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城市

开封是我童年的城市，我的三四岁到十一二岁，在这城市度过，关于这城的记忆，曾写在题为“旧日庭院”的散文中。不记得迁出这城市后有过多少次回访。次数并不多，上次则是在1997年。今秋有机会重回故地，用了几个下午在城中闲走，回到住处，随手记录。这城市已日见陌生，不难将我逐出梦境，却因此有了旁观的心情，边走边问边想，是一种新鲜的经验——谁说你童年的城市只能充当怀旧的触媒？

10月18日，搭乘河南大学一位研究生的车由郑赴汴，经过了屡经媒体曝光的“郑东新区”。我曾几次来到这片“新区”，心情复杂。据说有“内含城市”、“外缘城市”的概念。经营“外缘”，政绩易见；改造旧城区，投入大，见效慢，因而城市的父母官乐于将文章做在城外，即原先的关厢地带；而买卖土地，又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钱来得最方便。如此巨大的投入，倘若用来“经营”农村，又会怎样？当然不会产生如此的视觉效果，政绩不至于如此烜赫。离郑前新区正举办农业方面的展览会，人工湖边垃圾遍地。于是想到，即使硬件勉强上去了，人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就随之提高。

高档住宅区仍在继续兴造，大约也因势成骑虎，欲罢不能的吧。这种房地产开发，即使不考虑农民的利益，也未必能官商“双赢”。途中听到了“房奴”的说法。据说有些被动员买房的公务员已成此种“奴”，而因新区的开发失地的农民，在继续上访，堵在某些政府机关门外。近城农民以出租房屋为生。那种简易楼房高度密集，一旦有火灾，势不能救。这种“都市村庄”能维持几时？那些农民的生活将何以为继？在装点“盛世”、打造“政绩”之外，父母官们是否准备为失地农民“经营”一份“可持续”的生活？听说正在搞“郑汴一体化”，以带动开封的发展；希望“一体化”中的开封，不要再造这样的“新区”。对于豫外媒体的批评，未闻当局作何反应。当今不但有“易地审理”，也早已有“易地报道”（所谓“隔山打炮”）。媒体不被鼓励谈论本地弊政，对来自他方以至高层的批评则极力淡化，“正面报道”、“正面引导”往往被作为掩盖问题、压制舆论的口实。

是日午后，由河南大学老校区南门去龙亭。在路口向摊贩问路，摊贩头也不抬，用了我曾经熟悉的乡音，说：“咋，你地奔（读作bo）走？”“地奔走”即步行；开封一带的这方言，我差不多已经忘却了。一路走去，无论马路边还是小巷口，都可见“方城之战”，倒是难得在京城也不曾在郑州看到的一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赌博实行厉禁，麻将几近绝迹，自然不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后来听三轮车夫说，开封搓麻将的风气很盛，他认识的一个靠抚恤金过活的老太，也照搓不误，只不过小输小赢罢了。或许也是那老人贫窘日子中的一点乐子？河大的研究生对此的分析是，开封人不同于郑州人，安于现状，不图进取。领一点低保，每晚在路灯下玩牌，头上顶块砖，乐此不疲。依我在乡间插队的经验，人穷惯了，也会苟活，所谓“人穷志短”。

去龙亭的路上，见到一辆破旧的板车（当地人叫架子车），车上坐着老妇，车边站着的，应当是她的老伴。老翁面容慈祥，腿有残疾且口齿不清，像是正在抚慰老妻，说他们是濮阳人，要饭的，老伴病了。老妇抱怨说还不曾吃午饭，三元一碗的面条，吃不起。不知他们走了怎样的长路来到这里。我劝他们早点回家，说天气就要转凉。离开他们后，总不放心，尤其不能忘那看起来好脾气的老翁的脸。

