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
明代的政治文化在正德一朝变化相当大，其中“诛八虎”计划的失败是一转捩点，从此之后，宦官刘瑾等掌握国家大政，其中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在在都使得国家的秩序濒临崩解状态。此时的士大夫们敢勇于挑战宦官权势的，不能说没有，但以当时内阁大学士等人的做法，又何尝不让中下阶层的官员们为之气馁。刘瑾倒台之后，官员们上疏直谏的文字中，振作“士气”成为普遍的共识，但由于政治权力依然掌握于宦官之手，“士气”依然萎靡，朝政仍不见起色，国家情势依然危急。此时的阳明在历经龙场的放逐生活后，怀着经世之志回到北京，原想于“后刘瑾的时代”中，一展经世济民的抱负，但其“政治受难者”的光环，却使其遭受无形的政治打压。一连串有关其父亲贿赂等情事的“曝光”，不但引起众人的指指点点，当然也影响到阳明的心情，在那表面上强调“政治清白”的政治情势下，真正“政治清白”的人，却遭到“不白之冤”，充分显示当时的道德价值的沦丧与倒置。
处在如此不堪的朝局之中，阳明怀着悲愤的心情，思考着当时的情势是如何造成的，为什么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却做出言行不一的作为？为什么政治与学术地位高的人，没有办法把持其道德的信念，坚持善恶、是非、义利等传统的价值？为什么当有人起而对抗这种歪曲正义是非的行为时，却遭到无情的对待，无人再挺身而出来声援呢？士大夫的“气节”哪里去了？“君子”何在？往后国家社会的秩序又将如何维持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是否即将到来呢？这一切问题的症结点又为何呢？现在又该如何才能挽救国家社会于危急之时呢？阳明秉持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道德的秩序，也就是要让“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起点就从每个人的“心”中做起，使每个人都成为“君子”，而这就是为何阳明要汲汲于提倡“心学”的原因。阳明首先重新思索学术发展的问题，认为当今学界错认学术的发展路径，忽略了孔门真正之传是在颜子一脉，而非强调博学广识的学术传统，所以阳明通过对“圣人之学”的重新衡定，并于《大学》一书中，寻求到其理论的根据。所谓“格物”，是去格心中之物，也就是将“心”中不正的部分去除掉，即能将“人心”变回“道心”。唯有如此，才能靠着这无私欲的“心”分辨善恶是非。其次，通过与朋友的交往，极力宣扬此学，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到此学“变化气质”的功效，成为“君子”。
当阳明极力宣扬此新“圣人之学”，来自友朋的批评，不但直接，也点出阳明思想上的问题。这些批评有的从学术正统来论，有的从学术源流来论，再加上当时现实环境望治心切的需要，促使阳明去深化其此“圣人之学”的内涵。而其内涵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将原本局限于个人修养工夫方面的探讨方向，提升至天下国家的层次上，提出“三代之学是心学”的宗旨。这意味着说现今如要重复“三代之治”，就必须从“心学”着手。在阳明提出此宗旨时，也是“朱陆异同”之辩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在此氛围之中，阳明高举“心学”的宗旨非常容易被化约为“陆学”与“禅学”的代表。不论阳明从北京到南京任官，这样的攻讦一直都有。阳明为了证明“陆学非禅学”说法以及强调“朱学亦有未定之说”，因而编撰《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且为了不重演其座师程敏政《道一编》之作所引起“朱陆异同”的陈年争论，阳明单独取朱子之言，以证明其所采取的“主敬存养”的修养工夫，亦是朱子晚年所认同的。此论一出，虽不免引起更多人对此书内容编排等问题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也逐渐地在学术圈中发酵，导致坚持“朱学”思想不会错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要到阳明领兵南赣之时，正式刊刻古本《大学》及《朱子晚年定论》，其观点才逐渐为人所知，影响力也才发挥出来。就笔者阅读当时人的著作的初步印象，古本《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在当时并不如《朱子晚年定论》一样，得到太多的回响，除了湛甘泉与罗钦顺外。阳明的《大学》观或许还须等到《传习录》首卷刊刻流通后[108]，才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1] （明）孙绪：《马东田漫稿序》：“瑾诛后，婴祸者类擢不次，以旌直风。”见《沙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126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一，页493d。
[2] （明）罗洪先：《明故中奉大夫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歉斋张公墓志铭》，见《罗洪先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二十二，页877—878。
[3] 如王鏊在刘瑾伏诛后，写信给韩文，信中说道：“事变仓卒，众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务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某诚不佞，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谋浅，不能少裨万分之一，心窃愧之。盖起事之初，志同许国，则祸患之至，义无独殊，而当事之人，莫究本末，荣辱顿殊，此某所以惓惓而不能舍，虽公之心未尝有望于仆，仆之心终不能无愧于公。”见《与韩尚书》，见《震泽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三十六，页520b。
[4] （明）郑岳：《故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书见素林公行状》，见《山斋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6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四，页87a—87b。
