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

我们不得不使用如“北京文化”一类较大的概念于具体的现象分析，这也是论证中难以避免的语言问题。京味小说所写，主要为北京的市井文化；至于北京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学术文化，不能想象成为文学的对象。然而文化价值却又非因其为“市井”即见低下。市井文化中完全可能含有对于说明中国文化特征极有意义的东西。不论老舍还是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在其对北京文化的发掘中，都展示了乡土中国的重要方面；具体题材、所描写生活琐屑的“小”中，都寓有“大”。艺术创造的特殊要求使他们依赖于个别性，材料的性质与时代思潮却总是把意向导向广远，使其追寻一般、普遍，如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等等。有人谈到老舍的满族气质和其作品中的满族文化。我毫不怀疑这种研究的价值，却以为在老舍开始创作的那个时代，拥有了老舍那种教养的现代知识者，其具体民族意识（如满族意识）或许比之当代人更为稀薄。至于当代作家，他们的某些作品虽格局显得狭小，却凭借自己相对狭小、严格的文学选择，在某个特定方面（如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审美的人生态度）的开掘中，达到了北京文化的深处。即使分别看来显得单薄，同时期一批作品在一个方向上的掘进，所达到的，或许是老舍那一代人虽及于却因判断失之简率而未能深入的。这些作品展示的北京文化，有可能是既富于美感又富于意义含量的方面。

我们不妨抽出几个侧面聊示一般，看老舍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在他们的北京描绘中，提供了哪些北京文化的特征性描写，以及超出了地域文化的东西。

家族文化

关于京味小说对传统社会家族文化的发掘及发掘中的优势与缺欠，上文已多所谈及，这里只需做一点补充。

冯友兰说过：“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11〕“五四”时期家庭伦理小说流行，礼拜六派的刊物上亦常有这类小说刊载。初期新文学大多是由家族对于青年知识者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要求的压制这一有限方面呈现家族形象的，对于家族制度的功能的理解，也限制在纯粹而又狭窄的道德方面。到30年代，如冯友兰那种对于家族制度的理解才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激流》等作品的产生即以此为条件。老舍以其面对北京市民社会的特殊便利，呈现了多种中国式的家庭形态，展示了它们共有的封闭、自足（与外界缺乏交换）等文化特征，以及这种传统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的瓦解、重建过程。写家族伦理，新文学史上不乏其人；而跟踪观察传统家庭，探索其现代命运与改造之路，并由此引出“家—国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重大命题的思考，由家庭改造引向民族生存方式改造的大主题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这里值得注意的，也是由家庭伦理问题到人性、民族性格改造的问题，由家庭变迁，个人与家庭、国家间关系的变迁到民族生活的变革的由近及远，由具体及于普遍，由狭小及于广大的思路。与较为单纯的《激流》立意（反封建）不同，经由家庭，老舍探究整个中国的命运，由北京沦陷前民族危机（透过家庭危机、人的精神危机呈现），到战火中民族再生（同样透过家庭在解体中重建来表现），写出了当时的家庭伦理小说所可能有的较大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含量。

这自然不是人为扩张。家族伦理是一整套传统文化哲学的基石，《离婚》中张大哥的哲学以婚嫁为基点推广而无所不至，是对于上述事实巧妙的艺术概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只有在这种伦理现实中，张大哥的家庭纷争才具有社会历史以至社会政治的含义，整部小说才成其为中国社会的象喻。老舍所追求的，正是情节所负载的上述喻义。

在对于人伦关系的具体表现中，老舍使你看到，这种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为了家族生命的延续，必然以其成员牺牲个性、个人需求为代价。即使小羊圈祁家这种非标准化的大家庭，个人也只有在其与家族的关系中才能肯定自身。对于个人价值的判断不能不依据家族利益的尺度，尤其其中的女性。“宜室宜家”，是传统社会之于女性的起码要求；韵梅（《四世同堂》）那位批评着“北平文化”的丈夫，以至小羊圈世界的创造者老舍本人，最终都不能不在这一意义上，肯定人物的存在价值。这类思考的困境是作品中真正深刻之处，这儿才有思想的潜藏量。老舍作品中的有关议论的价值，也在于对其思想困境的披露，在于由议论的重复与无力透露出的矛盾在实际生活中的难以解决。

