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账簿之重要性及其真实性

何谓商业账簿？据1936年出版由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载，乃“商人备置之账簿，所以记载日常交易及关于财产出入之各种事项者也。商业账簿为商业上之主要凭证，在法律上自账簿终结之日起，应留存十年”。[4]这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商业账簿较为全面的概括。这表明，商铺账簿对某个商铺的正常经营至关重要，如遇纠纷，则尤其如此，因据北京“商惯习法，普通均以账簿为证。”[5]并且账簿设立之初衷，“原所以记载一店之营业活动，会计报告之编制，原所以表示在一定期间内之财政状况，及营业成绩。具对内对外之作用”[6]，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业的进步及国家对商业的重视。账簿对一个商铺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就曾有学者指出“北京有不少的老铺店虽然经理更换多次，仍然保存已往的老账，不把他们当废纸出售。”由于“许多铺店看借用账目是一件无礼的要求，就连东家要看账目也必须先得经理的许可”[7]，所以一般店内人员更不易看到，这就使账簿带有某种神秘性。账簿的这种重要性与神秘性主要源于其对商铺管理及商铺本身发展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8]：其一，通过各类账簿的设置与记录，对商铺合理地使用资金、指导与改善商铺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二，账簿制度利于保守商铺商业秘密，加强店员的岗位责任感，培养店员对商铺的忠诚度。其三，有些账簿对店内全体人员具有某种约束与激励作用。合伙契约中对经理或掌柜的要求及东掌、伙友共同遵守的纪律等也被硬性地载入万金账内，违反者按规处罚，甚至被开除出店；当然，对商铺有功者，其功绩亦被载入其中，并且是永久性保留。此外，万金账的约束作用不只针对店员，对股东也起作用。其四，账簿有时成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主要依据，具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作用。其五，账簿作为商铺正当经营的证据，还具有保护商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作用。

如此多的作用决定了商铺账簿作为百姓日常工作生活所实际使用而无意中存留下来的重要史料的真实性，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民间商业活动中更为全面、系统的经济信息。[9]现存于北京档案馆的北京五金商铺的账本即体现了这种信息优势，主要有万和成、万庆成、万庆和、万庆泰、万丰泰、三益泰、万丰顺、万丰德、万丰永、天津益和公司、益泰号、广聚兴、协升号、福和恒馨记等，1480多册，成账时间大致是1859—1956年，这当中又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的账簿类别最全，共1200多册。那么这些档案是否真实可靠呢？笔者认为北京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的账本档案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理由如下：

首先，店内万金账等账簿内容与股东私人所藏用于备查的账簿之内容和数据基本相同。例如，万和成《万年聚金账》主要记载自民国三年正月初九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而万和成股东金氏之《金宅底账》[10]主要记载自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经笔者核对，两个账本时间段重叠的部分即民国三年至1950年的内容与数据是相同的。由于金氏股东私人所藏账本主要是供自己存底并于平时查看所用，是历年账期分红的记录，也是能否分红和是否有权利参与分红的书面证据，所以无须做假，也不能造假，其与万和成《万年聚金账》的内容相符，这恰证明《万年聚金账》的内容也应该是真实的。

其次，尽管有的书上讲，过去商铺有两三套账本，纯为应付政府税收查账所用，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在北京档案馆所藏近代商铺的账本内容是不真实的。相反，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鞭策，资本家所上交的账本应该是真实的。如果这些商铺有假账的话，也不可能交给人民政府，他们应该早就销毁了，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是不易被骗的。而且，如果商铺造假账的话，为了不让政府的查账人员查出漏洞，那么，这个商铺所做的假账也应该是各个账本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起码各类数据增减的比例应该是同步、同比例的。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今天拿到的账本是假账，其中的内容也应该能反映当时商铺发展的基本走势。

最后，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些专家学者特别看重商铺账本对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巨大作用。[11]如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们在研究瑞蚨祥时，就特别提到“瑞蚨祥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因为企业的文卷和账册大都丢失，基本上是根据老年职工和资方人员的记忆和口述记录的。有许多问题，还无法去核证。新中国成立后的材料虽然不少，但十分零星，许多重要问题，也多半是根据有关方面口述记录的。在记录之中，也不免有失实之处。”[12]这表明，当时的专家们十分看重账本的历史价值，如果有账本的话，他们不会去用口述史料。当然这些学者并不是要否认口述史料的价值，而是说账簿史料比口述史料更有价值，更能说明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北京市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账本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应受到重视，对研究经济史、商业史的人员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