[5] 《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七十四，页1634—1635。
[6] 顾佐的性格是刚正不阿，如《玉光剑气集》记云：“都御史顾佐历尹两京，刚正不挠，贵戚敛手。”见（明）张怡《玉光剑气集》，《臣谟》，卷二，页54。
[7] （明）顾清《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勋行状》：“丁卯，升刑部尚书，时逆瑾用事，乞奏请必先关白。公执不从，曰：‘如此，是二君也。’瑾用是衔，而公亦力求去。”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刑部一·尚书》，卷四十四，页1846c。
[8] （明）谢丕《荣禄大夫刑部尚书谥庄僖韩公好（邦）问墓志铭》：“正德丙寅，升南京大理寺卿。戊辰，升刑部左侍郎。时逆阉刘瑾恶不通欵，升刑部尚书致仕。欲假他事中伤，而卒不能有所加。”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刑部一·尚书》，卷四十四，页1847d。
[9] （明）焦竑《玉堂丛语》：“王华才识宏达，操持坚定。方贼瑾用事，士大夫争走其门，华独不往。华子守仁论瑾，瑾怒，逐守仁。顾素敬慕华，不辄迁怒，间以语人，欲讽使就见，华不往。及转南京，瑾又使人言华不久当召用，冀得往谢，华竟不往。其平生大节如此。”《方正》，卷五，页160。
[11] 《明实录·武宗实录》：“（正德元年九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李熙等以灾异条陈十事：……五曰谨天戒以黜不职，吏部侍郎张元祯夤求入阁，礼部侍郎王华讳名首赂。”卷十七，页516—517。又记云：“癸巳，礼部左侍郎王华以御史李熙等劾其讳名首金，乞为究竟其事，洗涤冤愤，然后罢归田里。有旨，华事情已白，其勿辩，可尽心所职。”页521。
[12] 如阳明在《乞恩表扬先德疏（1522）》云：“窃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时秘而不宣，人谁知者。而必以自首，其于心迹，可谓清矣。乞便道省母，于既行祭告之后，其于遣祀之诚，自无妨矣。当时论者不察其详，而辄以为言。臣父盖尝具本六乞退休，请究其事。当时朝廷特为暴白，屡赐温旨，慰论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没之后，而尚以此为罪也，臣切痛之。”见《王阳明全集》，《续编三》，卷二十八，页1018。
[13] （明）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见《王阳明全集》，《世德纪》，卷三十八，页1389。
[14] （明）王守仁：《寄诸用明（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47—148。
[15] 阳明晚年回忆道：“先生（杨一清）之在吏部，守仁常为之属，受知受教，盖不止于片言一接者。”见《书同门科举题名录后（1524）》，见《王阳明全集》，《续编三》，卷二十八，页1023。
[16] （明）王守仁：《上父亲大人书》，见（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25，无页数，民国10年（1921）江都王氏鉴古书社影印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此信为阳明佚文，考证详后《附录》。
[17] （明）王守仁：《上大人书一（1511）》，见《王阳明全集》，《补录》，卷三十二，页1209。
[18] 如（明）陈洪谟：《继世纪闻》记云：“刘瑾既诛……刘瑾流毒尚在，天下盗贼蜂起，而朝政乖宜，赏罚未当。山东、河南、江西、四川诸处，盗贼并起，而天下不胜烦扰矣。”（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三，页89—90。
[19] 例如阳明自己在庐陵时有诗云：“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栽培。逢时已负三年学，治剧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见（明）王守仁：《游瑞华二首·其二》，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二》，卷二十，页720；又友人王云凤在《闻伯安自贬所召至京》诗中说道：“一别天涯经几载，多忧应是不胜癯。朝阳曾睹岐山凤，明月遥归合浦珠。报国心劳难措手，在堂亲老莫捐躯。年来学到今何得，可寄微言满纸无。”以周公及孟尝来期许阳明，见（明）王云凤：《博趣斋藁》（续修四库全书·集1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近体》，卷十一，页178b。
[20] （明）董玘：《与王伯安》，见《中峰文选》，《杂著》，卷三，页14a，明刊本（傅斯年图书馆藏）。
[21] （明）王守仁：《赠别黄宗贤》，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二》，卷二十，页724—725。
[22] （明）王守仁：《赠翰林院编修湛公墓表（1512）》，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七》，卷二十五，页939。
[23] （明）王守仁：《别张常甫序（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0。
[24] 县志记云：“邦奇之学，以程朱为宗，与王守仁友善，而语每不合。”见（清）钱维乔修、钱大昕纂：《鄞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人物》，卷十五，页319c—320a。
[25] （明）王守仁：《别湛甘泉序（1512）》，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0—231。
[26] （明）王守仁：《别黄宗贤归天台序（1512）》，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3。
[27] 关于此卷版本及内容的讨论，见陈荣捷：《传习录略史》，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页7—16，及钱明：《〈传习录〉补考》，见中国孔子基金会等编：《儒学与浙江文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页101—110。