老舍没有为传达思想、意念而将“生活”极端化。他不选择极态，所写是中国式生活、人生中较为普遍的状态。〔12〕寻常状态中的普遍伦理关系，普遍人生，其中或许也寓有更“现实”的中国？历史毕竟已推进到现代，家庭关系毕竟在历史地改造着。因非“极态”而更显出顽梗的伦理事实，其中包含的悲剧性才是真正令人惊心动魄的吧。即使在对家庭场景的描绘中，老舍也无以统一他的理性与情感判断。他不能不在表现那些贤淑女子的悲剧境遇时欣赏她们的贤淑和颂扬她们的自我牺牲。这无意中敷染了更浓重的悲剧色彩，复杂化了作品、形象的意味。老舍以其作品，更以其注入描写中的自身矛盾，经由家庭形象，把中国社会在进向“现代”途中的实际困境，把生活中不能不延续下去的伦理痛苦艺术化了。

京味小说在老舍之后，一致表现出长于描写家庭生活的特点，关于青年的认识与描写则远远超出了老舍当年的眼界与见识。包含其中的伦理思考容或没有老舍创作的尖锐性，却保留了尊重生活、非理念化，和选择、表现中的自然。这些作品的有关价值也在所提供的形态的多样性和描写的细致入微上。“思想”不免会是时期性的，艺术化的人生形态或许更有长久的生命。

商业文化

一如长于描写家庭生活场景，尤其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京味小说——无论老舍还是当代诸家——也长于表现传统的商业活动场景，“老字号”，以及胡同里小本经营的坐贩行商；长于写旧式商人，他们的商业作风，旧式商业的格局、情调。“老字号”属于乡土中国。“中国的传统商业是家庭单位的店铺与家庭资本、家族管理的行号。”旧式商业，其经营方式及有关的商业道德、对商业行为的社会评价方式，带有宗法社会的鲜明印记。这种商业是老北京作为消费城市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不能不在意欲呈现北京文化的作品中占有一个显要的位置。

似乎是，凡经验过老北京生活的人，总会对那些老字号，那些商贩、公寓老板不能忘怀。“三合祥的金匾有种尊严!”（老舍：《老字号》）。北京城老字号的招牌及其古旧情调，店铺的悠闲气氛，胡同深处小贩别致的叫卖声，都成为古城风物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韵味悠长的一部分。周作人看老店铺的招牌油然而生“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14〕林海音写梦里京华，对走街串巷“换绿盆儿”的记忆犹新。〔15〕《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中几处写到卖冰的小贩风味独具的经营方式（“铜盏敲冰卖”，“忽听门前铜盏响，家家唤买担头冰”）。《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记清代北京元旦盛况，“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更间有下庙之博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最难忘的，是这市声。在流寓他乡的北京人，“铜盏敲冰”或许是最宜入梦，最足作成“思乡的蛊惑”的了。那才是熟悉温暖亲切近人的北京。〔16〕

瞿秋白曾说到“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所谓商人”，不同于“现代式的上海工厂和公司的老板”，他们是所谓“小商界”。〔17〕同属“中国式”，发展到近现代，其间也有规模的不等。“北京的买卖家，大小之分犹如天上地下”（刘进元：《没有风浪的护城河》）。在京味小说作者，却像不大长于写显贵要人，他们也不长于写富商巨贾，熟悉的是较“小”的一类，而非同仁堂、瑞蚨祥那种“资财万贯，日进斗金”的主儿。即使老字号，如王利发的茶馆，也仍然是“小”的。这是一些属于胡同世界的买卖人。

消费的北京，从商是胡同里的寻常职业。京味小说所写，首先是道地的老北京人。老舍写经营布店的祁天佑（《四世同堂》），写开茶馆的王利发，短篇则有《老字号》、《新韩穆烈德》；汪曾祺写小酒店情调；邓友梅写小客店主人（《烟壶》），写“跑合的”（《寻访“画儿韩”》、《烟壶》）；苏叔阳《画框》写小本生意人；刘进元《没有风浪的护城河》写炕头上设摊做买卖的胡同老人。写市场、商业活动场景而备极生动的，还有《烟壶》中的德外鬼市。虽非正宗京味也京味十足的《封片连》、《鬈毛》，则把当代北京的个体商场，写得声态并作，一派火炽。

