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未来[1]
罗悌伦译 刘小枫校
[1] 选自《舍勒全集》卷三。——编注
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源于特定的生物心理类型的人（即资产者）的目的设定和价值评价，并由其传统传承。若我们与桑巴特共有的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根据无因则无果的原理，根据只有通过原因的变化（取消）才能指望效果的变化（取消）这一同样有效的原理，资本主义的没落同样也只有在这种类型之人失掉他们的法统之际才可指望；换言之，要么，在资产者的自身天性和在内在发展趋向中埋有其彻底灭亡的根芽，要么，他们的精神气质至少被另一不同类型的人的精神气质所取代，从而失去自己的法统。
由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取得了成果，这一问题便必然会提出来；据此，便已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在现存经济财产的私有制、生产—分配制发生某种变化（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所要求和期望的）之后会告消失。无论是想通过革命一次性了结，还是想通过遵循所谓现代经济生活内在固有的方向法则（成为大企业的倾向、资本日益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等等）而推行的演变逐渐使资本主义消亡，都不可能（况且，这种所谓发展的方向法则对于农业而言并不存在，在农业上，小企业同大企业相比，具有一种基于植物种植结构和牲畜养殖之本质的、持久性的经济优势，这些是不可动摇的国民经济学的事实）。这种解释问题之方式之所以行不通；原因有二：首先，这种方法想把经济乃至工业这个制度部分从资本主义文化制度的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并指望从先改变经济制度达到整体上也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改变（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其次，这种方法基于一种误识，以为市民类型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后果现象（而非相反，如我们所主张，这一秩序才是“市民精神”的结果）。倘若如此，那么，从另一方面讲，只有当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其法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本身才有可能，这一点便清楚了。
但是，只要“无产者”的阶级精神至少作为“无产者”（即作为一种通过财产利益联合起来的统一体）之精神，仍是一种共同态度，这种精神本身就只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精神气质的一种特定变种，因为这种共同态度是按在资产者—国家和资产者—社会中特别的受压迫地位和处境来衡量的。因而，通过作为经济上的阶级单位之无产者单纯数量上的增长，通过与此相应的无产者的政治权力地位和法律地位的增强，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是绝对不可指望的。只要市民的精神气质还在浸润各种斗争单位，而这些斗争单位只是在反对占有财产又掌握权力的少数人上结成的经济利益统一体和对立体，它们总是在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活动空间的内部（而非其外）形成，那么，任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无论是革命—工团主义的方式还是演变—议会式的方式或旧工联式的方式，都无法实现任何重大成就的许诺。即使工联变得如旧英国工联那般壮大和强力，那么，正如工联史所表明的，工联本身整个充满了资产者的精神。倘若工联依旧又小又穷，如大多数法国工联那样，那么，尽管有无数工团主义的前仆后继行为，它们最终收效甚微。
不断扩展的社会政策和保险政策出于占法统地位的少数人的念头；在这种政策的意义上，要由自发的国家干预来消除或仅只减弱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严格说来同样难有什么指望；或者，倘若社会政策和保险政策竟是出于道德的或宗教的布道和劝诫，它们试图对一种向社会政策表示友好的思想施加影响，那就更不用指望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贬低这一努力方向在资本主义的秩序和时代的内部所取得的成绩，更不是因为我认为：伴随社会政策的立法而出现的令人不快的现象（自我责任感减弱，对国家的依赖与日俱增，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创作厌倦和生活厌倦，无止境的生产活动的官僚化因难以计数的决议而过度加重执行立法任务的政府机构的负担，保险病，等等）极为严重，以至于完全掩盖住了它们的长处。