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文学

一 寻找城市

“寻找城市”听起来很像“骑驴找驴”，但我说这个丝毫不意含奚落。这是一个时期以来相当一些艺术家（不只是文学作者）极认真、郑重的意向与行动。他们又的确是在“骑驴找驴”：不是由乡村出发去寻找城市，像社会转型期的离土农民那样，而是在城市中寻找城市。

城市第一次对自己的城市性质萌生了怀疑。

经由那批青年艺术家表达出的狐疑不定的城市自我意识，也许更是城市现代化的确证。这通常属于那类历史契机——固有的、早已有之的一切失去了文化自信，开始重新思索其文化含义，估量其文化价值，寻找其在新的文化坐标上的位置；真正生气勃勃的文化重构于是乎开始。寻找城市的艺术家们首先听到了大变动的坼裂声。他们的寻找意义、价值、位置，以其焦灼不宁，给人以新的艺术形式、新的美学原则在母腹中躁动的消息。

文学艺术的寻找城市，生动地传达着一种文化期待，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文化期待。他们所寻找的无宁说是现代人、城市的现代性格。乡土中国的人们听惯了关于城市罪恶的传说，习惯了关于城与乡道德善恶两极分布的议论，祖辈世代适应了乡村式、田园式的宁和单纯，他们从不曾像今天这样期待过城市。城市以陌生文化在青年人中的风靡，乡村则以农民向城市的涌入表达这种期待。文学艺术的期待与寻找另有它自己特殊的背景，即这个星球20世纪以来城市艺术的空前发展，和有关的美学理论构成的强大冲击波。并非什么“新潮”都出于行情。城市文学兴起的背后，是世界大都会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和世界文化大环境中地区文学间的交叉影响：一切都很自然。

“寻找”的是尚未充分呈现、完整呈现的东西，这东西又决非海市蜃楼。寻找同时向着寻找者自身，以心理调适寻求与正在呈现中的文化的适应。寻求的急切与生活变动缓慢之间的反差，难免会令人感到“意识超前”〔1〕，有关城市的描述有时会脱节于城市实际。输入的文化、文学练敏了文学家与批评家的城市感觉，“城市感觉”却找不到恰合尺寸的对象；对于“现代城市文学”，一切条件都似已成熟，只是城市本身还迟迟不肯出现。这颇有点滑稽，也是一种转型期的喜剧性现象。

不是经由经验材料归纳，而是以引进的理论向生活索取对应，理论热情压倒了对经验事实的热情，所传达的无宁说更是渴望变革的情绪：如果没有一种“城市意识”，不妨把它制造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着评论家们热心地谈论城市快节奏时，国外报纸报道说：“上海大多数人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节奏在减慢，而不是在加快。”〔2〕率先活跃起来的城市意识、城市感觉，也许只是在文学艺术中收获了它们最理想的果实，即蓬蓬勃勃的城市想象，以及由城市文化变动刺激了的文学形式（结构—语言）创造。形态（城市与文学）不定正足以造成张力。悠长的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以来虽不算悠长却也已十足强大的传统，有待更其强大的文化、文学冲击才可能更生。焦灼的等待激发幻想，“寻找”无论在思想者还是创造者，都是越出常规收获意外成果的必要状态。

当代城市艺术就是这样因城市现代化的不足，而成为最富于想象力的艺术。你可以想到耸人听闻的“八五美术新潮”。种种前卫美术群体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比同期城市文学走得更远，也更无所忌惮。美术评论家谈及在此期间青年画家的创作时认为，“在这种现象后面隐含着一个实质性的因素，那就是形式的突破有观念的内在动力。节奏、运动、构成和对比强烈的色彩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勃兴的都市意识”。〔3〕