更有文化—风俗意味的，自然不是店铺招牌，而是那种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人情体贴是一种商业艺术。老北京商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礼仪文明与十足的人情味。〔18〕“三合祥虽是个买卖，可是照顾主儿似乎是些朋友。钱掌柜是常给照顾主儿行红白人情的。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门凳上常坐着附近最体面的人；遇到街上有热闹的时候，照顾主儿的女眷们到这里向老掌柜借个座儿”（《老字号》）。“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祁天佑，有一张典型的商人面孔：“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四世同堂》）。和气的商人，是足增人间的暖意的。“卖烧饼的好象应该是姓‘和’名‘气’，老李痛快得手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到末日！拿出一块钱，唯恐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也没有，客客气气地找来铜子与钱票两样，还用纸给包好，还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老李的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离婚》）。有时因店铺伙计太和气，太会拉主顾，以至使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离婚》）。和气与耐心是经营艺术，也是老派市民的修养。即使买卖不成，凭着“北平小贩应有的修养”，他们会“把失望都严严地封在心里，不准走漏出半点味儿来”（《四世同堂》）。〔19〕

当这种时候，京味小说只写方式、情调，商业关系已在其中。这种交易依赖的，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而非现代社会中的商业契约和**裸的利益原则。〔20〕因而营商得凭借“外场工夫”；商店的装潢华丽比之资产、货色更易于显示信用。对此清末笔记中亦有所记。邓友梅笔下的估衣行情景，在当今的年轻人或觉匪夷所思的吧。“老客来了先接到后柜住下，掌柜的要陪着剃头、洗澡、吃下马饭，晚上照例得听戏”（《〈铁笼山〉一曲谢知音》）。讲求信义、人情，以非商业手段达到商业目的。

让人留恋的有时只是情调。《老字号》所写那种宁静悠闲的古旧商业情调，几近于抱雌守虚清静无为的哲学境界。“多少年了，三合祥永远是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上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此外，没有半点不像买卖地儿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有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三合祥是与古城一体的，且比之胡同更多着些端肃与庄重，更有陈年老酒般的气息。〔21〕

茶馆老板王利发（《茶馆》），几乎可以看作古老商业传统的人格化。作为旧式生意人，他几乎是太完美了。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合于礼仪规范，不合于这种社会对于一个商人的道德与行为要求。他即茶馆。茶馆的风格、面貌，几乎只系在王利发的个人风格上。

相对活跃的消费品市场和极端保守的商业经营方式，相对发达的商业与极不发展的近代商业观念，构成近现代中国奇特的商业文化面貌，并不独北京为然。老北京除有数的老字号外，商业规模的普遍狭小，也正是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制约的结果。限制了商业文化现代化的，与限制着宗法制家庭解体的，是同一个乡土中国。以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低下为前提的生活水准的相对均衡，也限制着商业活动的规模。京味小说所写北京商人传统的商业伦理，即反映着中产市民保守的道德要求。

一种在现代人眼中极奇特的现象是，以盈利为追求的商业活动，却千方百计掩饰其本应公开申明的商业目的。传统社会世俗心理中的商业道德，制约着上述真实的商业目的的实现，或作为这种目的的遮饰物。《没有风浪的护城河》以不图赚钱的小本生意人祁家老祖儿作为“变着法儿坑人”的摊贩的道德对立物。祁家老祖儿，“那叫多仁义，多厚道!”这是胡同居民（包括作者）对于一个生意人的道德评价，使用的是胡同里通用的一般道德尺度，这种尺度是不关心商业效益的。〔22〕祁老祖儿式的“仁义”、“厚道”，也顺理成章地以“不大会做买卖”为条件。

《牛天赐传》并非写北京，其对于牛老者的描写却反映了老北京人及老舍本人评价商人所持标准。牛老者“是天生的商人”，他中庸、谦和而悠然。他的经商不凭借商业智慧，他靠的是一种“非智慧的智慧”，近于奇妙的本能。“对什么他也不是真正内行，哪一行的人也不诚心佩服他。他永远笑着‘碰’。”“他有这么种似运气非运气，似天才非天才，似瞎碰非瞎碰的宝贝。”悠悠然使他显着点儿飘逸，不俗；非内行则让他保存一些天真，平易。中国古代史传、笔记中的风雅商人无不有非商人气质以至名士气，这里有早经形成的评价商人的士大大标准，所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戴节妇家传》）。非商人本性的商人才是好商人，道德感情上可以接受的商人。〔23〕

