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择偶

一、择偶标准的时代变迁和基本特征

择偶，是一种异性间的人际选择。作为一个社会人，每个人内心都以一种期望模式去寻求、选择爱人。这种期望模式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择偶标准，它是恋爱的出发点和决定因素。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婚姻关系的状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实社会价值观念的一个缩影。择偶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现象。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中国传统的择偶标准

传统的中国家庭比较注重婚姻的稳定，强调从一而终、白头偕老。因此在婚姻问题上，无论男女都极为慎重，认为婚姻幸福与否的关键在于择偶是否得当。大量的材料与研究表明，无规则和无差异地选择配偶的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有社会都存在关于谁和谁结婚的规范体系及具体规则。

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的基本形式和规则就是门当户对。民间社会之所以在历史的变迁中深受此规则的影响，是由于统治阶层长期实施和倡导此观念的结果。在被统治阶层，认为婚姻除了完成生子继嗣、传宗接代的使命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能帮助人们过上安稳的日子，因此他们择偶时一般不愿高攀豪门贵族。作为一种影响深远、流传甚久的传统和习惯，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还被普遍沿袭着。据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部分县志记载，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深入民间，被民众普遍接受。例如，当时河北通县的县志中有“择门第之相称，凭媒妁之联姻”之说；河南许昌县志中有“议婚必择门第”之说等。此外，我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如辽宁新民县县志中有“普通人情，总以门第财产、资格相当，始能议婚”之说；四川安县乡民择偶“大抵各因其门第财力相当而已”等。总之，中国社会传统的“门当户对”择偶观念和标准深入民心，被各阶层普遍接受，其影响之深、之远、之广，远胜于其他任何一种择偶观，甚至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

此外，在“门当户对”这一大观念之下，民间的择偶标准还包括对方的品行、情感、年龄、容貌等。其中对对方品德的要求要重于容貌；在注重品德的基础上，也强调对方的家风，尤其看重女方的母亲和男方的父亲的品德修养。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在旧时代的中国，择偶标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密不可分。而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落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年轻人在选择结婚的对象时不能不考虑成本问题，即结了婚就一定要白头到老，否则休妻再娶的成本和代价都太大了。另外，一旦结了婚，婚后的家庭一定要求稳定、持久。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是否有基本的保障，比如，能否生育、抚养孩子，能否很好地照顾、赡养老人，能否改善家庭的日常生活，能否使家庭的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等。正是由于传统习惯的巨大影响与现实生活的需要发生“共振”，才使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得以遵守和延续。

（二）新中国成立至今青年人择偶标准的变化[1]

择偶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每一个人都需经历的事情，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择偶标准却是动态的和可变的，因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信仰形成了各异的择偶标准。可以说，一个时代的择偶标准就是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因此，从其变迁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发展的脉络。新中国成立至今，择偶标准经历了这样一条发展脉络：家庭成分、政治出身占主导文化与经济并重经济压倒一切多元结构，感情得到复归。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废除了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此后，中国人的婚姻观、择偶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发生了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变化。

1.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这20年，我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处于一个不断发生巨变的时代，期间经历了政治上的土改运动、建立人民公社、反右运动和“**”；经济方面则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这些时期的社会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的择偶倾向。重对方的家庭出身、重对方个人的政治身份、在意对方的品德远胜于对方的外形容貌，成为这20年择偶标准的突出特点。而“唯成分论”和“政治挂帅”对青年人择偶的影响在“**”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全社会对于劳动者的尊重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我国从20世纪初，经历了国内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之后，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因此，在年轻人择偶过程中，无论男女，对解放军、工人等职业情有独钟。无论是城镇还是在农村，女青年以能找到党员、政府机关人员、农村基层干部、解放军、各级劳动模范为荣；男青年也愿意找有文化的优秀女青年、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但无论男女，都非常重视对方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的政治身份，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先进分子都是年轻人的择偶首选。

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导致年轻人的择偶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仍然注重对方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以外，更多地开始注重对方的经济状况。简单地说，无论是男青年还是女青年，都要看对方家庭有经济收入的人有多少、吃饭的人有多少。此时择偶标准的变化，真正应了“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

“**”开始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年轻人的择偶标准也随之出现了偏差，政治标准成为唯一的标准。在大中城市，男方的出身必须是“红五类”，最好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在农村，男方最好是贫下中农，当时人们都以出身于贫下中农尤其是雇农的家庭感到自豪。那时女性不太考虑对方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因为当时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而且当时除一些高级干部的收入略高一点之外，同一年龄层的男性在经济收入上几乎相差无几。男青年在择偶时，对对方的家庭出身的要求略低于女性，但最好不在“黑五类”或父母被打倒的范围内。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年，有的因“同病相怜”走到了一起，有些则直到“**”结束后才解决婚姻问题。

到“**”后期，由于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基本结束，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视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措施，青年的择偶标准又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择偶标准为政治因素第一，文化、经济因素第二。特别是1972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后，这些“时代的宠儿”成为青年择偶的首选。男工农兵大学生在女青年中特别受欢迎，因为这类男性符合女性当时追求的理想类型：既有良好的政治出身，又具备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素养。这种择偶标准的变化是一种进步，它客观上营造了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