我的看法实际上相反；眼光只需稍微敏锐一点，便可看到：我们已经满帆地驶进了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最初阶段；我们不得不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斯宾塞临终前用下述言简意赅的话描述了这一目标的特征：“谁都不能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人都只能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但是，日益上升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敌视自由的方药已然成了唯一还能促进国民福利达于极大值的方药，这一事实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精神法统最糟的后果之一。要求“稳靠”的市民精神的分量上升，压过了积极的经营精神的成分，并且也在企业的官僚化中表现出来；市民精神的这一分量恰是社会政策取得福利成果的先决条件。社会政策和立法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所能做的一切，因而也就不是在改造最终担负并喂养资本主义秩序的那种精神和伦理，而只是一种摆脱那些在这种“精神”的既定法统下仅能并必须表示臣服的广大群众在福利上的巨大悲惨状况和恶劣处境的方式。从而，通过这些措施，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的法统期限与其说是在缩短或被取消，莫如说在延长并加固。其基本动机不过是经济生活基础要有最大值的稳靠而已；这些基本动机在立法的需求中躁动，对经济生活基础之稳靠的需求已取代了有勇气的信仰性的生活态度，我们先前已指出，这恰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力量之一。不过，从阶级利益来看，这些动机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对此，国家只要还想同私人企业和集团企业竞争，那么，在国家本身变成企业主的情况下，国家也就如个别企业主那样受制于经济动机（无限制的赢利追求等）的同一种结构。国家在成为企业主的时候必须变成奴仆——为国营生意及其无限制的增长而服务的奴仆。国家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活动去抗御资本主义精神，相反，它自己必须以此精神来充实自身，自己必须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主”；这样，资本主义精神的法统就换上了堂堂正正的权威外衣。只要国家的社会政策立法还想逾越仅在经济原则的意义上尽可能爱惜劳动力这一目标，那么，对国家而言，由于它自身有了作为“企业主”的天性，就成了办不到的事。正因为如此，下述激进—社会民主的判断从根本上讲才有某种内在的权利：从原则上说，一切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立法都是无能为力的，都只能被看作暂时的替代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不过是在延长资本主义秩序的生命期而已。
在资产者类型及其精神的法统下，国家在结构上的无能为力还由于一种重要的情势得到加强。有些社会圈子和集团并不把社会政策的立法和措施当作群众通过顽强斗争胁迫国家作出让步而取得的，它们不想承认是这么回事，而只将之看作自由而自发的国家干预的产物，其根源纯粹是国家的义务意识力（比如在斯托克[1]影响之前和之中出现的保守派）；这些圈子和集团虽然从生物学和历史角度看天生就不属于资产者类型，却在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受到了这一类型人的“精神”的强烈感染，结果，由于他们，一种自发的社会政策日益显得没有前景。为了维护住自己，他们虽然没有成为作为阶级的资产者的奴仆（这与他们极为恼怒的敌人相反），但毕竟成了资产者精神的奴仆，而且是在与作为阶级的资产者的斗争中成为其精神的奴仆的。由于工业主义的企业主类型（以德国为例，其代表是帝国政党和国家自由主义的右翼）具有的范例作用这一中介，在生活导向和生活习惯方面由于模仿从资产者上升的贵族，由于与金融巨头的联姻和结亲，由于他们作为国家公务员在为国效力之中内在地对充满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的顺应，由于工业在基本财产上不断增长的合并和农业赢利活动在形式上也用资本主义精神来充实自己，那些圈子和集团早已丧失了历史的传统性的支柱，而一个哪怕稍有成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大概都会以此支柱为前提。这些集团的目标日益集中于维护其政治权力和优势地位的残余，具体地说，他们的目的在于让自己早已资本主义化了的意志和精神尽可能单方面不遭抵抗地抵挡其余阶级的“竞争”；相反，果断地抛弃资本主义的意志和精神本身对他们而言几乎再无必要了。[2]以反抗这种倾向为由来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作证的任何企图，在上述事实面前都必然会惨遭失败。那些在今天要为政党保守主义奠定“精神”基础的纨绔子弟们突然发现了优雅风度和没有纹边的硬袖口的价值，并走到接受所谓（并不存在的）“保守的世界观”的田地（他们可笑地想要“制造”这种世界观）。这些纨绔子弟是我们时代可笑之极的现象。