掩盖、逃避经济利益原则的商业道德，在现代人的眼里是虚伪的。多数情况下，它以“勤俭”、“诚信”等等并不体现商业特性的一般道德规范掩盖了商业行为的实际愿望。京味小说作者往往也在这里，与古城的古旧传统、风习认同。

传统道德明于义、利之辨，这使得孜孜以逐利的商业活动不能不在道德上处于窘迫境地。而上述道德传统确也造成过重义（信义、信誉）轻利的诗意文化。你又不能不承认，京味小说作者对古老商业文化的眷恋有极其现实的根据。萧乾的《邓山东》写老北京小贩与买主间的一份“交情”：“俺眼没都长在钱上。朋友交的是患难。”《钟鼓楼》中的老修鞋匠“心平气和地”对取货而不付钱的女顾客说：“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因为“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工钱”。他指望的是对他那技艺的赞美与肯定，他看重那点“玩意儿”（技艺），而不是它的商业价值。这是古老北京、古老中国小手工业者、小工匠的职业心理，其中有小生产者建基在技艺自信上的自尊。这种古朴风习和传统商业中的人情味，使北京商店、北京商贩足以激起本节开头写到的那种温暖亲切的文化感情，令你不便以传统、现代、前进、倒退的二分法去一味指责京味小说作者的文化认同。在承认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中的诗意部分将被认为是有永恒魅力的。

同时，正是京味小说使你看到，作者们给以温情脉脉的描绘的那种富于尊严感的庄重古朴的商业活动，决不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现代商业的对手。它们过于道德化了，其中缺乏的，是富于刺激力的经济思想。“老字号”三合祥凭借其“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以拒绝广告、“减价半月”维持其金匾的“尊严”，写在作品中，这“官样大气”却给人以滑稽感。旧式商人的信念（“咱们作的是字号”）在小说提供的商业环境中也给人以滑稽感。既然三合祥只能是“老”三合祥，别的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是，三合祥就只能“倒”给那些不讲规矩的商号，活像个从容赴义的英雄——但在作者笔下也不只悲凉，而且透着滑稽。正直规矩的钱掌柜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商业时代。他“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字号还在，老字号“已经没了”。老舍仍然有他的深刻。他在写到被置于这种境地的“老字号”时，悲怆中有对历史境遇的意识，对于古老商业本身缺乏生存能力的意识。因而他的悲剧感就不只出于对古旧事物行将消逝的哀挽，其中有对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觉察与思考。这儿汇集了老舍作品中极富历史感的部分，集中思考现代与传统，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的文化含义的那一部分。这些作品对于现代商业文化的道德化的批判固然包含有明显的肤浅，以至市民意识的狭隘性，同时又含有民间智慧，普通人对于历史文化复杂现象的观察。其实老舍笔下的“老字号”又何尝真的是老北京商业文化的代表!其更深刻的真实也许在于体现了一种商业理想，对于富于人性的商业的理想。这理想或许会在经济发展的更高水平上实现的？

建筑文化

苏珊·朗格以近于浪漫的诗情写到建筑艺术所可能有的文化蕴涵与美感境界：“建筑家创造了它的意象：一个有形呈现的人类环境，它表现了组成某种文化的特定节奏的功能样式。这种样式是沉睡与苏醒、冒险与稳妥、激励与宽慰、约束与放任的交替；是发展速度，是平静或跌宕起伏的生命过程；是童年时的简单形式和道德境界充满时的复杂形式，标志着社会秩序神圣和变化莫测的基调与虽然进行了一定选择却依然被来自这种社会秩序的个人生活所重复的基调的交替。……”〔24〕

“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京味小说作者，尤其当代作者，在对于北京文化外在形态的呈现中，往往禁不住要津津有味地写北京人的宅院，宅院中的布置，描写不厌其详。这固然是一种知识，有关北京生活不能不备的知识，不同作者间命意又有不同。《少管家前传》写京都大宅门的庭院，除知识趣味外，旨在表现清末民初王公贵族的生活情调；《钟鼓楼》写四合院，如上文所说，兴趣更在北京民居建筑形制及其文化功能的综合考察、分析。

