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毒品犯罪
近代以来，烟毒泛滥成灾，毒品成为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晚清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禁烟成为历届政府不得不直面的重要问题，尽管清末和民国初年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禁烟的成果是短暂的，烟毒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消政府专卖，实行坚决的禁烟政策。凡吸用、种植、运售鸦片或他种毒品者均为犯罪[246]。然而政府的禁烟政策并没有改变北平城内毒氛泛滥的境况，因吸毒、贩毒而入狱者的数目，长期在中国各城市中占居首位，禁毒成为北平市政府最重要的工程之一。
一、吸食鸦片
北平人将鸦片馆称为白面房子，这些白面房子数目庞大，“一华里方圆的境内平均开设有十三家以上的白面馆”[247]，白面房子营业的兴旺与北平市面的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白面房子每日的收入颇丰，从二十元到三四百元不等。这些白面房子兴盛的背后显示北平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吸食鸦片群体。据1936年报纸记载，平市一百五十万人中，染有鸦片嗜好的人，占全市人口数百分之七以上。[248]
对于北平的上层人士来说，吸食鸦片是为了追求刺激，鸦片是他们无聊空虚，浮华生活的调剂品，而对于下层阶级来讲，吸食鸦片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体力劳动者，如人力车夫吸食鸦片是为了提神，“第一次吸了五分钱的白面，拉着车就觉得轻捷如飞，拉了一天车并不费力气”[249]，有的人吸食鸦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凡病初起时，或多年的老病，吸食了白面，即可立即见好，因为这种麻醉毒品，有麻痹亢奋的作用，自然可以见效一时”[250]。严景耀的研究表明：许多人吸食鸦片或其他麻醉药品都是为了治病。[251]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讲，鸦片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药品，它的价钱不贵，见效也很快。虽然鸦片只起到止疼剂的作用，但对于没有钱来购买药品的人们来说，鸦片是最好的选择。如刘治安因肚腹疼痛吸食白面。[252]有的人吸食鸦片是为了消磨时间，这类人往往生活富裕，家有余财，因每日无事可做，往往用鸦片来麻醉生活。还有的富裕家庭，为了防止儿孙在外逍遥，认为如果吸食鸦片的话，儿孙就会守在家中，继承家业，于是会怂恿儿孙吸食鸦片、白面等。还有人吸食鸦片是受家人或友人影响的结果，相处日久，渐成习惯，例如，家庭中一人有瘾，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家人。李玉峰住在平西三家店，有鸦片烟瘾。有一胞妹，曾在女子中学读书，毕业后嫁与张立保为妻，张立保是一个瘾君子，在丈夫的影响下，张李氏也被传染。张立保本来家产甚丰，自有鸦片瘾后，任意挥霍，财产**然一空。最后李玉峰被处以死刑，其妹张李氏被判处徒刑四年。[253]岳李氏及儿子岳景林，儿媳岳连氏一家三口具有毒瘾。[254]另外，吸食鸦片与当时北平的社会风俗有关，在婚丧嫁娶时，由于通宵达旦，主人经常会提供各种麻醉毒品应酬，供帮忙之人提神。
毒品的种类很多，北平人最初以吸食鸦片最为普通，后又引进了吗啡、金丹和白面（当时又称作海洛因，是鸦片和其他麻醉药品的混合物），这些都是市面上常见的毒品种类。实际上毒品的种类远不止此，公安局统计的毒品种类有：鸦片、鸦片面、烟油、吗啡、海洛因、海洛因料、白凡、金丹、烟灰、烟料、白面料、黄面料、黑面料、红面料、乳糖、咖啡精、麻药、先高那等。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方法吸食，大体为三种：“抽”，吸食；“扎”，注射；“闻”，自鼻腔吸入。民国时期将吗啡、高根、海洛因及其化合物或配合而成的红白等着色毒丸称之为烈性毒品。与鸦片相比，烈性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更大，协和医院对吸食烈性毒品者与吸食鸦片烟者的毒质作了一个比较，经过实验，毒质比为18∶1。[255]
