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文人政治与社会共识——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历史背景
徐前进[1]
如何理解旧制度末期法国各阶层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革命的突然性与彻底性与这些冲突有没有关系？革命进程的反复与之有何关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最后一章里建议从革命前的历史中寻找答案：“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2]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说明18世纪法国历史的复杂性，侧重阐明旧制度末期的社会矛盾及其不良后果。
一 社会新风气与国家治理的落后
在开放包容的社会里，个人处处是集体的支柱；在不宽容与封闭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个体言行时不时对既定秩序产生冲击。旧制度没能缓解普遍存在的对立，而是加剧了社会成员的不信任。路易十四以威权方式统治处于农本社会的法国，使之成为欧洲大国，但18世纪中后期，世易时移，法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传统信仰日益失去对人心的规束，人口加速流动，识字率提高，个体意识觉醒，追求自主性和独立性，新经济群体成为政治力量，报刊舆论兴盛，难以监管，普通人借此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学术期刊对无穷无尽的事物都要发表观点，人们可能以前从未听说这样的新思想”。[3]这些现象使得威权治理显得过时，但宫廷和教会仍迷信于陈旧思维，面对新的舆论环境缺少变通，于是新观念与旧制度的冲突难以缓解。
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将自身视为权力滥用的敌人和公共自由的卫士，但在旧制度的官僚看来，他们是王国的骚乱者。[4]限制文人发挥作用的措施是书报审查。1758年，鉴于此起彼伏的批判性舆论，图书审查官马勒泽布（Malesherbes）向国王提出关于书籍管理的策略：
禁止任何身份、任何条件的人私自、私密印刷；要求王国内所有的印刷商遵守法令、告示和禁令条款，没有得到许可，不能印刷；只有书店、印刷商和其他获得认可的人才有经营书的权利；禁止以上获得经营权的人出售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书；要求宫廷和法官严格执行以上规定。[5]
一个与书报检查制度相关的矛盾场景是：越是受到限制的书越能揭露旧制度的弊端，越能承载读者的批判意志与讽刺愿望，于是越能激发人的好奇心，所以这样的作品容易销售。[6]为了躲避书报审查，出版商将办报地点设在国外，尤其是荷兰和瑞士等允许自由出版的地方，然后通过由匿名撰稿人、地下出版商、印刷商、书商、运输商和受到贿赂的书报检查官组成的走私网络运抵法国。为旧制度服务的警察和间谍在好处费的**下，也愿意为走私网络服务，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这一类读物的热心读者。于是，越是限制得严格，越是有质疑旧制度的作品在公共领域里传播。
引起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警察机构与间谍制度。路易十五时期，法国的间谍数量达到顶峰。巴黎警察局负责间谍制度的运作，留意那些不合时宜的人，设立档案，一旦有越界之处就会予以羁押。1750年和1752年，卢梭两次参与第戎科学院的征文比赛，由于与众不同的观点而广为人知，1753年，巴黎警察局多了一份卢梭档案：
卢梭，日内瓦人，作家，41岁，思维敏捷，写了几部文学作品，引起激烈的批评，有几部戏剧，演出非常成功，他还负责《百科全书》中的音乐部分。[7]
那时，巴黎地区的人常常受到间谍的注意，两个人低声说话，就可能有貌似闲逛的人在窃听。[8]政府会为咖啡馆和公共聚会提供合法的话题，在密探的监视下，民众很难把握讨论的合法界限，于是只能选取无关痛痒的话题。
