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皇城城墙的沿革、范围和长度

明清北京皇墙是在元大都萧墙旧址上修成，在南、北、东三面较旧址稍有拓展。朱偰考证云：“明成祖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元故宫东，去旧宫一里可许，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宣宗宣德七年展紫禁城东面……始奠今日之基，此二城之起源也。”[8]

图1 清代北京四重城示意图

资料来源：所据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90页，北京，文津出版社，2013）“清北京城（二）·乾隆十五年”绘制。

明初南京宫殿与元大都不同，乃是以“宫城”为“皇城”，宫城之外没有外禁垣。洪武十年（1377）改造南京宫殿，将洪武六年修筑的“内城”改为外禁垣，并将宫城与外禁垣一起统称“皇城”。这一称呼上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永乐北京城的营建。弘治《大明会典》时，才正式将北京“宫城”与“皇城”的称呼区分开，并被后来《明史·地理志》等继承，即宫城称“紫禁城”，外禁垣称为“皇城”。[9]皇城西南因有元代大慈恩寺（一说为金代“大庆寿寺”，又名“双塔寺”，建于1186年）[10]，永乐十五年建皇城时将其完整保留下来，“东为灰厂，中有夹道，故皇城西南一角独缺”。[11]朱棣去世后不久，皇墙被局部增筑了两次：1.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失败，御驾亲征的宣宗将其押解回京拘于西苑，后拓展皇墙西垣，在西安门内营造“逍遥城”，将高煦父子囚禁于内；2.宣德七年（1432），“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皇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皇墙于河东”[12]，即上文所引朱偰言“宣宗宣德七年展紫禁城东面”，东移的皇墙将玉河一段隔于皇城之内，于新东垣重建东安门，玉河西旧门址上建东安里门。[13]经过皇墙向南、北、东三面扩展后，紫禁城作为皇城的中心更为突出。清初“定都京师，官邑维旧”，基本上沿用了明代北京城的建筑，只是将位于千步廊南端的“大明门”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北安门”改称“地安门”。[14]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754—1760）重建长安左、右门，增筑两门外围墙，并在两端增设“东、西三座门”，前者位置大约在南池子南口到北御河桥中间、皇史宬东园墙处，后者位置大约在南长街南口，即中南海东园墙与皇城南墙相接的地方。[15]

乾隆年间的整修，仅仅使天安门南侧“拱卫”部分的皇墙长度略有增加。除此之外，从宣德七年至清末，皇墙的边界和范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其北垣与今地安门东、西大街南侧平行，东垣在今东城区皇城根南街与东皇城根北街一线（今皇城根遗址公园处），西垣在今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与西皇城根北街一线，南端至灵境胡同东折至府右街，南垣在今东、西长安街北侧（今中南海、中山公园南墙及天安门东菖蒲河公园南墙所在的一线）。[16]其平面图是一个南北短、东西长的矩形，以天安门的所在位置划分，东面占1/3，西面占2/3，东西两面不对称的原因是西面包括有北海、中海和南海。矩形的西南角缺一块，成一曲尺形，即今天的府右街南段，明代这里叫“小时雍坊”。矩形的南面、天安门前又伸出一个很长的头，即千步廊。[17]

皇墙墙体用明代大城砖砌就，内外墙面抹麻刀灰，刷涂为红色，墙顶上覆黄琉璃瓦，略带收分；墙高明制一丈八尺（约6米），墙基厚六尺五寸（约2米），墙顶厚五尺二寸（约1.73米），断面为梯形。[18]皇墙在形制上远不如内、外城墙与紫禁城城墙，其主要作用是将皇家属地与百姓居所予以划分，军事防御功能次之，所以在建筑形式上皇墙最接近于“墙”的概念。又因其墙体为红色。所以历史文献中多称其为“萧墙”或“红墙”。

