数计（《祭靖公弟文》，《赖古堂集》卷二四，8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周氏事后作《汴上谣》，一题为“河决后，民多有以书纸蔽体者”（同书卷一，114页），其时的惨状可想。〔4〕
其实明末决河者不过袭前人的故智。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就曾水灌大梁（战国时的大梁即宋浚仪县故城），“一国为鱼”。蒙古人也曾决河。既然“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2139页），就不能不成为随时的威胁。有明一代，黄河水患频仍，你可以在《明史·河渠志》读到关于河决开封的大量记述；黄水漫进城区，漂没庐舍、溺死军民，“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卷五九）。〔5〕这条悬在汴城之上的河，在漫长的岁月中，决定了这座城的命运。
周城《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王珻序，说有宋一代，汴城“工筑营缮之兴，踵事增华，靡不穷极其盛。盛极而衰，**焉无存什一于千百”。王珻卒于1742年，所见开封如此。〔6〕兵燹，水患，更有洪涛巨浸，一座城市于数百年间几于**然无存。明清之际的名城毁于一旦的，应当首推开封与扬州的吧。〔7〕套用简·雅各布斯的书名，“中国古城的死与生”，大可由开封、扬州取样。后者曾死于清军的屠城，前者则死于水淹。可惜劫后的开封没有王秀楚其人，生动地记录那一时刻；或虽有记述，而不能如《扬州十日记》流传之广，深入人心。我曾讨论过扬州的死与生（《想象与叙述·废园与芜城》），讨论并不充分，遇到了史料方面的限制：不止于扬州之屠的材料，还有其再生的材料，尤其物质生活的细节。未知开封在史料开发方面是否尚有余地，可否利用文集（既包括河南籍人士，又包括流寓、著籍的人士，如下文还要提到的阮汉闻）、方志、碑版文字，复原这座城市毁灭与再生的过程？
我童年生活的开封，距明亡之际那一幕已相当遥远，却随处可见黄河水患留下的盐碱，干巴巴的地面、墙面上泛着白花花的一层霜。儿时在开封城的边缘处，常见蹲在地上刮“碱面”（即制作食盐的材料）的人——真是穷到了极处。未知水质是否也拜黄河所赐。《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当年开封的若干条“甜水巷”。据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明代开封，“城中井水悉苦鹻难饮，汴人率于城外汲水饮之”（卷一六，236页）。到我居汴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市民用水，仍然有“甜水”、“苦水”之分。
也有不同方向上的变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举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开挖新渠。这些河、渠的现状，是另一可供考察的题目。所有这些发生在地表与地层深处的变化，不也正是“地方史”的重要部分？
五代时后周世宗曾发开封府曹、滑、郑州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宋开宝元年增治京城（《历代宅京记》卷二，29页）。《读史方舆纪要》：“世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卷四七，2142页）。该书注引《城邑考》：元“至元中尽毁天下城隍，开封城亦仅余土阜。洪武九年始营筑，甃以砖石……宋、金遗址不可复问矣”（同卷，2143页）。周城《宋东京考》录《癸辛杂识》：“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宋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际天，坚壮雄伟。”（3页）经考古发掘，宋代城墙的面貌已渐次显露，而我童年所见城墙，或许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大洪水后重建的部分？
除了铁塔、繁塔〔8〕，北宋以至金、明时期的开封均沉埋地下之后，若干历史信息有可能残留在地名中。龙亭、午朝门、相国寺、包府坑（今包公湖）等，应当更是“遗址”，或竟出自后世的附会，亦用了砖石演绎故事。街巷，宋代有马行街，我童年的开封则有马道街。其他《东京梦华录》、《宋东京考》提到的地名，几乎全然陌生。“历史潮水”的冲刷，总不至于如是之彻底，也一定留了一点痕迹在地名中。怕的是熟悉“老开封”的耆旧也多故去，遗迹、掌故也就随之湮没在了尘沙中。
曾经如水一样丰沛的，是“物”之流。《东京梦华录》中的开封，物资确也丰盈到了满溢、泛滥。该书伊永文笺注所引与宋代“都人风俗奢侈”有关的文献，令人咂舌，其时东京一带之富庶可以想见。“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囿”（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613页）。至于城内，汴河两岸榆柳成荫，隋代已然（《东京梦华录笺注》，16页，中华书局，2006）。御沟则“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同书，78页）。宋徽宗被金人所俘，迁徙途中作《眼儿媚》词，以汴京为“花城”。我童年时的开封，更像沙城，城北城东，弥望皆沙土岗，近城处沙丘高与城墙齐。现今的河南大学附近，即有沙丘。城外有柳树、枣树，却绝无园囿，也无从想象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考察》所说诸园，有可能设在何处。