[28] 例如（明）吴与弼云：“世之志于学者，孳孳早暮，不可谓不勤也，其所求言语文字之工，功名利达之效而已。志虽盖勤，学虽益博，竟何补于身心哉？是则非圣贤志学之旨矣！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故君子之心，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见《厉志斋记》，《康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页555a—555b。
[29] （明）程敏政：《道一编目录后记》，见《篁墩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六，页284a—284b。
[30] 此序作于“正德己巳夏五月既望（1509）”，见（明）张吉：《陆学订疑序》，见《古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二，页606c。
[31] （明）钱德洪等编《年谱·正德四年》：“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29。
[32] （明）钱德洪等编：《年谱·正德六年》，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33。
[33] （明）王守仁：《答王虎谷（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48—149。
[34] 孟子“仁，人心也”的说法，是阳明常常引用的理论根据之一，（明）罗钦顺云：“近世学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语，便要硬说心即是仁。”见《困知记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71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下，页356b。
[35] （明）黄景昉云：“刘瑾末年欲收罗人望，蔡清、王云凤俱以致仕提学起两京祭酒，蔡未闻命卒，王辄请瑾临视太学，如鱼朝恩故事，复请较刻瑾近行法例，永俾遵守。云凤甫释褐，知礼蔡清为师，中缘忤李广谪，生平可观，不意末路披猖至此。”《国史唯疑》，《正德》，卷五，页126。
[36] （明）赵贞吉：《泰州王心斋墓志铭》：“正德六年间（1511）……是时越中王先生自龙场谪归，与学者盛论孔门‘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仇争之。”见周汝登辑：《王门宗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八，页448。
[37] （宋）朱熹：《中庸章句序》：“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四书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页14。
[38] （明）王守仁：《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卷一，页7。又此说法亦见于阳明与朋友间的谈论中，如（明）方鹏，《读中庸序》：“王阳明谓予曰：‘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理欲不容并立，非若志与气不可相无而气听命于志也。若曰：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则二者并立矣！先儒以嗜酒悦色为人心，故谓上智不能无耳！’予不能难。”《矫亭续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62）（台南，庄严文化，1997），卷五，页100a—100b。
[39] 《象山语录》记云：“《书》云：‘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唯危；自道而言，则曰唯微。罔念作狂，克念作圣，非危乎？无声无臭，无形无体，非微乎？”见（宋）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三十四，页395—396。陈荣捷也认为“阳明不采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之说，此处与象山同。”见《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见氏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页449。
[40] 阳明云：“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见《答黄宗贤应原忠（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三，页146。
[41] 对于《大学》改本的历史，可参考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对于《大学》改本的意义，可参考黄进兴：《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收录在氏著：《优入圣域》（台北，允晨出版社，1994），页351—391。
[42] 例如《图谱》云：“先生八岁，大父竹轩翁授以《曲礼》，过目成诵。”见（明）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页469b；（日）鹤成久章：《明代余姚の“礼记”学と王守仁——阳明学成立の一背景について》，载《东方学》111（2006），页123—137。
[43] 程敏政不但是阳明会试考官，也与王华相识，如其文集中有《二月十四日李修撰子阳请饮江北陈家王修撰徳辉在座》一诗，其中子阳即为李旻，与王华同为“后七元会”会友，见《篁墩文集》，卷八十八，页699a。
[44] （明）程敏政：《书大学重定本后》，见《篁墩文集·拾遗》，页774d—775b。
[45] （明）王守仁：《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卷一，页2。
