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当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1]太炎的话提示着一种“时势造英雄”的含义：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而类似新文化运动那样新旧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时，显然还要冲去一些“旧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论，他的学养和“历史”知识，当世可说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当胡适在五四前后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时，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实仍在壮年，但在民国后的思想界已基本处于较边缘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两者重心的时代，像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道治二统的分离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疏离，正是历史知识绝不逊于曾国藩的章太炎就连在道统中也不能久居“中间主干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适这一辈对章太炎等人的退居边缘也起过直接的作用。胡适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其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认为章的《国故论衡》足以“成一家言”，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七八部书之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他同时宣布，“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而章太炎正是代表“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近代中国，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对章捧得虽高，封杀得也不留丝毫余地。在他笔下，颇有“成绩”的章太炎终因其“反背时势”而不能脱“失败”的结局。[2]

这样，知识分子有意无意间也对其自身的边缘化做出了“贡献”。由于尊西崇新已成清季民初的主流，新兴知识分子与遗留的士两者之间如果出现竞争，通常是前者取胜。但当知识分子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也促成了整个读书人的边缘化。士为四民之首意味着士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分子因其浮动性和边缘化却未能完全接替这一社会的领导角色，近代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实明显不如当年的士。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且清季士人心态已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他在1904年对新进士金梁说：“京师人才所萃，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惟学问必求而始得尔。”[3]可知彼时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而主事者竟然以为分开才是正常，士人观念已大转。民国后学生已平民化，蔡元培校长后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4]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权势社群很快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5]这正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6]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更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7]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出现，咸同时期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也就是说，这条路对没有转为绅的官吏是不通的。太平天国时期军事行动的飘忽无常以及一些团练的官方化，使得官府在所谓地方公事方面也不得不经常依靠绅士的配合。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渐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8]

在科举制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更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9]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杨氏虽是留学生，显然仍存传统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思出其位”这一新现象颇不满。但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与当时新兴的社会行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相关：民国以来，“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朝打电，暮打电；电文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电报外未尝有所行。”这已渐成一种职业：“更有一种新人，吃一种新饭，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专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伎能，但其毕生所有之伎能，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一曰能演说，声音嘹亮；二曰能拟电稿，文理条畅；三曰能算票数，若干人得若干张；四曰能广告，使大名出现于报章。”[10]

他进而分析说：“吃会饭者，分为二类：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会饭者，即议员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为民派。此其会名，虽千变万化，随时势为转移，然其会中人物，万变而不离其宗。”这些人“终日仆仆，可谓忙矣，然未尝成一事。仅为电报局推广营业，为报纸扩充篇幅”。故“开会之消磨人才，与科举等”；同样，“集会结社之长，等于终南之捷径”。杨氏虽意在挖苦，却无意中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开会既与科举类，则此“终南之捷径”即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一种新途径，亦与科举等，正体现出社会的新变化。这大约是后来“开会文化”的滥觞，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确保了“吃会饭者”的存在与发展。

这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参与意识的增强最为明显，故“民国以来，有两机关最忙：一曰电报局，一曰商会。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以前商人见面，皆说本行之事。如今则“身为商人，偏喜谈官场之事；身为洁白之商人，偏欲干预官场龌龊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为之挽留、为之拒绝”；官职之设废，“商人出而建议、出而攻击”。与新社会行为伴随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的价值观念：“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传者，广告也，市道也。商贾谓之广告，不商不贾而登广告，谓之宣传。”[11]

如果杨氏所说的宣传与广告的关系可确立，则商人的参与政治恰给民国政治行为打上了他们特殊的烙印。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是民国社会（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开会发电报等新行为可以成为一些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凭借，尤其具有提示意义。从杨氏充满挖苦的口吻中不难看出科举制废除后原来与读书人关系最紧密的政治现在却成为一些商人的兴趣所在，且至少部分为商人所盘踞；而逐渐开始退居社会边缘的读书人对此不仅感到不习惯，更甚不满意。

四民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组合，士的消失与其他三民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商人与军人等传统边缘社群的兴起只是“正统衰落、异军突起”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上的部分体现，与此同步的还可见一些居于各民之间的新边缘社群的出现。同时，伴随这些社会变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迄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即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都逐步呈现非常规化。比商人和军人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规的，是“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科举制刚废除时，刘大鹏已经注意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的现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问题。[12]约二十年后，杨荫杭发现当时的情形已更严重：“有土而不能农，有巧而不能工，有货而不能商。”鲁迅在1907年已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杨氏更发现“人民无事可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游民流为地棍，地棍选为议员，议员兼为地棍。”[13]既存社会结构已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整个社会遂渐呈乱象。

科举制本具有“通上下”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持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人员的流通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概言之，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新教育体制下，大学（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其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

据章太炎所见，因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近代城乡之别也始于兴学堂。盖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他在湖北设学校，“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而他省效之。太炎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14]

可知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而太炎最敏锐最深入的观察，则是我曾引述过的“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更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15]作为教育改革的产物，“智识阶级”不仅自成一个社群，并成为一种象征，反映出近代空间格局的转变，以及相应的从资源分配到社会心理的转移，也代表了一种因应此类转变的群体人为选择，隐喻着全方位的城乡文化差异。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对应的措施。

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既然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返乡，乡绅的社会来源遂逐渐改变。乡绅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意味着道义的约束日减，而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鹏在1926年注意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真“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16]

一般而言，民初中国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别厉害。然而中国乡村本不怎么互通，经济剥削和社会压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离县城远也是一种边远）地区，或出现非常规势力的地区（如大军阀的家乡），不讲规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确存在剥削或压制特重的事例。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待遇上被逼向边缘者必众。

有些地方的民间社会自有其制衡约束的体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兼职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参加红军的却不多。但在民间社会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正所谓革命的温床。即杨荫杭看到的“不逞者乌合，即可揭神圣之旗”。[17]在这些地方，闹革命（革命而曰“闹”，尤具启发性）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行为一样，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18]他观察到的20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已处边缘，且学人中复有“学客”（详后）。这一片乱象的症结恰在于章太炎所看到的中国已无社会重心这一问题。

杨氏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但当时“民意既弃如弁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杨氏的方案是“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基础”，[19]但那显然只能是一种美好而遥远的理想，在这样的中心势力未能造成之前，失去的社会重心总要有人来填补。剔去营棍、土棍、商客、学客等在杨氏眼中的贬义，他们无非体现出一些新兴社群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愿望和实际的努力。在众多边缘社群中，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既有参与意识也最有竞争力的一个。

[1] 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重印于《历史知识》，1984年1期，44页；《救学弊论》，见《章太炎全集》（五），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47～15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3] 金梁：《光宣小记》，见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28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4] 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9月20日），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3），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沃丘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136页，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

[6] 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7] 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这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

[8]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9] 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420～42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10] 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6、28日《申报》），530、532～533页。

[11]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申报》），49、564页。

[1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55、157页。

[13]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898页；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46页。

[14] 章太炎：《救学弊论》，100页。

[15] 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336页。

[17]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898页。

[18]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报》），414页。

[19]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1月30日《申报》），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