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概念界说

（一）瘟疫

按现在最一般的解释，瘟疫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6]。而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则解释为：“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7]。以上解释虽在详略与准确程度等方面稍有区别，但在指称其为急性传染病上则基本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所说瘟疫的内涵所在。那么，什么是传染病呢？现代医学[8]一般是这样定义的：“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9]其中，“根据发病的缓急、病程的长短等情况，可以分成急性和慢性两类”[10]。根据卫生部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我国规定管理的急性传染病分为2类25种，甲类有鼠疫、霍乱及副霍乱和天花三种，乙类包括白喉、麻疹、猩红热、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疟疾、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等22种。[11]以上定义表明，寄生虫病也包括在严格意义上的传染病范围之内。江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传播，事实上，从民国以来的情况看，一些重要的寄生虫病，比如日本血吸虫病，曾经在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广泛肆虐，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12]不过由于像日本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基本为慢性传染病，而且在清代的文献中很少有明确的记载，故未将它们包括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

至此，我们完全从现代观念出发，较为明确地界说了本书瘟疫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急性传染病所包含的大概范围。然而，应该指出，清人观念中“瘟疫”与所谓急性传染病虽然相关，却不是完全对应的。而且，对“瘟疫”这一概念本身，时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根据现代医史学家的总结，我国古代关于急性传染病的名称，一般可以归纳为疫、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温疫、温病、伤寒等。[13]不过就管见所及，古代文献中关于疫之类的名称，还远不止这些，较为常见的还有寒疫[14]、杂疫[15]、时疫[16]、时病[17]、疫病[18]、疫痧[19]等。而且也应指出，这些并不都是在逻辑上外延不相及可以并列的概念。其中疫最基本也最为常用[20]，疫气、疫疠、时行、天行、时气、时疫、时病等大致是疫的别名，温疫[21]、寒疫、杂疫和疫痧等则是专指疫中某一类别，而伤寒[22]、温病乃是通指一切外感疾病的集合名词，它们有时也包括一些在当时人看来并不传染而实际上传染性较低的温热病，比如风温、冬温等。[23]疫，《说文解字》解释说：“民皆病也。”司马光《类篇》七下疒部疫下注引《字林》云：“病流行也。”[24]而清人往往解释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有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25]由此可见，疫之本义关注的乃流行而非传染[26]，所以，林富士认为，疫“其实较近似现代西方医学所谓‘流行病’（epidemic）”[27]。不过，从现代预防医学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将主要针对目标由传染病转向未必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这一情况[28]看来，在过去，引起人们注意的流行病基本上应该是传染病。所以，这种区分于实际的意义并不大。

虽然以“疫”来对应现代医学中传染病是相对最为合适的，不过，疫只是一疾病名，而伤寒、温病则不仅表示一类疾病，而且还有“学”的含义，即包括分析诊疗疾疫的内容，且在今日的论著中还各自成了学派。[29]同时，伤寒和温病指的均是外感疾病，与现代传染病学由感受病原体而产生的认识正好相符，所以，现代的医家一般均倾向于把温病或伤寒视为急性传染病的总称[30]，一些温病学教程也往往将温病学直接与传染病学相挂钩。[31]大致说来，在明末以前，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属于伤寒的范畴，而自吴有性的《温疫论》发表以后，疫病的诊疗则又多归入温病的门下。[32]

疫与瘟疫，这在现代人甚至清代一些文人观念中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在当时的医学著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程芝田在《医法心传·温疫原考》中言：

又考疫症多端，有葡萄瘟、捻颈瘟、大头瘟、瓜瓤瘟、杨梅瘟、疙瘩瘟、软脚瘟、绞肠瘟、鸬鸶瘟、龙须瘟、蟹爪瘟、版肠瘟、结肋瘟、蟊刺瘟、地葡瘟、扣颈瘟、哑瘴瘟、手足麻瘟等名，共二十种，而又可（指吴有性）所论瘟疫，特其一耳。至霍乱、泻痢、喉痹、丹毒、眼疾、咳嗽、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冬温，俱能传染，故谓之杂疫。[33]