这些毒品给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造成身体机能的损害，精神颓废，百病丛生。一个普通家庭中，一人吸食鸦片，不仅减少了家庭中的劳力，还需要三人从事生产才能供起，[256]吸食者中，又以青壮年人数居多，作为家庭主要的劳动力，青壮年吸食鸦片，不但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也使得北平社会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在各类毒品中，以吗啡的售价最受下层欢迎，因此吸食吗啡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对吗啡的批判也多见报端：
吗啡！人为什么要打吗啡针？没钱人和抽不起鸦片，放不起高射炮[257]的人才扎吗啡针，因为爱抽鸦片和爱放高射炮的，结果都是弄得**家破产，穷了还是非过瘾不成，所以只好去扎吗啡针，又解瘾又省钱，可是打吗啡比什么都厉害危险得多，十个人有九个人会烂死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人要抽鸦片，吸白面呢？表面上说就是过瘾，实质上就是一种不良的嗜好，有钱人的恶习惯，因为大人先生们办公过度，精神来不及，多半是有病而身体衰弱的，所以不得不用这黑白两种实物提一下精神，白面流行的原因，因为比抽鸦片方便，在家抽鸦片，在外面可以抽白面。抽鸦片还得先煮烟，在烟灯上烧泡，烧好装上扎个眼，把火对准才能一口一口地抽着，可是一天的精神是有限的，越提越缺，结果是中毒，上瘾，终于破产穷饿而死。
…
这世界是吗啡式的世界！不彻底的吗啡！[258]
沾染上毒品的人，一天比一天瘾大，即使家中富裕，在一次次的吸食中，也难免最后落到倾家**产的地步。如果到了连吗啡都买不起的时候，瘾君子们还有别的选择，有些投机的烟贩，专门从换卖烂纸的小贩手中购买富人熬烟的大宗淋纸残灰，将这些残灰用水熬煮，转卖与拉车的苦力等穷烟鬼，这种残灰水最为廉价，根据每碗水的多少，一般价为十枚或五枚。
不论何种原因吸食鸦片，只要沾染上鸦片烟瘾，就很难戒除。为了吸食鸦片，导致金钱耗尽、家庭破裂者比比皆是。陈大英吸食白面被警察捕获后送公安局戒除所戒除，妻子史氏乘机携带三岁的儿子逃匿。[259]东直门内北新桥，汪家胡同门牌十九号，住户王德福，娶妾孙氏，生有一女，乳名鸦儿，德福夫妇二人，均素扎打吗啡针，生活本不宽裕，因针瘾所迫，竟将亲生女儿鸦儿价卖，卖与西直门外东观音寺门牌九号住户卢李氏为女，得身价洋20元，双方立有字据，言明断绝关系，永远不准瞧看等条件。[260]吸食鸦片者卖妻鬻儿，有时也难逃吸毒过量、倒地身死的结果。有的吸食者沦落街头后，因贫病交加，饿死、冻死在街头者也不在少数。就连本应超脱俗世的和尚、尼姑也不能幸免，成为毒品的又一受害者。僧尼中吸食鸦片的比例相当高，为了吸食鸦片而盗卖庙产的僧尼，也常见诸报端，如地藏庵尼僧宏玉，扎打吗啡[261]。西郊承恩寺和尚成林既吸毒鸦片又盗卖庙产。[262]
出家人为了吸食鸦片尚且如此，普通人更不必说，毒品还侵蚀人们的道德，坑蒙拐骗者比比皆是。刘治安吸食白面，常将家内物件偷出去变卖。[263]有鸦片烟瘾的张永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对妻子裴氏时常虐待，非辱即骂，甚至断绝给妻子的供给养赡，裴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自行出去佣工，所得的工资，还要全部供给丈夫花用，张永寿既不顾念夫妻的情分，也不体谅妻子在外奔波养家，反而将主意打到妻子身上，竟想将裴氏卖到东三省，以供他吸食鸦片。[264]
染有毒品嗜好者，因穷困无钱吸毒，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的来源之一，以致每届冬季，公安局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会四处搜捕毒犯，防止冬季吸毒者因衣食无着而沦为盗匪。二十四岁的戴春哲，辽阳人，原来在军队当兵，后军队裁军后，因生计无着，穷极无聊之下染有鸦片烟瘾，因偷窃德丰成洋铁铺晾晒的棉被，被巡官捕获。[265]大学生张树森，将本应用于生活的花销全部用来吸食鸦片，之后生活落魄，每日穿着学生装，在各学校中混入行窃。[266]
北平厉行禁烟后，鼓励民众告发吸食者，于是吸毒者日渐惴惴，为避免告发，对亲近的亲朋好友，言语中都不敢得罪，有的吸食者，甚至对家中雇用的车夫老妈都加以笼络。正如报纸对吸食毒品者下场的警告：
多抽点少抽点，多少抽点。
早受穷晚受穷，早晚受穷。
前日当昨日买，日日当买。
昨日躲今日藏，终日躲藏。
明日捉后日捕，迟早被捕。
今日毙明日毙，终归枪毙。[267]