这是些独一无二的集团，他们的生物心理学类型和历史的传统价值让人指望开展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决斗争，但他们自己却用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来充实自己。不过，这种充实只是贯彻最富有意义的、左右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在整个世界史上的全面展开的诸多倾向的一个例子。这种“倾向”在于：欧洲各国人民中的群众和旧下层人的源于怨恨的价值评价体系（我们也可以说：就其本质而言，它们完全是“民主主义的”价值评价）在其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即在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的实现进程中），愈来愈不再是当时实际上的多数和历史的“民主制”的价值评价，而日益成为实际上占法统地位的贵族制及其少数人的价值评价。所以，让我们随时作极为鲜明的区分吧：“民主制的价值评价”、“民主制的伦理”与当时既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民主制；“贵族制的价值评价”（作为价值评价的类别）与总是占法统地位的贵族制。这是价值评价的两种本质类别，它们与人的两种生命力类型相对应！这是两种既存的、实际上的人民层：实际被统治的多数人和实际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如果这一区分严格完成了，那么，下述情形自然就根本还不是例外：一种实际上进行统治的贵族制和少数人日益成为民主制价值评价的载体（部分是通过较少价值的生命力类型上升，进入占法统地位的少数，部分是由于较高价值类型在这一少数中的代表受到该少数的精神的感染）；同样并非例外的是：现存的民主制和多数表明，其自身所具有的民主制的价值评价越来越少。
我们所谓前资本主义精神向资本主义精神的转型，奴隶道德对主人道德的缓慢胜利，其根本性的核心点和跃升点实际上恰恰在于：占法统地位的少数越来越富于民主制的精神气质。因而，这核心点和跃升点绝对没有处于革命和群众运动的环节中。只要现代历史还处在资产者的体验结构的范围内，现代历史就知道这些革命和群众运动是针对那些占法统地位的少数人的。这些运动最为深邃的灵魂不是那仅浮于表面的要“自由和平等”的呼喊，而是寻求一种尊贵的少数的统治。按维塞[3]曾称作“少数法则”的社会学基本法则，统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职能（比如，民主运动内部本身也如此）。米歇尔斯[4]在其论述现代民主内部的《寡头政治倾向》的书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精彩地指出：随着民主运动的膨胀，多数原则在运动内部会日益受损。但是，这种一般法则根本没有触及民主制的或贵族制的价值评价是否满足了这一“少数”。比如，奴隶道德在数百年的市民统治期间取得的内在而深刻的胜利恰恰在于：“穷人”的道德（节俭！致富！少要孩子！顺应！机灵……）实际上成了富人的、占法统地位的少数人的道德。假若这种民主制的道德仍是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道德而并未变成施行统治的“少数”人的道德，就绝谈不上道德中的奴隶起义，谈不上较低价值的价值评价体系对较高价值的价值评价体系的造反了。因为，统治阶层中必然出现的“少数”从来都在决定着何种价值评价体系成为“施行统治的”价值评价体系。伦理学上和生物学上较低的价值评价体系成了施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价值评价体系，这一事实才把“革命”本身变成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恒定的定位类别。国家（作为社会学的现实）在不同的民族中不同程度地成了较低价值生命力类型的统治或该类型之价值评价的统治，这才是一切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背后那内在而悄然的转型中发生的大事。施行统治的少数人充满了高尚精神，“要求革命的权利”才会是无稽之谈；只有在资产者的统治之下，“要求革命的权利”的思想才得以给自己正名。