作为间谍制度的附属机构，巴士底狱和文森监狱（Chteau de Vincennes）一度是新教徒和异见人士的羁押中心。1726年，路易十五掌权后，巴士底狱有了新功能，“它不只是路易十四时代和摄政时代为专权与傲慢服务的机构，更要千方百计维护政权，至少在他去世前不能崩塌。”[9]由于冒犯旧制度，伏尔泰、狄德罗、马蒙泰尔（Marmontel）、弗雷隆（Fréron）、博梅尔（Beaumelle）、弗莱农（Fresnoy）、西格尼（Sigorgne）、邓桑夫人（Tencin）等都蹲过监狱。[10]1762年，巴黎教会要将卢梭关入宗教裁判所监狱，此后四年，他只能到处流亡。[11]卢梭的朋友一不小心就被关进去，“可怜的居伊（Guy）在巴士底狱已有一段时间了，我收到巴黎［朋友］的来信，说他只是因为翻译沙罗代（Chalotais）的回忆录［而惹了祸］，我也收到居伊的信，他说一点不合时宜就把自己送进了大牢”。[12]兰格（S.N.H.Linguet）由于与政府和百科全书派的矛盾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他对专制暴行气愤不已，但心里又有抹不去的恐惧，害怕再次被反复无常的权力关押，于是流亡国外，去过瑞士、荷兰，后在伦敦定居。塞尔凡（J.M.A.Servan）也曾被关在那里，出狱后健康变坏，胃功能受损，久治不愈。一想起那段经历，他就有“难以言表的恐惧，像是**一样”。[13]1784年，外省青年布里索（J.P.Brissot）被关入巴士底狱，罪名是在短文《王太子的诞生》中讽刺法国王后，两个月后，获得释放。1793年，他在《回忆录》描述了出狱时的感受：
我被关了两个月，在阴沉的黑暗中活着，再次看到光明是一种怎样的快乐！两个月的羁押长如两个世纪。向专制制度的**威屈服，那是多么残忍的时刻！[14]
非法监禁不但针对旧制度外的人，也针对旧制度内的贵族、教士或警察。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Riqueti,Comte de Mirabeau）、莫尔莱神父（Morllet）、特拉松神父（Terrasson）都受过羁押。[15]米拉波侯爵，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贵族，由于批判专制制度而被关在文森监狱，长达三年（1777—1780）。他在狱中完成了《论御旨与国家监狱》，不但批判非法监禁的害处，“罔顾自由，轻视人性”，而且历数法国专制制度的历史及其弊端，它将随意的监禁与流放视为自身权威的保障，却使它为人厌恶，也让法国变得野蛮。[16]古皮（Goupil）是一个下级警察，负责图书审查，他想以阴谋诡计获得晋升，结果冒犯了他的上司勒努尔（Lenoir），警察局的副官，于是被关进巴士底狱，不久转到文森监狱，在押期间，突然死亡。[17]
间谍制度、巴士底狱之类的措施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污点，虽能使人一时沉默，却会破坏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和友谊，激起对集权制度更大的怨气。从法国革命的破坏性来看，这些极端措施，尤其是对公共舆论的监视，起了相反的作用。“有时候，压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运动，另一些时候却会加速这个运动，（旧制度末期）针对出版界实行的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对作家的迫害只引起他们的抱怨，而不会使他们战栗。”[18]1789年，曾有过牢狱之灾的兰格、塞尔凡、弗雷隆、布里索和米拉波侯爵都参加了法国革命。
可是旧制度末期，巴士底狱被塑造为统治力的象征，或是恐吓的手段。1785年，一个难以考证其姓名的年轻人向书报审查委员会递交一封信，目的是为卢梭的《忏悔录》辩护，他得到的答复却是：烧掉它吧，不然，若出版了，一定把你送到巴士底狱里去。[19]所以，1790年，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有人在诗歌里将这一举动视为“法国人面对暴君、阴谋和专制制度的胜利”。[20]亲历革命的梅西耶（Mercier）记录了宣泄不满后的感受：我亲眼看到了那场革命，令人讨厌的古老制度再也不会出现了。[21]
旧制度惯于以独断与恐怖的方式维持既定秩序，并没觉察到其中的弊端。当时有几个轰动一时的案件（西尔凡案、卡拉案、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事件），从审判中可以看到旧制度的固执、笨拙与粗暴，也能借此理解法国革命暴力的社会根源。