《东京梦华录》大有与食物有关的记述——用了今人的说法，即“吃在汴梁”——足证宋人味觉记忆之深刻与丰富。写到的食物，满足口腹之欲的种种，无论生食熟食，除了粥、面、饼及数种蔬果，我均闻所未闻，其做法想必也失传已久。〔9〕可知“饮食文化”之传承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依赖；而开封的衰败，仅此一端也可以证明。由《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却又可知，宋室南渡，汴京的美食，在杭州及江南其他处保存了下来，是“物质文化”易地“繁衍”的例子。〔10〕即使我生活的年代，开封较之其他中原城市，仍然有更多美味，只不过因了我的做教员的父母，薪水仅够应付日用，那些美味无福享用罢了。早年吃过而记得的，无非锅盔、叉烧包子、羊杂碎汤之类，似乎不独开封才有。
近代以来，岁时节庆，一概从简。自我的早年起，已不闻有所谓的“中元节”，也不再有七七“乞巧”之类有趣的活动，更不曾听说“春社”、“秋社”一类名目。但较之后来迁往的郑州，开封仍然更有年节的气氛，氤氲在胡同里，流**在左邻右舍的眉眼间，无论贫富。
孟元老自序其《东京梦华录》，说当年的东京，“人物繁阜”、“人情和美”。我童年的开封，物资匮乏，里巷却一派安宁祥和；虽“人物”决不能称“繁阜”，“人情”之“和美”却依旧。当然那是1954年省会迁往郑州之前的开封。1957年之后，1966年至1976年间这城的“人情”如何，就无从想象了。
关于老北京的胡同，我曾引老舍的文字，说那城中“连走卒稗贩全另有风度”；《东京梦华录》则说北宋年间的开封，非但“卖药卖卦，皆具冠带”，甚至乞丐“亦有规格”（卷五《民俗》，451页）。该书极写其时汴梁风俗人情之美，诸如“人情高谊”，店家“阔略大量”（同上），与其说是地方风俗，不如说更是京城气象，与近人关于“老北京”的记忆，约略相似。在我想来，其时开封的空气，应当是温润的。市井语言尽管“鄙俚”（亦见孟氏自序），却未必粗野，宜于传递温情与善意，如文献中的老北京、老北京人。
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引《汉书》“河南之气，厥性安舒”。接下来说：“今汴地涉郑、卫之境，梁魏之墟，人多髦俊，好儒术，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遗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卷一《河南道一》，3页，中华书局，2007）《大清一统志》卷一八六《开封府一》关于开封一带的风俗，引《通典》“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云云。〔11〕元人编《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关于汴梁路风土，曰：“风物富庶，习俗侈靡，君子尚礼。”（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3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人情之美尚不限于汴城。《读史方舆纪要》引《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释“豫”，曰“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故云豫也”（卷四六《河南一》，2087页）。此义已非现今的河南人所知。王士性《广志绎》说“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卷三，225页）。王氏于明代的见闻如此，与近年来外省人对中州的印象大不同。〔12〕“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淳厚质直”，这些意思都太好，只不过使其成为当代人的经验，还要经一番艰巨的文化重建罢了。
与老北京人所自得的北京话不同的，是开封话的“鄙俚”。《东京梦华录笺注》关于该书孟元老序所说“此录语言鄙俚”，谓宋、明多种著述，“均记宋语言鄙俚者，可证《东京梦华录》诚非偶然，乃宋之俗语大盛风气而成”（6页，伊永文笺注），即不以之为地方性现象。纵然在同一“俗化”的过程中，也一定有地域之别的吧。依我的经验，较之河南其他处（包括省会城市郑州），开封话较轻、滑，多少令人想到北京方言，虽则鄙俚，却也有十足的市井味儿。
周亮工的《书影》说到开封方言，曰：“汴人语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辽所遗。如藏物于内，不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己’，不知所出。后阅《辽史》：梯里己，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别内外亲疏也。或即梯己之意欤！‘梯里己’但呼曰‘梯己’，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为‘馍’之类甚多。”（卷一○，254～255页，中华书局，1958）周氏所说“二合音”，我早年也说过的，实在鄙俚得可以，难怪被侯宝林用作了相声材料。〔13〕1949年之后推广普通话，时下开封的年轻人或已不知所云了吧。我有时会想，李清照在世时，是否耳中听的也是这种话？文人所说，想必另是一套话语，腔调亦有不同，即使其人确系汴人。
政治史对一个城市的塑造，开封是极佳的标本。
宋室南迁，无疑是开封城市史的一大转捩。钱穆《国史大纲》：“蒙古入汴，依旧制，攻城不降则屠之，耶律楚材谏不听，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乃诏原免，汴城百四十万户得保全。”（修订本第七编第三十五章，653页，商务印书馆，1996）洪武元年，曾“徙北平城中兵民于开封”（《国榷》卷三，375页，中华书局，1958）。徙江南富民实北平，比较易解；却又徙北平兵民于开封，就有点费猜想了——似乎不全因了元明之际的杀戮。但由移民史可知，明初确有由山西向河南（包括开封府）的大规模的移民。我所属家族关于其所自来，就有洪洞县大槐树之类的传说。
