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理论与跨学科

由于我们对西方主流学术的了解不足，我们不少人认知中的“西方史学”，实多误解。一个最大的误解便是以为西方史家长于理论分析，而中国史家则长于搜集史料。持这一看法的学者还不在少数，其实他们的误解还不止西方，根本包括中国在内。

今日西方中国史研究在资料建设的投入和学者利用资料的能力上，与中国学人相比，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例如美国学生做博士论文，通常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花一年以上（有时是两三年）的时间查阅和搜集资料；而我们的史学博士生可以用于查阅资料的经费通常不足千元，连在国内选一个地方看资料都只能限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西方中国史研究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长于“理论”和分析，而是在资料占有上远胜过我们一般的学者。

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使用的资料一般也更多。这里当然有所谓“硬件”方面的经费问题（如我们大学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就简直不能与西方大学相比），未必是学人之力所能及者。但经费的使用是可以有无数方向的，将主要的经费用于史料的搜集，正提示了其学术倾向之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许多人恐怕同样经不起检验，我们的“课题”经费中有多大部分是真正用于史料搜集固然人各不同，但在比例上一般不如欧美教授和学生，大约也是不争的事实）。

假如欧美学者在资料占有上常胜于我们的学者，而他们真又长于理论分析，则我们的史学还有多少竞争力呢？不过，据我的了解，这方面也有所误解。实际上，在所有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之中，西方史学对“理论”的抵御既是长期的，也是最“顽固”的；前两年这一现象便曾引起美国史家的讨论，而且仍未出现史学应该更加“理论化”的共识。

倒是我们中国的新史学，反更重视理论。这也有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以乾嘉朴学为表征的清代汉学，是在反抗理学专重“义理”的倾向中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的，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复因拙于“义理”而走向衰落。既然义理为重，以文字训诂见道的“汉学”就不得不逐渐从中央退居边缘，结果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都特别重视义理。在讲究义理的倾向下，中国“新史学”从20世纪初年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性解释为目标，这对整个20世纪的史学有着虽或隐或现但其实相当深入的影响。后来“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观念的提出，以及相当时期内对此的争议（注意：许多争议侧重的并非“是否”要以论带史，而是“怎样”以论带史），都提示着重理论轻史料倾向的长期存在。

具体到西方理论的引进，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人也常常容易先接受其新概念新名词，而不甚注意西人学说中内在的“条理”。林纾在1919年给蔡元培的信中，就曾攻击新文学是“学不新，而唯词之新”。次年胡适在北大的开学演讲中，也承认新文化运动已成“新名词运动”。到他30年代写自述时，胡适仍强调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于跳出了西学“新名词”的框框。在一般人的认知中，胡适乃是“西化”的象征，他对西学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反思。

以新名词代替理论的风气至今犹存。例如，欧洲学者提出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不少人译为“市民社会”）概念，被一些美国学者用来诠释近代中国，但也有不少欧美学者认为并不合适，或需进一步的讨论。但在我们这里，不少人都不顾“civil society”在欧洲史上的含义，也不论近代中国是否有及有多少所谓“市民”，径直援引以讨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其中虽也有较认真地辨析，但很多都颇具随意套用新名词的意味。

认真地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而不是术语标签的借鉴，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也并不主张史学研究非要有“理论”不可）。当然，需要引进的西方学理，应是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放型的21世纪中国新史学，更应是跨学科的史学。

不过，除了集体协作外，实施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受过系统的多学科训练，没有这样的训练，实际上恐怕跨不过去。比如以心理分析的方法治思想史，不仅有帮助，简直可以说是必须；这在西方曾热过一段时期，惟成功之例尚不多，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两方面系统训练的人太少。没有多学科的训练而贸然尝试跨学科研究，倘用一个不太雅驯的词来界说，多半只能是“始乱终弃”。

根据我们现存的史学研究人员及目前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水准看，系统的史学训练都还不能说已经达到充分的程度，遑论第二或第三学科。在力所不能及时，切勿轻言（更不能轻易实行）跨出史学的范围。以今日的实际情形论，恐怕第一步还是限制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如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子学科的藩篱，以拓宽视野。

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在其名著《蒙塔尤》中，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处理宗教审讯资料，相当成功。一般均注意他变而后大的创新一面，忽略了他坚实的史学功底，而后者才是跨学科的基础。故比较可行的方法，大约要先站稳史学的脚跟，在此基础上对其他学科虚心而不谦让。虚心是用该词的本意，约近于西人所说的心胸开放（open mind）；不谦让是首先要学，学会了才能用。但这恐怕只能是日后努力的目标了。

其实，在史学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大有可为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衍化的互动，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并可能有较大发展的方向。两方面大体的方法是相近的，容易相通；但各自的关怀与侧重又颇不相同，能够相互启发。比如对同一时段历史的分期，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因侧重各异，恐怕都不相同。若换个视角看问题，理解必更深入，过去视而不见的大量史料，也会呈现出新意来。

在方法论的层面，属于异文化的西学理论和方法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可以用来诠释中国的历史，本身也还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二战”后西方流行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解释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史家在运用结构和功能来考察历史时，似少注意到这两种取向在根本上带有“反历史”的倾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希望认识和了解，更多是一个社会或族群的结构及其作用，或社会各部门的功能及其运作。他们虽也使用历史材料，但史家最注重的随时间而变化的人与事的意义，则视其与结构或功能的关系之紧密程度而定（参见本书《乾嘉传统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近年西方从“浓密描述”到“浓密阅读”的方法，更重视“人”本身（特别是过去重视得不够的下层小人物），大概有意无意间都有纠正年鉴学派过去重不变的大结构而轻视“人”的倾向，两者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近年重新引起较多关注的民族主义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过去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存在一种“非历史”的倾向（即偏重于从各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角度研究民族主义），故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民族主义；现在则应纠正这一倾向，多从历史角度去考察和检讨民族主义。

西方史学的演化，提示着我们的史学至少应该在重视人与事的基础上考察分析大的结构，兼顾历史上的变与不变，特别是看上去平稳停滞时期里变化的一面，以及革命剧变时期不变的一面。但具体到近代中国，其显著的特点是变动既剧烈又频繁（张海鹏先生最近提出近代中国百余年间便有七次“革命**”，就很能体现这一特点），同时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与思想和社会变动的时空不同步现象。故任何对近代中国的框架性系统诠释，都可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需要谨慎处理。

从治学的具体层面看，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落实在“理论”之上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大大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在“新眼光”之下，不仅史家“处理”史料的能力会增强，实际上会有大量本来常见但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会“涌现”在史家眼前。对任何以实证为取向的史家来说，大量“新史料”的出现意味着什么，自不必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