倘若根本无法指望资本主义精神会因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政策”而彻底没落，那么，照我们的看法，桑巴特在自己书中的最后部分毕竟概略地触及探究资本主义未来这一问题唯一可能的最终解决办法，因为他指出了人口问题对这一探究的意义。但是，在一种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终根源的提法的奇怪矛盾中，桑巴特指望从日趋稳定的出生率下降（有限地除去死亡率）中，从人口增加的下降中出现“巨人的躁动”。假若桑巴特如拉特瑙一样认为，[5]资本主义作为整体是近代之初及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增长的一个后果现象，而非经济动机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后果现象，那么，以为这一原因的作用一旦停止，则资本主义本身也必然削弱，才显得说得通。但是，如桑巴特正确地假定的那样，如果一种特定的生物心理学类型之人的法统构成其真正的根须，那么，这种看法便仍然没有道理。在这种情形下，人口的下降只会导致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缺乏和消费需求缺乏，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的范围产生紧缩而资本主义秩序本身以及支撑这一秩序的“精神”则依然如故。斯拉夫各国人并不或很少受要减少人口增长率这一倾向的影响；由于西欧人口下降，与斯拉夫人在生意上的民族竞争就变得更为困难；这种情形甚至会强有力地增强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恰切地说过，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同柏林的银行经理相比，尽管消耗同样多，甚至更多资本主义精神，每天才挣五至十马克，而柏林银行经理每天挣上千马克，所以，与由资本主义精神引导的生意的效果之减少相比，这种“精神”本身丝毫没有减少。
所以，决定资本主义是持久还是没落的，只能是人口问题的质量方面，而不可能是其数量方面。因而，问题便在于：在质量上的人口运动的实际趋向中，亦即在前述两种生物心理类型的繁衍总数的现时的重新构成之方式中，有没有根据和保障让人指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一类型的人会灭种？
就我们的看法，对这一问题须给予肯定的答复。因为，资产者类型本身的内在法则是：那些使这一类型的人在资本主义秩序中成功地成为企业主、商人等的基本特性（只要这些基本特性存在）必然会具有下述后果：这一类型的人之繁衍减少，从而引起构成资本主义精神天赋的性格论遗传价值的传递减弱。沃尔夫[6]和其他人正确地将不断上升的富裕和孩子数量的减少（这绝非普遍的历史现象，比如，在中国人那里刚好相反，在德国贵族阶层这一情形也不存在，等等）这两种特别的平行现象回溯到同一个原因，即追溯到心理上的对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态度之不断增长的心计。正是这种心计才同时导致了经济增长和生殖意志之减弱，而且结果使更有心计的成员的孩子数目下降。但是，根据上述情况，这种心计的天资本身无疑是一种遗传价值，并且与较低价值的生命力类型相关。因而，由于心计类型的繁衍日益微弱，这一“天资”便日益消损，这样一来，作为类型的这一类人也日渐减少。与这种“担惊受怕”、“有心计的”类型相对的，是“满怀信仰”、“对生命力充满信赖”、“有胆略的”类型。我所说的“满怀信仰”，并非指正统教会信仰的信徒。我指的是一种确定的在此作为单位来谈的生命力类型（Vitaltypus），这一类型从不可能与某一确定的现实的、历史社会吻合，就是说，这一类型处于一切类别和形式的社群之中——自然，程度上有相当差别。在具有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民众阶层（其中领先的又是天主教的民众）之中并没有出现如在无信仰的民众阶层中那样的出生率下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相对具有非资本主义精神的正是这些阶层，这也是事实。这清楚地而充分地证明了所谓的“天主教徒的落后”（自然只是在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价值相比较情况下的“落后”）。但是，教会信仰阶层并不如教会党派所乐于按教派构想的那样，将这一优势归功于他们信仰的特殊内容或“要儿孙满堂、多子多福”这一道德信条的吸引力，或者归功于听从忏悔神父反对避孕手段的斗争等。相反，这些阶层应归功于：正统信徒的核心阶层属于信仰的充分信赖的生活态度占优势的生命力类型；这种生活态度使得他们依旧保留教会信仰，具有这种有利于繁衍的“道德”。另一方面，这一内在关联又导致如下结果，天主教会中所有还能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的世界观因素则由于其信徒相对的人口增长而可望不断取得胜利。
