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后学潮经常发展为整个社会表达不满与抗议的风潮，全国无不受此影响，而“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马首是瞻”[8]，战后也不例外。1946—1948年北平先后发生了反美抗暴运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反美扶日运动、“七五”血案等运动，很多运动波及整个社会阶层，影响极其广泛。当时，处理学潮成为北平各级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学潮处置中也有不同的处理意见及行为，秉承中央意志的警备司令部、宪兵、党部、军统、中统等系统基本上主张严惩，在学潮的处理过程中措施强硬，往往刺激学潮扩大升级；而非中央系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北平市长何思源与华北“剿总”傅作义等则出于现实的考虑，采取缓治和疏导的办法，避免了一些流血冲突。

早在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运动中，这种分歧就开始出现，何思源处于国民党政府与学生运动对立的夹缝中，左右为难。起先，何致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出抗议，要求惩凶、赔偿、道歉。当北平各校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时，何接见学生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严厉指责美军的暴行，并且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议，向他们（指美军）进行严重交涉，学生要为政府作后盾”。[9]但是何的这种行为受到行政院的指责，行政院致电何思源强调：美军个别人违纪是法律问题，应以法律解决，绝不容许奸人借机诬蔑“亲密盟邦”，破坏政府外交。[10]李宗仁此时对学潮也尽力疏导。中统的情报就提到：“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11]当然反美抗暴风潮时，政府与学生还没有形成尖锐对立，所以北平当局内部的分歧还不是特别突出。

反美抗暴运动稍稍平息，从1947年5月又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北平，5月18日由北大、清华、燕京、天津南开、北洋等13所院校联合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当日，北大学生宣传小组在西单做宣传时，遭到青年军208师的袭击和殴打。在当晚的紧急会议上，学联决定针对这一事件发起新一轮抗议活动，自5月19日起罢课，并决定5月20日举行大游行，向北平行辕请愿。

5月18日，国民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设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规定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不超过10人：如有学生罢课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级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12]蒋介石发表谈话，内称：“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为保证整个国家之生命与全体青年之前途，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13]教育部据此通令各大学：“近来学生之罢课游行，请愿要挟，荒废学业，扰乱治安，逾越教育范围行为，殊应予以纠正”；下令“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14]

在如何对待学生运动这个问题上，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北平当局内部存在分歧。天津《大公报》提出：蒋介石发布之文告以其内容与现实不符而“增加了地方当局的困难”。北平对颁布《临时办法》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李宗仁5月18日召集各大学负责人及教授代表开会讨论时局，认为《临时办法》的用意显然是对付京沪请愿学生的强硬做法，北平拟“在执行上作一弹性之决定，以便兼顾中枢命令与地方特殊情形”。[15]对5月20日的学生游行决定不加干涉，李宗仁还对有武器者郑重告诫：“即使学生先动手，你也不要还手。”并严禁任何武装单位徘徊街头。[16]然而就在这次会商的次日，北平警备司令部以行辕的名义下令禁止游行，并将公文送至各学校，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收到此公文表示，“学校当局昨会联合访李主任，要求当局采疏导态度。本日官方除警备司令部命令外，尚无任何通知”。[17]可见北平警备司令部与行辕之间意见不一。

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与北平军统的马汉三秉承中央严厉镇压的政策，商定在20日派军警埋伏在学生请愿的必经之路，对学生进行镇压。何思源得知消息后，告知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出面制止。李宗仁约见马汉三，马说明了打算通过武力镇压牺牲几个人来平息学潮，李宗仁认为，打死了学生更会造成反政府的借口，要求马汉三速将军警特务撤回，从而避免了学生的流血牺牲。[18]这样，北平学生5月20日的游行基本上没有遭到军警特务的阻挠和镇压，并顺利到达北平行辕，提出自己的要求，李宗仁亲自接见，安抚学生的情绪，然后，学生有秩序地返回了学校。

与北平的疏导和不干涉迥异的是天津、南京、武汉等地在同一天的游行都遭到军警的镇压，学生伤亡、被捕者甚多。对于这种差异，当时《观察》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北平‘五二〇’万人游行得以顺利完成，据说是完全因为坐镇北方的一文一武两大员（这里指的是胡适和李宗仁）力争所致。两大员不顾手令，不顾秩序法，彻夜疏通了各机关，撤销了预定埋伏，由此才有了翌日的成绩。天津则不然，飞起了石子、木棍，出动了暴徒。爱国大游行，结果南开、北洋两股主流均遭殴，而不能汇合。这也正说明了地方当局意见的对立。李宗仁、陈继承的斗法，‘五二〇’事，李主疏导，陈主严惩，两人为此，几致勃豁。北平在行辕脚下，自然得给李主任一点面子，而天津市的指挥决策者，是上官云相。虽然短短240里，却不免有天高皇帝远之感，李主任当有鞭长莫及之叹了。”[19]由此可见，北平当局意见的对立，以及李宗仁对北平学潮处置的影响。

然而，北平并没有因为“五二〇”游行而平静，在以后的几天，军警特务寻机挑衅，逮捕毒打学生的事情时有发生。华北学联为抗议国民党最高当局通过《临时维持社会秩序办法》，决定6月2日罢课，以6月2日为“反内战日”。这时，时势演进，环境变迁，国民党中央电令平津地方当局，授以处理学潮全权。在随后的北平行辕会议上，陈继承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依《临时维持社会秩序》办法处理。[20]从6月1日开始，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全城戒严，在北大沙滩附近设置沙包、铁丝网，清华与燕京之间的电话线被割断，两校之间布满军警和特务，北平警备司令部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学潮。在此情况下，学生们改在学校活动，但是军警非但不撤除，反而采取了镇压的行动。当局派两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撞坏北大西斋大门，准备入校镇压，校长胡适打电话给何思源，何思源亲自到北大疏导，命令军警撤除，并立即拆除沙包、铁丝网等障碍物，才避免冲突的升级。[21]