吸毒者不但会面临牢狱之灾，多次吸毒者最后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刘宗贵，北平人，家住宣外山西街三十一号，因吸毒被警察捕获，被捕获时29岁，警察将他强制送入戒除所，在戒除毒瘾后释放。没过多久，刘宗贵因复行吸食，再次被捕，在戒除所戒除后，又被开释。两次因吸毒被强制戒毒，并没有使刘宗贵有所收敛，前前后后刘宗贵被逮捕、戒除共四次。在第四次开释后，刘宗贵仍不痛改前非，继续吸食白面，最后被外二区警察逮捕将他转送到烈性毒品审判处。刘宗贵承认吸毒五次，审判处以“愍不畏法”，将他判处死刑。1937年6月23日上午9时，刘宗贵被汽车押往天桥刑场，在行刑前刘宗贵才表示悔悟，高唱戒毒歌，向围观者述说“被判死刑殊为不值，因抢劫匪犯，尚可将所抢财物花用，而自己系以金钱买死，故甚为不值”。[268]
图2.3 一入烟枪即是死路
《禁烟宣传小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20-29416，1936。
图2.4 协力铲除害人的烟毒
《禁烟宣传小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20-29416，1936。
二、售卖与贩运
在烟毒泛滥的北平，以贩卖毒品为业者不在少数。政府虽明令查禁，然而因贩卖毒品产生的利润巨大，仍有许多人以此为业。
从表2.1可知，1933年6月到1934年5月抓获的贩卖鸦片的案件共281起，平均每两天1.56起，贩卖鸦片的人数共399人，其中男性为342人，女性为57人。同年查获的鸦片数为29737.128两，海洛因为2254.541两，吗啡为14.504两。[269]可见鸦片仍然是北平贩卖毒品者贩卖的首要毒品。从表2.1中，可以看出北平市公安局查获的贩毒案件不在少数，实际上北平的售卖鸦片者和贩运者，数目可以用“惊人”来描述。
表2.1 1933年度北平市公安局查获贩毒种数数量统计表
北平人购买鸦片的场所主要是白面房子，繁荣的白面房子可以证明这个行业的兴盛。北平的白面房子一般开在东西城靠近城根，或者是离大街稍远的偏僻街巷里。为了方便吸食者进入，大门总是开着的，一般从清晨开到半夜人静，每天都有不少男女老少不断进出。院子里空****的，多是北房或是所有房子中比较整齐的一间，窗户糊着白纸，好点的是玻璃后挡着纸廉。会有一个人在听见足音后，在窗户的小格后张望，问上一句“什么的，找谁？”瘾君子答上一句“买药”，于是在窗洞中交易完成。对于“买药”的人来讲，钱不一定是唯一可以买到药的，房产地契、家具、首饰，甚至旧衣当票都可以，当然，一般的物品只能换取它价值的1/4，当票则按票额的1/10算。三天后这些东西都可以赎回，当然还要额外付一些利钱，这种交易方式被称作“押”。除了物品可以抵押外，还可以押动物，甚至人也是可以押的对象，主要是30岁以下的妇女和孩童。[270]瘾君子们为了能吸食鸦片，竟然骗劫儿童押卖毒品议价勒赎。[271]白面嗜好者为求一日瘾，将这些儿童拐走，在白面馆质押，开白面房子的韩人对儿童家庭索款小到一元，多达数十元不等。[272]
白面馆一般有三人：掌柜，是白面馆的主人，负责取送货物或跑外；太太，掌柜的妻子或是临时雇用的女人，负责门市的买卖；“摆”，雇用的伙计，负责扎针或照应客人。[273]白面房子提供地点供人吸食，即所谓“开灯供客”。院子的其他房子就是供人吸食的地点，屋内光线黑暗，弥漫着一股“温热而特殊的气味”，一群蓬头垢面的瘾君子，横七竖八地躺在铺有一层芦苇的土炕上。在白面房子里吸食鸦片的人员很杂，有车夫、苦力、叫花子、落魄的旗人、窃贼等。“山西燕”乔荣喜白天藏在白面房中，夜晚外出行窃，将赃物再抵押在白面房子中。[274]
妓院、赌场也是提供鸦片的主要场所之一，有的烟馆毒、赌、娼一体，设置了赌局、暗娼，为吸食者提供多种服务。有的烟馆为了吸引客人，雇用了暗娼。还有假借别的名义暗售毒品的。天桥西公平市场二友轩茶馆，以开茶馆为名，批发大批海洛因。[275]
但是对大多数的售卖毒品的人来说，从事贩毒的利润并不高。范陈氏在正阳门外西河沿南门牌二百零五号院内居住，丈夫范鸿斌因病不能做事，范陈氏别无生计，起意售卖鸦片从中得利以资糊口。范陈氏只是毒品的拆卖家，像她这一类人在北平有很多。崇文门内观音寺太平洋行的韩人将海洛因送到她家中，每次海洛因为五分，价洋二元，范陈氏将其改成零包，有两吊一包的，也有三吊一包的，全部售出后，范陈氏可以获取五角或六角的利润。经常在范陈氏家买海洛因的王志忠因无钱，用二元的一张当票、二元五的一张、三元的一张共三张当票来换吸海洛因，范陈氏将当票折合成二元二角。然后自己持当票到烂缦胡同德成当铺内赎出棉被三床、被褥两床、皮褥一床、大氂棉袍各一件，白布单一个。[276]范陈氏毒品的买卖上，获得的利润并不高，但是在北平萧条的商业中，毒品买卖能带来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很多人从事毒品买卖的原因。
北平毒品市场的活跃，带来了巨大利润，北平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鸦片输入地和中转站，不仅外地的毒品大量流入到北平，形形色色的投机者，也同时将毒品带往其他城市。例如，斋化门外关帝庙觉宽尼姑，因近年庙内香火不够兴旺，无法维持生活，以云游化缘为由，在1930年11月间，从张家口购买鸦片烟土100余两，欲在北平贩卖。[277]