首先是暴露教权弊端的卡拉案。法国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Jean Calas）一直以来经商持家，他的儿子马克（Marc-Antoine）信奉新教，由于新教徒不能进入大学，马克也不愿继承父亲的职业，所以性情悲观。1761年10月13日，他在家中悬梁自杀。很快有传言说，马克是被父母害死的，原因是他要改宗旧教。卡拉一家极力澄清，马克的家庭教师珍妮（Jeanne Vigneire）也证明是自杀，但解剖报告含糊其辞，“有可能是自杀，也有可能是他杀”。在不宽容的宗教气氛中，主审法官轻信传言，卡拉被关起来，自始至终没有辩护律师。1762年3月9日，图卢兹议会以8︰6的票数，判处卡拉极刑，并于第二天执行。行刑时，刽子手撕拽他的手臂和大腿，直到脱臼，又给他灌了三十品脱的水，之后绑在广场的十字架上，用铁棒打断他的臂骨、腿骨和肋骨，最后又将他绑在车轮上，卡拉受尽痛苦后死去。[22]
与卡拉案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西尔凡（Pierre-Paul Sirven）案。1762年1月14日，朗格多克省马扎麦（Mazamet）地区圣阿尔比（Saint-Alby）村，有人在一口井里发现了本村人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尸体，她是西尔凡的女儿。解剖发现，死者头部没有受到击打的迹象，但颈部左侧和左肩部上方有挫伤，并有一处3～4寸的青紫色圆圈，圆圈内的一部分皮肤受损。西尔凡一家是新教徒，但伊丽莎白有改宗天主教的想法，这一背景影响了判决。最终，法官根据解剖报告认定伊丽莎白是为其父亲所害。1764年2月初，检察官特里克（Trinque）提交判决建议：西尔凡上断头台，焚烧尸体至灰烬，然后撒在风中；母亲受绞刑，行刑架立在断头台旁边；两个女儿要在现场目睹受刑过程，之后永久驱逐出马扎麦。这个建议被否决，但最终的判决依然严酷：父亲和母亲受绞刑，两个女儿到场围观。后来一家人在关押期间侥幸脱逃到了瑞士，旧教势力仍不甘心，最后还是以木头偶像代替真人，当众实施了刑罚。[23]
没落的教会权力体制希望以严酷的惩罚向民众说明它的威严是不容侵犯的，但武断与不公正的作为在历史中会受到审判。卡拉案发生不久，伏尔泰极力为卡拉一家平反，写下小册子《论宽容》，抨击宗教的不宽容，流传甚广。法国革命时，这一事件成为戏剧的题材，塑造的是美德受到欺凌的主题。1791年，在共和剧院上演五幕悲剧《让·卡拉》，1793年上演《法律之友》，讲述了一个有美德的家庭在暴政下毁灭的故事。[24]公共舆论对这一案件的批判使得旧制度更加为人痛恨，革命期间，教会机构难免受到冲击。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时代的反宗教热情，“它是首先燃起的，又是最后熄灭的。”尽管不排除旧制度末期，有一些教士仇视专制制度、支持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但他们的存在丝毫不能减弱否定宗教的热情，“即使在人们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之时，仍在反抗宗教的权威”；“将（宗教上的）不虔诚作为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25]
天主教会以暴力维护尊严，世俗权力体制也以野蛮的方式向民众说明哪些界限是不可跨越的。1757年1月5日，路易十五上马车时，青年达米安（Robert Francois Damiens）用刀将他刺伤，只是一点轻伤。随后，达米安被捕，遭到行刑逼供，问他是否有同谋。审讯无果，巴黎议会以弑君罪判处极刑。3月28日，在巴黎格莱维广场（Place de Grève），达米安被执行死刑，先是用烧红的铁钳撕掉皮肉，将融化的蜡和铅浇在伤口上，又用四匹马肢解，最后将尸体烧成灰烬，过程惨烈。[26]卡桑诺瓦（Casonava）目睹了行刑过程，他不明白“为什么参与的人的心那么坚硬”。这一案件影响了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Beccaria）1764年的作品《论犯罪与惩罚》，以及思想家福柯对现代文明制度的批判。达米安对国王的无礼举动理应受到惩罚，但在惩罚时有意制造的暴力场景，虽然能说明君权不可侵犯，但不符合健全社会中尊重人身权利的要求。更糟的是，以国家名义塑造的暴力场景在民众的意识中培育了以暴力对抗暴力的意识。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法国革命时期的大行杀戮是旧制度的遗传，只是它以自由与民主的名义。
18世纪的法国历史中有自由的因素，关于社会、国家与个人权利的观点流行，但自由思考仍是有限度的，旧制度权力体系为这些思考设定了边界。边界之内，民众可以自由思考，但不足以触及时代的根本问题；若要面对真实，发现问题的根源，则需要冲破那条边界，但对个人来说，代价太高。旧制度是冰冷僵硬的，它关心的是祖传的权力是否稳固，维持权力体系所需的资源是否充足，对工业化时代个体精神的困惑与普遍性的社会矛盾不闻不问，却将追求真实的思考视为威胁。于是，在对抗性的思维模式里，异己的因素是在挑战旧制度的合法性，所以要尽力消除：“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他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27]