“地奔”走到了龙亭。记得1997年龙亭像是还没有“公园”的名目。这次所见“龙亭公园”，已经“旅游开发”，整饰一新，不再是我梦中的那个“龙亭坑”。游人寥寥。几个青年男女着了古装，对着扬声器表演，也像是没有什么看客。相信三十六元一张的门票，足以将这个消费水平不高的城市的众多市民挡在门外。有几个像是由外县来的中年男女在门外迟疑着，其中有人说，“来都来啦，进去吧”。倘不进，只能绕湖原路返回，因环湖的路被公园封住——确实是精明的设计。但那片湖水毕竟不像贵州的黄果树瀑布，为了赚取门票，用了高墙围起。湖边护栏外，就有一群老人围坐着，个个一脸的严肃，像是在讨论什么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曾租住过临湖的房子。房子砖墙风化，冬季会有风呼呼地由墙洞朝屋里灌，穿过院墙间的夹道就到了湖边——那可真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由龙亭向南，到旗纛街（开封人将“纛”读作“毒”），再向南，由大坑沿北口右拐，是我曾经读过书的大厅门小学。小学还在，当然已不复旧观。校门外拥挤如集市，后来才明白是接学生的家长。此后的几天，凡见人聚成了堆，就知道是小学。这一景当年自然是没有的。省府迁往郑州前，我就读的已是稍远的另一所小学。每天同妹妹在胡同中曲曲折折地走，也曾被顽童堵截，这种时候，是绝不能指望父母赶来救援的。后来还是同班的一个接受过我捐助的衣物的同学得知了此事，要她的弟弟干预，为我们解了围。我明白，发生在学校的事，只能由自己来应付。但那时的确不曾听说过“校园暴力”，没有同学间的敲诈勒索，上学放学路上的绑架抢劫。

由大坑沿胡同的北口进入，知道离旧居近了。胡同之破败，更甚于1997年所见。那年来这里，因是雨后，只见到泥泞。这次所见路面，竟坑坑洼洼。据说“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在建房铺路，城市何以破烂至此！那旧日庭院，像是消失在了时间深处，了无踪迹。万历末年，沈德符比较当时大都市的街道，说：“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万历野获编》卷一九《工部·两京街道》）今天的开封尽管不至于如此，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中，胡同却日见剥蚀。未知这城市的公共财政有多少用于改善市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市政当局真的以为旅游者将空降到“景点”，而不必经由这些条胡同？

由大坑沿再向南，走过一片生意清淡的摊档，就是“包府坑”，已有了更文雅的名字，即“包公湖”。那里不再是一片野水，芦苇自然是见不到了，较记忆中狭小的“坑”边，似乎是市民的聚集之所，只是凌乱杂沓，没有龙亭周边的清幽。

为便于聊天，且想更从容地看看这城市，由“包公湖”找了辆人力三轮。车夫一脸的忠厚，说是下岗工人，每月蹬三轮，大约能挣到五六百元。后来发现无论人力三轮还是机动三轮，要价都相当低，你多付一点，车夫会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是“不得劲”。这回由城南蹬车到城北的河大，只要四元；知道我是重游故地，车夫主动地向我介绍沿途的地名，无不熟悉而亲切。回到了午后去龙亭的路上，又想到了那对濮阳的讨饭老人，即向路边搜寻那辆板车，却不见了踪影。过后的一些日子里，一再想到那老夫妇。所幸这个秋天相当和暖，算着日子，天气转冷之前，即使走得再慢，也应当可以到家了。

次日下午，在遇到那对老人的地方，又找了辆三轮车，告诉车夫去市中心，但要穿胡同。车夫有点奇怪，说：“走小路？可顿（读阳平，即颠簸）得慌呵！”道路确实颠簸。个别处的路段在翻修，临近龙亭的砖桥街、解放胡同已拆。拆建应当是打造景点的工程的一部分。因了近湖，这一带的房地产想必有升值空间。向车夫打听拆迁的补偿，说是平房每平方米800元，楼房则1160多元；居民要迁新居，大多只能东挪西借。鼓楼一带并无可观，但南北两条“书店街”犹在，是开封作为“文化城”的标记。临街的二层小楼，还依稀在我的梦里。曾经写到过儿时跟了家中的女佣走夜路，上了门板的店铺，门缝泄出条条灯光。不记得进过这条街上的书店——12岁以前的我，绝料不到今生会与书店有后来的交涉。眼前的小楼自然已非旧物，却仍有许多店面经营着字画、文房四宝。据说开封的陋巷中仍不乏风雅之士，敝衣缊袍而能书善画。这种气息，是郑州所没有的。