因为大量毒品不断流入或流出，北平的东西车站成为检察烟土走私的主要地点。其中前门东车站屡屡查获鸦片，1936年有旅客将十一斤半的小碎块烟土卷到行李中，被当场查获。[278]走私毒品者逃避检查的方法更是千奇百怪，有将毒品加到棉被絮中，有置于箱底中间或置之镜子中间首间，将烟土藏在货筐内中，有假装有孕者，更有人异想天开将毒品混入面粉中间。[279]北平东客站检出三名运毒犯，三人的藏毒手法颇为巧妙。三人藏毒的工具是羊肚手巾，将烟土调稀，满浸于手巾内，置于棉被之中。[280]北平前门西车站火车将开之时，宪兵登车对列车实行临时检查，在列车电灯发动机器内，搜出白面15包，每包超过一斤，共20余斤。[281]西郊执勤人员见有大车两辆满载行李，每车上坐有旅客一人，车夫一人，大车见警察在路口盘查，竟将车折回，原路返回。值班警察认为举止可疑，将车截获，对车身各处及行李进行检查，并无所获。经过第二次缜密搜查后，发现第二辆大车是双底板，在空心处搜出鸦片烟土1000余两。[282]
1936年4月，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甘肃平凉东关外北沙石滩长兴祥烟行破获一制运毒品机关，拿获主犯金子祥、蓝鸿发、于春福等，搜获制毒器具、药料、烟土，及偷运毒品包裹之税票信函并伪捏长盛祥号图记多件。经一再提审，该制运毒品机关实有大规模组织，伙犯甚众，分布于北平、天津、河南等处，担任销售。首要蓝子玉又名蓝登林，长住北平魏家胡同，专向北平输入毒品，可见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毒品网络。
三、政府的强硬措施
北洋政府时期的禁烟，大半是寓禁于征，视鸦片为军饷之源。政府对一般贩卖鸦片者，酌其情形，多半以判罚几个钱就了事。即使送到法院，也不过被判处罚金拘役，没有几年徒刑。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在1928年9月颁布了《禁烟法》，要求1929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1935年实行2年禁毒6年禁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对屡犯私运私贩者刑罚加倍，严重者处死刑，最轻者判徒刑半年以上。在全国禁烟的浪潮声中，北平市政府的禁烟政策和力度是相当大的。1934年8月至1935年9月间，北平共查获及自行检举吸食海洛因案件682起，计1125人，售卖及贩运白面案件40起。[283]
南京中央政府和北平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禁烟法规，有《禁烟实施办法》《派员查禁种烟办法》《查禁种烟注意事项》《厉行查禁麻醉毒品取缔土膏行店掌程》《厉行戒烟取缔吸户章程》《限期办理吸户登记办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禁烟委员会总会组织规程》《各省市禁烟委员会及县分会组织通则》《北平市禁烟委员会组织章程》，及《修正吸食烈性毒品人犯实施劳役办法》。[284]
北平特别市成立初期，就设立北平特别市禁烟处，公安局长赵以宽兼任处长。1929年7月禁烟处被裁撤，禁烟事务由公安局办理。为了显示禁烟的决心，对于公务员有烟瘾未断者，一律不准服务公职，所属长官不得包庇徇私。[285]
北平在1935年以前，禁毒的中心主要围绕在毒品的买卖上，一方面集中在毒品在北平的进出上，主要在北平的各个车站及城门重要路段稽查；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毒品的赌具以及各个吸毒场所的查禁。然而这一时期的禁烟并没有取得成效。直到1935年北平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禁毒力度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不仅禁毒宣传，达到了空前的力度，同时禁毒的重点不再是对烟馆烟贩的查抄，而集中在鸦片吸食者身上，力图通过对吸食鸦片者的严厉处罚上，达到查禁鸦片的目的。
根据《限期办理吸户登记办法》，宣布自禁烟条例实行之日起，所有第三条所列禁品，应一律禁止吸食，但因病已吸食者，应于十五日内，赴禁烟处，或禁烟处指定之处所，申请登记，限三个月内戒除。政府对于劝令烟民登记日期，尽力宣传，但是初期效果不佳，登记日期已过半，但呈报者尚属寥寥。
对此，北平市公安局加紧了禁烟宣传，制发10230余张《劝告全市市民书》，对禁烟的意义，相关法律等作了详细的解释。《劝告全市市民书》按各区人数发散，并张贴到主要道路两侧，力求做到家喻户晓。[286]
