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话的基础是了解

所谓“接轨”，首先意味着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这一点在实践层面其实相当不足。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中，老实说我们的地位并不算高。这里面原因甚多，固然不能排除近日西人讲得热闹的所谓“文化霸权”的影响，但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的不够高明，大概也是不容否认的。

最简单的例证，就是拿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与我们的外国史研究作一对比，当下可见差异有多大。实际上，在各自的文化大环境中，西方在中国与中国在西方的地位还真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能读或说一点“蟹行文字”的学人，多少还带点韦伯所说的charisma的味道；而在西方研究中国，真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的西方研究反而远不如西方的中国研究，的确应该深自反省。

这就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已不能遗世独立，自外于“世界”；我们的史学研究尤其不可能走“闭户造车”的老路，必须“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如果真要“接轨”的话，恐怕又不得不先接受我们在世界史学论说中尚处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一事实。既然面临“文化霸权”（虽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存在的现实，要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恐怕不得不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

从实践层面言，由于“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势”的实际存在，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思其所思，或至少对他人之所思所言做出反应，即使在意识层面心存平等甚至对中国心存尊敬之西方学者，的确有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西人引用我们的史学成果，多集中于转引史料，无意中有些类似当年殖民者仅从殖民地掠取原料，但很大程度上其实因为他们确实未能看出中国学者论著之心意所指。

反过来，我们自己也有类似表现。近年翻译的西方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已有相当数量，但在我们自己同样题目的研究中，却很少对其做出应有的反应。这就提示了双方的研究思路并不“合辙”，并未“接轨”。以《剑桥中国史》为例，这本是集众多学者就其所长各写一章（或几章）的一种通论性著作，大致的风格是点到为止，言而不详，基本反映了写作时西方（英语世界为主）中国史研究的水平。但此书的中译本出来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大部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基本忽视其存在；偶有引用，竟多是当作史料来用或转引其史料（这是其最薄弱或最不注重之处），真让人感觉到一点“后殖民”的味道。

我所接触到的不少学者，实际上对《剑桥中国史》也略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不过以中国人一贯的客气，不公开批评而已。实际上，或可说大多数中国学者并未读“懂”这套书。这里所说的“不懂”，不是一般意义上因程度浅而读不懂；而是因为不了解其“所思”，也就看不出其“所欲言”及其实际“所言”。

可以说，不仅走出去要“接轨”，就是引进来，也要弄清其轨辙，才能为我所用。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其学术领域中实属边缘，除欧洲极少数传统汉学的堡垒有其特定的取向外，大多是追随西方主流学术的演变之所思而思、所言而言。那就是他们的轨辙。只有在大致了解同时期或稍早西方主流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才能看出其中国研究关怀之所在。要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还需要多阅读西方人研究欧美自身的史学名著。

因为西方学术是一个发展的变量，而我们对“二战”后西方主流史学论著的翻译实在有限，一般西方史论的选本也多侧重于19世纪以前，这是导致双方难以对话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对比一下我们的“西方史学理论”或“西方名著选读”一类课程的书目与欧美各主流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的书目（也相当多元而有许多差异），便可知两者的差距有多大。

近年新引入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冲击和促进并存，后者尤其有目共睹，不容忽视。不过，西方史学从来就具有多歧性，近20年尤其是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重新定位的剧变时刻。在我们讨论的时段内，影响中国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常依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不少经“海外”学者的事先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形成一种特别的样态，即在西方对立的见解在我们这里却能相互支持。

这样看来，我们确实需要增进对西方史学的了解，方有利于对话。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学界“文化霸权”的存在是个现实，而且的确是不“平等”的现实。但这更多是历史地形成的，不是今日在国际学界唱主角的欧美学人有意造就。如果不顾现实而只强调“辙”的独立性，绝不可能改变闭户造车的现状。如果“接轨”已是势在必行，依我的陋见，只要能站稳自身的文化立足点，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心，承认国际学术地位不高的现实，于我们并无什么损害，恰可以促人奋进；倒是掩耳盗铃的**取向，恐怕不过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正如传说中埋首黄沙的鸵鸟，除了将头脸在沙中埋得更深之外，别无改变现状的选择。

故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得不坦然接受我们在国际史学论说中尚处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一现实，走开户造车之路：先熟悉了解欧美的主流史学论说，试思其所思，并逐步做到能以其论说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史学精义，以期“合辙”；换言之，思他人所思、言他人所言，不过是走向“内外相剂”的阶段性过程而已。在具备共同语言的基础上，转从中国史学的思路以中国的方式提出外国史家较易接受的新史学论说，为世界史学做出我们的贡献。

学术“与国际接轨”本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如果某一机构的学者及学科有世界级的学术地位，你不去“接轨”，别人也会往这里“接”过来。国际学界也还不致完全掩耳盗铃，已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中国学人的成就，向我们这边“接轨”的现象已经出现，比如李学勤先生的书就有英译本，葛兆光先生等的书有日、韩等译本。但那毕竟数量不多，至少比我们翻译外国的中国研究著作要少得多。在别人走过来的同时，中国的学术要走向世界，最起码要让别人了解自己（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学外语，外国人念书也都要学外语，惟中文一般不在其中，这也是历史形成的现实。作者后按，这一现象如今已有很大的转变）。

同时，没有自身的学术立足点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优势，也谈不上对话。所以中国史学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从实践层面看，由于西方史学是个发展的变量，要跟着跑也很难跟。比如西方前些年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等，现在都受到当地年轻一代史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仍在大量运用这些理论的中国史家，是否跟着批判，或是否对其批判视而不见，就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说到底，不论是否运用理论及运用外来的还是本土的传统治史方法，一个史家或一国史学的学术地位，还是落实在是否能产生言之有据的高水准学术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