[46] （明）王守仁：《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卷一，页6。
[47] （明）徐爱：《答邵思抑书》，见《横山遗集》，见钱明编校：《徐爱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上，页56。
[48] （明）储巏：《与黄绾秀才》，见《柴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2）（台南，庄严文化，1997），卷十四，页566b；不过，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论及此事时，则没提到蔡清，见《王阳明全集》，《世德纪》，卷三十八，页1409。
[49] （明）谢铎的学术立场，从其所编的书即可看出，其《伊洛渊源续录序》云：“向非伊洛诸老先生相继迭起于千数百年之下，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吾道之害，将何时而已？然自是以来，犹有窃吾道之名以用于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盖其佛老之真，其得罪于圣门甚矣！”见《伊洛渊源续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88）（台南，庄严文化，1996），页370d—371a。
[50] 《南京国子祭酒蔡公传略》：“其学以六经为正，宗四书为嫡传，宋四儒为真派，生平精力尽在于此。”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南京国子监·祭酒》，卷七十四，页3185b。
[51] （明）黄绾：《别甘泉子序》，见《石龙集》，《序》，卷十一，页4b，嘉靖刊本，傅斯年图书馆藏微卷。
[52] 对黄绾的理学思想及其生平研究，可参考容肇祖：《王守仁的门人黄绾》，见《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页247—316。
[53] （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予因而慕公（阳明），即夕趋见。适湛公共坐室中，公出与语，喜曰：‘此学久绝，子何所闻而遽至此也？’予曰：‘虽粗有志，实未用功。’公曰：‘人唯患无志，不患无功。’”见《王阳明全集》，《世德纪》，卷三十八，页1409。“此学久绝”，即阳明与湛若水所论及“自颜子没圣人之学亡”的说法。
[54] （明）钱德洪等编：《年谱·正德六年》，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33。
[55] （明）王守仁：《别方叔贤序（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1。
[56] （明）王守仁：《祭郑朝朔文（1514）》，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七》，卷二十五，页953。
[57] “前七子”成员为：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
[58] （明）王守仁：《徐昌国墓志（1511）》，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七》，卷二十五，页931—933；又（明）王世贞云：“王伯安作《徐昌榖志》，文虽奇，然至欲自尊其道，而略其人材与履历，读之若自为一人，而非昌榖者。”见《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十》，卷二十九，页527。观察明代当时墓志铭的写法不外乎对传主生平事迹的介绍，及传主值得宣扬之事的描述，就笔者所见还没有一篇像阳明如此行文的，所以王世贞的观察对理解阳明做此文之深意相当有助益。
[59]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128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文部·像赞》，卷一百四十八，页159c。
[60] （明）钱德洪编：《年谱·正德七年》，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35。
[61] （明）黄佐：《翰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59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瀛洲雅会》，卷二十，页1079b；又此会一直都存在，如（明）罗钦顺《玉堂联句后序》：“南都卿大夫士出自翰林者，旧相与为‘瀛洲会’，或时当休暇，礼直送迎，则逓主之所以通情愫、申绸缪、崇文徳而永欢好也。其或诗与否，则顾一时之兴何如？”见《整庵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126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八，页103c；（明）严嵩亦有《大司马刘公宅翰林诸寮修瀛洲之会限韵》《正月十七日翰林诸寮于敝寓山池为瀛洲之会阄韵得七言近体》二诗，见《钤山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56）（台南，庄严文化，1997），卷十，页105d；卷十一，页110b。
[62] 王华、黄珣同是会社友，罗钦顺是同年罗钦忠的哥哥，罗玘则是诗社友。
[63] 如罗钦顺记云：“《凤台别意》一卷，诗凡二十八首，前十四首大司马白岩乔公希大（宇）、奉常白楼吴公南夫（一鹏）、大司成梅北鲁公振之（铎）、少司成双溪汪公器之（伟）所联；后十四首，大司徒东溪邓公宗周（庠）所和，为五言古风者二、为七言近体者二十有六，凡以为阳明王公伯安赠。”其中乔宇与汪伟（汪俊之弟）为阳明好友、吴一鹏曾为王华同事、鲁铎则为王华所教习过的庶吉士，而罗氏则为阳明同年罗钦忠之兄。见（明）罗钦顺：《凤台别意序》，见《整庵存稿》，卷七，页101d。
[64] （明）王守仁：《与黄宗贤（四1513）》，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51。
[65] 例如《赠周茔归省序（1515）》《赠周以善归省序（1515）》皆在描述阳明转化人的能力。
[66] （明）王守仁：《寄李道夫（1515）》，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65。