在公安局的宣传下，登记的烟民开始增多，但是在登记过程中，禁烟仓促的弊病出现，原定烟民登记时发给的执照，因执行困难，改为由公安局发给登记证，以后凭此证换取执照。持有执照的烟民，给予一定的过渡时间，逐渐戒除烟瘾。而没有领执照的烟民，若吸食鸦片则依法惩处。持有限期戒烟执照烟民，其所吸食鸦片器具，只限一份，如死亡或毒瘾戒绝时，由家属或本人连同执照，呈当地主管机关注销，违者按私持烟具论罪。[287]为了督促市民戒毒，1934年市政府成立了烈性毒品戒除所。在戒毒所戒绝毒瘾者先解由公安局，公安局须核验戒除所发给的戒绝证明书，对戒绝人犯拍照，填具不再犯甘结，录其右手二指指纹作为再犯时的证明，然后发给《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的条文。不识字的由警察当面解释清楚条文的内容，然后取保释放。公安局以及各主管区署对这些人加以监视，若发现有复吸者，将逮捕押送至卫戍司令部给予判处死刑的惩处。[288]同时规定，市政府所属职员有吸食鸦片及白面嗜好者，限一个月内投于市立医院进行戒治，否则被发现时，主管长官亦难辞其咎。[289]
图2.5 北平市公安局布告
图2.6 毒犯的禁毒甘结书
图2.7 北平市公安局所属职员禁烟切结书
图2.5来自《北平市公安局关于禁烟的布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3-002-05579，1935；图2.6来自《北平市公安局关于韩人金伟宅售海洛英一案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21-23855，1934；图2.7来自《北平市公安局所属职员禁烟切结书》，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20-29866，1936。
在市政府的禁毒声浪中，北平市逮捕了大量的黑白毒犯以及吸食者，然而尽管如此，贩毒和吸食者仍然屡禁不止，各个小巷仍然穿梭着秘密贩毒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平市政府认为毒氛难以扑灭的原因在于贩毒的来源无法遏止，所以制定了以下办法：
（一）房主应付随时查察房东之责，对于贩卖户如知情隐匿不报，别经发觉者得科以每月租价一倍至五倍之罚金，并得按情节轻重，予以停租两个月至八个月之处分，期满再犯者没收其房产拍卖作为戒毒所经费。
（二）各旅店公寓容留贩毒人犯者，得按其每月或每日房舍售额，课以最多十倍的罚金，再犯者停止其营业，又帮助贩卖人犯，如受雇代人递送白面，或其他帮助行为，如知情不报，依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290]
同时公安局在全市大规模的逮捕毒犯，内三区在两日内捕获毒犯70余人。[291]为了逼令烟民戒除毒瘾，严惩烟民再次吸食鸦片，根据《严禁烈性毒品条例》第五条规定，“凡经官厅拘押交医定期勒令戒绝后复吸用烈性毒品者，一律处以死刑；凡吸用毒品有瘾自动投所请求戒绝经官厅给以证明书并取其再犯甘处死刑切结开释，后仍复吸者视同拘押交医勒戒后复吸概行依照该条例第五条办理”。此项规定一出，吸食或贩卖毒物之徒，一部分已自行戒除或改业者众多。北平八埠妓女中吸食白面者，因警察稽查甚严，已纷纷称病离开娼寮，赴医院或家中戒除白面，以免被捕。一时之间八埠各娼寮妓女，已有十分之四称病暂停营业。[292]但仍有部分毒犯或吸毒者，我行我素视令文为无睹。为了对复吸毒品者加以鉴别，北平市公安局引进了新的技术，利用指纹学以鉴别累犯。捕获初次吸毒或贩毒犯时，将其指纹存案，将来再发现其重犯时，核对指印无误，确认其为累犯者，即施以极刑。[293]1936年5月被判处死刑之毒犯有5名，有166名被判处徒刑。1936年7月判决毒犯21名，死刑1名。[294]
1936年5月北平市政府撤销了烈性毒品审判处，烈性毒品案件一律交冀察绥靖公署审讯。冀察绥靖公署对《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略加补充，以适应北平的需要，条例从1936年7月1日开始实行，内容主要有：“凡在民国二十五年内再犯施行打吗啡针或吸用毒品者，应交戒毒机关；勒令戒除，其戒毒机关经费，暨毒犯口粮，即由毒犯中有资产者酌量情形，科以五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充之，如无资力者，于毒瘾戒绝后，处以三个月劳役，经戒绝或期满后，交由各该犯家长或乡长具结永不再吸，违者该家长或乡长等应负举发之责。”[295]
