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1]
李伯杰译 刘小枫校
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赘言几句，这也许会减轻我们理解上的负担。我们且先尝试暂时摆脱我们惯常的思维及感觉方式，摒弃一切偏见。因为它们借世界大战之机把党派门户之见，即日常的交往和言论织在了我们的心头。我们且用纯净、充满稚气的人类之眼，来观看我们身边的这出戏，一如一位普通人从欧洲早已逝去的岁月走回我们的时代，他只是来作客，环顾四周，惊讶不已。我们且对发生的事投上一瞥，投以细致、善意、审慎的一瞥，同时又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我想说，异化的一瞥，以便把我们在身边观察到的一切不仅作为孤立的、早已成为日常习惯了的现实来看待——或许我们的眼睛对这场屠杀与仇恨已经习以为常，而是同时把这一切看作当代欧洲人所独具的道德的总体状况的象征。
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生活观的那种伦理生活观，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命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周围的人，犹如爱你自己。”倘若有谁直接靠历史和一种对这条律令的阐述，本着这条原则来看欧洲乃至世界当前的困境：那么充满他心灵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和思想呢？的确，如果他以严肃的态度看待这条律令的话，那么充盈他内心的感觉就是“绝望”。而占据他头脑的思想则是：“基督教的破产”，或者说——人们也这样说——“基督的山上圣训已丧失效力。”不唯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譬如最近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东京作的一次颇值一读的报告便是一例）理所当然地作出如是的判断，就连欧洲各国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士也作出这样的判断，实在不足为奇。人类为开化的理智作出的判断，不如此又会怎样呢？诸位尽可连篇累牍地大书特书，为一切毫无疑问与这个判断针锋相对的见解呐喊，赋之以威力。任何一个幼稚的人都会这样回答您的大作：黑的不是白的；你就这条律令的真实含义对我所说的一切，你对我讲的所有关于欧洲的那些阶层的人对这个事件负有所谓“罪责”一说，这个事件是如何缘起、如何演变的，对我来说全然无所谓。这些与我有何相干！它们只是会扰乱我的判断——按照常规来说，清楚明白的价值陈述，常常因为对有待于评价的事物的因果关系不解的认识过于细致、详尽，反而受到干扰。事实是，欧洲文化植根于基督教，事实是，欧洲自称信奉“基督教”，自称近两千年来是依照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来教育其子孙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其结果之一，即近两千年来基督教教育的丰硕果实之一，是一场运用理智、技术、工业、语言的一切手段进行闻所未闻的野蛮行径。这个现实，只有这个现实，才是使我感兴趣的事实。我把它称之为：“基督的山上圣训丧失效力”。——旁观者的结论便是如此。假如我们走进某个家庭的室内，只见满屋尽是脏物、凌乱，儿童的低级下流话及我们所窥见的一切，只暴露出一种道德倦怠的总体状况，我们的行为又将何异于这位旁观者呢？这个总体状况首先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现象——不论它是怎样形成的，不论谁是罪魁祸首——是这些孩子的父亲，还是母亲、曾祖父抑或别的什么人。任何一种较为深刻的人类经验都教导我们说，这样的集体的、总体的过失，决不可能完全归咎于个人。任何一个细致的经验都教导我们说，越是深入这样一个家庭的道德关系各环节，就可越深入地揭示出这种过失不易把握的相互关系。基督教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关于总体罪和原罪的重要概念，只有一种较为深刻的哲学才有能力证实这些概念。[2]我们不应当把它们仅仅看作原罪及原过失的教条概念，也不应该仅仅把它们与整个人类联系起来看，而是应该把它们与时代、文化圈、民族结合起来考察。
所以，基督徒将把这场战争，或者毋宁说这场战争革命造成的欧洲大乱，看成是基于欧洲历史最近几个世纪的总体过失和原罪而产生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正如“基督教破产”之类的指责的确可以理解一样，下面这个事实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谁若不断地在信仰中感受到基督的形象，并把它看作每一个人心中最崇高的范型和楷模——他便不能认可诸如基督教在欧洲已破产一类的言论。那么人在这种环境中应如何作为呢？