城市化是一种过程。发达国家非即处于这一过程的终端，它们不过在某些方面处于这一过程的较高层次罢了。西欧城市模式也未必能搬用于中土而不加修改。这种认识可能利于大大扩张城市文化视界，“城市文学”的概念也会相应地充实其内容的吧。倘若所等待的只是理想范型，城市的标准（西欧标准？北美标准？）形态，那等待怕是要无尽期的。“现代城市”在古旧城市中，甚至在文化变动着的乡村中。

当代台湾文学写到台湾城市间文化层次、文化色调的不同。即使到了70年代，台湾的中部城市，比之台北也另有一种风味，令人可以慨叹：“哦，中部，悠闲缓慢的节拍，……”（黄凡：《大时代》）苏伟贞的《红颜已老》写人物细细品出的台北与台南情调上的差异：“台南的夜，静得和台北不同，台北是死寂，有股英雄末路的味道，因为白天太炫眼；台南却是宁静，是一场昼、夜争夺战赢回自我后的满足，甘心地躺在大地怀中，而没有其他欲望，偎着它也能感染一份平和，……”台南应是相对于台北的乡村，以其乡村氛围抚慰着倦游归来者的灵魂。张系国的《棋王》写台北巨厦间夹着小小的庙，无声地播散着一点古文化的温馨；苏伟贞则写“庙寺几乎是台南古老文化中的一环，矗立在生活中到处可见”。是这样的都市里的村庄与田园式的城市。〔4〕

城市文化的建构状态也因而是近于“永远”的状态：注定了“永远”的城乡文化共生、互渗，注定了“纯粹状态”的不可能存在，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纯粹城市”即无城市——城乡分界的最终消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看到因依、共存，更不消说世界乡村与世界城市的势必极为漫长的共存：未来比过去更漫长。或许那期盼与等待倒是一种现代心态？期待与寻找使得精神空虚而又充实，加剧着又缓解着现代人的焦灼。

也将不会有为所有人认可的现代城市模型。在现实中国，“十足城市”的不能不是狭小城市的，比之胡同更为狭小的城市的。也许先要承认文化多元，承认有被分割了的属于不同人的城市，有不同人的千差万别的城市印象、城市感觉、城市节奏，才能说得清楚所谓“城市”这玩艺儿的吧。“心理时间”、“心理空间”的概念当初引入时，曾被用来扩大传统的“真实性”理解。一部分人的心理紧张（他们自己的心理节奏加快）也是一种真实，或许恰好由缓慢变动中的那点变动造成。转型期、变革期总有首先被抛入涡流的人们。以城市为文化统一体的概念至少应当暂时抛开，而习惯于“你的城市”与“我的城市”。它们都是城市；更确切地说，是城市中的城市。

有趣的还有，上述期待与寻找只是一种当代现象。新文学史上也有其城市文学，却像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不立名目，没有理论倡导，没有宣言，也没有批评界的一哄而上。那只是选材问题。或许第一因当时文坛的主要关切在乡村。即使足未履乡村者也远远地打城市跂望着乡村。第二也因大革命后作家麇集上海，相当一些作家都会化了。在饱吸都会空气的人们，“城市”不假外求，也没有什么特别：它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即当时被认为的“时代主题”是乡村破产与民族工商业的危境，没有如目下的城市化、现代化的声势浩大的进程提供一种文化眼光，使城市作为对象特殊化，蒙受全新的文化审视与估量。“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概念，往往是在较为单纯的意义上被文学运用的。

除此之外，不免令人百感交集的，还有城市本身文化含义的变化。几十年间，因典型都会文化的解体，上海乡村化了。都会的上海重又陌生。这才使得城市意识像是非“无中生有”，赖有外来理论才足以生成。这也是历史的一点讽刺，内中透着点辛辣的。

最后不妨承认，对于城市意识的呼唤，其真正动人之处，在于其中那脱出乡土中国、脱出传统眼界的挣扎。这也是这个时期最激动人心的精神渴求，使得城市期待、城市寻找中充满了新时期的历史感与文化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