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

会馆是明清时代常见的同乡组织，遍布通都大邑，在移民地区尤其引人注目。1945年出版的四川《大足县志》说：“吾国人民向无团体。清初移民实川，于是同籍客民联络醵资，奉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或名曰庙，或名曰宫，或名曰祠，通称会馆。是为团体之始”。[1]四川的民间团体显然不应自清代的移民会馆算起，但这段话也从侧面反映了会馆在清代四川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此处只是概言之，四川不同地方的情况其实不尽相同）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清代中叶到民国时期，会馆已成四川各地方志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即是此一现象的表征。如光绪《广安州志》描绘当地的大场镇时，就特意提到“祠庙鼎峙，会馆林立”，显然把会馆视作了标志性的地方景观。[2]

嘉庆时期，一位宦游蜀地的湖北蕲水人徐陈谟曾云：“天下郡邑之有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其意良厚也。”[3]身在异乡为异客，不论是宦游还是定居，都不免孤零之感，而会馆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归属感。这在当时已为人广泛关注，民国以来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相关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近年来，清代四川会馆的名称、分布、修建、日常活动、财政支持及崇祀对象等基本情况已得到大致梳理。不少研究更注意到，会馆既是移民强烈的“原乡感情”（strong sense of place of origin）的产物，也强化了这种感情。因此，它在客观上不利于移民群体的融合。[4]但也有学者指出，会馆为人们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方便，清代四川移民会馆在地方公共管理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对不同原籍的民众关系的协调，也促进了移居地的地方社会整合。[5]

注意到会馆既维续移民原乡情感，又参与移居地新社会构建的双重性质，无疑深化了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过，既存研究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活动方面。事实上，会馆在时人心中不仅是一个同乡联谊组织，还是同籍移民的信仰组织。民国《富顺县志》谓：“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往往醵为公产，建为庙会，各祀其乡之神望，有若其地名宦乡贤。”[6]民国《灌县志》也说：“县多客籍人，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之闻人，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谊，亦人群之组织也。”[7]在方志中，会馆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列入“祠庙”、“寺观”、“坛庙”、“祠祀”等门类中；其中不少对会馆一般性的联谊活动并未着墨，却无一不著录其崇祀活动。但以往的成果对这一在当时社会中备受瞩目的现象的关注反而不足。[8]另一方面，各种材料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会馆所祀乃一地的“乡神”或“乡贤”，显然把会馆崇祀对象视为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人们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地域身份的？这不光是一个行政和法律意义上的籍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问题。换言之，他们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认为自己是“四川人”，又如何处理原乡与移居地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显然很难有一标准答案。不过，透过会馆崇祀这一集体心理的表象，我们仍可做一大致把握。[9]

入川移民在社会层面上经历了一个由分到合、在心理层面上经过了一个由对原乡的强烈怀恋到转向新家乡认同的过程。一般认为，至迟在嘉道时期，这一过程已大致完成。[10]不过，其中有几个概念性的问题仍应做进一步区分。首先是移民社会的形成问题，也可以把它视为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在移民和土著的共同努力之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其次是移民被其他人认为或自认为“当地人”的一部分（不妨称之为“土著化”）的问题，它的实质是移民地域认同的改变。[11]这几个概念关系紧密，而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自移民大规模入川开始，一个“移民社会”就已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但这决非移民融入土著社会的单向流动，而是移民与土著以及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移民社会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移民已经“土著化”，更不表明大家均已在“有意识”的层面上接受了“四川人”这一新身份。

不过，清初移民入川虽经过官方的号召，大部分却是自愿行为，因而，自移民之始，他们便对四川抱有非常强烈的向往之情。雍正十一年（1733年），一群广东移民在回乡接家眷赴川途中，被广东地方官员所阻。他们为此发布了一份告帖，是反映第一代移民心态难得的资料，不妨抄录在此：“我等来去四川，至今四十余年，从无在路生事，亦无在四川做下犯法事情，遗累广东官府。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把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阻，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们必不肯放，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12]四川“田土易种”，给了他们谋生立业的希望，使得他们生活与向往的重心完全转向了四川，所谓“一心”所在也（当然，他们也尚未达到完全确立“四川人”认同的地步，而是多次“来去”于广东与四川之间，这也是许多第一代移民的常态）。