2.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

“**”结束后，政治形势和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的影响，大部分人对“**”中疯狂的行为心有余悸，在择偶时，无论男女青年，都特别不愿意找政工干部、党员、优秀团员等与政治联系密切的人为对象。相反，年轻人更愿意找平反后恢复职务的老干部家庭子女、有海外关系家庭的子女、“**”中没有政治问题家庭的子女等。

“**”后，党和国家政府为广大知识分子落实了政策，给予了他们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广大适龄青年将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最佳的择偶对象。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个体户”“万元户”的概念，青年人在择偶时也开始关注对方的经济收入，虽然有那么一点“羞羞答答”，但从心里已经不排斥“有钱人”。

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打开了文化娱乐领域的门户，引进了国外一些影片、电视剧、小说等，电影、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对年轻人的择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择偶中对外貌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国电影的影响。比如，女青年开始喜欢“高仓健式”的男青年，讨厌“奶油小生”；而男青年则更喜欢温柔、漂亮、小鸟依人式的女孩。

3.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此时期，择偶标准的突出特点就是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其他一切的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个人价值体现方式的逐渐多样化，从较早对知识拥有者的崇拜，到对社会开拓者的青睐，虽然体现价值的方式越来越模糊，不过结果却是一样的，即以创造价值的多寡来体现，而这种价值又常常表现为直接的经济效益。在年轻人择偶标准上，女性的变化尤其明显。女性的爱情观和择偶观开始向“经济”“金钱”方面倾斜，“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则是万万不能的”口号开始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地位曾经不太高的个体户，却因为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效益而成为部分女性择偶的首选；当然，那些能够把知识直接转化为财富的人，更成为年轻女**慕的对象。男青年的择偶标准则越发地重视女子的年龄、身材和容貌，希望女方的年龄比自己小，而且是越小越好，因为能够找到“小媳妇”，说明自己“有本事”“有魅力”。

大约在1987年以后，“读书无用论”的思潮重又抬头，知识分子在年轻女性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能挣会花”的男性成为女性择偶的首选目标，即使是知识女性也希望男方既有知识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择偶观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一部分女青年的共识，因此社会上少数富人以及在权力部门中工作的男性成了女性择偶时趋之若鹜的对象。男青年对女朋友的要求更加突出了容貌、身材和年龄。同时，男青年为了自己的发展“前途”，特别看重女孩子家的背景，如果女方家庭有权有势，容貌、身材、年龄等条件均可以让位。

4.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进入多元化，表现在思想意识、经济发展、文化特色等方面，同样，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的爱情和婚姻，在择偶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人本”精神，越来越注重人的情感、品质及能力（田晓虹，2000）。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择偶更注重经济利益；同时由于择偶标准远离政治，淡化了非个人因素；心理的需求和情感需求得到复归；青年人择偶时比以往更加注重兴趣、爱好的投合，性格脾气的互补以及温柔体贴等内在素质和个性魅力。

多元化的择偶因素，使得感情因素得到复归。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变革与循规、开放与束缚共存的多元结合体。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治变革和文化碰撞，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当代中国社会使人们选择婚姻的自由度增大，择偶行为已经摆脱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来政治、家庭的羁绊，向物质满足与心理需求靠近，因此年轻人的择偶观也趋于务实和多元。男女青年首先考虑的都是双方的感情，除此之外，对方的经济收入、物质条件、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容貌长相等实在的因素，也成为男女青年择偶时不可回避的重要参考条件。

令人深思的是，“门当户对”又成为现实择偶中人们特别看重的要素，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年轻人的父母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验教训告诉他们，门不当户不对必定会给未来的家庭带来许多麻烦，是造成家庭矛盾的祸根；二是媒体的宣扬，尤其是电视剧中城市和农村两类亲家的水火不容，如《新结婚时代》《双面胶》等电视剧的热播，使得年轻人对成长背景不同的对象心存芥蒂。

在多元化择偶标准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一小部分年轻人的择偶标准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不考虑对方的年龄、学历、容貌等，只要对方有钱或者有权就可以。比如，女青年要求男方要有房子、车子、折子、位子等；而有个别男青年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只要对方有钱或者有权，“年龄不是问题”“容貌不是问题”“身材也不是问题”，甚至出现了“傍大款”“傍富婆”的现象。这些人给出的理由就是“嫁（娶）得好，我可以少奋斗20年”。

相关资料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田晓虹等学者，通过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对上海800对夫妇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其中也包括婚姻的质量。市场机制运作中的利益获取和财富拥有已不再依赖于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等外在条件，而更多地与学历、职业、能力、胆识等个人素质条件相联系。因此，这些因素对择偶标准的确定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高学历是好职业的首要前提，而职业在现代社会中不但与个人能力、价值、地位相关联，更是保障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富足和丰裕的主要资源。