二 文人政治的弊端与社会共识的欠缺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托克维尔提及了两股新兴的力量，一是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一是思想领域的文人阶层。谈论社会问题时，资产阶级与文人阶层有一样的诉求，是既定秩序的批判者，报纸杂志成为他们表达观点的得力工具。自18世纪初，报纸杂志发行量渐增，行文中显示了独特的精神特质（平等、进步、批判），讨论的问题既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改革等实际问题，也包括能够冲击旧制度权力体系的社会起源、政府本质和人类原始权利等抽象问题。
相对于书籍，报纸廉价快捷，读者或自行订阅，或到咖啡馆查看。为此，咖啡馆会征订影响大的报纸，以招徕生意。[28]1758年，《百科全书报》观察到，报纸只为学者服务的时代过去了，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阅读，而且喜欢阅读一切东西。[29]一个新的语言空间得以形成，它不但以全新的思考方式承载着社会教育职能，也孕育了新的群体，诸如装订工、造纸商、铸字工、书商等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出现进一步变革了社会舆论。
法国革命前，民众将这一语言空间称为“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它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批判精神，以及由这种精神主导的出版业。托克维尔称之为“文学政治”，是一种普通人希望参与社会管理的形式：“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作家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这样作家们敢于大胆创新，更热爱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个人的理性。”[30]普通民众乐于追随新思想，沉迷于平等与自由的梦幻。于是，借助于写作和阅读，这一空间的影响力日增。1779年，《法国文学艺术共和国的历史》描述了它的特征：
所有决定人的命运的政府……它们的权力只限于人身和财产，但有一个特别的王国，它只影响人的精神，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那是才能与思想的王国,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本性上是自由的。各类科学院是它的法庭，才能卓越的人是最重要的成员。它的名字意味着良好的名声，在读者与观察者的思想世界里开拓领地，它由公众选举产生……出身和财富不再起作用……在其中扮演主角的往往是出身卑微的人。[31]
这个语言空间里有不同于神学时代与君主时代的新观念，包括理性、自然、后代等。“自然”首先是指人通过感知、科学实验而对自然界的认识，其次是指作为天主教对立面的自然宗教，自然宗教也是一种信仰，但它倡导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再遵循圣经的启示，也不再受限于原罪、天国或地狱的说教体系，于是挑战了传统宗教的权威。“理性”与科学的进展是一体的，对于依附于权力体系的论述，它以实证或严密的逻辑去检验真伪；对于僵化的说教，它以批判精神发现真相。此外，理性又与现代自由观结合，1793年，在革命家马拉雕像的落成仪式上，有人唱了一首歌：理性启发我们，她散播智慧，将人类引向自由。[32]所以，理性既是对抗蒙昧的力量，也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思想基础。“后代”是现代历史观的基础，不同于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证明圣经叙事的真实性），也不同于宫廷史学（为君主权力寻找依据），而是强调从平等公正与世俗道德的意义上看待往事：“历史是道德的学校，是最高的法庭，对于善良的君主是一出喜剧，对于拙劣的国王则是断头台，它传授的是如何认识各种性情，那是对人的行为的精神剖析。”[33]理性、自然、后代等概念构成了现代批判精神，旧制度官僚阶层对此也有所认识。1775年，时任国务秘书（secrétaire d'Etat）的马勒泽布在法兰西学院演讲，将之称为“公众法庭”（tribunal du public），一个独立于所有权力的评判机构，它珍惜一切才能，是正直人的依靠。[34]