有明一代，不乏关于建都的议论。明亡前后，追究燕王朱棣都燕的责任，不免旧话重提。关于建都的诸多选项中，开封不被看好的理由很简单：无险可守。黄宗羲就说到唐代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明夷待访录·建都》，《黄宗羲全集》第1册，2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开篇即道：“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2083页）以下即举东周、东汉、拓跋魏的“衰”、“弱”、“丧乱”为例，更以金、北宋之亡，断言“河南信不可守”（同上，2084页）。黄、顾等人关注河南、开封的军事意义，或多或少出于“明亡”这一近事的刺激。其实宋南渡后，叶适即不以当代人的类似议论为然，愤然道：朱温“在四战之郊，而能翦灭黄巢、秦宗权，咀吞河南山东”，宋人“乃以大梁为不可战，亦不可守，使女真人入吾地数千里如无人，而卒有之”（《习学记言序目·五代史·梁本纪》，640页，中华书局，1977）。
据郑晓《今言》，明太祖曾“欲徙大梁、关中”（卷三，第221条，中华书局，1984）。该书引洪武元年诏，有“江左开基，立四海水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云云（同书卷四，第274条）。《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明初朱元璋“尝幸汴梁，议徙都之，未果”（卷四七，2138页）。倘若当初真的将都城定在汴梁，此后的明代历史该如何书写？
开封这座城市的历史，还另有所谓的“拐点”。清末建造黄河大桥，主持京汉（卢汉）路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选址于郑州的意见被采用，对于后来的开封、郑州两座城市，属于那种攸关命运的时刻〔14〕；而河南省省会1954年由开封迁往郑州，意义之严重不下于此。那么，对于中国的其他“N朝古都”，开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标本、可供分析的样品？
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关于开封的“人物”，由伊尹算起，最著者如蔡邕、阮籍、庾亮、谢安，多属魏晋名士，《世说新语》中人；唐代仅刘仁轨，阮籍的同乡，“与子侄三人并授上柱国，州党荣之”（卷一《河南道一》，4页）——其所知名与乡党所引以为荣，与诸阮的时代已大不同。这仅限于宋代开封府所辖区域的人物。倘将该书所列今河南境内的“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辑出，其阵容之豪华，令人目眩。若进一步将宋以降的人物也如该书那样列出，想必能令人看到一地域人才状况演变的轨迹——那么你看到的将会是什么？〔15〕
中原一向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在此舞台上表演过的“历史人物”，自然大有其人，其中就有元末曾以河南为主要活动区域、被封为“河南王”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我较为熟悉的明清之际，则明末名臣范景文“抚豫”，曾论及中州政治、军事的重要性。至于上文刚刚提到的孙奇逢，则是明清之际的北方大儒。〔18〕
依我的阅读经验，明代的中原地区，由文学的方面看，人才不足以称“盛”。这一带，元明之交、明清之际，兵燹灾荒，破坏之严重，非今人所能想象。王士性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战事影响于该地人文，“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元代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而明初徙民实中州，又“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230页）。明代的开封已是一再的大破坏之余，人文的衰败不可避免，其人物气象不同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区，不难想见。〔19〕明代著名文人中，籍属中州的，或许“前七子”的何景明最知名。至于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则首推侯方域，与其人的名士行径不无关系。周亮工亦其时的闻人，声名却没有那样煊赫。〔20〕关于侯氏，黄宗羲不无微辞（见《思旧录·张自烈》，《黄宗羲全集》第1册，359页）。对侯氏其文也如对其人，时论毁誉参半。周亮工《与吴冠五》一札，录时人关于侯文的评论而评论之，不欲为乡邦人物讳（《赖古堂集》卷二○）。关于当时中原地区的知名之士，侯方域在《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中，曾提到吴之鲸、王铎、贾开宗、徐作肃、宋荦，除王铎外，多属其“雪苑诗社”中人。王铎以书法名，宋荦官运亨通，以诗名，都算不上其时第一流的人才。而据关于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河南却是其时创建书院最多的省份。〔21〕
清四库馆臣批评孙奇逢的《中州人物考》，说“薛瑄本河津人，李梦阳本庆阳人，牵合归之中州”。其实那种“牵合”、混淆或许正难免。王士祯论诗绝句：“中州何李并登坛，宏治文风竞比肩。讵识苏门高吏部，啸臺鸾凤独逌然。”（《清代文论选》，349页）即将李梦阳“牵合”到了中州。〔22〕
周亮工以第三人称自序其诗集，说自己“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实生秣陵”（《赖古堂诗集序》，《赖古堂集》卷一三，529页），二十一岁那年才到大梁。即使先世居金陵，周本人亦生于金陵，死于金陵，对于仅仅生活过八年的开封、中州，他仍怀了对于“乡邦”的感情，曰“吾邑”、“吾乡”，前者指大梁，后者则凡中州皆是。其诗文集，其所撰《书影》，多有涉及家乡人物的篇什；对其所谓“吾师”张民表〔23〕，更是一往情深。如《赖古堂集》卷三《庚戌春侍张林宗先生北上，宿邺下南寺，越十年己丑，与公子子顾再宿其地，见先生壁上诗，泫然泣下，用原韵得诗四首》，长歌当哭；卷七《汴水奔崩，林宗张先生抱其诗文同长君次君沦水中，季子子顾甫十一龄，浮木出，予弟靖公觅之河干三阅月，载与俱归，匆匆十年矣。予役返里，躬送之至中牟，集其族子懋德辈与其老仆郭明，拜而授之，纪以诗》，诗题直是一篇关于张氏之死及周为之抚孤的沉痛告白。实则周氏不但为其师抚孤置产，且遍征其遗作，“汇而梓之”（《张林宗先生传》，同书692页）。