就逐渐清除资产者类型而言，有一项再明显不过的标志，即台尔哈伯博士（F.A.Teilhaber）最后指出的德国犹太人灭种的事实，不过，这是指他们在资本主义内赢得了领导地位，同时又跨出了犹太家庭传统的神秘莫测的保护环境。今天，更为勇敢的、贵族的犹太复国主义以最为内在的维持伟大而天才的民族之生存价值的权利断然提出另一种类型来与上述犹太人类型对抗，并直接威逼他们的荣誉和良心（这种逼迫常常是血腥地，然而又是合法地进行的）；于是，悲剧性的命运便首先在时间上，随之在少数人身上发生；这是那种会在资产者类型身上发生的命运，即正当他们不断获得资本主义权力，取得一个个经济胜利之际，他们便与自己的遗传天资一起走向灭亡，落到不断被扫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这种要将担负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一类型的人清除的倾向保持着自己左右局势的力量，尽管情形极其复杂；复杂的原因可能是：社会下层涌向财产和优裕生活的阶梯中已然空出的位置（以及斯拉夫犹太群众和斯拉夫劳力的上涌），于是借工业工人阶层中人口下降之机涌向企业主。因为，所有这些往上蜂拥的群众同时都是在不断削弱资本主义精神的担负者。人口变动在质量上的基本倾向并不在于：只是资本主义的领导阶层才在日益被消除！这些“阶层”本来就可能被任意取代。因而，这对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大概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基本倾向毋宁说在于：作为遗传价值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天资”，陷入被日益清除之境，因而，作为这一精神的载体的那一类型人之遗传价值亦如此。
只是在这里，我们才看见“巨人的躁动”的最后保障。目前显示出来的相同的无数特殊现象都源于上述事实。所有伦理的、政治的、能加速那种躁动过程的应然定向（Sollensorientierung）只能在这一摆脱了我们意识性意志的必然过程的范围内才有其意义。
在当前的生活中，这些现象不胜枚举。不仅有桑巴特恰切地指出的企业的内在官僚化，有随之而产生的“私人雇员”这一新阶层的产生，而且还有企业主自以为是国民经济工作的指导和领袖（我几乎想说是商品周转和商品生产的最高督察官）的态度，均属经济生活内部的此类现象。由于财富数值对可能的享受能力的失调，以及对直至子子孙孙的家庭网系的失调，产生了对单纯财富感到羞耻感甚至厌恶这种反穷奢极欲生活的感觉；这种羞耻感、厌恶感在经济生活的主导阶层中日益蔓生。在此，应该说，拉特瑙[7]的态度和思想不仅具有一种个性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更显得前途远大的，是当今在经济生活外部进行的所有运动，它们强行用正确的尺度去衡量经济生活在人生中的全部意义。在这些运动中，新类型的人首先抬起头来，尽管还十分胆怯；这是受到资本主义时代压制的类型。
今天，与我们先辈们的忧虑不同，我们极为深切的忧虑首先指向了一个新方向。父辈的忧虑是对社会经济学的贫富对立的忧虑；这种对立在开始调和（虽然缓慢，然而切实）；我们的忧虑日益强烈地转向生命力的问题，民族和种族的身心健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肺病开始显得比现存的贫困更糟糕。住房问题和城郊住宅的设置即使对居民中不太富裕的那部分人而言也获得了意义：不仅又有了经济财产差别的附属功能这一意义，而且，它们被作成单独的问题——有关健康和自然生活方式的问题而获得了意义。
青年运动的方式形形色色：游子会、[8]求索会、[9]德意志青年联盟。[10]这些形形色色的青年运动的方式有：对自然和体育的新的热爱，对纯头脑教育和唯智力论的有增无减的蔑视，已表露无遗的更细致、更笔挺的举止，遏制任何浪漫和幻想（在其先辈那里，这些浪漫和幻想一旦出现便往往立即产生最肤浅的平庸）以利于一种勇敢的、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对政治的兴趣大大超过先辈们对社会经济的兴趣，更严肃、更自由地探索宗教问题（这对他们也许会是“当海克尔[11]还是当奥斯特瓦尔德？[12]”这种问题），还有**理想的转变（与传统、保守、父母双亲和其他权威相对立，**变得更加自由，但同时又与自己的良心有更密切关联），这些都是一种强烈转型的发端，这种转型有指望成为将来受命引导社会事务的那种类型的人之转型。新青年的这些特征不仅在德国才有。比如，在法国，见多识广的观察家就谈到类似的转型，大学生反对在咬文嚼字的实证主义中变得干巴巴的巴黎大学的运动已有成效。在青年们正在成长着的世界观中，怀疑论、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在自己的自我中钻牛角尖等现象已然消退；精神成熟已表现为以直接体验、直接接触事物本身为旨向，以锤炼行为能力和性格的绝对识见为旨向，以对世界和强劲的进步感情洋溢的献身为旨向。这些转变之所以在唤起人们的希望，正是因为它们并未局限于一定的社会阶级或政党，而是将其新精神灌注到所有的阶级中去了。倘若在克服资本主义时涉及的是将某一类型的人及其理想逐出法统，那么，就只可指望从这类转变中、而非从某一“阶级”或“政党”的胜利中获得某种本质东西。