但法国革命前，在巴士底狱、间谍机构等旧制度体系的压迫下，新生的精神不但日渐萎缩，而且出现不健全的现象。接触不到真实的人对真相有好奇心，对健全的公共性也有渴望，匿名作品既能表达观点，又能逃脱权力体制的追责，所以，那时的法国有大量匿名发表的作品，报刊也采用“秘密通信”、“秘密回忆录”之类的名称，批判政治弊端时使用隐晦的修辞。但匿名文章缺少主体性，难以考证作者是谁，不能确定信息的真实性，对于一件事会有各种解读，革命前谣言四起的现象与此有关。
旧制度威胁着自由精神，文学共和国或文学政治的运作机制也有瑕疵，即文人间难以融通的矛盾。现代学者达恩顿（Darnton）对此的描述是，文学共和国里缺乏洛克式的遵守不成文规则的绅士，更多的是霍布斯式的谋求生存的野兽。[35]这种情况越到18世纪后期越明显，文人间观点各异，贫富分化严重。文人社会像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争吵、厮打、嫉妒，既有富得流油的，也有一贫如洗的。达朗贝尔生前有五份年金，来自普鲁士国王、法国国王、英国科学院、法兰西学院和他的家族，年收入超过6 000利弗尔。[36]另据1784年《法兰西文学》统计，法国当时有2 819名文人，其中1 426人没有职业。这意味着半数的文人没有固定收入，处在社会底层，靠撰写小册子、**读物、抨击性的文章赚取稿费，难有独立的思考。他们聚集在巴黎房租相对便宜的顶楼，“因受到的伤害而感情冲动，批判僵化的等级制度，言辞尖刻，有时盲目的狂热激发了他们的才华……要求建立一个新世界”。
多数文人的生活和人身安全难有保障，与作为旧制度附庸的沙龙和学术演讲离得很远，“警察机构尤其会注意这一类人，有人被打，甚至被打死”。[37]梅西耶（Mercier）在《巴黎图景》中有“半吊子作家”、“作家的悲惨生活”、“文学争论”等主题，描述的是文人的悲惨境遇：在利益纷争里，他们缺乏理智，使用本来要对付敌人的武器互相攻击，以更大的不正义对待不正义，以更深的恶意回应恶意；这是一个比诽谤还要糟糕的职业。[38]文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只能自食其力，由此孕育了丛林状态下的个体主义，理想、勇敢、胆怯、屈服与利己并存。
与逐利现象一样有负面影响的是社会成员的相互疏远与不信任。民众由于观念而分化为不同的团体，缺乏坦诚的沟通。这不但出现在文人之间，也发生于其他的阶层。当时，对人的批评用语里有一个常用的词“伪善”（hypocrisie），文人之间、教士之间，以及对旧制度的批判中常有这样的贬低。[39]鉴于社会缺少信任的弊端，1774年，新任首相杜尔哥（Turgot）上书国王路易十六：
陛下，您的国家中的各个等级沟通不畅，成员之间很少有社会联系，人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不愿尽职尽责，也不愿意了解与他人的关系，结果诉求与反诉求永久对立，理性与相互的理解对之没有约束作用。[40]
这些历史场景可以解释托克维尔为什么会严厉地批判革命前法国流行的本位主义与发财梦：民众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个人都处心积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情感。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它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相互的需求、和睦相处的必要、共同行动的机会，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41]
在相互猜疑的舆论空间里，健全的公共交往难以维持。“几个世纪间，同胞们形同路人或仇敌，要使他们互相接近，并教育他们共同进行他们自己的事务，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42]这样的境况贻害深远，关于社会如何改善的问题，包括什么是合理的政治制度、如何改良教育、社会美德如何培育等，政治家、贵族、文人、教士各有各的观点，由于闭塞的群体和个人关系而难有共识。法国革命时代，这一倾向的弊端明显，不同的观点意味着不同的政治身份，轻则受冷落，重则上断头台，革命轨迹从吉伦特派的共和观，到雅各宾派的平等观，又到热月党人的自由观与共和立场，各个政治党派内部又有轻重缓急的差别，相互排斥。虽然以革命的方式变革社会是为人认可的，但革命的依据与目标始终是模糊的，所以革命轨迹变化不定，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校订者张芝联先生所言：“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