实际上，移民本有但未必很深的原乡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随着移居地“五方杂处”的格局而明确化的，其内涵与意义已与在原籍语境中大不相同。换言之，移民原乡意识的培养与具体表现均离不开“移民社会”的大环境，而后者又同时制约并悄然改变着前者。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去考察“乡土意识”、“地方观念”，是无法深入其中的。进一步，从理论上说，随着代际更替，移民后裔对四川的认同至少会在潜意识中渐渐深化。然而，通常被认为移民族群区分标志的会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日趋活跃，却要等到移民入川百年之后了。很显然，这一现象并不表明移民后裔的原乡认同越来越强烈了，而更多地意味着以原籍为标志的族群身份与对四川的新认同之间并非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陈世松已注意到，直到道光七年，“在某些地方，在一部分移民头脑中，省籍意识依然较为突出”。信然。惟陈氏似认为移民的“土著化”与其“省籍意识”互不兼容，故云：“移民社会之完全融入土著社会，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才能完成”。[13]实际上，二者并不只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是自始就纠缠在一起的。

移民接受“四川人”认同的过程牵涉到非常广泛的面相。对于不同地方乃至具体的个人（包括叙述者和记录者）来说，其确立时间和稳固程度更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不过，大多数移民后裔都自居为一个真正的“四川人”（但这也未必意味着他们已完全放弃了原乡身份），恐怕已到清季民国时期了。本书无意对此问题做一面面俱到的叙述，只是希望通过对会馆崇祀这一特定现象的考察，讨论移民在成为一个“四川人”的过程中围绕着地域认同问题展开的思索与论辩。

文中材料大抵出自清代中叶到民国时期四川各地的方志，有些内容出自编者或目睹或耳闻的记录，有些则是编者搜罗汇集的地方文献。众所周知，方志是了解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基本资料，而清代四川方志在保存移民社会的史料之外，自身亦是四川移民社会形成过程的一部分。经过明末战乱，四川社会遭到极大破坏，文献亦凋零殆尽。随着清初移民到来，经济逐渐恢复，社会日趋繁荣，方志编纂也逐渐提上地方公共事务的日程。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四川地方志中，按其最早编纂时间排序（续修者未列入统计），雍正时期有3部，康熙时期有21部，乾隆时期有41部（其中又有37部是在乾隆十年以后修纂的），嘉庆时期有43部，道光时期有20部，咸丰时期有7部，同治时期有4部，光绪时期有18部（这18部中的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志书）。[14]从这个粗略的统计中，我们不难看出，到了乾嘉时期，大部分地区都已开始了方志编纂工作，表明此时社会的恢复已大体完成。

同时，地方志亦在四川认同建构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每一部方志均有“沿革”一栏，主要勾勒该地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名宦”等记载了众多地方历史名人，而“五方杂处”的格局更是大多数方志中“风俗”一目的切入点。当然，这些栏目基本是地方志的固定体例，但是，它们所描述的具体内容仍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方志在叙述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自秦代以来四川地区发生的数次大规模移民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有可能造成的地方历史的断裂性，而创造出一部一以贯之的四川地方史。虽然其主要读者仍是官员和地方读书人，很难说对一般的民众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无疑代表了士大夫阶层建构统一的“四川意识”的努力，并有助于推动“四川人”认同在读书人阶层中的普及。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志的实际编纂工作多由地方士人承担。比起下层民众，这些理论上应“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相对更能“超越”地域性群体的局限（然落实到具体个人，实亦未见其然）。因此，他们的言论恐怕未必准确地反映大多数移民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本章所述并不代表当时的“草根心态”。其次，不管是有意识的表述还是行为背后潜藏的“象征”，这里的引述都未必是会馆“会员”的共同认知，主要代表的还是相关事业的操办者、“发言人”及其支持人的态度。惟为了行文方便起见，在文中不再一一指明。第三，文中所引材料以清代为主，有时亦兼顾民国，因为此类社会文化现象和心态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他方面的变革（当然也有很大变化）。不过，作为史料，地方志描述往往不够精确和具体，不少材料都缺乏明确的语境说明，给使用者造成了一定麻烦。对此，本章尽量做一些补救工作，希望尽可能将材料放入确切的时空背景下，以期深入理解各种言论的实际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