除“新青年”的出现外，反资本主义的运动首先表现在把握**选择和性道德问题的那种新的严肃态度。资本主义的根源之一，从历史上看，是生命力的高贵类型与庸俗类型的无选择结合，这种结合或是出于实用考虑，或是出于纯粹肉感刺激的兴趣。随着旧的“门第婚姻”受到排挤，随着阶级婚姻和金钱婚姻在从交际花到街头娼妓等一切可能的社会形式中寄生虫般大肆蔓延，“小妞们”的奢侈需求和奢侈趣味已在性选择方式的血缘败坏之外强烈地加速和促进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此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纪实手法作了描述。无选择的性感与生意精神相辅相成；金钱婚姻与红院青楼也如此。两者都在不断重新制造资本主义伦理，作为人之类型的“资产者”便是这种伦理的载体。“生意”让“资产者”有时间去快速而及时地满足自己的性欲之情，而不是去寻求爱情。奢侈和精美理当代替那更为深切的、由忠诚带来的快乐。当前，欧洲的**运动的锋芒所指，是突破这种铁一般的内在关系。这种运动从上下两个方面发动，无论哪方面都与先辈的性道德相矛盾。这一运动在形式上的无婚和有婚关系中区分“好”与“坏”、像样与不像样，认为爱情之选择是严肃的、有责任的，并主张不依赖于市民的生意道德和快乐道德（无论这种道德是由基督教还是无神论来修饰）的性自由。但是，这一运动（就其内在核心而言）也厌弃“市民”的那种模棱两可、将整个世界观打扮得很花哨的沙龙微笑或餐桌微笑，如果话题涉及“性”的话，不单是极为厌弃，而且感到极为无聊，因为“性”不再是“性”而已，而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人应正视并考验人的事。人们厌弃那些在亲爱的父辈们的幻想中扮演过重大角色的小妞们的蹦跳和歌唱，对婚姻破裂的喜剧和类似的“小谐剧”不感兴趣。对决定下一代人质量组成的因素的讨论取代了“生意问题”或者小“玩笑”。亲爱的父辈们在伦德曼进行新的交易时额上露出的严峻皱纹在这些问题面前反而降格成了“小玩笑”，因为这些问题不是证券交易一类事可比的，它是更为事关重大的问题：我可以并应该与什么样的女人结合！
从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喘口气，这是人们在精神文化活动与赢利奋求的社会之内在关系局面中可以清楚感受到的。精神运动的领袖们在从内容上阐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时总是一致的：无论有没有计算的“主体”，世界和心灵都绝不是复杂的机器；近代哲学的世界图景之核心只是合资产阶级经营活动目的的蓝图。在他们眼里，世界拥有无穷的质量和活性，对于那些敢于超逾市民的实用目的虔诚、恭顺地献身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会使他们年青的眼睛闪出惊奇的光彩。但从社会学方面看，作家、艺术家、学者都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对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他们在材料选择、风格、表现形式以及思维和观察的方法上（无论是追随市民类型的趣味和态度，或是与之抵触，都有一种不小的依赖性）都屈从于市民趣味。因为，他们生活在市民圈子中，受其供养，或者，他们处于由资产阶级类型所掌握的国家文化机构内部。他们逐渐顺从地认识到：精神和良心绝没有那么强大和自由，他们只得以某种方式（如果悄悄地、下意识地，就会更糟）哑然屈从于供养着他们身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脚下。于是，更勇敢的人便引出下述结论：公理一：作为精神文化的某一作品的生产者，我欠经济社会的若少，则经济社会欠我所创作出的东西也少。公理二：由于我不以我的创作生产为生，而我是这一经济社会的成员，所以，我有义务以一种与我的文化活动并行的方式名正言顺地养活自己。
我很清楚，从技术上贯彻这两条“公理”的方式虽五花八门，但要么还很少有人践行，要么还没有开发出来（在别处，我会再来谈这事的技术方面）。不过，我知道，这些公理在从事文化活动的青年们心中已火一般燃烧起来，它将炼就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在社会环境尚远不如今天这般有利的时代，盖奥尔格[13]及其圈子最先出示了令人惊讶的伦理典范，它断绝了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如今，我们与盖奥尔格圈子相距甚远，在此不谈论他的艺术）。当前，在艺术和学术中一系列类似的、由带强烈个人色彩的精神性基本态度联合起来的团体形态已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正在其中悄然生长。这些团体必然会长期与正式的、官方的、献身于培育资本主义精神文化的机构保持距离（无论它们与从属于这种机构的个人关系有多好），直至这些团体也可以用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去侵蚀他们。这种类别的无党派的少数派断然拒绝当今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拒绝作为“反衬”而必然从属于官式文化群氓的群众界和新闻界的支配范畴；就真正克服作为文化制度的资本主义而言，只能指望这种少数派，而不可能指望在某些政党和利益团体之形成中发生的一切斗争。因为，所有这些斗争都被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围浸着，而且，它们相互斗殴越野蛮，就越不可能对它们有所指望！