首先，人不可满足于廉价而迅速得到的信息——不论是信还是虚伪的假的信息。最激进的怀疑论在谈到基督教破产时，认为使基督教破产的，不是人，不是基督教思想的担负者；而是基督教的道德，是基督教的生活理想本身。怀疑论者说，这个理想一反人类自然，要求得到人类所不能完成的业绩；说这个理想可以由另外一个更诚实、更切实可行的理想所取代。在基督的圣训与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历史现实之间，这个深刻的对峙不是每时每刻，无所不在地存在着吗？这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要去改变人吧,因为这原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改变我们的道德尺度吧，让我们弃绝这个虚假的、“异想天开的”理想吧——让我们为着一个新的理想而放弃旧的虚假的理想，不管这个新的理想是人类最大的权威或至高的福祉，还是人类文化上最高成就——不论所有这一切现代的“理想”其名称有多少花样。即便这种理论十分能自圆其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该诅咒的。因为，无论如何关于善的清楚明白的理念在内容上能够被把握——不论以基督教的或非基督教的方式——决不能只因为人们无力实现它就把它放弃。切不可用理想去讨好现实，把理想降到现实的水平。康德言之有理，他说善应该存在——即使善何时何地都不出现。善的原因在其形式的本质中就已存在——并不是在其内涵中才存在，因为这个内涵乃是基督教的爱的律令所给予善的。如果说基督教的理想是异端邪说，那么这种异端邪说的存在也决不是因为人至今极少满足于这个理想，亦非人们甚至用脚践踏它。毫无疑问，在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尘世法则与强大的基督教律令之间，这种紧张关系一向存在。但是，犹如本末倒置一样，这种紧张关系完全是另一回事。上述二者在本质上大相径庭——不是量的区别。对峙绝对地存在着——基督教的教义如此教导我们，并通过堕落、罪过和解救的必然性来解释对抗。当然，这种解释也必须得到正确理解。它不应当把我们的生命的统一撕裂，分成两块，两个半边，致使我们作为肉身只允许服从力量和荣誉感的冲动，使我们把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托付给集体的纯世俗的斗争规律的统辖，而与此同时，灵魂却又只在信仰或所谓“意念”中才对上帝和上界的神灵们开启门户。这种解释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予分裂的权利。这种理论是一种迷津，是日耳曼灵魂特殊的危险。把上帝与尘世、灵与肉、思想与行动、信仰与产品、外在的政治——社会的自由与“内在的”自由、政治与道德错误地分开，是一条迷津。很遗憾，路德的新教——与由卡尔文和茨温利[3]创建的教会机构的理论与实践恰恰相反——把日耳曼人的这个遗传下来的毛病深深地渗透进新教的教义学说里，并且也同样深入地浸透进了新教的伦理思想。路德教在它动听的言辞已经不被承认的地方，也同样树立起一种伪纯内在性，及伪纯思辨性伦理的理想。为了纯净地维系一个情感的内在世界，这种伦理从基督教的道德法则那里盗取了一切外在的、公开的及一切政治—社会的存在，以图任凭世俗的力量与马基雅维里的强权政治一起，去撞击基督教的道德法则。路德教推波助澜，对于这种错误的理想在德国人民中扎根起了很大的作用。鲍姆加登[4]论《政治与伦理学》一书，把这种论调阐述得淋漓尽致，乃至讽刺。倘若我们避而不错误地放弃把基督教精神置入公众的和看得见的存在中，置入人类群体关系的现实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不信教的人，即那些把“基督教的破产”这句话理解为他们自己把基督教道德提升到了谴责境地的人：对于这个镶嵌而言，我们面对着前途不可估量的历史，基督教虽已年迈——较之其他世俗的机构而言，但是与文化价值相比，对于善于把握宗教价值的本质必然的持续意义的人来说，基督教青春常在，永不衰老。