由此可见，瘟疫只是众多疫症中的一类。除了瘟疫，刘松峰等人认为疫症还包括杂疫和寒疫。

余于疫症，既分三种，曰瘟疫，曰寒疫，曰杂疫，三者具而疫症全矣。[34]

而与此相反，瘟疫与温病这对在今天有着明确区别的概念[35]，在自吴有性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是相互混淆的。吴有性在《温疫论》卷下《正名》中认为温病、瘟疫、温疫三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如果强加分别，“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感”[36]。而乾隆时期杨璇更是明确地指出：

古文并无“瘟”字、“疫”字、“证”字、“症”字，皆后人之变易耳。不可因变易其文，遂以温病瘟疫为两病……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故夏曰热病，而春曰温病也。因其恶厉，故名为疫疬……俗名为瘟疫者，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非两病也。[37]

当然，还应该指出，由于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因此无论是瘟疫还是温病，与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之间的对应都只是相对的、近似的。比如在许多当时的医书中，现代常见的痢疾与疟疾是不属于瘟疫的。我国列为甲类急性传染病的天花（古称痘症），在过去的传统医学中，一般也未被包括在瘟疫或温病中。如在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大型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瘟疫门”不仅未包括痘症，甚至霍乱[38]也另立一门。[39]曹炳章编纂于民国年间的《中国医学大成》“温病”单独成册，而痘和麻疹归入“妇科儿科分册”，白喉和疫喉痧（猩红热）则列入“眼科外科分册”。[40]

由此可见，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以及概念间相互关系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有些在今天看来无甚分别的概念，在历史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相反，有些今天明显有别的概念，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可能被视为一体。像“疫”、“瘟疫”、“温病”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著作中，理解都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运用文献时，应对这种复杂性保有充分的自觉。同时，为了研究的便利，虽然本书将标题中“瘟疫”一词按现代观念明确定义为“急性传染病”，但这并不表明“瘟疫”与“急性传染病”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阅读本书时，有必要注意我们定义的“瘟疫”与文献中实际存在的“瘟疫”概念间的区别。

（二）江南

江南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单位，也是社会文化区域，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41]在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以前，江南是一个省，辖今日安徽、江苏二省之地。[42]不过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中，江南的这一含义已很少有人注意了。在目前众多有关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论著中，对“江南”的理解歧义纷出。李伯重曾概括说：“‘江南地区’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者，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不一而足。”[43]针对这种混乱局面，李伯重根据地理环境、经济联系以及历史渊源等几个因素，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44]。李的这一界定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关注，为一些论著所采纳。[45]虽然，笔者认为李的界定就目前而言较为全面、合理，但江南区域的划定标准都是相对的，具体范围应该在基本认识的指导下，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划定。所以，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本书所指的江南包括李所界定的八府一州以及浙东的绍、甬二府。首先，从自然环境来看，浙东虽不属于太湖水系，但地势低洼、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在水乡泽国这一点上，与浙西和苏南并无二致。而且它与浙西紧密相连，宁绍平原与杭、嘉、湖平原一同被称为浙北平原，是浙江省唯一的平原区。其次，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方面，虽然在历史上，浙东要稍逊于浙西，但它们同为浙江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则无疑义。以人口密度为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绍、甬分别为每平方千米581人和每平方千米370人，在浙江省的十一府中列第二和第五，总体上与杭、嘉、湖三府接近，而远远高于浙江其他各府。[46]就现实而言，宁波、绍兴毫无疑问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在清人的著述中，江南这一概念使用比较随意，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包括浙东，但也不乏包括浙东的例子。[47]最后，由于瘟疫研究总体上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课题，缺乏可供直接借鉴的成果，而且资料相对零散，扩大范围以防资料不足也是当初将绍、甬囊括进来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