“山陕甘会馆”始建于乾隆年间，此前却不记得听说过。我在开封的胡同中嬉闹的时节，正在大建设与一波波的阶级斗争中，公众似乎全没有“文物”的概念，也不会有访古的雅兴，却总觉得当年的开封，更有所谓的“文化”似的。眼前的会馆经了修缮，也仍然像是原物。周边有配套的开发，却将会馆剥离了它原先所在的空间——是眼下城市建设中常见的做法。景点固然得以突出，文物成为了旅游资源，其地的意境却遭到了破坏。我到的这天，无论会馆还是临近的店铺，均生意萧条，像是并没有与景点共荣。

“肌理”、“脉络”一类概念，还滞留在学者文人的文章中，远没有深入人心，尤其未被城市规划设计者知晓。而如简·雅各布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已发表的关于小街区、高密度、功能混溶、不同年龄的建筑物并存、不要乱建过大的公园等主张〔1〕，似乎是救治当今中国“城建病”的良方，也尚未引起当局者的注意。在我看来，北京的土城公园与朝阳公园，即正反之例；而已成事实的前门大栅栏一带的拆建，是否可以作为“以公路工程主导城市布局”的显例，从中引出教训？据说北京将建“郊野公园环”，占地达600多公顷，何不让这些土地继续生长庄稼、果树，用田园风光环绕城市？

仍然放心不下那辆板车；濮阳在北，归途中要了辆机动三轮出了北关。车夫是个老者，咧着缺牙的嘴。记忆中的开封也如其他古旧城市，即使有城墙，关厢与城区仍没有显然的分割，西关、北关外有沙土岗，有柳树和枣树。现在则也如其他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是布局杂乱的商业区。第三天下午，先乘三轮、后乘出租车又到了西关一带。那也曾经是童年的我常去的地方。城门是仿古建筑，老城墙或许有部分遗存。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和哥哥姐姐常去的“水门洞”就在城西，应当是当时的泄洪闸。城墙内有大片林带。我至今像是还嗅得到疏林中的泥土味、雨味。似乎也在城西，城墙外有些处的沙堆，高与城齐。现今西关外的开发区，应当是“郑汴一体化”的设计中将逐渐与郑州衔接的部分。市府大楼已坐落在了那里。据出租车司机说，市府还要更向西，迁至杏花营一带。这固然便于“一体化”，至今仍然是城市主体的老城区的居民若要找政府机关，想必会多了一些辛苦。而他们由那些破败的胡同中走出，看到这里的建筑，会不会感受到“震撼”？这片风景或许会偶尔借着梦境，潜入他们的生活。市府附近住宅区的精心营造的绿地，可以媲美于任何“发达城市”。中国的一些城市正在以环保、“绿地”的名义继续侵吞农地。相信稍有良知的城市人面对因失地而漂泊城市的农民，不会为占有了此种资源而庆幸。

听出租车司机说，出租车是自己的，全市有二十个左右的公司，大公司有五六百辆车，小公司百十辆车。他所在的公司司机每月交三百七十元钱，税、公路养护费、公司的管理费都在其中；司机经由公司上保险。因用的是天然气，油价上涨对他的收入影响不大。他个人对这套制度尚满意。矛盾主要不在司机与公司之间，而在出租车与三轮之间。夏天在延吉，则听说那里出租车的经营不经由公司，车是个体车主的，只向有关方面交税。因而尽管两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不高，出租车司机却不像京城同行那样满肚子的怨气。你和他们谈到京城出租车份钱之高，他们都笑说不信：那怎么可能？