以四合院作为北京民宅的一般样态，出于对胡同文化作为北京文化基本方面的肯定。胡同、四合院文化，是中产及下层市民的文化。倘若考察由居住环境体现的北京建筑文化，是不能略过清代留下的那些显赫宅第的。《旧京琐记》记“京师屋制”即由大宅门说起：“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燠，四时皆宜者是矣”（第40页）——正是《少管家前传》所写的那类宅院，只不过豪华程度互异，“因时因地，皆有格局”而已。这种“屋制”才更充分地体现着高度发达的建筑艺术对于生存合理性的注重，和实现于建筑格局的极其完备的生活艺术。

“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旧京琐记》）“四合房、三合房”是平民化的，是世俗生活秩序及其理想。京味小说中，除《少管家前传》一篇关于显赫府第近于铺张奢华的描绘，写得最多也写得更为亲切的，是四合院、三合院一类中下之户的院落。这也是被目为最具北京风味的民居，以至“四合院”几乎拥有了“北京文化”代称的身份。刘心武的考察四合院所体现的伦理结构、文化结构，不能不说是北京文化考察中不可少的一项工程。《钟鼓楼》的有关章节写四合院，由院门而影壁而小偏院，而前院，而里院与外院（即前院）间的垂花门，而里院的“抄手游廊”等等，叙说力求详备；更由建制到功能到文化内涵，层层推究。比如院门：“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至于“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性的静态美”。

四合院是伦理秩序的建筑形式化，其建制的形成，有功能性的，亦有伦理原则出发的考虑。四合院更是传统文化“和合”境界的象征体现，因而《四世同堂》写祁家宅院的非标准化，不妨认为含有关于全篇内容（“四世同堂”式家庭的式微）的象喻。四合院的建筑格局不消说合于传统审美规范，只不过比之大宅门的掩映迂曲回环层叠，是较低层次上的。正如其中住家是古城的基本居民，其所体现的，亦“基本美感”。

并不困难地，陈建功由四合院读出了类似的含义：“据一位建筑学家考证：天坛，是拟天的；悉尼歌剧院，是拟海的；‘科威特’之塔，是拟月的；芝加哥西尔斯大楼，是拟山的。四合院儿呢？据说从布局上模拟了人们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辘轳把胡同9号》）四合院式的家庭组织形式和家庭生活秩序在传统社会最具普遍性〔25〕——正如凝结于建筑形式的，严整刻板而又充满人际依存与人情慰贴。其轩敞明净处，与北京生活（包括北京方言）的明快豁朗合致。上文谈到了京味小说作者善于借一胡同一院落置阵布势，他们意识到并利用了建筑形制所体现的伦理意义。谁又能说胡同、四合院的被作为北京文化标志，不也多少由于文学艺术的上述阐释呢。

殷京生在《老槐树下的小院儿》、刘心武在他的作品里，则写到了这种建筑—生活形态的被破坏。这是由“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始的文化破坏与重构过程的一部分。“‘小厨房’在北京各类合居院落（即‘杂院’，包括由大王府、旧官邸改成的多达几进的大杂‘院’，和由四合院构成的一般‘杂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大大改变了北京旧式院落的社会生态景观。”这也应当是对于四合院作为文化表达式的意义阐释的一部分。“变动”从来有助于对原有意义的发现或确认。不论意味着什么和预示着什么，北京建筑文化的变异都不可逆转，大批四合院、杂院的拆迁，和大片规格化楼群的拔地而起，是最刺眼的事实。居住方式、居住环境的改变，终将改变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尤其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形式——这胡同文化中最足自傲的部分。由四合院式的封闭，到公寓大楼里单元房的封闭，体现着全然不同的文化。对于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古城，再没有什么比之这种居住条件的大规模调整，更足以强制性地改变其文化形态的了。这是生存的空间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的文化性格、城的文化面貌的例子。至于其间得失，也让人如对商业文化变异那样一下子说不清楚。

下面将谈到北京的文化分裂与文化多元。有关北京文化分裂的最尖锐的描写是由非京味小说作者提供的，他们却也同京味小说作者一样并未深涉最有可能掘及文化深层的那一方面，即胡同生态的变动，胡同、四合院文化的消失，公寓楼取代四合院这一注定要影响深远、最终改铸北京文化性格的重大事实。这也许才是最有北京特性的文化变动。写这份生活，本应是京味小说的专利。未“深涉”，在京味小说，如前所说，出于文化眷恋；在其他作者，则因其被庞大、炫目的现象吸引住了。这也是近期城市小说的特点。最强烈、刺激的视觉印象掩没了其他一切，新异可惊的形态掩没了平凡微小的生活事件。要到一度被认为新异的失去其新异性，视觉兴奋消失后感官恢复了对寻常世相的感应，那些虽细小却将影响长远的文化变异才有可能在人们的眼光下渐次显现出来。

