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旗人现象

不说“旗人文化”而说“旗人现象”，是怕过于僭妄。本书的使用“北京文化”已是在夸张的意义上，教我不忍再动用类似名目。“旗人文化”，老实说，还未曾真正进入研究视野呢。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浅尝”而已。令人惊异的倒是对如此有价值的课题的长时期冷落。在这一方面，负有文化阐释任务的研究界，远没有创作界来得敏锐。

清末笔记野史记有旗人辛亥前后的潦倒困顿，贵胄王孙竟至于有以纸蔽体者，状极凄惨。如此命运虽经清末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势积累，对于优游终日的膏粱子弟，仍像是一朝夕间的事，正所谓晴天霹雳。这一页历史早已翻过，过分纤细的“公正论”不免书生气。历史祭坛上总要供奉牺牲的。有罪的与无辜的牺牲在为神享用时，想必味道没有什么两样。上述人的命运的戏剧性，本应是随手可以拣来的现成题材，新文学史上利用这“现成”的却并不多见。倒是张恨水的《夜深沉》，写了贵族后裔的沦落，平民化。

我尚无力全面考察晚清到民国的市民通俗小说。就新文学看，对于这题材即使不是第一个进入，进得最为深入的也必是老舍。《四世同堂》里有关小文夫妇的篇幅并不算多的描写，是一种思考的极深沉有力的开端。在此之前，他将对于旗人的文化探索包藏在北京文化追究中。我以为那深藏着的，或许有最初也最基本的冲动，但明确标出仍然是意向积攒的结果；在老舍个人，更有其沉重的意义。小文不是旗人，“但是，因为爵位的关系，他差不多自然而然的便承袭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由小文夫妇，他第一次写到旗人境遇的特异性。“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老舍由小文夫妇而寻绎旗人的文化性格与历史命运，较多地写到了诗意方面。那原不是一个适用轻嘲微讽的年头。以遥望故园的沉痛写粗暴**下这花一般娇弱的文化，他渲染出的是一片凄凉的美感。

我注意到老舍在动用这蓄之已久的题材时的游移。写旗人迟至40年代才正式着笔，并非偶然。《老张的哲学》中的洋车夫赵四，据小说提供的描写，应是破落旗人，作者却像是有意绕开了这一层；即使写小文，也特地说明是受旗人文化影响的汉人。至于《正红旗下》创作的中辍，及其描写中有时略嫌过火的夸张态度，都有极曲折的心理内容。这位入世甚深的作者，很明白有关的历史及民族问题的微妙。但他终于还是写了。或许那一片废墟和瓦砾间珠宝的零落反光在记忆里闪灼得太久，是它们自个儿跳溅到作者的笔下纸上的？

由《四世同堂》的有关描写敷演开去，《正红旗下》是一次集中而深入的旗人文化省察，且企图极大：由几代旗人形象完整地概括旗人的历史命运，写出一种文化的没落和一个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写旗人的耽于佚乐，又写他们的教养与禀赋；写他们的苟安，也写他们“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写那些骠悍猎手的后代的怯懦无能，却又说“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也如写《四世同堂》，这儿常用复数（一般的旗人），从具体人物身上引开去，进行文化总结与概括。“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历史已年深月久，时世又不同于40年代，即宜用调侃——是调侃而不是热讽冷嘲，其中就含有温情、爱，从而弥补了理性判断的单向与径直。但多用议论且同义反复，也不免絮烦。这又是老舍文字的常见一病。

《正红旗下》写于1961至1962年。二十年后邓友梅《那五》诸篇推出，曾叫那些对新文学不甚了然的读者眼睛一亮，似乎这才发现了旗人世界。邓友梅在其北京民俗系列小说中写旗人形象系列（那五、乌世保、金竹轩、索七的后人等），自然是经了深思熟虑的。这些旗人不是稀有人种，而是道地北京人。写旗人正为了写北京。〔13〕那五“是八旗子弟中最不长进的那一类人”（《寻访“画儿韩”》），穷极无聊的一类。其时骄时谄，时倨时恭，随机变化，主子的灵魂中总有个奴才的灵魂，是活脱脱的一个破落户飘零子弟，由寄生生活造就的文化性格。这一品类的旗人，却是老舍未曾写过的。老舍笔下的旗人总比那五尊严，即使落魄潦倒。这就又见出了作者间经验与情感态度的差别。