收入《赖古堂集》的诗文，颇有涉及大梁及中州人物者，对河南籍及流寓河南的文人的撰著，扬扢推奖（如卷一三《王王屋文集序》、《阮太冲集叙》，卷一五《袁周合刻稿序》、《闵伯宗诗序》，卷二一《题楚西来传小引》，卷二三《徐存永钞秦京诗集跋》、《书冯幼将画竹卷后》等），刊印遗作，无非尽一份对于乡邦的责任；以致有人不满于他选编尺牍，在取舍的宽严之间“私故乡人”（《赖古堂集》附录，王愈扩所撰《小传》，898页）。由《黄河阻雪，同刘公勇登李家亭子，予家大梁，久为水没，累欲移家，依刘颍上》（卷五）看，丧乱之后，周氏似乎还有过移家颍上的念头。
我所读过的明人、明清间人的著述中，涉及汴城、中州足备掌故的，也仍然是周亮工的《书影》。该书卷六记当时所称“中州三先生”（一说“天中三君子”）的张民表（林宗）、阮汉闻（太冲）、秦京，尤以张、阮的交往，得之于亲见，记述生动（161～162页）。关于阮以浙人而居汴，而移家尉氏，周氏的说法为他书所未见。〔24〕。此外卷六记“汴曲中人”李三随（字无尘，一字居贞），卷八摘引并评论王铎的诗，卷四记汴梁酒，同书还写到密县香鼠、“吾梁”之桃。同书写其时某人“苦蝎”，汴人告以避蝎良方（卷八）。我也记得幼年时家人的“苦蝎”。几年前所见胡同中老房子倾圮破败，蝎患或许还未成过去。
但周亮工确曾以“原籍（按：即今所说的‘祖籍’）江宁，祖宗坟墓在焉”为理由，要求致仕；“部议：例无两籍”，驳回（《年谱》，《赖古堂集》附录，918页）。关于周氏的传记材料，则一再提到如下细节：祥符令孙承泽得其试卷，“大异之”，断言“定非汴人”。后周氏具以始末告之（《年谱》，906页）。待到周中乡试，其“闱墨遂为中州风气之祖”（同上，907页）。周氏的门人黄虞稷所撰《行状》的叙述微有不同，说考官（或即《年谱》提到的归德推官王世琇）得周氏试卷，曰：“此非中州士也。”当面“询知籍于南也，顾侍者而笑”（同书附录，952页）。说老实话，这一句“顾侍者而笑”很令我不爽。谁说这里没有今人所敏感的“地域歧视”？周亮工的以金陵为“原籍”，也应当有如上背景的吧。这种偏见、成见延续至今，很可能已进入了“中州士”的集体无意识：压抑自外而内，影响了知识人的精神意气。
侯方域与陈维崧论诗，自称“下里之鄙人”（《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168页），固然是通常的客气话，也未见得不出于其时中原人士面对江左才俊时本能的反应。当时的江左，城市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同一时期的中原，更像是相对于东南富庶之区的乡村。侯氏还说，“余家中原，……中原风气朴遬，人多逡巡不敢为诗”，并非故示谦抑；接下来却又说，“惟其不为诗，诗之所以存也”（《陈其年诗序》，同书，165页），那意思很可玩味。大致是，正因不在风气中，不妄称作者，才能存诗，也要置诸侯氏的明代文学批评中，才便于理解。
周亮工先世居金陵，至其祖父，“游大梁而乐之，因占籍开封，遂为开封人”（姜宸英撰《墓碣铭》，《赖古堂集》附录，940页）。由此看来，周氏确也不过是古代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开封人。黄虞稷则径说周氏“籍大梁而实白下”（黄撰《行状》，同书附录，951页）。较之于此前中州人士几度大规模地向南流动，周亮工、阮汉闻的反向流动或显得稀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将多少中原人士、开封人带到了江南或其他某处，不消几代，便气质与眉眼一起改换。〔25〕这些始而卜居继而定居，由流寓而占籍的开封人、中原人，除了商铺、食品、节庆习俗以及语音，又将什么带去了江南（及其他处），几无可考。历史过程的这种细腻处，往往湮灭在了时间中。
有宋一代高度成熟的文人文化，在其后的岁月中剥蚀殆尽。2005年在开封，却听人说至今仍然有蛰居陋巷的文人，不知是否真的——或许亦属某种孑遗之民。那年在书店街，看到了售卖文房四宝之类的“文化生意人”，想必是在惨淡经营。不知那些铺面是否已几经易主，改售了其他货品。我孤陋寡闻，想不出还有哪座城市有一条“书店街”。〔26〕这街名是我童年时熟闻的。当代作家中，汪曾祺、陆文夫长于写市井奇人，似乎还未见有人为开封的市井人物图形绘影。
《太平寰宇记》说后周“改梁州为汴州，以城临汴水，因以为名”（卷一《河南道一》，1页）。可知“汴梁”一名所由来。《宋史·地理志》：“东京，汴之开封也。”在这样的表述中，“汴”与“开封”是何关系？
已有关于开封的城市起源及“开封”一名来源考（参看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的《序章 考察端绪·引言》）。据说“开封”原作“启封”，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改为“开封”——则汉代即有此名。据此，“开封”系动名结构，与“启封”义近。人们似乎不都这样读解。有过一个谜语，谜面是“矛盾”，打一地名，谜底就是开封。在我看来，“开”而又“封”，更像是一道古老的谶语，挟了点神秘。这座曾兴而又衰甚至死而复生的城市，一定会有一天，终结这种生死轮回，兴衰迭变。
你不妨如此相信。
2011年9月
注释：
〔1〕该书另一处说，“今黄河迁决，濮水绝流”，则濮水之涸又与黄河的一再改道有关。
〔2〕据《明史·地理志》，郑州周边的郑水、须水，均“堙”，永城南的泡水“淤塞”，新乡的古沁河，“时决时涸”。见诸《大清一统志》，仅开封府，就有海子河之支流、沟渠“俱塞”；黄渡河“涸为田”；古荥泽“今成平地”（卷一八六，《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书店，1984）
