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后学潮基本是社会普遍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学生运动既起，如同时论所言：“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32]会各界对学运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态度，因为学潮反映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各阶层。国民党内各种势力，虽然多半反对学潮，但由于受不同的动机、利益、目的和观念的驱使、影响，各人对学潮问题，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行动上，都难免会感受不同，意见不一。在北平一系列的学潮处理过程中很明显地分为中央系的严惩与非中央系的疏导两种态度和行为，中央系由于长期受到效忠党国与领袖的思想灌输，素以服从中央及领袖命令为本分，思维通常较为直线而不计后果，在面对政治上的反对者时反应强硬；而非中央系的地方负责人往往比较注意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前途，处理类似问题基本上会有一些疏解矛盾的作用。

上述的那种分歧只是问题的一面，其实，任何的政治事件都包含着所涉及的各类政治势力的争夺博弈，学潮也不例外。北平学潮处置上的歧异，其实也包含着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权势争夺，特别是在争取对包括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的支持，甚至还有美国方面的关注，这些无形的社会资本在学潮处置中得到凸现。

在以往关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论述中，往往较为忽视不同派系对社会资本的借重和利用。社会资本包括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主要表现为良好的社会形象及无形的社会声望等。相对于掌握军事政治等有形的“力”的资源的中央系，非中央系及地方实力派更看重社会资本，而这在某些时候会转化为政治竞逐及权势争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砝码。具体到北平学潮处理问题上来看：一方面，由于八年的艰苦抗战，国民政府通过抗战建国的策略，有力地扩大了中央的势力，相应地非中央系受到很大削弱。所以战后，在北平，中央系控制了几乎全部的党政军资源，非中央系往往处于位高权轻或者受中央牵制的地位。这种状况就使得非中央系往往采取结交社会名流、采取开明的政策，塑造民主形象，争取社会民意的支持，当然还有美国的关注。李宗仁在北平行辕任上，广交文化、知识、教育界朋友，聘任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为行辕秘书长，北洋大学教授王捷三为政务次长，在行辕内成立座谈会，邀请各大学教授出席，听取他们的意见。何思源本身就是学人出身，毕业于北大，留学欧美，在北平“党政文化各界多为师友故旧”[33]，别是与北大有校友的特殊关系，而且何本身就是个文职官员，一向温和，所以在北平各界中有较好的口碑。而傅作义虽然是军人，但是也很注意这个方面，傅作义在北平期间，经常约请学者教授座谈，以此来“随时掌握知识界的动态，民众的呼声，社会的舆论”，通过办《平明日报》请知识分子撰稿，自由发表各种政论及建议，傅作义还邀请学者教授参观张家口，请教授学者为所属干部做各种专题报告、演讲。[34]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到1948年前后“傅作义对于军事部署，如此拖延搁置，整天却在接见政界人士、名流学者、非常忙碌”。[35]非中央系注重结交文化教育界名流，重视社会支持，这既可以成为他们在学潮中主张疏导的一个诱因，同样也为他们处理学潮提供了社会资源，特别是李宗仁、何思源与胡适在历次学潮疏导中的作用可以证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学潮处理中，非中央系也收获了社会舆论的支持，积累了相应的社会资本，相反中央系势力却屡屡受损害。

李宗仁在学潮处理中以疏导为主，恳切劝谕，收到良好效果，获得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得了“民主将军”的美名。而且美国方面也对李非常关注，1948年，司徒雷登以调查清华、燕京及北大学生思想状况为名，专门从南京到北平做了考察，回来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36]这些在李宗仁日后的政治竞逐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在1948年副总统选举时，这无形的资本得到了体现，据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葛鲁恩报告：“有一件事很确实：傅泾波与司徒大使坚决拥护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当蒋总统以高压手段干涉时，二人都感到惊恐不已。他们对于李宗仁并不存有幻想……他从前是一位军阀，具有军阀的种种缺陷。但他们觉得他能虚心接受忠告。他是改革的真实象征，且能成为蒋总统与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间的桥梁。”[37]而这些资本大多是在北平行辕任上因处理学潮得当而获得的。

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长时，在历次学潮的处理上，多是尽力疏导，尽量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在政府与学生的对立中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1948年6月，何被免职以后，北平各民众团体、宗教团体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代表来访者络绎不绝。各界代表为何思源在市长任内对各方的爱护盛意，在25日集体拜访，表示感谢。27日北平参议会特地举行欢送会，授予何思源夫妇北平荣誉市民称号。何思源去职后专事和平解放活动，劝说傅作义、李宗仁走和平道路，联络各界人士进行和平呼吁，并亲自出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洽谈。[38]何思源从事和平运动，利用的主要资源就是其主政北平所积累的关系网络和良好声誉。