虽然6月2日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高压使得局势更加恶化，学生运动也开始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发展到1948年3月，北平警备司令部接到中央电令，以学生联合会为中共策动的组织，各地均已查禁，而“北平学联尚在公开活动，应立即依法查禁”，即通知各学校查禁。[22]在3月29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北大沙滩区，查禁华北学联。北大等七校代表决议4月3日起总罢课，表示抗议，并组织保卫学联联合会。4月7日，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以“华北学联首要分子，鼓动罢课罢工”的罪名，要求北大限期交出田余庆、柯在铄等12位学生，4月7日，警备司令部秘书主任汪道涵和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亲临北大，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出示警备司令部密函，要学校配合逮捕，郑天挺予以拒绝，双方争执不下。陈继承态度强硬，公开宣称要做关麟征第二，不惜动武。北大校方找到何思源出面斡旋，才避免了军警的任意捕人，改由法院依法传讯。[23]

当局还于8日晚，派几十名特务暴力袭击了北平师范学院，击伤多人，逮捕8名学生。各校学生组织起来集结5000余人到北平行辕请愿。北大教务长郑华炽、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孙约同师院训导长温广汉等与陈继承交涉，要求释放从师院逮捕的8名学生。何思源从中调解，陪同主要大学的负责人前往北平警备司令部要求陈继承放人。陈故意回避，何就同各校代表赶赴北平行辕查问。当时李宗仁不在北平，行辕参谋长王鸿韶立刻将陈叫去追问，陈继承迫于北平行辕的追查和各校师生的要求，不得不于当晚将学生释放。

李宗仁在南京得到北平学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电北平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说：“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以疏导说服为主。当兹生活困难，社会不安之极，学生由于苦闷之情绪，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发生轨外行动，授奸人以挑拨煽惑之机会。务望兄等与院校协调一致，妥慎处理，使学生了然政府之困难与爱护青年之意，自可觅取解决之途径。至伤人滋事各节，应即依法处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在此电令下，陈继承、吴铸人与何思源于15日向师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仄。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4]于是事件逐渐平息。

因为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何与陈继承、吴铸人存在矛盾，“何思源与陈继承唱对台戏，引起陈的极大不满。陈继承大发牢骚，说何思源向学生卖好，给他制造困难，是为共产党张目云云”。[25]何也曾说明自己对于学潮“力持和平，备受误会，诬为袒护北大，放纵共匪”。[26]可见双方对立之尖锐，所以何在这份给教育部的电报中做这样的自辩。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长驻南京，北平行辕裁撤，吴铸人竞选监察委员，也离开北平，6月，何思源被免去北平市长。此后，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坐镇北平，陈继承为“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傅与陈本来就有矛盾，于是，在学潮处理中，开始出现傅作义与陈继承的斗法。

1948年7月5日，流亡北京的数千名东北学生群集东交民巷，抗议市参议会通过的“征招全部东北（流亡）学生当兵”议案。傅作义虽然反对学生游行，但是面对学潮，他还是避免冲突，游行当天，傅作义“严令凡接近学生者，一律徒手，各级警宪官长，亦一再申戒不许流血，更无任何人下达开枪命令。警宪人员，自晨至暮，始终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容忍精神。在十一小时之长时间中，忍饥忍饿，维护公共治安，虽学生行动激越，幸未发生任何意外”。[27]尽管傅作义有此指令，但陈继承认为局势严重，以电话请傅作义派部队警备，傅指示“士兵不准带枪，更不许打学生”。陈继承即调中央系的青年军第208师搜索营及装甲车4辆全副武装先后到达现场，[28]随后局势开始紧张，最后失控，青年军开枪射击，酿成惨案，学生死8人，无辜商人死1人，伤48人。[29]

“七五”惨案，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7月9日，华北13所院校、东北在平各院校学生万余人汇聚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七五”惨案哀悼控诉大会。会前，万余学生高举“东北华北各院校反剿民反屠杀要读书大请愿”的大旗，先到李宗仁官邸请愿。李因结束行辕事务，正好在北平。李宗仁三次接见学生代表，他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只能尽量帮忙，向地方及中央转达。”最后同意请愿代表提出的严惩凶手，撤销对集会、言论、请愿的禁令，厚恤死难者家属，建立临大临中等10项要求。近午，警备司令部派来4辆装甲车到李宗仁官邸附近，引起学生强烈抗议，李宗仁表示保证学生安全，并撤走装甲车。[30]事件发生后，傅作义于次日发表谈话，表示同情学生，答应对肇事头目撤职查办，厚恤死难者家属，尽力解决东北学生的生活和就学问题。[31]傅一面派人处理善后，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请求“处分”和“引咎辞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撤换了陈继承和市政府其他几个中统、军统特务骨干。最后，蒋介石被迫撤了陈继承北平警备总司令的职务。青年军208师也被调离北平。

“七五”惨案后不久，国民党开始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奉密令成立“清匪除奸委员会”，随即发生“八·一九”事件，传讯、拘捕250余名学生，送特别刑庭“法办”。中共也开始转移学生，国统区的学生运动转为配合解放军进军，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由此学生运动开始步入低潮。从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风潮到1948年“八·一九”大迫害，整个学潮的过程中，都可见中央系与非中央系面对学潮问题的宽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