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与这一社会变动过程相伴随的，是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的制度改革进程。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我在前面关于刘大鹏一文中引述过，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应乡试，本不合科场程式，依例应不取；却因能用“最新天文家言”解《中庸》文字，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而以第六名中式。[1]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会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主动运用其功能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2]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3]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4]湖南举人皮锡瑞即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刻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5]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6]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应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7]

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合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8]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9]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复旧并非不可能，社会上也确实存在如此估算之人。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士为四民之首”，本多受社会供养，但那是总体言之。对个体读书人而言，自己能够谋生是必要的基础。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从耕读到政教的传统之路已不通，意味着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的整体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满足众多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之人，社会动**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10]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11]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12]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

真要广泛推行新学，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13]改策论已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禁阅新报、禁谈自由。”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14]

在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在1903年时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梁启超认为这是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15]

教员如此，学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16]

如果说叶德辉是因守旧而多见新学之不足，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新派人物严复也赞同此看法，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17]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其实严复所在的水师学堂还算条件较好者，前引“陆师学生派充师范”这一现象表明，晚清走强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军事学校因所学科目较新而办学认真，渐成为清季新学人才的重要甚而是主要来源。我们只要看从严复到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军校学生，就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新学”角度言，陆师学生任教习是远比八股专家更合格的。不过，军校毕业生本身也有限，短时间内仍不符当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竞开学堂的大趋势。

当时的论者即以为，以“举贡编修、八股名家”这样的“老朽无学之人”来教书，只能误人子弟。其实这里所谓的“无学”，是指无西学。若以其授西学，大约真会误人子弟。但如果他们只传授旧学，结果又如何呢？而且，当时留学生的西学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认知的那样高呢？少年胡适所受教育之新与旧，很能给我们一些其所处时代的启示。

胡适在家乡安徽绩溪上庄受过九年传统的私塾教育，转入上海的新学堂梅溪学堂，六个星期后即因能纠正老师的“国学”错误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后来到更有名的澄衷学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靠着国文的优势，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学之上，两年后考入号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中国公学，同学皆为因抗议而返国的留日学生，但胡适在学校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学也“毫不费力”，反而将功夫用在学作旧诗和写白话文章之上。[18]

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上海新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但他的“国学”，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他对“经义”，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他的功夫也相当差。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但上海学堂的“新学”水准，则还是相当不错的。胡适在中国公学竟然以英文和算学见长，可见那时许多留学生，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至少从日本回来的许多留学生在“新学”方面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学校的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恰多是在各地新学堂受过训练者，则同为新学堂，其间的差距也可以相当大。

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教育最讲究的“读书写字”的基本功已较前薄弱。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的乡间还基本存在。而胡适正靠着乡间“国文”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学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他就能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胡适的经历同时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早期留学生多边缘人物而少“良家子弟”，到科举改革时，留学已渐成学子的上选。严复在1902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19]胡适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就曾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这种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民国“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许多人愿领此赏，就最说明问题）。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他注意到：今日“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那时一旦得一本科学位归，即被“尊之如帝天”。世风的转变是极为明显的。

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提示着近代中国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大变，即四民之首的“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和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士”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成为历史，而四民社会的解体本身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造因之一，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

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传统的士作为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如刘大鹏所言：士“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20]榜样与追随者的社会分工能够为双方接受并维持，各社会群体间就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双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新观念的引入，传统的社会分工遭到质疑，过去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现在却需要论证了。林白水在1904年时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21]以是否读书分上下流，本是传统的观念，但必须加以强调，则是社会已在变动的表征。

“读书人”正是过渡时代的士与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那一两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确有某种困境。由于新学先已成课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当读书人的主体已是知识分子之时，上一代的“遗士”有时也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覆盖。反过来，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行为上，也处处可见士的余荫。

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

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心”，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不问世事（这恐怕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愿意”的。[22]

当然，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既议政又做官），多少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即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居读书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启超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像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甚而有时不问政治，都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这一点最为对章、梁具同情态度（不是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视，他们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识分子心态去解读传统士人，以为章、梁晚年专意讲学是已由政治活动中“觉悟”出来，故投入更长远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对其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政治，每表示惋惜。[23]须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固定认知，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其出现“肮脏黑暗”的现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对他们来说，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

所以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都多少存点耽误了学术功夫的遗憾。而章、梁等虽也常常被迫回归学术，却是作为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那种“待时而起”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总是又议政又参政，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24]

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儿女的一封信，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盖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专做学问。梁启超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25]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那时就在直接参政。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26]梁、丁、胡三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正可见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心态转变的痕迹。

简言之，清季民初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民初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意识要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民初知识分子的许多行为在当时即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来也充满“矛盾”的一个根本因素。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

[1] 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19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 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载《湘学新报》，台湾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册，47～48页；李肖聃：《湘学略》，222～22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 《三湘喜报》，载《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37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5]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6]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

[7] 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8]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9]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0] 这方面许多相关史实可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11] 章太炎致谭献，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2] 侯生：《哀江南》，载《江苏》，一（1903年4月），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5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3] 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十八日、闰三月三日、四日、六日、十一日。

[14] 侯生：《哀江南》，537页。

[15] 《与同志书》、《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载《游学译编》，七（1903年5月）、六（1903年4月），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396、385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63～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见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版，7页。

[17] 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见《严复集》，第3册，6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本段及下四段，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51～7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9] 严复：《论教育书》，载《外交报》（1902），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113页。

[2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69页。

[21] 林懈：《论合群》，载《中国白话报》，1904，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909页。

[22] “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见《鲁迅全集》，第3卷，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 陈寅恪就注意到：论者每惜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其实，“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参与政治，乃“势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已之故”（《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见《寒柳堂集》，1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自称思想滞留在曾国藩、张之洞之间的陈寅恪，对梁启超确有“了解之同情”。

[24] 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载《历史研究》1997年6期。

[25] 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1927年5月5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