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写人的艺术

在这个小题目下，我不打算谈技术上的问题。这一方面已经谈得足够多了。我关心的仍然是创作心态、文化感情，及其与小说艺术的关系。

本书第二章说到“非**状态”，此后不得不一再补正。因为任何概括对于如文学创作这样活跃的心灵状态，都会显得不那么合度。阅读中我发现，使老舍“情不自禁”的，多半是在他写到自己心爱人物的当儿。他曾克制不住地大声赞美人。非**状态一旦冲破，失却了均衡，散文也就转换成了诗。他长于写人；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较之技巧，所凭借的更像是诗情，凭借自己对于人的赞美与陶醉——也仍然是既陶醉于“人”，又陶醉于对于“人”的赞美，陶醉于自己那些俨若得之神助的文句。当此之时，那些如自然流泻的文句，使你感到作者的微醺。这通常也是他最温润最富于光泽的文字。人们有时却忽略了这些，而被一些平庸之笔的炫目的反光给吸引住了。

他赞美人的体魄。“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他觉得，他就很象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骆驼祥子》）。作者几乎是溺爱着他的人物!

他赞美人的仪容姿态，无论其是雅人、俗人，以至粗人。回民金四，“他又多么体面，多么干净，多么利落!”（《正红旗下》）不像是在描写，倒像是在享受，对于人世间才有的这种美的享受。

他赞美人的体能，赞美惟人才能有的娴熟技能。“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象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他在人物肢体的运作中找出了音乐，每一个字都下得妥帖自然。写人对于车的感觉，人与车的“交流”，笔触细致而美。几乎不能设想，还能把拉车这活计写得更美的了。有这种赞美与陶醉，对人间对生活的那一份爱又该多么实在多么厚实!

他自然也赞美人的风度气质，蓄之于内而形之于外、规定着人的格调的东西。他这么写落魄中的小文：“无论他是打扮着，还是随便的穿着旧衣裳，他的风度是一致的：他没有骄气，也不自卑，而老是那么从容不迫的，自自然然的，眼睛平视，走着他的不紧不慢的步子。对任何人，他都很客气；同时，他可是决不轻于去巴结人。在街坊四邻遇到困难，而求他帮忙的时候，他决不摇头，而是手底下有什么便拿出什么来。”他也这么写知识分子祁瑞宣，写瑞宣“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就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说小文、瑞宣性情的“温雅自然”，俨然如说北京。他赞美这最与古城合致的性情之美。“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象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雍容，“自然，大雅”，温煦，宽和，沉静。是人的性情，也是城的性情。对于人的陶醉在其最完满时，就这么与对古城风雅的陶醉汇在了一处。当这种时候，让人辨不清作者是因城而爱人，还是因人而爱城。人的美从而也就与一种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

过分心爱使他忍不住评说，倒不是不自信其描写的力量，而是克制不住赞美的冲动。因而被他过于喜爱的人物反会有那么点儿抽象，美的形态中呈露出美的概念。形象固然烂熟于心，概念也是因时时翻检而早经烂熟只待一朝说出的。

小文、瑞宣的美因其合于这城的礼仪规范；高度契合使教养成为了本能，“温雅自然”如与生俱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紊乱、失调；如一曲古典音乐般的，无处不和谐，无处不熨帖。老舍所最陶醉的，是这种由内在境界到外在形态的通体的和谐。和谐的不是一肢一节，而是整个人生境界。

即使人的外在形象，令他陶醉的也是整饬的美。“他的脑门以上总是青青的，象年画上胖娃娃的青头皮那么清鲜，后面梳着不松不紧的大辫子，既稳重又飘洒”（《正红旗下》）。“我的辫子又黑又长，脑门剃得锃光青亮，穿上带灰鼠领子的缎子坎肩，我的确象个‘人儿’!”（《我这一辈子》）绝对没有什么怪异、出常，只是把通用的规范发挥到尽善尽美无可挑剔。这种美不会造成视觉兴奋——眼睛为之一亮。它只让你看得舒服。“舒服”也是一种快感。

