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28—1930年皇城城墙的“喘息之机”与“最后一劫”

1928年国都南迁。北京易名北平，作为近代第一个市政府雏形的京都市政公所被正式取消。6月26日，国民党中央任命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直至1929年5月告病为止，何其巩主政北平的近一年期间，拆毁皇墙的提议仍然时有出现[99]，但都被市政府有力否决，为剩下不足3公里的皇墙提供了“喘息之机”。不幸的是，自何其巩卸任后的第5个月起，北面皇墙（主要为图2中的①段）又被拆除了将近1公里[100]，遭受了民国阶段的“最后一劫”。剩余的1.9公里皇墙能够留存至今，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1.在何其巩任期内进行的“北平文化游历区”建设，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政府开始营造“文化北平”提供了一个好的开始[101]；2.民众对皇城城墙价值认识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

1928年6月之前，京都市政公所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且腐败盛行，但依靠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尚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降格为地方城市之后，北平的经济社会状况转向萧条，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显出“人口日减，商业日衰”的局面。[102]北平市民与地方人士反响甚为强烈，凭着觉醒的参政议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积极配合政府一系列“繁荣北平”的规划活动献计献策。[103]从当时的报纸与档案来看，大多数参与者都着意于北平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出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104]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为北平市民朱辉向市政府上呈的《建设北平意见书》，提出将北平建设为“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中心、东方文化表现中心、交通运输中心、陆地实业中心、观光旅游中心和国防中心”等7条，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保存、利用旧建筑物，维护其艺术美观性”。[105]朱辉在关于市政建设的38条建议中，对之前市政公所拆毁城垣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即其无保存价值之旧建筑，若无预定较善之改设计划，须严厉禁止拆改。试观军阀时代，任意拆毁旧紫禁城墙、先农坛围墙，迄未见有预定计划之实行，前车可鉴，故拆改无保存价值之旧建筑，须以有无较善之预定计划为条件。”[106]

市政府对朱辉的意见书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市府秘书第二科科长及秘书对各条意见分别做出签注，何其巩本人在回复的批语中特意指出，“从前军阀时代，重在敛财，可谓毫无意识，现在要重视古迹，不得无故拆卸”。同时，北平日渐增加的西方游客数量也使民众与当局意识到，发展旅游业是“繁荣北平”切实有效的途径。[107]1928年10月起，北平成为河北省省会（直至1930年10月），省政府向全社会征集“繁荣北平市面计划意见书”，曾担任过京兆尹的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将北平建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立刻受到省、市政府的积极响应。[108]

“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在物质层面上最主要的表现，即帝都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建筑遗存，北平的四重城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部分。但是，极力主张拆墙的势力依然存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之前市政公所督办齐耀珊监守自盗、拆卖皇墙的剧情一样，此时的工务局局长华南圭成了“毁墙派”的代表人物。1928年10月，华南圭向市府提议以修砌暗沟的方式整理御河，沿用市政公所的旧办法，拆毁南面的菖蒲河、西长安门皇墙以取砖作为建筑材料。[109]

何其巩立刻否决华南圭的提议。11月4日，市政府发布号令，要求工务局局长华南圭保护皇墙：“整理御河办法一节，现经本府派员查勘覆称，所拟修砌暗沟办法，极为适当，惟拆除红墙一层，不无窒碍等情。查菖蒲河及西长安门等处红墙，建筑壮丽，关系文化，未便拆除。”[110]11月7日，何其巩又表态支持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和卫生局的提议，建立“北平文化游历区”，提出北平城墙作为“古物之荟萃”应得到保护。[111]

华南圭作为北平市政的最高主官，此时依然不愿与何其巩的看法保持一致。11月9日，他再次以皇墙事宜向市府提案，事见当日新闻：“工务局长华南圭，因皇墙红砖黄瓦帝制遗物，不但有惹起帝王思想之危害，且阻碍党国主义之进行，拟改刷青白色以兴青天白日之观感，此事业经市政府批准，惟文物维护会曾有保护红墙主张，尚须一度接洽，即可动工。”[112]

华南圭提议将剩余部分的皇墙一律刷成青白色，理由是“皇墙红砖黄瓦（乃）帝制遗物”。市政府或许是为保持“政治正确性”，居然批准了这一提案；只有由台静农等学者组成的“北平文物维护会”坚决反对，使该计划最终未能实施。[113]