《正红旗下》写旗人文化很满，大可补有关民俗学材料之不足。在老舍本人，这作品较之前此诸作也更有明确的“展示文化”的意向和为此所需的从容心境。甚至不妨认为这小说的主人公即“风习”。小说对旗人的家庭组织、家庭关系，以至某些风俗细节（如旗俗重小姑），都有极精确的表现，诉诸认知，可与有关的史料相发明的。即使未能终篇，也仍然是迄今记述清末北京旗人家庭文化的最具民俗学价值的小说。

前面说到写旗人是为了写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会，到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旗人则在许多方面正是“北京人”的标本，略嫌夸张却因而更其生动的标本。你并非总能弄得清楚满汉之间发生的实际的文化对流的。〔14〕旗俗多礼，与汉文化传统合致；旗人礼仪繁缛处则近于极端化、漫画化，俨若北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这种浓化、极端化又使其不至全部消融在北京文化中，仍有其自己的形态。

我已经写到了旗人在北京人“礼仪文明”中的醒目姿态，如福海、大姐一流文化烂熟的旗人对于礼仪行为的艺术化，旗人比之普通北京居民分外讲究的“气派与排场”，由旗人强化、精致化了的北京人的“生活的艺术”，以及旗人的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经了旗人形象呈现出的，是优雅与讽刺性同在的略见夸张变形的北京，与作者在别一场合所写那个更诗意的北京互为补充。

老舍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都倾倒于旗人中漂亮人物的优异禀赋。老舍写小文仿佛与生俱来的那份才情：“他极聪明，除了因与书籍不十分接近而识字不多外，对什么游戏玩耍他都一看就成了专家。”写福海：“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他会骑马射箭，会唱几段（只是几段）单弦牌子曲，会唱几句（只是几句）汪派的《文昭关》，会看点风水，会批八字儿。他知道怎么养鸽子，养鸟，养骡子与金鱼。”《烟壶》中的乌世保也如小文、福海，“天生异禀”，“天资聪明”而又“中正平和”。

怀着爱意写旗人命运，必不至于仅仅抽绎出浅近易晓的教训〔15〕，因承受那一份命运的，有如是之姿态优雅禀赋优异的人物。文化演变中文化的贬值，价值调整中价值的失落，是人类史上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主题；上述旗人现象本可以作为创作史诗性悲剧的材料。可惜的是，即使《正红旗下》也不具备史诗品性。上述文化主题被老舍直觉到了，内外条件却共同阻止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展开。

贵族式优雅的造成赖有财富与时间（时间，即“有闲”，在这里也是一种“财富”）。〔16〕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的智力集中、文化集中，曾使人类得以拥有其最辉煌宏伟的创造物——无论欧洲文明的希腊、罗马时期还是中世纪，也无论中国的先秦以至于汉、唐。那些创造物或以巨大（规模、体量）、丰厚（文化含量、智慧含量），或以精致、优雅令人惊奇。这是在物质普遍匮乏条件下，以文化的不合理分配为前提造出的文化奇观。社会财富的集中，智力、艺术创造力的集中，是人类前近代精英文化产生的条件。那些最有才华的旗人（包括《红楼梦》的作者），即属于有清一代诸种“集中”造就的文化精英。供奉艺术殿堂的，则是普遍的蒙昧。18世纪以来的民主化进程使文化分配由上述失衡走向平衡之后，人类又发现了这进程引出的消极后果。激进思想者憎恨平庸，憎恨带有伪善色彩的“平民化”。周作人也在写了《平民文学》后写《贵族的与平民的》〔17〕，意在校正“五四”思想的偏颇。由实际历史铸成的世界，不可能仅仅以观念旋转。中世纪的贵族，即如托尔斯泰伯爵一流人物，再也不会被重复制作出来。反平庸的本意自然也非返回中世纪。