〔3〕清初陈之遴《汴梁行》写“洪涛屡徙”，说：“君不见汴梁万雉高入云，今在河南昔河北。”（《浮云集》卷四，清钞本，《四库禁燬书丛刊补编》）该诗写明亡之际河决开封，说“绣衣使者出奇筭，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则指是明方所决。陈氏不平于藩王及“朱门妇寺”无恙，百姓则无处逃生。关于决黄河口的元凶，汤纲、南炳文所著《南明史》判断审慎。该书说：“关于这次黄河大决口的原因，史书所载不一，或称为起义军决河灌城所致，或称为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开封推官黄澍等决河所致，或称为官府掘堤于前，农民军再掘于后所致，或称为上天所致。近人所写论著，意见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认为此事与起义军无关。其真相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第二一章第三节，1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周氏对于其师张民表之死，痛心不已，所撰《张林宗先生传》，记张氏之死特详（《赖古堂集》卷一八，689—691页）。
〔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录《开封府志·河防》、宋王应麟《汉河渠考》，均有关于河决的内容。由该书所录材料看，与河南有关之“病”，首在河患，其次则田赋——可知顾氏的关切所在。
〔6〕关于汴城故宫，元代杨奂说过：“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璧华丽之饰，则无有也。”建议后人“因其制度而损益之，以求其称。”（《汴故宫记》，引自顾炎武：《历代宅京记》，236页，中华书局，1984）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说，“据日本僧成寻的记载，开封皇城的面积类似于日本御所，远不及长安大明宫的规模，不能作为中国首都的象征。”（中译本，140页，郭万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明清争战中中原地区战事之惨烈，不下于扬州，读一读郑廉的《豫变纪略》即可知。郑廉《豫变纪略》，收入张永祺等撰、栾星辑校：《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8〕亦见之于《舆地广记》、《广志绎》的春秋晋国师旷所作“吹台”（后曰“繁台”），上有大禹庙，清初尚在，周亮工有《同滕伯伦计玄柚吹臺酌月》一诗（见《赖古堂集》卷三），是否即我童年所知的那个“禹王台”？
〔9〕久保田和男认为“《东京梦华录》中最具独创性并大放异彩的记述”，“是详尽记录名菜，以及描写因时刻不同而变化的小摊实态”（《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254页）。尽管明代李濂对《东京梦华录》的“芜秽猥琐”深致不满，而清四库馆臣对李所著《汴京遗迹志》以“义例整齐”、“征引典核”称许，《东京梦华录》的感性、细节的丰富性仍令人着迷，非《汴京遗迹志》一类著述所能取代。李濂《汴京遗迹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10〕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据《都城纪胜》、《梦粱录》、《咸淳临安志》诸书所载，临安的王家绒线铺、荣六郎印刷铺、乐驻泊药铺、陆太丞儒医、宋五嫂鱼羹、李七儿羊肉、李婆婆杂菜羹、太平兴国传法寺、开宝仁王寺等商店、药铺、寺庙，均系开封人南迁临安后开设或建造，大多沿用开封旧名。”（第五章第四节，29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开封的饮食文化在临安，则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记述较详（参看该书391～395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在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看来，开封作为其时的时尚之都，“节义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转引自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184页）。
〔12〕当然，王氏还说，“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多妖姬丽童，其人亦狡猾足使”（《广志绎》卷三，225页）。
〔13〕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说，“由于居民多来自开封，南宋以后杭州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北音”（293页）。“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仍带有明显的北方味，周围则依然是吴语的天下。”（613—614页）该书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关于杭州“城中语言（应为‘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送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云云（293页），显然不以汴梁话为“鄙俚”。不知汴人的俚语、“二合音”，是否也被带进了杭州。
〔14〕参看《中国周刊》记者田乾峰的报道《被京广线改变的两座城市》，网址为http：//wenku.baidu.com/view/c139940e52ea551810a6872d.html。
〔15〕《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所录宋代汴梁路的名宦、人物，见该书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346页、346～347页。该书所录“河南历史名人”，可与《太平寰宇记》对照。
〔17〕过、孙两书中均有高叔嗣，是《明史·文苑传》中人物。据《明史·文苑三》，正、嘉间祥符人高叔嗣有《苏门集》。《静志居诗话》卷一一有对其诗作的评论。周亮工《闵伯宗诗序》说闵诗“清妙玄胜”，“大似吾乡高苏门”（《赖古堂集》卷一五，613页）。