于四合院之外，刘进元的《没有风浪的护城河》还写到了北京城墙，其中的慨叹多少回应了瑞典人所著之《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的议论。小说写到已不复存留的永定门：“……除去冬天，每到傍晚晌，成千成万只燕子和蝙蝠在城门楼四周的上空叫着，飞着，绕来绕去，衬着五彩斑斓的晚霞，给北京罩着一层神秘庄严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你不得不承认，城门楼子本身就是一种灿烂的文化。”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由城墙上读出的，则要复杂得多。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它那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外观，粗看可能使游人感到单调、乏味，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28页）作者还在他这部写于20年代的建筑学著作中说：“如果对于北京城墙能够予以适当审查，使其无声的证据变成语言，它们无疑会比北京的任何记载道出更有趣、更准确的故事来。它们是一部土石作成的史书，内容一直在不断更新和补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自其诞生以来直到清末的北京兴衰变迁史。……”（同书第30页）不能不惊叹于作者文化—历史感受的深邃。他以异国人的眼睛，甚至由北京城市建筑中读出了身在此中者未必能读出的微妙意味。〔26〕

刘心武把四合院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力图从中读解那个时代的经验和这种经验经由建筑语言的表达方式，读出四合院建造者的设计思想和生活意愿：瑞典人将中国的城门城墙也作为历史文本读解，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中国人的文化思想、他们的生存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具体呈示，以至这建筑语言的哲学语义。他们在面对北京城市建筑时，都把发现凝结其中的历史生活与文化心理作为目的。也像常常绕过大宅门，京味小说在如城门城墙这样巨大的体量面前或许感到威压，或者只是觉其太远于世俗生活。但胡同文化只有置于这庞大背景上或其投影中，才足以充分呈现其凡俗性——这却又多少会是刘心武构思《钟鼓楼》时的思路。

京味小说在发掘北京文化时，仍嫌囿于胡同世界，格局太小，难以有喜仁龙对于城门城墙那样的北京文化发现。商洛山中的贾平凹说过：“……在整个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27〕我疑心人们对清代文化有太多偏见。清代又何尝只有景泰蓝!于宏伟坚厚的学术文化建筑外，也有构造精美规模宏大的园林寺观，可媲美于前此朝代的宫殿庙宇，充满了民族与历史中内蕴的力。

《立体交叉桥》、《封片连》等，还写到近几十年的居民楼建设。灰败单调千篇一律也是一种文化。其粗糙笨重也罢，寒酸也罢，都是以砖石书写的北京文化史。砌入了建筑物的，往往也是文化史中难以修改重写的部分。

无论城门楼还是普通民宅，北京建筑总让人无端地怅惘。是因其中的历史太厚，含义太曲折，还是因其所暗示的让人捉摸不定？

《封片连》写到尾巴处，想站在高处看看北京。要看的首先还是寻常屋宇，因为那是人世间的最可亲近的北京人的生活世界。

眼下，一个个的屋脊，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竖的，横的，有的是双脊，有的一个大脊带一个小脊，仿佛灰色的宁静的浪。……

数十年前，当那个瑞典人由清晨的城墙上俯瞰时，连绵的屋宇恰恰也被想象为波浪。一个外国人，竟为自己的历史想象和其中包含的严重意味震撼了：“当晨雾笼罩着全市，全城就像一片寒冬季节的灰濛大海洋；那波涛起伏的节奏依然可辨，然而运动已经止息——大海中了魔法。莫非这海也被那窒息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镇慑？这大海能否在古树吐绿绽艳的新的春天里再次融化？生命还会不会带着它的美和欢乐苏醒过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那古老中国的残败城墙？抑或内在动力已经凝固，灵魂业已永远冻结？”（《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11～12页）

这些叩问今天听来依然动人心魄。也许只能用新的城市建筑及其体现的健康清新的文化来回答。那么，我们能使几十年后登临俯瞰北京者看到、想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