冀察绥靖公署针对施打吗啡及吸用毒品人犯将1936年年终定为最后禁绝期，自1937年1月1日起，依照《禁毒治理暂行条例》第八条，一律判处死刑。1936年9月后，加大了禁毒宣传：“奉绥靖公署命令颁布严禁毒品条例，自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凡再有吸食白面扎吗啡的要一律执行枪毙了，有毒瘾的人们，赶快去戒除吧，三个多月期限，眼看就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各级长官执行国家命令，绝不愿，不教而诛，赶快要警醒，要觉悟，要戒除啊。”[296]自宣布凡扎打吗啡及吸食毒品者处死刑后，自请戒除者增多，戒毒者人数激增，床位不敷分配，戒毒所不得不增加床位70张，[297]之后又增床位140张。[298]
冀察绥靖公署加强了禁毒宣传，印发了《告民众书》，张贴在北平的各要道地方，内容详尽地叙述了毒品利害与最后戒绝机会。在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自动前往烈性毒品戒除所请求戒除者，日有赠加，1936年7月，全市出所人数已达215人，其中以25岁至34岁之壮年占大半，共计105人。7月出所人职业分类统计为：机关职员4人，军警4人，学生3人，农民9人，铺东经理3人，小本营业东1人，伙友13人，小贩33人，工匠13人，汽车夫1人，仆役13人，厨子11人，劳工33人，梨园界6人，女1人，无业66人，其他1人，共计215人，其中男189人，女26人。[299]以无业和下层阶级者占大多数。[300]
厉行禁毒以来，北平市各机关虽积极进行，但北平市市民吸食海洛因的人数极多，据公安局三科职员透露，北平市毒品案件每周大概有百起之多。除绥靖公署外，公安局也对吸食毒品者发布布告，张贴各处，并编有戒毒歌，送电台广播。公安局采用了多种禁毒宣传方式：（1）文字宣传，利用报纸刊物，撰述毒品的危害。（2）针对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公安局采用了评书宣传，令评书协会编制戒毒唱词，由各书坊演唱。（3）图书宣传，用白布及纸张以彩画描写毒品之害，在各车站城门口及重要处所悬挂或张贴。（4）事实宣传，凡捕获吸食及贩运毒品的犯人，派人押赴各处将演，再将犯人交由警察押解游街示众。（5）标语宣传，在各街市满贴标语。（6）广播宣传，利用广播无线电台，每日派人前往讲演吸食或使用毒品之害。（7）学生宣传，由简易小学的学生分队赴各热闹场所讲演。[301]卫生局局长方颐積在北平广播无线电台作题为“为什么要拒毒”的广播讲演。如果当局一旦励行将犯人处以极刑，则未免有失重视民命之本旨，为此公安局多次张贴劝告民众禁毒书，另外贩卖鸦片者，多为韩人，当局很难从根本上遏制毒源。
由公安局搜捕毒犯，强迫施戒，“以免此等劣根性之国民，永久蔓延与社会”[302]，在双十节举行大规模拒毒运动，同时在全市张贴禁毒标语，并请各报纸特别增刊，以备宣传。戒毒宣传队在天桥、前门大街、菜市口等处演讲。在演讲时，先由烈性毒品戒除所的所员详述白面金丹及各种烈性毒品的危害，再由已戒除毒瘾者现身说法，略述自己吸毒的经过，及戒除后的情形。这种宣传方式，受到市民的欢迎，观众甚多，每届讲演完毕后，掌声如雷。
宋哲元委员长对禁毒部分拟定补充办法，凡初次施行打吗啡或吸用毒品人犯，于勒令戒绝后，处劳役三个月，自1936年7月1日起施行。在7月1日以前，凡依照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判处徒刑三年以上之施打吗啡、吸用毒品，及意图吸用而持有毒品或专供吸用毒品器具之人犯，并其帮助犯，如果查验确无毒瘾，应准取具妥保，及乡村村长监察切结，暂予开释，并关切劝导，务收实效，俾以感化之力推及一般。凡自7月1日以后被捕勒戒者，一律于禁绝后处劳役三个月，锻炼体格，免于1937年1月1日起触犯吸毒即行处决之法则。
在严厉的禁毒声中，脱离毒瘾者日益增加，1936年8月戒除出所者214人，戒烟医院出院者78人。随着戒毒运动的深入，原有的戒除所人满为患，北平市政府经过研讨，最后决定本着多戒一人明年少死一人的原则，继续创办临时戒除所，地点定在阜成门外万寿寺。为了鼓励毒犯自请戒除，市政府规定，凡是自请戒除者，准其在城内东大地烈性毒品戒除所内收容，如果是官方抓获的则在万寿寺临时戒除所收容。[303]经过扩充城内的戒除所收容的人数达到800名，万寿寺可收容1200人，于1936年10月25日开始运行。
绥靖公署、公安局、烈性毒品审判处定期焚毒。北平自厉行禁烟运动以来，搜捕各项毒品毒具已达惊人数字，北平市公安局自1934年7月起至1936年2月14日止，保管毒品及代烈性毒品人犯审判处保管之各类毒品赌具，计各案已达3979起，毒品种类达14种之多，市政府为显示禁毒之决心，呈报绥靖公署，在1936年11月10日上午10时，在公安街消防场，公开焚毁，同时将公安局自1934年7月至1936年2月14日止没收之赌具一并烧毁。烧毁的毒品计有：
白面吗啡连皮重八百九十二两，又二千四百七十二小包
金丹连皮重四百五十六两一钱，又二小包
白面药料连底烟料连皮重一千二百二十一两，又一百九十四小包
高根连皮重五十二两
先高那连皮重四两
麻药皮重三十九两又六十小包
乳糖连皮重二百二十四两，又二十二小包