老舍批评着北京人，同时传达着北京人由其礼仪文明中形成的审美标准，北京人对于人之为美的那一种理解。

沈从文对他的虎雏（《虎雏》）、夭夭（《长河》）、翠翠（《边城》）们，也有一种近于父性的溺爱。他欣赏的是人物无知无识顺适自然的黄麂似的生动跳脱处，写来则如沅水辰水般流动，山间草木般鲜活。如果说沈从文所尊奉的神是“自然”，未为任何城市文明、人为设计污染过的自然，老舍无论宣告与否，他所倾倒的，都是娴熟到令人不觉其为人工的人工，由成熟的文化造就的人的成熟的魅力。我们又在这里遇到了城与人，作者与城的精神联系。

作为训练有素的小说家，成熟的北京人，老舍的文化—审美价值系统无所不在。他的文字也像他所欣赏的人物形貌那样整饬，难有蒙茸的美感；对所写人物的由衷喜爱则作为补救进入语言，使寻常描写泛出极清新的味儿。你最觉真切处，其实是夸张变形的。情感激活了感觉，使作者也使你发生了为审美所必要的错觉，以为所写比之真实更真实。《四世同堂》里既有江湖气又有市井气的金三爷接济落难的女儿、亲家，“他须把钱花在亮飕的地方”，“他的钱象舞台上的名角似的，非敲敲锣鼓是不会出来的”。“约摸着她手中没了钱，他才把两三块钱放在亲家的**，高声的仿佛对全世界广播似的告诉姑娘：‘钱放在**啦!’”写人的精确生动与文字的洗炼省俭，也许无过于此了。因了那爱，把人物的精明、虚荣写得有多么天真!〔24〕

在创作中，全然不动声色是一种艺术，爱也是一种艺术。你可以条分缕析地展列京味小说作者的技巧，却怎能说得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以其对所写人物的爱，使笔下世界脱出了鄙俗，在维持美感的同时维护了一种文化感情，以美感节制化俗为雅，减却了市井形象中的市井气的呢!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对象的赞美与陶醉也自有风格意义，是京味小说成其为京味，从而区分于其他“市井小说”的条件。

注释

〔1〕《乡土》（刘绍棠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2〕《北京话初探》：“旧城区包括现在的四个区，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北京人还有—种习惯是把城区分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四个部分。东城基本上是现在的东城区，西城基本上是现在的西城区，南城指外城，即今崇文和宣武两区，北城则指现在的东西城鼓楼一线以北的地区”（第5页）。

〔3〕《林海音自选集·小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4〕参看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六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2页。

〔6〕萧乾《北京城杂忆·京白》写到“京白最讲究分寸”，“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等。见前注。

〔7〕同篇中写道：“爱情!潘秀娅甚至没用这个词汇进行过思维，在她的思维中只有‘对象’这个概念；‘我爱你’这个简单的句子，在她同薛纪跃搞对象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使用过，他们只说过：‘我乐意。’”——“乐意”于实际解决。“她要结婚。她要成家。成家过日子。”

〔8〕与这些老牌市民所见略同，祥子所谋求的财产是车，因为车是像土地一样可靠的东西。市民在追求经济生活的稳定、安全方面，其思路是与农民一致的。

〔9〕传统人格趋利避害，有时“利”即在避害（而非在实际得利）——一种奇妙的思路。这里的归结不在人生创造，而在保生全身。财产求稳定可靠亦出于类似逻辑：不失去即是得。推演下去，还有以失为得的那种场合，更是一种传统谋略。

〔10〕《清稗类钞》农商类“争烧锅”、“京人争牙行”条，第5册，第2301～2302页。

〔11〕他尤其恨北平人的好看热闹，为此不惜使用了愤激的笔调。祁瑞丰之流看热闹时的那派安闲，有时真真是陈叔宝全无心肝。

〔12〕因追求“和合”，张大哥的戒条是“宁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到事关婚姻，大家“都以和事佬自居”，因为“拆散人家婚姻是伤阴骘折阳寿的”。——一种中国式的厚道与自私。