〔18〕《大清一统志》卷一八五《河南统部》有“名宦”之目，列举曾任职河南的知名人物，明代有于谦、何乔新、刘大夏、范景文、蔡懋德等。其中范、蔡是明末著名忠臣。该书对河南省历代人物，搜罗也较他书为广。仅明代开封府人物，即有马文升、王廷相、高叔嗣、高拱、刘理顺等四十六人。
〔19〕据周亮工《周藩牛左史宫词引》，明初开封一带残破，以致周定王在藩邸种植四百余种“可佐饥馑”的植物，撰《救荒本草》，以为救济（《赖古堂集》卷二一，794～795页）。可知其时汴民的苦况。
〔21〕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据大英久保子有关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有《明代书院地域分类表》。
〔22〕李父曾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一说徙扶沟）。王士祯该诗所说高吏部，或即高逊志，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均有传。
〔23〕周氏科考失意，曾居汴八年，在张氏家塾中课其子弟。
〔24〕周氏说阮“因皦生光之变，移家尉氏”（《书影》，161页）。《阮太冲集叙》记阮“授徒于尉，以尉固阮旧土也，遂家焉”（《赖古堂集》卷一三，534页）。同卷《顾与治诗序》说自己曾刻张民表诗，“仅千百之一二耳”，阮、秦诗“亦落落如晨星”（436～545页）。关于张、阮，钱谦益《列朝诗集》有传。该书说张“兀傲自放，世莫测其浅深”（《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641页）。
〔25〕孟远撰《陈洪绶传》，说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徙居诸暨，到陈氏已历十余世（《宝纶堂集》）；唐顺之《华三山墓表》说华氏“当宋南渡，始自汴徙无锡”（《唐荆川文集》卷一一）——不过手边现成的两例。据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南宋临安“移民的76%来自今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并往往是在南宋初年随高宗迁入的。受开封移民影响，临安在经济生活、社会风俗和语言等方面都极像开封，似乎是将开封城搬到临安”（卷四，28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据同书关于《宋元学案》中北方籍传主的迁移与分布的统计，北方籍学者迁入江南的一百多人中，迁出地大多为河南（参看同书485～486页）。当然，迁出地未必即原籍。
〔26〕宋代开封的行市有“文字行”，据说即书籍行，杨宽认为是东京新兴的行市之一，他猜想，“宋代或称书籍铺为文字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275页）。关于北宋开封的书籍市场，参看该书339页。
附录 我与开封
——在“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我提交会议的，是一篇较长的随笔，其中堆砌了一些未经消化的文献。其主题之一，是水。或许正因生长在干旱的中原地区，有与水有关的情结。“文革”期间所写文字，仅余的，是1975年的一组书信体散文，第一篇写的就是往返于北京、郑州之间，由京广线过黄河时的心情。“文革”后期在郑州教中学，不止一次，或与父亲或与朋友，骑自行车到花园口看水。我以生长在这条大河边为幸运，迷恋水纹、水色、水气、水声，迷恋水的温润。当然，对黄河的一往情深，是赖有培养的，包括文学艺术的培养，其中有所谓的“家国情怀”。近十几年来，两度到壶口感受震撼。这一份感情，相信为中国人——至少某几代中国人——所特有，不能与外人分享。
古代中国的舆地之学有“山志”一体；《水经注》、正史的河渠、沟洫志之后，续写“水志”，即如为汴河或洧水写史，必能写出精彩的吧。以一条水映照一地域历史的变迁，谁说不是别具一格的开封志、中原地区史？
1956年随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的家庭，都意义重大。这是要到事后才知道的。如果为我自己的早年找一个所谓的“时间点”，那应当就是1956年了吧。发生在1958年“反右”中的家庭变故，使上述迁徙意味深长，似乎真的冥冥中有什么安排。黄河大桥的选址，竟至于改变了一个小女生此后的人生轨迹——这样说似乎有点夸张。我其实不能断定倘若那座大桥坐落在开封，省会不曾迁移，我个人的故事会有什么不同。
却也正因了后来家庭的变故，早年的开封岁月才见出了完整。与其他某些更其不幸的“右派子女”不同的，是我还有过“幸福的童年”。
或许更是经了暗示，成年后的我会由宋词中读出童年开封——“依稀”，“仿佛”，如对故人旧地。据说“宋代城市文化研究，现在已可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东京梦华录笺注》傅璇琮序）。我的读宋代东京，却不过是读童年城市的一种方式，读一个久已消失了的城市，及其留在此后世代的微弱气息。当然，那气息是我由童年记忆中捕捉到的，若有若无。或许是我自己将文献中的东京，与记忆中的开封有意无意地混淆了。
写作《北京：城与人》的缘起，就有关于开封胡同的记忆。由开封迁往郑州，生活上最大的变动，是就此告别了胡同，住进了“单位宿舍”、“单位家属院”。被对新生活的向往所激动，当时并没有对于胡同的留恋。胡同记忆，是被始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胡同热”点醒的。而在写作那本关于北京胡同的书的时候，相隔数千里的两处胡同的影像，不免重叠；关于“老北京”的想象中，叠印了我早年的胡同记忆。其实我并不十分清楚开封与北京在何种程度可以互为诠释，相互生发。北方的胡同都大同小异——我说的是“胡同生态”、人际关系，尤其古城且名城。只是开封败落已久，被洪水更被经济衰落所剥蚀，较之老北京，更少了古意而已。