造成优雅，造出文化精英的同样一些条件，又造成着人的部分功能退化，以至人性的荏弱。

中国人并未像俄国人或法国人的赶尽杀绝，即使对于皇帝，也只是客客气气地请出宫去。因而除蒙受劫夺之苦外，许多旗人的潦倒是因全无谋生本领。那精致的文化把他们造成了某种情境中的废物。优异禀赋本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条件才能发挥的，到了须凭一双手挣自家的“嚼谷”时，即变得全无用处。那五说：“我不过是沾祖上一点光，自己可是不成材的，……”“溥仪的本家”金竹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虽说能写笔毛笔字，画两笔工笔花鸟，要指望拿这换饭吃可远远不够”。他自己说：“我还有什么特长？就会吃喝玩乐，可又吃喝玩乐不起!”八旗子弟出身的大松心，“祖上有俩臭钱，我呢？打小就懒惯了，馋惯了。干事儿，不能累着，还得吃好的”（《没有风浪的护城河》）。被封建社会制度化了的“荫庇”，只能造出吃祖产的废物。

来自旷野的民族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包含有多么怵目惊心的文化内容!由骑射的文明到走票唱曲的文明，在这个民族，不能不是人性的萎弱。旗人贵族在其娱乐中尚挽住了一点“旷野”气息。他们中有的人不屑于玩蝈蝈逗蛐蛐，而是豪迈地“熬鹰”放鹰。但“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的大姐夫，却是个“不会骑马的骁骑校”——仍然是人性的萎弱。他们倒是以自己民族性格的演化为汉民族文化的魅力提供了新证。〔18〕这里发生着的，又是历史上常演不衰的成熟的农业文明对于旷野文化的无声的征服。一批寄生者，是没有资格领导民族的。背负了悲剧性的历史命运的人，自身又是历史悲剧的原因。

旗人现象因其切近也因其戏剧性，获取了某种寓言品格，思维定势却限制了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这里的“主题”是现成的，如“特权对于人的腐蚀”，如“人的再造”。由老舍到邓友梅，呈现于作品的意义归结，都未越出上述范围。但你又岂能一下子说清楚近代以来历史对于旗人的强制性改造在人性、文化意义上的得失!

“意义”的某种混沌有时偏是产生大作品的条件。《那五》、《烟壶》以至老舍的《正红旗下》都太求明晰，为此牺牲了更深刻的直觉（尤其在老舍），而将图景单纯化了。

发生在生活中的事实是，近现代史的特殊条件——清末世家子弟的飘零、平民化，以自娱性的艺术、技艺为谋生手段；民国以来愈益发达的民主思想与文化的平民化——使旗人文化走出皇宫王府大宅门儿，终于成为北京市井文化中不可剥落抽取的构成部分。

“旗人现象”也不尽是一些严肃的教训和沉重的悲剧。事实上，它更经常地引发喜剧感，是历史生活提供的一份特殊的幽默。旗人贵族带有天真意味的豪奢，至今仍被用作喜剧素材。“幽默”在于“豪奢”得天真。《四世同堂》中的小文到了靠变卖东西换米面的时候依然天真。《那五》中的福大爷钱花得豪迈，却决不类于上海滩上的暴发户，看起来不像自己在挥霍，而像被奸刁之人骗了去似的，倒叫旁人看得心惊，为他们捏着一把汗。定大爷（《正红旗下》）、福大爷们的豪兴在衰世不啻作孽，那一派天真却又缓和了人们的批判情绪。时间距离愈远，这类人性表现愈具有喜剧性。因而上文说旗人现象是创作史诗性悲剧的材料恐又不确，至少以“古典悲剧”的尺度量来。这段历史，无论其内容本身包含的荒唐怪诞，还是其赖以演出的大舞台、大环境，都削弱着它的悲剧品性，加添着其原有的喜剧以至某种闹剧意味。

