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思路

任何一种思想与发明，均不可能无端产生，必然是建立在现有一定的文明基础之上。在以往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学术上任何点滴的进步，都与前人的积累和启发有关。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全面清晰地掌握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激发研究者创新灵感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本研究展开之前，对本书问题意识的渊源及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做一清晰的总结，以明确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创新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应该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既有学术规范或简单地与国际学术接轨，更为重要的是欲借此明确自己的创新要求和思路，以及通过与前人的对话，激发自己的思维，促使自己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瘟疫研究是一个直接关乎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课题，不过，本书实际关心的，仍是清代社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明清社会发展问题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明清社会的腐朽、停滞，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众多老师和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可能这也是当前社会最为普遍的认识。不过在国际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认识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48]，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学界对这一认识的反动。80年代末，日本的沟口雄三出版了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冲击—反应”模式等方面与柯著旨趣大体一致的学术评述性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49]，他们的这一反动引起广泛的响应，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理念探讨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论著[50]，这些成果基本表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出现了相当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与源泉。在国内，虽然“明清社会停滞”依然是史学界主流性的认识，但近年来，批判性研究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众多学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理念指导下所做的大量实证性研究已经部分揭示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面相。[5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总体上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52]，一些学者以新的视角对旧有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了明清时期的一些现代化因素。[53]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则明确对“明清停滞论”展开了批判。比如李伯重在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研究的近著中，全面地否定了“清代停滞”之说。他指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因此说‘清代江南农业停滞’，显然不符合事实。”[54]同时，有些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内在变迁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明清社会发展轨迹，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自身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共同结果。[55]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对明清社会的学习和研究越深入，对这一概念性认识的怀疑也越强烈。应该说，这种停滞的观念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下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受尽屈辱，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落后，给国人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与愤慨，无疑促使研究者长期以来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何以没能取得欧洲般的发展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的钩沉和检视，因此也比较顺理成章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尽管这种以今推古“事后诸葛亮”式探讨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事实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追问“历史为什么没有这样”。即使认为追问是必要的，也应该首先弄清楚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见，建立在没有证实或已经证实不够准确的假设前提下的因果分析，会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逻辑论证愈严密，理论建构愈完备，离历史的实际愈遥远。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空对空”的论争，不如将历史的开端当作“开端”来研究，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来看看中国近世历史实际的发展情况。由此可见，目前业已展开的对近世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实证性研究对进一步审视和清理“明清社会停滞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

“明清社会停滞论”显然与西方文化霸权有关，实际上，对这一认识的反省也是随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动摇而出现的。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其标准都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完全西方式的。事实上，今天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新审视也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的。不过，若更进一步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的特质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化？这样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扬弃日益为人们所怀疑的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关键之所在。对此，目前史学界虽不无认识，但大多数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表明明清社会的发展或明清社会存在的现代化（近代化）因素上，或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近代化是如何在传统因素和西方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56]，面对这一问题还很少有人正面地提出并回答。[57]因此，本书选择江南这样一个引领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潮流的地区的瘟疫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意欲从疾病医疗这一过去少有人注意的独特视角梳理中国近世独特的社会变迁脉络，而且还希望更进一步地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特质表明自己的初步认识。

（二）明清以来中国“公”的领域的兴起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官僚政治体制的国家，而且自明代以降，特别是在江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通过科举产生的官僚后备人才的快速增加，一个由乡绅领导的地方乡贤力量开始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对瘟疫的反应，必然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此外，还会涉及朝廷、地方官府、社会团体等。大体说来，这些反应可分成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现代一般将它们对应为国家和社会。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市民社会研究，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学术热点。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刺激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将市民社会的存在和扩展形成的对国家的对抗视为众多所谓专制国家实现西方民主政体的有效途径[58]，更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升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史学者就在“中国中心观”思潮的影响下，借助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和理论，探讨了近世中国的内在发展道路，对当时影响甚巨的传统中国“静止不变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在“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指引下，试图从国家和社会互动实际上主要是所谓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过去无人关注的视角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轨迹。[59]基于这一学术背景，我们认为，将“国家和社会”这一研究模式引入对瘟疫反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回应当前的相关论争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在对付瘟疫时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在清代的变化与走势。当然，首先应该指出，这里不是将其作为指导模式而是以参照系和论辩对象的角色引入的。

市民社会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它完全是西方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承载着相当丰富的西方社会文化信息。哈贝马斯等人对公共领域发展历程的论述实际上表述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在近代的兴起和形成，以及对这一传统在当代沦丧的批判。[60]由于众多的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由、民主这样的西方价值标准视为普世的近代化标准，因此，在用这一模式指导中国近世历史研究时，也就几乎无一例外地先验地设定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紧张与冲突，并努力去揭示、论证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和社会力量同国家的对抗与冲突，搜寻这种对抗与冲突所隐含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力量，以表明近世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这样的做法显然存在着以中国历史发展强行比附西方历史经验的嫌疑，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61]像魏斐德等人已经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在罗威廉、兰金等人的论著中常常出现的尴尬局面：作者在极力表明社会力量的壮大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却于无意间也透露了国家的强大并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之类的信息。[62]不过现有的批评大都集中于过分扩大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在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社会并不构成对国家真正的对抗等问题上，而很少认识到隐藏其后的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对究竟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缺乏深切的体认。[63]笔者认为，目前运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念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研究之所以屡受指责，关键在于研究者未能从内心深处抛却中国“公”的领域与西方公共领域的对应，真正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去理解“公”的领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而仅仅把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当作一种参照系。那么，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清代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它又在何种意义上指向近代？这些正是本书所欲探究的。而这些探究不仅有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近世社会的特质产生具体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