经由文学作品读城市，我们的城市经验不免于文学的塑造：由作品打开的城市空间，呈现的城市景观，塑造的城市地标，描画的城市街区；而不能进入作品的部分，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认知的盲点，视若无睹。文学艺术的诱导作用，在旅游开发以及个人的旅游活动中，显得分外强势，几乎无法抗拒。我们已经很难确定，我们所体验的城市有多少来自文学艺术，而基于我们的日常活动的“直接经验”，有没有可能获得它的形式。
2005年在开封短期讲学期间，我曾走街串巷，事后写了一篇随笔，《童年的城市》，写对这城市的不满与失望，却终于没有发表。我知道自己看这城市的时候已不在其中。我行走在城中，用了旁观者的眼神。它早已不再是“我的城市”，只是保存了我童年记忆的城市。我深知“记忆性知识”之不可靠。我个人的开封记忆中，就不免有着色与改写，而且是一再的着色与改写，掺入了幻觉与梦，有时自己也觉得光影凌乱。
那年踏勘时，随处能见到街边巷口的牌桌。三轮车夫告诉我，打牌的也有穷人，不过小输小赢，穷极无聊，找点乐子而已。我不知是否如此。这让我想到了王夫之关于改善民风应丰裕其生的说法。据那年的印象，大学区似乎被公认为这城市的“高尚社区”。大学犹如城堡，孤孑于胡同之上、之外。我想到了大学对于所在城市的责任。大学既应面对城市的过去，也应直面其现在。地方当局应鼓励大学参与所在城市的文化复兴，比如开设面对市民的讲座，开放课堂，介入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文化与居民社区文化不妨互动，让大学深入城市，而居民则由大学拥有的资源获益。
纵然宋代的开封已**然无存，仍然有《清明上河图》，有《东京梦华录》。由《清明上河图》看当时的城郭人民，人烟辐辏的市廛，近郊的巷陌，熙来攘往的行人与商贩，富于动感的场景像是瞬间定格，成为了后世人们持久凝视的对象。这幅画出世之后的世代，人们穷极搜索，意图从中读出更多的信息，关于北宋的京都，关于那个时代的商贸活动，其时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构成日常生活空间的物质细节，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等等，等等。还有哪个城市，有这样富于魔力的纸上风景？据说杭州（南宋临安）也在经营“宋城”，与开封的“宋城”可有一比。此宋城与彼宋城的重大差异之一，就应当是彼宋城没有《清明上河图》作为蓝本，也没有其经典性堪与《东京梦华录》比拟的著述。此图此书，也就成了开封独占的优势。
我自己近一时期有关城市的文字，更是“时政批评”——具体而言，即“城市改造批评”——无关“城市”之为“学”。“城市改造”乃紧迫的“社会问题”，早已引起普遍的焦虑。面对已成之局，阻止最后的破坏，由推土机下抢救残存的“城市文化”，人文学者与有责焉。我个人则希望如开封这种古城慎于旅游开发。与其展示粗劣的假古董，不如“留白”，或逸笔草草，提供想象的空间。不与别处争名人、“故里”，而是改善胡同的基础设施，让城市的下层、底层民众活得有尊严；延续与丰富历史记忆，兴起人才，培育生机，经由活跃的文化活动，使蕴含于城市的能量得以释放，让“文化”重新生长起来。开放、敞开，而又自成一格，在“千城一面”的城市改造中有一张自己的脸。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名片”。
出生地（兰州）与生长地（开封、郑州），对于我，后者显然更是“决定性”的。与这样一个具体地域的缘，是你与斯世的诸缘之一种，是你所以为你的一部分根据，与生俱来，无可替代。那是你的宿命。这样说似乎有消极意味。其实我感激于家乡的给予，尝试着由各个方面探索这一种如此切身的关系，从而更深一层地认识我自己。写作提交会议的文字，也是我认识家乡的过程。其中所用材料并不稀见，对乡土、故地的那一份关切与期待，却是我自己的。
做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研究，我始终留意乡邦文献，却只有零星片断的收获。记得读清初郑廉的《豫变纪略》，明清鼎革中发生在中原地区战事之惨烈，令我心神悸动。但在准备提交会议的文字时，感到的却是有关家乡的知识的贫乏。阅读有关家乡的文献，一点一点地拼贴家乡的史地面貌，这样的学术工作，一定改变着也丰富着我与家乡间的联系。我希望知道，北宋以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将家乡塑造成了我所知所见的样貌。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每一细节我都想知晓。尤其近代以来发生在这土地上的变迁，20世纪的政治史、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文化对这里的世情民风、人文面貌的塑造。这或许不是一个适于用学术来处理的题目。至少处理的时机尚未到来。但作为问题，它强烈地吸引着我。当我的家乡遭受非难时，我并不竭力为其辩护，我更希望知道，那一种印象——即使是歪曲的，以偏概全的，甚至不怀好意的——是怎样造成的。
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或人文地理）是有趣的学科，可惜我缺乏有关的学术训练，所提交的文章一定大有纠谬的余地。历史地理学务求精确（即如地名所指范围），而我却不免含混。所涉及的若干线索，也未能展开。但读有关的著述，至少使我关于家乡的想象丰富起来，甚至因此而有莫名的感伤。
但文章既已写完，不如抽身出来，回到旁观的位置，为这座城市及其中的居民祈福。
2011年10月
再说我与开封
今年10月下旬在开封召开的“开封：城乡记忆与文化想象”国际学术研讨会前，我准备了文章《开封：水，民风，人物》和《我与开封》的发言稿。所以说“文章”而非“论文”，是因其中有“我”现身，涉及了一点与开封这座城市有关的早年经历。尽管文章除此之外的部分，严格遵照了学术工作的工作伦理，这种个人的经验性的内容，仍然是通常学术文体所不能容纳的。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开封之于我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一座于我有温度的城市；写作关于开封的文字，甚至有如对肌肤般的触感。我不能忘怀这个城市对于我的塑造。在这座城市度过的早年，是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一部分原由。