[67] （明）王守仁：《书汪汝成格物卷（1513）》，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五》，卷八，页269。
[68] （明）张邦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汪公玉墓志铭》，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都察院·巡抚》，卷六十三，页2730d。
[69] “暇则与余公子积（祜）、夏公敦夫、王公纯甫（道）讲明圣贤之学。”见《太常寺卿魏公校传》，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太常寺·卿》，卷七十，页3031d；又除了余祜的文集不存外，观察魏校、夏尚朴及王道的文集，相互间书信往来相当多，可见其关系之密切，非王阳明可比。又阳明很早就知道魏校，魏校为弘治十八年进士，随即观政兵部武选清吏司，时阳明为主事，但两人未有接触，阳明在给余祜的信中说道：“子才曾观政武选，时仆以病，罕交接，未即与语。”见《答徐（余）子积》，见（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附录三·“王阳明全集”补遗》，页641—642。
[70] （明）黄绾：《答邵思抑书》，见《石龙集》，《书》，卷十七，页6a。
[71] （明）黄绾：《复李逊庵书》，见《石龙集》，《书》，卷十七，页7a。
[72] 魏校与阳明曾在弘治十八年至正德元年间共事过，此后阳明被贬谪，而魏校于正德元年即到南京任官，而于九年告病归。
[73] （明）夏尚朴：《寄王阳明三首》，见《夏东岩先生诗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卷五，页655c；现存夏氏文集，大都收录晚年诗文，故不能更详细理解其在南京之时的学术论点；但此诗作于阳明领兵南赣之时。
[74] （清）黄宗羲《太仆夏东岩先生尚朴》记云：“盖先生认心与理为二，谓心所以穷理，不足以尽理。阳明点出‘心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视为河汉乎！”见《明儒学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崇仁学案四”，卷四，页63。
[75] 此事应指黄绾与王道的沟通不顺及王道的说法。黄绾《复王纯甫书》云：“忽邵思抑（锐）寄到兄手书，有‘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知何以有此？即欲脩书请问，度或无益，姑止未敢。昨再得书，知不终弃，喜慰何如，且令仆言以尽同异。”《石龙集》，《书》，卷十七，页8a。
[76] （明）王守仁：《与黄宗贤（五1513）》，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51—152。
[77] 阳明在给王道信中说：“屡得汪叔宪书，又两得纯甫书，备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见与曰仁书，贬损益至，三复赧然。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论学同而趋向或异，不害其为异也。不能积诚反躬而徒腾口说，此仆往年之罪，纯甫何尤乎？”见（明）王守仁：《与王纯甫（四1514）》，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57。
[78] （明）王守仁：《与王纯甫（二1513）》，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55—156。
[79] （明）王道：《答朱守中》，见（清）黄宗羲：《文定王顺渠先生道》，见《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四十二，页1042。
[80] “先生初学于阳明，阳明以心学语之，故先生从事心体，远有端绪。其后因众说之淆乱，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谓致知之说，局于方寸；学问思辨之功，一切弃却。”见（清）黄宗羲：《文定王顺渠先生道》，见《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卷四十二，页1038。
[81] 见（明）王畿：《南游会纪》，见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七，页156。
[82] （明）魏校：《复徐曰仁》，见《庄渠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126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一，页899a—899b；而黄绾虽未能直接与魏校沟通，但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也曾表达出调和双方论学不同的意愿，见上述《复李逊庵书》后半段。
[83] （明）湛若水：《答杨少默》，见《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56）（台南，庄严文化，1997），《书》，卷七，页571a—571b。
[84] 阳明云：“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见《传习录》，《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卷一，页18。
[85] （明）钱德洪编《年谱·正德十年》记云：“是年，御史杨典荐改祭酒，不报。”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37。
[86] （明）王守仁：《谨斋说（1515）》，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63—264。
[87] （明）崔铣：《松窗寤言》（借月山房汇钞·12）（台北，义士书局，1968），页8376—8377。
[88] （明）王守仁：《赠郑德夫归省序（1515）》，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8。
[89] （明）乔宇《别王伯安赋》：“阳明王伯安先生，究心濂洛之学，常不鄙余，契爱独深。”《乔庄简公集》，卷一，页7b。