快中快连皮重七十二两
咖啡精连皮重十九两，又十三匣十小包
类似咖啡精连皮重四十斤
捲有烈性毒质机器烟炮连皮重八十八两
烟毒具四千五百十三两
鸦片烟精连皮重四十四两
红丸药连皮重四十二两又五十七粒[304]。
到1936年11月底时，市政府出台的新的举措，在本年12月底以前，凡属市辖境内，均将挨户严搜，无论吸毒或贩毒，一律缉捕，[305]从12月15日到31日公安局各区署挨家挨户搜捕毒犯。
关于处死刑及徒刑之毒犯，由烈性毒品审判处判决，呈市政府转呈绥靖公署后，依照司法行政手续由公安机执行枪决或由审判处送监执行，1937年元旦起，对毒犯由公安局捕获送审判处审讯确实后，解绥靖公署批判，按军法从事，由绥署进行执行枪决。绥靖公署已订制脚镣和棺材两千具，显示枪决毒犯的决心。[306]
万寿寺第二戒除所自开始收容毒犯至1936年11月底止，收容各区所获毒犯576名，宋哲元在1936年12月3日同市长秦德纯莅临训话。宋哲元令戒除所将戒净之毒犯一律释放，免其执行劳役，以示政府对毒民之最后宽贷。再次强调自下月一日起，吸毒者一经捕获，即行枪决，绝不姑息。市政府联合各自治团体及各机关，组织清毒大会，扩大禁毒宣传，宣传办法有：在全市各交通要道张贴简明提醒文字、禁毒标语，举行游行演讲，到各家各户做宣传，化装表演，汽车游行，悬挂大布标语并在全市遍贴小标语。使市民了解禁毒各项法令及政府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了解政府的禁毒决心，不要对1937年元旦对毒犯实行枪决的政策抱有侥幸的心理。烈性毒品人犯在1937年元旦一律枪决，所有烈性毒品戒除所工作即告结束，自12月31日起停止收容毒犯。
对政府强硬的禁毒政策，北平梨园公会予以了支持。梨园公会发出通告，对于该界同人染有鸦片嗜好者，令即赴会声明，由会送往医院戒断，在戒断期间，所有一切费用及每日应得演戏戏份，均由梨园公会付给。染有鸦片嗜好者如经查出，着即除名，不准在梨园界服务。梨园界自请戒除者已有八人。[307]宣外棉花五条九号双凤堂药铺，将配有的戒毒药施送，如有毒物嗜好愿意戒除者可以赴该处取药一服。[308]
第一烈性戒除所收容人数日增，11月份戒净出所者，共有326名，其中男性295名，女性31名。所有出所毒犯均发给证明，交该管区署监视。[309]
宋哲元在距离枪决毒犯的最后期限仅三天之时，下令北平市政府转饬公安局，在1937年元旦起举行全市大搜捕，凡毒犯届时被捕者，一律枪决。[310]不稍宽贷。报纸上大肆宣传公安局元旦搜捕凡有吸毒嫌疑者，均予以盘查，若确系毒犯，不论初吸或复吸，即依法执行枪决。实际上公安局直到1937年1月4日才开始搜捕毒犯，因为毒犯畏惧枪决的处罚，多数隐匿不见，各区队捕获的毒犯数目较少。实际上根据公安局的调查，北平毒犯有十万左右。[311]1月8号公安局开始严捕毒犯，各区分别组织“逮捕毒犯队”若干队，分路出发，各队主要由自行车警四名组成，并持逮捕毒犯队小旗一柄。[312]
尽管政府多方宣传枪决毒犯的命令不可动摇，但是仍然有毒犯以身试法。1937年1月1日北郊保安队捕获毒犯鲁楼信，当时鲁正携带13包白面。鲁楼信成为实行枪决毒犯的第一人，1月8日在天桥执行枪决，[313]1月13日又枪决毒犯五名。[314]
为了防止吸毒犯戒除后复吸，规定将已经戒除的毒犯面上，分左右在面上刺白面二字，用墨水涂染，永不褪色。[315]对于公安局职员，每人填具连环保证书一份，保证绝对不吸一切毒品，已吸食毒品者，经医院戒除后可以再次任职。卫生局派员对公安局职员进行体格检查。[316]
前内二区署长殷焕然自1915年4月任内右二区署长，在1928年6月曾一度辞职外，长期担任公安局警察署署长之职，其担任署长期间待人严苛，有罚无赏，又有包庇烟毒之事，1934年5月间破获和平门内后细瓦厂住户刘永祥贩卖白面案，获白面甚多，殷焕然将白面交由巡官赵松林转交牛八宝胡同定三代为卖出。不料定三在6月22日被抄获，并供出是殷焕然主使。局长余晋和派人赴殷宅搜查，搜出证据甚多，于是殷焕然被停职，并赴第三科质讯。殷焕然贩毒事件被呈报市政府后，市长袁良大怒“以殷身为警察官吏，竟敢大胆贩卖烈性毒品，实属罪无可恕”，主张严惩。殷焕然案后恰逢《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颁布，按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殷被判处枪决。殷焕然入狱后，托人四处奔走，花费数万，据报载，袁良召集各局大小职员，说“嗣后如有为殷关说者，本人即认为有重要嫌疑”，之后再无人为殷关说。对于殷焕然案。袁良认为“以公务员之现任警察官吏，知法故犯，罪不可逭”[317]，力主从严惩办。殷焕然在狱中待遇优厚，关押在单间，由警察伺候，吃喝均极适口，唯有一条就是不准接见亲友，殷焕然自嘲现在是“三不主义”，不知睡觉，不知饥渴，不知月日。殷焕然与定俊于1934年9月2日上午五时一刻在天桥刑场执行枪决。[318]殷焕然案后又有保安二队分队长于伴琪贩毒案被爆出[319]