我们如果恪守基督教的基本原理，其中首先是爱的律令，如果我们既不把这条律令降格为肤浅的福利道德，也不把它逐出一切公正的现实，那么基督教破产之说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就更加猛烈地打击了欧洲。倘若这条律令永恒不变，绝对有效，——不论用在什么场合都对外在存在有效——则欧洲历史的迷惘将会多么可怕！再者，破产的罪魁祸首是谁？乃是基督教法则的执行者——一部分人这样说道，这里指的是教会，把自己的职责忘在脑后的教会，或是指这些教会的代理人，即教会的神职人员、布道者、教会的教师。非也，事实恰恰相反！罪魁祸首恰恰是这些教会自身或“现代世界”的教会的堕落，另一部分人如是说。犹如在这个或那个判断里，总是真真假假鱼龙混杂，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明显的非此即彼才是真实的：即或者基督教事实上仍旧是欧洲主导的精神力量，或者基督教已不复如此。如果说基督教还是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欧洲总体精神的核心和本体，那么基督教顶多只是在其代理人及其庞大的代理机构上遭遇破产。想要有理有据地回绝这个指责，把它转化成另外一种谴责，那造成破产的根源，不是基督教，而是敌视基督教的现代精神；要想这样做，只有揭示出，基督教已丧失其领导地位，已经被迫把这个地位踢给其他与之敌对的精神力量，以展示基督教已被排挤落伍，默默无闻，软弱无力。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拒斥破产的指责。我非常强调地请诸位选择！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既乏味无聊又糊涂虚假的思想方法在各地传播开来，这种方法想要安闲地证实以下两点：即基督教及其伦理的基本思想，仍是欧洲现实的主导的精神力量，这些思想仍然是欧洲精神的内核，基督教仍未破产，而相反正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这种论调要人们不去理睬整个亚洲文明人士强有力的指责，以廉价的方式超脱于是。这个问题不仅触及这个那个具体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等）的状况，而是涉及近代全欧洲历史的根本方向。正是这个方向导致了目前这场大战。欧洲国家在这个可怕的问题上，受到整个亚洲的冷嘲热讽，欧洲各国都极力要把罪责推到与本国相敌对的国家头上。欧洲各国的居民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程度。要想把这种全欧生活的失误仅仅归咎于我们的人民或我们的政府，是错误的。无视那个全欧性的，把德国拉进来而不是推出去的失误的天性，也同样是错误的。交战各方就正义和非正义喋喋不休展开争论，然而欧洲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基督教，欧洲各民族却仍大言不惭自诩为“基督教欧洲”的一员，自命为基督徒，而却相互指责对方已脱离基督教。即使除了欧洲已从基督教脱落这个昭著的事实之外，勿须再论及欧洲各国的基督教之争，各方面的正义与非正义之争也面对这个事实哑口无言。
所以，我们还是以回避不要去谈论基督教破产一类的迷津吧，让我们走另一条路。我们必须——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对他们自己和指责我们的人坦诚地承认：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在欧洲已经不再是主导的精神力量了。——无论有多少大团体或个人的纯真宗教情感传播开来，不论伦理道德，即关于有生命力的基督教伦理的学说，在基督教会，在宗教范围以外，精神上和形式上得到多大的认可，这个道德力量已经不复为领导欧洲公众和文化生活的生龙活虎的潜能了。而且这并不只是说，实际上基督教的规则已经被逾越及其被逾越的程度问题。这种逾越违犯的情形任何时代都有发生，只不过程度多少不等而已。这不是一件伦理观念的事情，而是一件实践道德的事情。这主要是指基督教的准则、理想、标准本身，看它们如何凭借良心的**而产生效果；此外还指那些不仅在判断中得到承认，而且也在行动着的价值取舍的规则。在欧洲，这些价值已经不再在内心统辖人们的灵魂的核心，也不再引导那个见诸作品、形式、各种机构、风尚道德中的“客观精神”，也不再赋予这个精神以内在活力。对于拥护基督教思维方式的人来说，承认这样的事实是极其可怕的。但承认这样的事实也是必然的。惊恐的灵魂的第二步，是测定欧洲的这种道德的总状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在这里我根本不可能认真地去触及它。因为这里涉及词源学的问题，即整个伦理的意识方式起源的学问。在欧洲，这门学问取代基督教伦理思想承担起了指挥和引导的任务。