面对开封，你不能没有关于“盛衰”的感喟。这座城市的历史中蕴含了深刻的悲剧性。倘若你随时想到层层城市遗骸就在你脚下，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的吧。当然，我们的脚下遍布历史遗迹，但开封仍然不同。由战国时期直至清代，城市遗骸几乎在“原地”层层沉埋，仍然极其稀有。那不是某个特定时期的城市化石，如庞贝古城，的确是层层掩埋的历代开封的“遗骸”，以至这座城市俨若巨大墓园。开封的考古工作者将此描述为“城摞城”。在我看来，这尽管不失为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却难以传达我所感知的那种沉重。细想一下，这种事不免有点儿匪夷所思。第一次被淹没后，何以不重新选址，有何必要非得原址重建？为了风水？因了与“自古帝王都”、“龙兴之地”有关的迷思？一个基督徒，或许会即刻想到“被诅咒”，但这不是古代中国人的思路。他们宁愿以其信念对抗几乎是注定了的厄运。
为写那篇文章，读了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久保田和男在他的书里提到了自己为了这项研究，曾于2000年在开封生活了十个月，领教过那里春季的风沙，“再次对北宋为何奠都开封感到疑惑”，因“将开封作为首都的理由，一定不是适于居住这一点”。我却想到，或许那沙尘未必从来就有。至少《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像是没有抱怨宋代开封的气候不能忍受。
对于开封、中原地区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衰变，我有切身的沉重感。“切身之感”并非从事学术工作的必要条件，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减损了“客观性”。但我仍然认为，有此感与没有此感是不一样的。也因此总希望能探问“历史”，想问出个究竟。这也是我写开封的一部分动力。探问、回溯之后，你的经验与感觉会有不同。学术工作重塑了你对这一地域的感知，以某种形式进入了、渗入了你的经验。这应该可以为“学术/人生”做一例证（我曾写过以此为题的短文）。严格遵循学术工作的工作伦理，不意味着那份职业无关乎从业者的身心。
我尝试过不同文体的乡土书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但仍然认为学术是提升、拓展个人经验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更深地进入一个具体地域。我发现在认知层面，世代累积的有关某一地域的知识，对于现状，未见得没有解释力。即如人才状况。有学者希望知道，何以中州人士与其他地域（如江南）人士少有交集，其影响局限在当地，声光不能达于该地之外。你要经由回溯，才能求得一部分“解”。
古代中国丰富的地方史文献，方志外，另有山志、河渠志等形式，“舆地”的概念涵容丰富。有传统体裁，又有个人方式。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各擅其胜。更个人化的，是大量的纪游文字。凡此，未必合于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的界定，却可能既有缺漏又有溢出，有近代学科制度所不能容纳的内容，尤其那些更人文、更感性、更有历史性、更与一段历史血肉相连、更与个体经验、个人关怀相关的内容。这些文献取“地域”视野，平衡了“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正史的“地理志”正有此功能）。借由不同的材料进入“历史”，进入一座城市，也可能是新的学术经验。
尽管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我却曾就读于省内最好的小学与中学；又因父亲的缘故，较早地开始了文学阅读，并在写作方面受到父亲与老师的鼓励。尽管有过挫折，却也因此而获得了较之同龄人复杂的内心经历。插队与任教中学，则使我有机会了解乡村与底层城市。物质生活方面从来没有条件“贵族化”，这对我尤为有益。我至今仍能适应较低的生活水准，自以为对贫穷尚能感同身受。这种感知能力，在我看来，是人文学者所必备的——或许这一点未必能获赞同。河南，早年经历，目击亲历的“下层”，对于我，是“背景”一类的东西，却又对于作为姿态的民粹式的“底层关怀”保有警戒。
这座城市在大举开发旅游，**盛开，景点无不花团锦簇。如蒙当地父母官垂询，我会说，旅游业固然要发展，老城区的改造总要破题的吧，虽则难度相当大。不能让老街继续作为新城、新区的陪衬，将那里的居民——大多是开封的老户，见证了这座城的历史——无限期地留在黯淡中。总得给他们点希望。至少在拆迁改造前，先以民生设施拉近与居民间的距离。即使仅仅为当道计，这种“民心工程”也有可能成为日后“改造”的铺垫的吧。开封毕竟不应当是展示给游客的假古董，它首先是其中居民安居之地，他们安心过日子的依托。
北京的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五道营之类的地方，是旅游景点。恭王府周边的胡同尚存旧貌，如何维护，也是难题。绍兴的老街保存尚完好，却如嵌在城市中的盆景，与周边城区不搭调。或许是在市政当局发现了它们的商业价值后，由推土机的履带下“抢救”下来的。去年年底看过了那里的几条老街后，写了一篇短文，题作“老街老桥老屋老人”。较之开封，绍兴的老街尚有保留价值。开封的胡同如大坑沿，老旧的门楼只一二见，“历史面貌”早已湮没在苍老的岁月中。如何保存胡同而又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当局者早晚要面对的课题。
以学术的方式回访“童年的城市”，我发现自己在完成一项研究后，难以轻松地抽身。于是有这些衍生品，以尽未尽之意。我并不常常沉湎在“怀旧”这一种情绪中。既有思绪袭来，不妨顺应，于是断断续续写下了若干篇文字。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