四、个案研究——王大森案
北平有很多有名的毒犯，如殷焕然、薛义之、王大森等人，这三人都被处以死刑。然与其余两名毒犯不同的是，王大森采取了一种更隐蔽的贩毒手法，使他在很长的时间内享有与贩毒犯身份相反的声望。
王大森，天津人，素有鸦片烟瘾，原为保定某药房的伙计。来平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十四号居住，1928年开设了王大森救累丹药铺，初开设药铺的成本为300元，以后又加本洋200元，前后共投资500元。王大森在北平数年之久，发财达数百万，他发迹的根本就是救累丹。救累丹的制作以秘传神方著称，其制作过程操于王大森一人之手，极为神秘，无人可以窥见。救累丹的所有配药也由他一人经手。王大森声称，救累丹内含有20余种药材，其中确有鸦片，然经过炼制再加上各种药品为佐，不致有害。王大森不仅在北平前门大街路东设有分号，天津设有支店，保定城隍庙商场内设有药店，还在河南郑州老西门内协和长及石家庄石门商场内瑞记商号均有代售救累丹药品。1934年春，将骡马市大街的药铺又扩建为楼房。
据王大森供称，救累丹用药料20余种，每千两药料加鸦片90余两。药内所用鸦片买自山西稽核所，买上鸦片后就近在山西裕昌汽车行内所设批销处将烟土熬成烟水，用白毛边纸浸入烟水内，将纸晒干携回北平。之后再将白毛边纸用火烤后，将纸研成纸灰，加水成为纸灰水，再以白毛边纸浸入纸灰水内，将纸晒干、火烤后研成纸灰，仍加水成为纸灰水，再以毛边纸浸水、晒干、火烤、研成灰，这时才将其加入药品内。通过这种做法，救累丹屡经化验，均未能验出毒质，并且在服用后，药力能达于四肢，因此营业很是发达。天津的救累丹分销处，每月可卖洋1000余元，郑州老西门内协和长每月可卖洋二三百元，石家庄瑞记商号每月可卖洋100余元，北平每日卖洋在50元左右，每年通共卖洋一万五六千元，可每年纯利润可得5000元左右。
王大森每年仅制作两批药丸，每批制3000余料，每料重不足20两，制成后装于盒内售卖，大盒100粒计重九钱，中盒40粒计重三钱七分，小盒20粒计重一钱八分。
1934年王大森将未提炼的烟纸晒在院子中，即赴山西，因北平下雨女仆将未提炼的烟纸拿入屋中，放入已研成药品中。王大森回北平后，将药制成，正是在这批救累丹中，才检验出其中含有的毒质。[321]
图2.8 王大森救累丹说明书
《鸦片》，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65-004-00762，1934。
王大森的儿子王克舜，素好往妓院冶游，纵情酒色，花费甚多。王大森常以其不肖，在各大报刊刊登广告，声明与其子脱离父子关系及经济关系，不料王克舜见广告后怀恨在心，向公安局侦缉队告密，指出其父所售之戒烟救累丹为白面的“变相”，并报告其制作救累丹藏身的地窖。公安局立即派人缉捕王大森，并按其子提供的线索搜查地窖，果然发现制毒器械与原料。在王大森被捕后，侦缉二小队在骡马市十四号后院牡丹花池内刨出烟土两大包，重约二百两，还有熬熟的烟膏五十余两。[323]王大森的救累丹曾经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检验声明该药并无毒害，应准销售。实际上在化验之前王大森已经委托他在公安局的朋友贾某将有毒的药丸换出，用王大森提前制好的无毒的药丸代替。[324]嗣经卫生局精密化验，验出其中含有白面成分。救累丹暗中掺入大量白面，服用该丸者，嗜毒日深，永为毒累。名为售戒烟药实为贩卖白面。[325]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大森在北平审判期间，有一个名叫白仲泉的人给北平高法去信，称他的吗啡烟瘾被救累丹治愈，为王大森分辩，称王大森有“救国救民之功”。[326]
图2.9 白仲泉致法院院长的信
《鸦片》，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65-004-00762，1934。
王大森并不是唯一一个以戒毒的名义售卖鸦片的。东四牌楼北马大胡同门牌十四号居住的医生李宝臣，他所售的戒烟灵药叫卫生散，李宝臣的卫生散功效不在救累丹之下，“凡有阿芙蓉癖者，可用此散以代烟”，故吸毒者争先购买，销路日广，营业发达，李宝臣获利颇厚。不料有人在卫生局将医生李宝臣控告，谓“所售卫生散，内有鸦片毒质，若久服此散，不但永无断戒烟瘾之望，反使吸烟者时刻不能离此药，至时不服，其痛苦情形，真与犯烟瘾同”，卫生局因为卫生散经前警厅官医院长潘运笙，及那丹珠等化验核准，李宝臣又领有执照者，唯恐有挟嫌诬控之事，所以购得卫生散，送交协和医院，详加化验，以辨真伪。经化验结果，果然其中含有吗啡百分之二三，卫生局立刻将李宝臣传局讯问，李宝臣无法狡辩，供认不讳，卫生局缴销李宝臣的售药执照，永远禁止售卖卫生散。[327]还有号称随吸随戒的参茸戒烟丸等。[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