但是，在明清文献中，关于皇墙长度的记载却显得较为复杂、混乱。由于皇城和紫禁城的名称区分出现较晚，明代中前期志书如《洪武北平图经》《工部志》《北平府图志》等也大多亡佚[19]。因此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大明会典》中才首次出现对皇墙长度的记载：“周围长三千三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10643米）[20]，清早期的典籍中大多袭用这一数字。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地理志》粗略记载“周十八里有奇”[21]（10368米至10944米之间）；乾隆二十五年成书的《大清会典》记为“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10741米）。[22]乾隆三十四年官修《国朝宫史》首次对皇墙各部分的长度做了详细记载：

皇城外围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10574米），有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又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围墙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1508米）。正南曰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丈（480米），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536米）。各设三座门。[23]

由于是奉敕编纂，且成书时间比整修竣工时间晚了9年，这些数据很可能直接取材于内务府档案，记载翔实且可信度高。但是，自乾隆五十五年刊行《大清一统志》以降，清代官修书籍并未千篇一律采纳《国朝宫史》的说法，而是往往在照录《明史·地理志》“周十八里有奇”一句的同时，又在万历《明会典》（1587）“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乾隆《清会典》（1760）“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与《国朝宫史》（1769）“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三种数据中择一抄录。[24]对此，以往的研究者已有诸多不同的解释。[25]由于乾隆二十五年后直到清末，皇墙再未经历任何增筑，且1916年前基本保存完好，因此《国朝宫史》记载的皇墙各部分数据，应该就是皇墙在民国遭到破坏之前的长度。为确定这一点，现以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测绘地图与《国朝官史》的记载作一比较。1913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在今北大医院院内设置大地原点，测绘了1∶8500比例尺、图幅规格为102.5厘米×94.7厘米的《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1916年，京都市政公所测绘科又将该图改绘为1∶8000的彩色《京都市内外城地图》。[26]二图作为以科学方法绘制的现代地图，对民初皇墙及9座皇城外城门都有清晰的记录和呈现，现将其导入AutoCAD软件后，描出皇墙各段线条，再以其自带的比例尺进行计算，得到了极为近似的结果[27]：皇墙东垣长约2709米，北垣长约2504米，西垣长约3311米，南垣（新华门两侧八字墙处取直，并计入凹进去的天安门及其两侧垣墙）长约2082米，则绕“皇城四门”的皇墙周长约为10606米，折约3314丈，考虑到地图误差，与《国朝宫史》“皇城外围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有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的记载极为接近，更证明了《国朝宫史》取材的真实。其后清代诸志记载的混乱，除因抄录、引用时不慎加选择之外，主要原因应该是对皇城“周长”的定义不同。因此，按《国朝宫史》，民国初年时皇墙的总长度如下：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四门所在的四垣长为10574米，长安左、右门以及中华门所在的无底“凸”字部分（共7小段）长1508米，东、西三座门所在的部分（共四小段）长1016米，皇墙长度总计约13公里。

19世纪末以前，皇墙受清朝保护，除因年久失修有些剥蚀外，从未遭任何人为损毁。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西安门南边靠近惜薪司胡同的皇墙上被拆出了第一个豁口，动**时期的清室无暇处理此事，若干年里，住在西安门外的居民都由此豁口斜着进皇城，去光明殿、西什库教堂和后门桥一带。[28]1912年2月，曹锟发动兵变，东安门被焚毁，此后未再修复，成为清代九座皇城城门中最早被毁掉的一座。[29]1913年，袁世凯考虑到设在中南海的总统府没有院门，进出要穿过紫禁城，遂将南海的宝月楼改造为门楼。拆除楼前的皇墙，再新砌两堵八字墙，将宝月楼与两侧皇城墙自然连接在一起，并在宝月楼的底层新开大门，命名为“新华门”。[30]新华门工程很难称得上是“损毁”，1900、1912年发生的两次皇墙破坏事件，也与后来皇墙遭到的有计划损毁不构成承接关系。1915年起，京都市政公所为打破皇城对北京城交通的禁锢，拆除中华门与天安门之间的千步廊，又在皇墙四面大量开辟豁口[31]，才是北京皇墙的损毁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