结论
面对社会矛盾，一个没有力量改革自新的民族，同样没有力量驾驭革命。18世纪的法国，传统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变动的政治经济秩序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社会现状与个体要求反差明显，批判与反思精神随之活跃。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但旧制度犯了错误，不但没有找到治理新社会的合理方式，仍旧以僵硬的、说教式的语言风格回应对它的批判，或是单纯地压制，无从调解贵族、资产阶级、教士和普通民众的矛盾，忽视了作为国家制度基础的民众的情感和信仰。对待批判与反思性的精神，压制方式虽然简单易行，但缺乏政治智慧，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公共舆论中观点各异，少有共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
法国在蹉跎中失去了改革的良机，革命不请自来。本意上，革命为的是建设新社会，但血腥暴力留下了革命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法国革命的理念与旧制度的理念是对立的，以平等取代特权，以自由取代专制，但革命引起的新问题与旧制度晚期的老问题一样多，有些新旧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可以解释托克维尔的论断：法国人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新社会的大厦。革命后的百余年里，法兰西民族难得安宁，在共和与帝制间摇摆，宪法制定了16部之多（1791,1793,1795,1799,1802,1804,1814,1815,1830,1848,1852,1875,1940,1945,1946,1958年）。为什么推翻旧制度之后，平等自由的新社会难产？为什么个体的思想、行为与成文宪法难以统一？1853年，托克维尔在类似的困惑中着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曾这样慨叹：“革命带来的疲惫、**造成的厌倦、众多恢宏思想和远大希望的破产，把我们推向了另一个极端。”[43]
[1] 徐前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245～2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Hans Bots, L'Esprit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la tolérance dans les trois premiers périodiques savants Hollandais,XVIIe Siècle, 1977,N.116,Paris,p.51.
[4] L.-S.Mercier,Tableau de Paris,Tome troisième,Amsterdam,1783,p.410.
[5] “Projet de Déclaration sur la Librairie,fait et concerté en 1758,” M.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 et sur la liberté da la presse,Paris,1809,pp.120-123.
[6] M.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 et sur la liberté da la presse,p.11.
[7] Une fiche de police sur Rousseau,R.A.Leigh（ed.）,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Genève et Oxford,Tome III,p.321.
[8] L.-S.Mercier,Tableau de Paris,nouvelle édition,Tome I,Amsterdam,1782-1783,pp.109,110,111,117,118.