傅作义的情况稍稍不同前述二人，因为傅的军事实力以及才能，蒋介石在华北必须要倚仗于他，但是蒋在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的同时，指派其嫡系陈继承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具体指挥华北地区的嫡系部队。傅作义虽名为总司令，对这些部队不仅无法调动，而且连人事、兵员补充、后勤补给都难以插手，为此傅作义非常不满，三次电请辞职，都被蒋竭力挽留。[39] 最后还是通过“七五”惨案，傅作义首先澄清自己，把社会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陈继承等人身上，从而掌握主动权。傅还借此向蒋提出辞职。由陈继承继任，以退为进。最后，蒋介石表面上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撤换了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其实是迫于傅作义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傅又撤掉了几个北平市政府内的中统、军统特务，如撤去民政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社会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削弱了中统、军统势力对北平的控制。所以说傅作义是直接借了学潮的势，使自己在与中央系的争夺中取得了主动。

可见，在学潮中，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这种分野并不是一种偶然，其实背后有着中央与地方驱使动机、所依持与凭借的资源之不同等因素的不同。但是结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相反像李宗仁、傅作义等这样的非中央系反而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

[1] 本文选自《民国档案》，2008（1）。

[2] 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三章《反战学潮》，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载《近代史研究》，2004（5）；左双文：《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载《近代史研究》，2005（1）。其中胡素珊和左双文的论述中均注意到北平当局内部在学潮处置上的分歧，但限于主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3] 本文中提到的“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中的“地方”不是相对于中央的一个整体。而是通过在具体的地方场域中存在的“中央系与非中央系”来反映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状态。

[4] 何思源早年是靠戴季陶的提携进入政界的，在山东时，与CC系的关系比较复杂，有过尖锐的冲突，后来关系又有所缓和，但基本上没有太深的组织关系。主政北平时，在中央主要是依靠朱家骅的支持。具体可参见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的经历与见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左双文整理：《1946—1948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载《北京档案史料》，2005（3）。

[5] 丁岚生：《回忆何思源先生》（手稿），转引自王强、马亮宽：《何思源：宦海浮沉一书生》，21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60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7] 参见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27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8]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611页。

[9] 丁岚生：《回忆何思源先生》（手稿），转引自王强、马亮宽：《何思源：宦海沉浮一书生》，241页。

[10] 《北平市政府致北京大学函》（1947年1月10日），见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82～8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11] 《中统关于北平学运的情报》（1946-12-31），见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82页。

[12] 《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维持社会秩序办法》，载《中央日报》，1947-5-19。

[13] 《主席告诫学生尊重国法自爱自重勿受利用断送前途》，载《中央日报》，1947-5-19。

[14] 《教育部饬令所属执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 《北平会商疏导学潮》，载《大公报》（天津版），1947-5-20。

[16] 《平津学生昨大游行》，载《大公报》（天津版），1947-5-21。

[17] 《行辕一纸命令禁止学生游行》，载《大公报》（天津版），1947-5-20。

[18]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611～612页。

[19] 王水：《北方学潮的源源本本》，载《观察》，1947，2（17）。

[20] 《北平行辕对学潮表示》，载《大公报》（天津版），1947-5-28。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 《世界日报》（北平版），1948-3-29。

[23] 《郑天挺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77～379页。

[24] 《世界日报》（北平版），1948-4-16（3）。

[25] 万永光：《我所知道的何思源》，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47页。

[26] 《何思源致朱家骅、胡适电》，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84页。

[27] 《傅作义为“七五”事件自请处分致蒋介石行政院电》，1948-8-30，见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479～480页。

[28] 青年军208师属于中央军，只有陈继承能够调动，傅作义无权调动。参见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27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29] 《世界日报》，1948-8-28（2）；《世界日报》，1948-8-29（3）。

[30] 《大公报》（上海版），1948-7-10（2）。

[31] 《世界日报》（北平版），1948-7-7（2）。

[32] 王水：《北方学潮的源源本本》，载《观察》，1947，2（17）。

[33] 左双文整理：《1946—1948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载《北京档案史料》，2005（3），155页。

[34] 焦实斋：《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我经历的几件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266～267页。

[35] 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经历与见闻》，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平津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平津战役亲历记》，267～26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3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299～23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37]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葛鲁恩八月八日复高德裴尔及鲁斯两氏电》，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册。

[38] 张仲田：《何思源学长的光荣抉择》，载《欧美同学会会刊》，1999年春版（总第24期）。

[39]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将军》，276～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