〔13〕应当说，曹禺剧作《北京人》，写北京人的文化性格，较不少京味小说为深刻；由北京人上溯北京猿人反思中国文化演进历程的立意也使境界深邃。剧作没有关于所写旧世家是否旗籍的说明，由作品提供的情景细节看，人物至少是接受了旗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剧作对其间教训意义的深沉思索，可补一些京味小说之不足。

〔14〕清人福格《听雨丛谈》记八旗礼俗，每与汉族经典印证，虽不免附会，亦可见出民族间固有的文化联系，满族文化中汉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渗透。

〔15〕然而“特权对于人的腐蚀”，确又是有关作品明白可见的“主题”。这主题本也现成。古人有“不以良田遗子孙”的说法，实在是由看多了宗法制下的悲剧而悟出的道理。旗人则重复着历史舞台上长演不衰的征服者被征服的故事：凭借武力的征服之后是文化上的被征服，最后则被自身的腐败所征服。

〔16〕贵族式的优雅往往也由于天真。天真是贵族的财富，贵族的天真又是用财富滋养成的。使旗人贵族及其子弟得以避开市井文化中的鄙俗而保有天真的，往往是其全不知理财。欣赏这一种天真的，又是十足中国式的书生趣味。旗人的魅力在其禀赋与性情。比之富贵豪华，这才真正是其得自生活的厚赐。但无论性情还是禀赋，都不全由草原游猎中带来，而是在其“入主”中以经济文化地位造成的；其中有无数小民的供奉。“乌世保本是个有慧根的人”。无衣食之忧，亦由一个方面解释着其“慧根”之所从来。这是一份代价昂贵的“优美”。

〔17〕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9月由北京晨报社初版印行。

〔18〕较之更为古老的楚文化、吴越文化，这草原游牧民族至少近几百年表现出的文化性格，是远为世俗的，这由他们的习俗更由他们的生活艺术中可以察知。民族间的文化渗透，也要有其自身内在的依据，才有可能进行。

〔19〕“人的再造”在40年代，被作为重要的文学主题。但无论那时还是此后，旗人的再造都另有一些意味。不同于西欧当今仍保留有爵位的“劳动贵族”，旗人是身份地位一并失去。40年代新文学中“人的再造”，指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精神更新，民族性格改造；而旗人的学习谋生，自己“找饭辙”，则是其再造的初步，新生的必由之阶。失去了“福荫”，“铁杆儿庄稼”倒了，或也是旗人的生机。不治生业固然使旗人萎缩了生存能力，近于天赋的艺术修养又使其得在没落中以智慧贡献于文化：被视为无用或仅以之自娱的，在另一条件下，恰是“新生”、“再造”之资。

〔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着先得风气的人物从心理到行为方式做了适应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调整，中国社会却走向了另一种专制。《茶馆》即写了对历史生活的苦涩回味，让你看到福海式的人物在“民国”的命运。

〔21〕〔明〕谢肇淛：《五杂俎》：“……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清］阙名：《燕京杂记》：“五杂俎云：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不如是不足为京师。信然”（第129页）。

〔22〕参看他的《英国人》，载1936年9月《西风》月刊第1期。当然这不妨碍他同时欣赏北京人从容优雅的风格气度，北京生活悠闲恬适中的特殊韵味。他以北京人为参照物肯定英国人人与人之间、公与私之间关系的严肃不苟，又欣赏北京胡同人情的深厚与亲密，尽管这种人情常常导致对公益事业、责任的牺牲和对改革者的牵累。几乎在任何一种有关德行、人格的评价上，他的标准都是二重以至多重的。

〔23〕如郁达夫的批评杭州人（《杭州》，《郁达夫文集》卷三，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出版）。居杭而以苛刻态度评论杭州人，意气未免太盛，但亦一时风气。易君左以一部《闲话扬州》引起风波，也是那一时期的戏剧性事件。《闲话扬州》，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24〕老舍对庸常人物含着溺爱，市民中的漂亮角色却使他兴奋。写前者笔下十足亲切，写后者则往往有神来之笔，文字与人物一并悦目。江湖中人离知识分子文化圈更远，也更易见出性情。在市民的平淡生存中看这等人物，亦如对人间胜景的吧。老舍想必也感染了市民们的这一种向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