旗人现象的幽默，还来自这些承受历史潮水冲击的人们现实感的严重缺乏，面对那些剧烈地旋转了他们整个生活的大事件，他们脸上的那副令人不忍苛责的懵懂神情。在京味小说里，他们往往沉醉于所曾扮演的社会角色，自我意识与现实脱榫，心理时间与历史时间错位。然而有时却又正是对时世、世事的浑然不知，使他们显得单纯可喜。小文夫妇，“他们经历了历史的极大变动，而像婴儿那么无知无识的活着，他们的天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即使那五的混世而为世所混，不也见出秉性的天真善良？与时代脱节，对生存现实麻木，又非旗人独有。这也是老派北京人的文化共性吧。只不过“麻木”与“浑然不知”，境界仍有差别。前者出于驯化，后者才更由性情。在人对其命运全然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如老舍所说，“无知无识”者是有福的？

这里呈现着传统“乐感文化”的漫画形态。即使衣服经常出入当铺，即使无以打发债主子，大姐公公也总是“快活”的。作者写到这里，笔下半是悲悯半是爱怜。他不能认同人物的人生态度，又不能认真地愤慨，一本正经地否定。他的直觉不顾理性的警戒，把捉住了现象本身的喜剧与悲剧、幽默与沉痛缠夹纠结的复杂意味。

至于这一幕的结局，远不像可能有的那么严酷。这结局也是悲喜交加，严肃中又寓有轻松的。20世纪的人们究竟比中世纪明达，而“民国”之后更甚的混乱也给旗人修改形象留下了足够的间隙。梦醒后落回现实，方知人生第一义是生存，生存须自个儿卖力气，凭本事挣嚼谷。这也是小民的真理，剥落浮华后最朴素的生存之道。旗人文化得自“有闲”，由以之消闲到用以谋生，其间有极曲折的辛酸路。走票唱曲是“耗财买脸”，下海从艺则是操贱业、失身份（用时下方言，叫“跌份儿”）。扭转价值体系从来比行为强制更难以忍受。乌世保由干“玩玩闹闹的事、任性所为的事”，到干“正儿八经的事”，制作内画，烧瓷，充当技艺传人，其间的历史跨度、人生跨度，非亲历者不能想象其巨大。神色自然态度从容地完成这一跨越的人，精神上拯救一个民族而不自觉其所事为伟业的人，又是该当赞美的。〔19〕

老舍以久贮心底的**赞美福海，赞美常四爷（《茶馆》），赞美那些具体推进历史转折、使艰难历程轻松化、将人生无痕地汇入时代的一代旗人。也许再不会有谁比之老舍，更能感受到此中的庄严性的了。他谨慎地避过了历史评价，而放任情感在对几个人物的刻绘里，并希望你由他的故作轻松的笔调中读出点儿“崇高”。福海在这种意向下即成为老舍笔底最合于理想的旗人形象：其由天赋聪明对时代趋向的判断（“多看出一两步棋”），以先于历史突变的自主选择，潇洒漂亮地走出了旗人贵族的人生轨道。福海是旗人里头的“新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不只是历史在强制性地重塑，旗人中得风气之先者也自觉再造。作者力图给你看到当历史的轮子迎头驶来时，那些大踏步地迎向新生活去的旗人——他对于民族的深藏着的骄傲。〔20〕这种境界亦与60年代初的时代氛围和谐。那是个鼓励昂扬奋发、高亢激越的时代。

你不满足于老舍的意义归结，更不能满足于当代小说愈见浅露的意义归结。但你既然从作品中读出了上述那些更丰富的东西，你就不必遗憾。使这一现象在文学中脱出固定浅近的寓言性而获取其本应获取的史诗面貌，还须耐心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