[9] A.Arnould,Alboize de Pujol,A.Maquet,3istoire de la Bastille,depuis sa foundation 1374 jusqu'à sa destruction 1789,Tome V,pp.253-254.
[10] Joseph Delort,Histoire de la détention des philosophes et des gens de lettres à la Bastille et à Vincennes,Tome 2,Paris,1829.
[11] 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9 juin 1762,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XI,p.266.
[12] Vincent-Louis Dutens à Rousseau,5 mars 1767,op.cit ., Tome XXXII,p.205.
[13] Mémoires de Brissot,par M.de Lescure,Paris,1877,pp.79,303,233.
[14] Mémoires de Brissot,p.361.
[15] 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9 juin 1762,op.cit.,p.266.
[16]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Etat,Hambourg,1782,pp.v,ix,16.
[17] Mémoires de Brissot,p.86.
[18] 《旧制度与大革命》，192～193页。
[19] Prosopopée de J.J.Rousseau,ou Sentiments de reconnaissance des amis de l'instituteur d'Emil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 France,à l'occasion de son Décret du 21 décembre 1790,qui vote une statue à la mémoire de l'Auteur du Contrat Social,et décrete que la veuve de J.J.Rousseau sera nourrié aux dépens de l'Etat, Paris,1791,p.5.
[20] “L'Aurore de la Liberté,ou le despotisme expirant,” Recueil de pièces intéressantes sur la Bastille,1790,p.11.
[21] Mercier au Pasteur Jacob Vernes,12 janvier 1790,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XLVI,p.167.
[22] “Rapports des médecin et chirurgiens,” “Procès-Verbal d'exécution de Jean Calas père,” Athanase-Josué Coquerel,Jean Calas et sa famille: étude historique d'après les documents originaux,pp.83,190-192,342.
[23] Albin Michel, L'intellectuel Fourvoyé,Voltaire et l'affaire Sirven,1762-1778, 2004,pp.15,99,100.
[24] Jean Calas,tragédie en cinq actes,par Marie-Joseph Chenier,Député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Paris,1793; L'Ami des lois,comedie en cinq actes,en vers,représenté par les Comédiens de la Nation,le 2 janvier 1793,Paris,1793.
[2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46、153、195页。
[26] 参见福柯：《规训与惩罚》，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05页。
[28] Choix littéraire,Tome I,Genève,chez Claude Philibert,1755,pp.156,157.
[29] 参见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4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3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1～182页。
[31]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Année 1779,Amesterdam et se trouve à Paris,pp.5-6.
[32] Hymnes et Couplets,chantes à l'inauguration des bustes de Rousseau,Marat et Le Pelletier,à la section du Contrat-Social,le 25 frimaire,deuxième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p.7.
[33] Paul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e,1680-1715,Fayard,p.27.
[34] Malesherbes,“Discours prononcé dans l'Académie fran?aise，” Oeuvres inédites de Chretien-Guillaume Lamoignon Malesherbes,p.151.
[35] Robert Darnton,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3.
[36] David Hume à Horace Walpole,20 Nov.1766,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XXXI,p.186.
[37] 安东尼·德·巴克，佛朗索瓦·梅洛尼奥：《法国文化史》，第三卷，32、53、59页。
[38] “Des demi-auteurs,” “Misère des auteurs,” “Querelles littéraires,” Louis-Sebastien Mercier,Tableau de Paris,Tome troième,Amsterdam,1783,p.413; Tome premier,p.245; Tome sixième,p.119.
[39] Lettres sur les ouvrages et le caractère du J.J.Rousseau,augumenté d'une lettre de madame la comtesse Alexandre de Vassy,et d'une réponse de madame la baronne de Sta?l,1789,p.112.
[40] Thomas L.Hakins,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58.
[41]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35页。
[42] 同上书，148页。
[43] 托克维尔致阿图尔·德·戈比诺，1853年12月20日，见《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崇明编校，23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