伴随着“北平文化游历区”的规划，市政府开始着力于在全社会进行风气的引导。11月29日，何其巩训令北海委员会整顿北海公园。[114]11月30日，卫戍部下令保存天坛树木，“甚恐将来古迹日就湮没”。[115]12月1日，市政府发布第31号布告，命令军民“一体注意爱护一切古物古迹，不得稍有拆毁”。[116]12月3日，作为对市府“保护古物”令的回应，工务局将内城新辟的两条道路，“改于东西华门南面筒子河沿岸，迂回穿过阙左门、阙右门”，减少对皇城的损害。[117]

1928年年底至1929年年初，北平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保护北京文物古迹的指令和规划，使残存的皇墙得到了有效的保护。1929年5月，何其巩因病不再上班，回到安徽桐城养病，市长一职由张荫梧接任。7月起，北平市工务局再次出现财政困难，许多市政建设和公共工程都陷于停顿。《大公报》对此发表“社评”，感慨即使是张作霖时代的市政公所也要胜于当前的工务局：“近日北平衰落之象日著，其尤显而易见者为道路之败坏，长此放任，殆将回复二十年前之旧观！回念民国三四年间之繁华，固若隔世；即视张作霖时代沈瑞麟任市政督办时，修治东西长安街及王府井大街之举，亦不胜荣瘁异时之感！”[118]

工务局利用北平市捉襟见肘的财政局面与舆论压力，找到了拆毁剩余皇墙的理由。1929年9月，工务局再次向市政府呈文申请，为改善北平环境而继续整修大明濠北段，需使用皇墙城砖作为建筑材料。新任市长张荫梧考虑到市府财政的困难情况，训令工务局尽快招标，“一切工作情形，悉照前市政公所原计划办理”。10月1日，大明濠北段暗沟整修再次开工，工务局与中标单位在工程揽单中注明“本工程所用砖料均系皇墙拆下旧砖”。但是，原市政公所1927年9月库存的城砖就只剩下了170方（见表3），显然不够用，工务局明知此事实，可见已经做好了继续拆用皇墙城砖的准备；仅仅半个月后，10月14日工务局再次向市政府呈文，报告“库存皇城墙砖已经告罄”，为完成工程必须再拆北面地安门以西的皇墙385米，市政府很快批复许可。[119]大明濠工程一直到1930年年底才完成，届时西北角至西安门的皇墙（图2中的①段）被彻底拆除[120]；工务局配合北平道路规划，在拆掉北段城墙基础上开辟了地安门西大街和地安门东大街。至此，民国年间北京皇墙遭受的损毁终于结束。1935年时，汤用彬感慨道：“皇城墙，民国后陆续拆除，今所存者，只天安门左右数十丈，中华门内左右各百余丈耳。”[121]

北平市工务局于1929年10月至1930年年底的拆墙行为，虽然在程度上远不如京都市政公所在1921年至1927年的行为严重，但因为当时社会风气日渐进步，“文化北平”概念深得民众之心，所以给北平市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些人在回忆中误以为皇城城墙全是在这一时间段拆除的，如邓云乡所言：

皇城在三十年代初叶，袁良作市长时，大部都已拆除，但“东、西皇城根”的地名，却保留到现在……当时皇城拆除后，大大便利了东西城的交通，但在西皇城根一带，拆了墙的西面，还留下墙的东面，因为那面是石板房人家的院墙，而这面拆了一片砖后，又未修整，这样便像狗牙一样，差参不齐，难看极了。当时住在西皇城根，面墙而居，天天一出大门，就对着那一大溜破墙，不愉快的印象直到今天还很深。[122]

引文中提到的“西皇城根一带，拆了墙的西面，还留下墙的东面，因为那面是石板房人家的院墙”，其实是1921年6月协成公司拆西面皇墙时“因该墙一带住户与墙相连，请求留用”的一段。[123]

所有皇城城门中，除东安门毁于1912年外，西安门于1950年12月1日毁于偶然火灾，不久即被拆除；1951年为扩宽东、西长安街，原作为天安门拱卫门的“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被拆除[124]；1952年8月，将天安门广场向东、西扩展，同时也为使建国3周年阅兵式车队可以无障碍行驶，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被同时拆除；地安门在1954年11月拆除完毕，部分建筑材料移建天坛北门[125]；1958年8月，中央决议为迎接国庆10周年而大规模扩建天安门广场，次年年初皇城最南端的中华门遭到拆除。[126]清代皇城的9座外城门，只幸存了天安门一座。至此，原先13公里长的皇墙只剩下了1900米的一小段，孤零零地屹立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