倘若我们没有弄错，所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也已开始碰到自己的内在边界。这场进军不久前还使得袖手旁观者不识时务，他们要带我们去地球的背面，摆出一副“环视”的样子，似乎那里还有一块尚未被资产者群氓弄脏的干净土地。巴尔干半岛诸国、土耳其、埃及、伊朗，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等国中的某些阶层今天正竭尽全力去掌握欧洲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去掌握相应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经商方式，因而资本主义机制普遍化看来是近在咫尺了；然而，尽管如此，近些年来这些民族的更为高贵的代表们已知道，这种错误的所谓“欧化”只能触及心灵和生命的皮毛，对与种族相应的、出自民族自身历史的精神性基本态度（在宗教、伦理、艺术中一切属于生命意义的东西）却依旧毫未触及。当那必不可少的机制化过程完成几分之后、当由这一过程提供的全球各民族的外在文明联系完成几分之后，就会期待精神性基本态度去完成属于自身的新任务[14]。这些国家中的佼佼者还知道：西欧作为信使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自己最后的光束带给这些国家，而这一精神之根，就是说，在西欧的中心本身，这一“精神”正在慢慢衰亡。这些国家中都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他们带着讽刺的微笑瞧着本土市民群众的欧化狂热劲儿，因为他们知道，正当自己国家的群众将为胜利、为自己的国家与欧洲一样实现了文明而欢呼时，朝他们迎面走来的“旧的”欧洲此时却正在垮下去，正将让位给一个新的、更高贵的欧洲。真正“年青的欧洲”其时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现在，只还有南美国家的“有教养之士”，以及一些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还相信：现代科学的进步（比如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将为他们解答形而上学问题，解答本土宗教所回答的那些问题。这些“有教养之士”相信我们欧洲的群众目前还相信的东西，相信我们先辈中受过教育的人大约一个世纪前所相信的东西。将只有澳洲黑人还相信这类事物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1] 可能指德国新教神学家、政治家斯托克（Adolf Stocker，1835—1909）；他是德国“基督教社会工人党”（后更名为“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建人。——译注
[2] 这在1914年2月，即早在战前就已经写出来了。——原注
[3] 维塞（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奥地利经济学家）的重要阐述请见其《权与法》一书（1910）。
[4] 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以提出“寡头政治铁的法则”闻名；文中所提之书全称为《政党：现代民主制的寡头政治倾向之社会学研究》。——译注
[5] 参见拉特瑙：《对时代的批判》。
[6] 参见沃尔夫（J.Wolf）：《当代的出生率下降和**的合理化》，（耶拿，1912）。
[7] 请参见拉特瑙的《时代的批判》和《精神的机理》（柏林，1913）。
[8] 游子会（Wandervogel），柏林斯太格里茨区的中学生约于1895年建立的组织，他们常喜欢出外漫游。
[9] 求索会（Pfadfinder），该组织内部级别森严，与军队组织类似，其目的在于进行普遍的教育。
[10] 德意志青年联盟（der Deutsche Jugendbund），德国青年运动的组织之一。
[11] 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
[12] 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853—1932），德国化学家和哲学家，曾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
[13] 盖奥尔格（Stephan George），德国象征派诗人，本世纪初一个在德国广有影响的文人学者圈子的领袖，被韦伯视为鬼魅人物。
[14] 请参见拙著《战争天才与德意志战争》中《欧洲的休戚与共》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