乞丐从来是城市街头的一景。我在这城市度过童年时，就见惯了门洞外街上走着的、屋门前院子里站着的乞丐，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是不懂得悲悯的，还会被街头顽童捉弄盲人的残酷游戏逗乐。开封也仍然有乞丐，却像是集中在了闹市区。我就曾在鼓楼一带无意间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向老年乞丐低声下达指令。即使知道有所谓的“丐帮”，也仍然反感于媒体对“乞讨致富”的过分渲染，不止因了未加区分，也因了这种宣传势必稀释掉城市那里已极其稀薄的对于贫穷无助者的同情。而我知道，乡村伦理系统、亲情网络的瓦解，已将一些老人抛向了城市街头。那些龙钟老者，何堪以他们的凄凉暮年再遭城市的歧视与冷遇。

离汴前偶感风寒，稍有恢复，仍然在大学周边随意地走。老校区南门外的小店铺，扩展成了一道商业街，酿造了与大学不相应的气氛。东面校墙外生意清淡的摊档前，一对男女在专心地下跳棋。街角的大棚下，像是有几十上百人，在那里喝着廉价的饮品看影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小城镇的一景。这天并非周末，又是大白天，不知这些年轻人何以如此悠闲。这个消费水平低的城市，大学竟成了高消费的标杆，据说出租车司机遇到打车者，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去大学。这大学除了“拉动消费”外，能否对城市有更切实、多方面的贡献？这所大学不应当是城市破衣烂衫上一块织锦缎的补丁，她应当在城市的肌理中，作为城市富于活力的部分，在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其效用。

由所住招待所看去，大学的夜景很美。晚间和河大的研究生在校园闲走，开学不久，艺术系的新生一排排地码在一座大建筑的台阶上，举行文艺演出，灯光和气氛令人愉快。校园里保留的老建筑，也是这城市历史文化的一份证明。由郑来汴时由新校区的边缘擦过，那座较老校区“阔”的校区，不可能有这种风味。临行的那天下午，与几个河大的研究生到了离学校不太远的一处像是新建的园林，在池塘边谈学术。林间寂寂，是聊天的好地方。只是这些设施至少眼下还无助于改善胡同生态，无助于改善居民的日常生存。

郑、汴确有不同。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郑州的某些地段已相当豪华，尽管不少大商场据说生意清淡；“亮丽工程”之后街市灯火辉煌，显然电力资源已足够用来挥霍。行前听由西宁来的亲戚说，西北的那座城市也被“经营”得光鲜亮丽，而她原先的同事、破产的国有企业职工的处境，令她心酸。比之郑州，开封确实处处见出穷相，有待“一体化”提携。这城市的交通工具就不同于郑州，人力三轮、机动三轮、公交车、出租车并行。机动三轮有的已很破旧，突突突地巨响。在这个经济欠发达、就业机会稀缺的城市，许多人被逼到了同一条窄路上。据说市政当局也曾试图取缔三轮，在车夫们这里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其实交通工具的多样化，为我这样的旅行者提供了方便。也有当地的同行提醒我三轮车不安全，对此我没有体验。

“一体化”或有可能增加开封人的就业机会；我听说的却是此方案一出，开封房价上涨，开封人以低收入维持的低生活水平、消费水准，将难以维系。不可期的前景，毕竟不能解决眼下增加着的生存难题。

由开封走出，记住的不是景点，而是那些张脸，人力车夫的、机动三轮车夫的、出租车司机的、濮阳的一对讨饭老人的。有些车夫已须发灰白甚至白发盈颠。回到北京，仍念兹在兹，中宵梦回，想到的是所见“郑东新区”、开封破败的胡同与城西的绿地，和那些张脸。与朋友谈开封，他提醒我说开封的尚未充分开发，未见得不是好事，或许有可能避免某些弊端。他希望旧城区不要像大拆大建后的北京，而保有原先的肌理。但破旧远甚于京城的胡同，“肌理”该如何保存？我则想到，开封人的“不思进取”，也可以由积极的方面估量。但居民的生存状况毕竟需要改善；而淡泊与苟活，其间或许只隔了一张纸。我该如何期待这童年的城市？

2006年岁末

注释：

〔1〕〔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书城》杂志2006年12月号有陈冠中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