在这里，我想按照时代，根据其社会的栋梁作用，从形式上给它一个确定的称号：这便是现代的，尤其是市民的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惊恐的灵魂的第三步，是细致地剖析我们这个时代欧洲各民族中在各个价值领域（如文化、经济、国家、法律等）里目前的趋势倾向，找出这些趋势中，哪些有利于使基督教的伦理道德重新恢复其在欧洲公众事务中主导一切的领导势能这一目标，而哪些倾向不利于这一目标；同时也找出这场战争的经验——这里且把它看作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集合经验——对于这个意识的转变可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看一看，纵观基督教永恒的理想与这些事实的关系，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理想。不要片面地指责或开脱基督教会，或者这个那个具体的教会或其代理人。在我看来，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勇敢地反击诸如基督教破产之类的武断判断的唯一坦途；只有这条路，才能多少减缓一些由于欧洲统治阶层的内心状况而引起的基督徒良心的深切痛苦。——正是这场战争使这种痛苦昭然若揭，而非造成这种痛苦！
我们今天只选取基督教伦理道德之核心组成部分中的一个，这就是基督教爱的律令，[5]及从其中流淌出来的人类群体的思想和标准，即基督教的集体思想，以便借此机会展示这些思想在欧洲的公众生活中是如何丧失其精神领导地位的。
有些精神力量尽管迥然不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却共同产生影响，有的还相互支持。就是这些精神力量导致基督教伦理道德丧失其欧洲的领袖地位。如果我们暂且先用几句简短的老生常谈来标明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几个，那么有这样几个值得一提：（1）把基督教爱的律令打入冷宫的博爱主义。（2）与自由人格的道德团结的基督教思想背道而驰的片面的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3）“绝对的”和“独立的”国家正摧毁着、瓦解着封建主义，这种国家的不受限制的强力意志和统治欲也是其一。（4）现代的政治民族主义以及伴生而来的唯我独尊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思想背道而驰，否认各种民族文化的使命在于相互取长补短，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化。（5）用源于纯粹主观任意的法律契约，旨在以达到部分目的而缔结的社团，来取代任何责任共负的生活集体和等级划分，取代与这种状况一致的人群的主要的阶级和财产划分。（6）用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生产和赚钱的市民资本主义的经济道德观，在基督教生活观最高基本原则的限度内，取代所有正在经营的集合主体共同的有组织的需求满足的基督教经济道德。——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或帝国的——总之，是指不受任何事物控制，而是在国家的合目的思想的疆界内，没有任何约束地自由竞争的力量。（7）放弃基督教文化联合体的思想和标准；按照这些思想和标准，艺术、哲学、科学都必须通过所谓“自主的”文化思想，归入终极的、至高的和至广的人类联合体所具有的构架，即可见与不可见的“基督圣体”，实则指教会及其精神。有人说，人类一代代人的文化实现，就像同时期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实现一样，不是建立在和睦、相互理解的合作上产生的，精神的文化工作应该独立于一切宗教刺激而进行。不同的代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的互相争斗，一拼高低，取代了齐心协力共建同一座大厦的精诚合作，已经成了驱动他们的巨轮。从一代代人的延续过程来看，这种文化思想的结果，就是可以称之为相对主义、历史主义、怀疑主义的一大堆现象。从民族方面来看，这个文化思想导致各民族文化愈渐相互陌生，以及欧洲的精神上的一统日益减少。
我们下面就是要以这几点为对象作一番探讨。
[1] 选自《舍勒全集》卷五。——编注
[2] 参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二部分。
[3] 茨温利（1481—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他否认罗马教廷的权威，反对出售赦罪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译注
[4] 鲍姆加登（1714—1762），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美学”一词的创造者。——译注
[5] 参见拙文《道德建构中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