[90] 阳明在《敬斋白公墓志铭》云：“昔公先公康敏君，京师与家君为比邻，及余官留都，又与公居密迩，说、谊皆尝及门，通家之好三世矣！”见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8（2005），页225—226。
[91] （明）王守仁：《应天府重修儒学记（1514）》，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五》，卷二十三，页900。
[92] 《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一百十，页2254—2255。
[93] 关于真德秀与丘濬两书的内容说明与比较，见朱鸿林：《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世纪的影响》，见氏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62—184；及李焯然：《大学与儒家的君主教育：论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补对大学的阐释与发挥》，载《汉学研究》7：1（1989），页1—16。
[94] （明）张志淳：《南园漫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著书》，卷三，页498a—498c。
[95] （明）黄景昉云：“甲戌廷试（1514），以《大学衍义》为问，马理对曰：‘《大学》乃尧舜以来相传之道，真德秀所衍，直汉唐事，非本旨。有止于齐家，不知治国平天下功夫皆本慎独，德秀造诣未精，不足慕。’以是失当事意，仅置二甲。按马语大非无见。”见《国史唯疑》，《正德》，卷五，页133。
[96] 阳明曾为其父作墓志铭，县志记云：“余澜，字漾川，新建伯守仁撰志曰：‘公隽爽有气局，通经史，明时务，以礼倡，邻人从之。’少宰祜之父。”见（清）王克生、黄国瑞等纂修：《鄱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附备志·隐逸》，卷十六，页1319，此墓志铭未见于《王阳明全集》之中。又县志记云：“‘祜’音户，《明史》及《通志》皆误作‘祐’。”见（清）陈骧等修、张琼英等纂：《鄱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人物志·理学》，卷二十二，页1090。笔者认为余祐一开始是名“祐”，后来可能要避孝宗皇帝名（朱祐樘），才改成“祜”。
[97] （明）余祜：《经世大训序》，见（清）陈骧等修、张琼英等纂：《鄱阳县志》，《艺文志》，卷三十一，页2118；又此文作于“正德甲戌夏四月（1514）”，正是廷试考题出现后不久。
[98] （明）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1515）》，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9—240。阳明当时在此书院的说法不但导致此地士子“日趋王学”，往后在此书院开讲的主教亦多是王门后学。见（明）汪佑（字启我，号星溪）《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鸿胪寺卿王守仁为书院集序，是时士趋于王学。观《集序》立言之意，皆与白鹿洞规相抵牾者也。”见（清）施璜编、吴瞻泰、吴瞻淇补：《紫阳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卷十八，《艺文》，页618a；又（明）汪佑《紫阳书院会讲序》云：“伯安实未临院阐教……《学录》志伯安主教，所以遥尊越学，自此历聘主教高轩，皆王氏之徒矣！”同上书，页640b—640c。
[99] 此为阳明佚文，见（明）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外集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7）（台南，庄严文化，1997），《外集·书》，卷三，596d—597b，清康熙刻本。
[100] （明）王守仁：《与安之（1519）》，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73。
[101] （明）汪循《与王鸿胪》：“比者族弟尚和归自南都，备道执事所以教诲之至，奖掖之勤，直以斯道为必可行，真以圣贤为必可学。”见《汪仁峰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外集四卷》，《文集·书》，卷四，页236b。
[102] （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1515）》，见《王阳明全集》，《语录三》，卷三，页128。
[103] （明）程敏政：《道一编序》，见《篁墩程先生集》，卷二十八，页49b—50a，弘治三年刊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此版本写的是“推重”，但往后的版本则是写“兼收”，从此文字的差异上亦可见当时朱陆学术地位的升降。
[104] （明）罗钦顺：《与王阳明书》，见《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附录》，页111。
[105] （明）王守仁编：《朱子晚年定论》，见《王阳明全集》，《语录三》，卷三，页141—142。
[106] （明）张岳：《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认斋余公神道碑铭》，见《小山类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卷十六，页310—311。
[107] （明）夏尚朴：《滁州省愆录》，见《夏东岩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卷一，页590b—590c。又王韦与顾东桥（华玉）、陈沂（鲁南）、顾英玉称“金陵四杰”。见（明）周晖：《金陵琐事》（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3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卷三，页685b。
[108] 据（日）永富青地的考证，《古本大学》与《朱子晚年定论》皆刊刻于正德十三年七月，《传习录》则是隔月，才刻于江西。见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附录二·王守仁著作出版年表》，页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