节选自：中国女性的择偶观.http：//www.chddh.com/bbs/html/20935.html

人协社交俱乐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3年），多数现代男女的首要择偶条件是“良好的品格”。沟通能力、情商和智商，也是许多现代男女最重要的择偶条件。26岁的郭宝玲（化名）说：“所谓物质享受，我们总可以在婚后共同奋斗，共同追求这些目标，但是如果对方的人品不好，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24岁的陈淑君（化名）表示，她希望未来的丈夫是个细心、善解人意、能够给她安全感的男人。她希望丈夫比她大五岁以上，只要不是七老八十，对方年纪再大她都能接受。

萧芷萍（23岁，化名）表示，她希望丈夫会帮她做家务，但绝对反对他成为“全职家庭主夫”。

受访的男性则基本上喜欢美丽大方、温柔贤淑、明白事理、善解人意的女性做他们的终身伴侣。

29岁的黎启进（化名）表示，“看得顺眼”是首要条件，即使对方是美姐，婚后依然有很多男士注意，他都不会介意，而且会引以为豪。

王石宝（29岁，化名）说：“对方须能够成为贤妻良母，而且结婚后一定要愿意生育，不然我的妈妈会杀了我的。”但是，王石宝并不介意帮妻子做一些家务，因为他很喜欢烹饪。

阿札里（25岁，化名）表示，如果遇到一个善解人意的对象，即使对方比他大两三岁，他也不会介意。

改编自：现代男女择偶要求不同.http：//www.mwcj.cn/html/qingganmeiwen/qingganfenxi/20080209/4148.html

对当代青年人进行了有关“择偶标准和择偶方式”的问卷调查和访问，结果表明，男挑女：工作要稳定，年龄小两岁；女挑男：能买房、不花心，最好还要会烧菜。通过对50位未婚女性进行调查，她们对于男方的要求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人品（60％）、职业（30％）、家境（15％）、兴趣（10％）。

节选自：择偶标准和择偶方式透视.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5-08/08/conten-1752744.htm

近20万名网友参与投票，并在腾讯微博参与话题互动，最终产生了“2011中国网友最新择偶标准”。2011中国男性网友择偶关键词：①我们相爱（13.6%）；②温柔体贴（11.8%）；③身体健康（10.1%）；④外形可人（8.5%）；⑤20～30岁（6.4%）；⑥无不良嗜好（6.3%）；⑦她（单方）爱我（6.2%）。2011中国女性网友择偶关键词：①有责任感（13.4%）；②我们相爱（11.3%）；③身体健康（11.1%）；④会照顾人（9.7%）；⑤他（单方）爱我（6.5%）；⑥有房（5.8%）；⑦外形帅气（5.0%）。

节选自：2011年最新择偶标准发布.http：//lady.qq.com/zt/2011/valentine201/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择偶标准从政治、家庭背景优先向物质、心理需求为重转移的现象，不可否认地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物质文明的进步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时代印痕。

（三）未婚青年择偶的基本原则

1.择偶标准应多元性、综合性

首先，由于婚姻是满足两性生理、物质和精神多元需求的行为，人们在择偶时就不可能只关注对方某个方面的条件。尤其是中国式的婚姻既崇尚白头偕老，又倚重家庭本位、社会本位，选择配偶历来不是一个轻松的、纯属个人的自由选择。其次，“门当户对”“男高女低”等的婚姻配对标准，至今仍为社会通行的主流模式。当事人在择偶时关注对方的年龄、容貌、文化程度、职业、家庭背景等个人条件是否与自己相近是合情合理的，考虑生理、经济等方面的条件与看重对方的人品、个性也并不矛盾，因此择偶标准必然是多元的。据1995年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完全以对方的年龄、身高、容貌作为唯一择偶标准和完全以学历、收入、职业作为唯一择偶标准的人是不存在的。约有半数（50.3%）的男青年择偶时要求在社会经济地位、相貌和情感上三者兼顾，也就是说，北京男青年择偶标准的主流是对对方进行“全面的考核”（纪秋发，1995）。

2.在择偶中应正确理解和遵循“门当户对”[2]

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曾一度将门当户对简单视为封建社会的婚姻规则而加以批判，号召年轻人要打破门第观念。实际上，门当户对与人们长期的生活实践不可分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作用和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门当户对一般是指男女双方在择偶时要相互考虑对方家庭财产的多寡、门第的高低与自己是否相当，以及社会地位、社会声望是否适合等。

从历史上看，门当户对古已有之，早在西周时就有了雏形，是统治阶级为保持自己家族或家庭的血统、地位而实行阶级内婚制的结果。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规定高门和寒门不能通婚，阶级内婚制才开始具有外在的门当户对的形式，并随统治阶级长期实施和倡导而逐渐成为封建婚姻的基本形式及规则。在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它具体表现为贫富不婚和贫富各自为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通过对京、津、沪、宁等城市婚姻家庭的研究，认为在城市中“封建的‘门当户对’已不盛行，但其残余还客观存在着，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有条件的婚姻，不仅条件相同（或相当）的人容易结为配偶，而且‘异质互补’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潘允康，1987）。现代社会“门当户对”的内涵更为广泛，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德所说，“人们确实可以相信两个家庭所接受的联姻的条件，往往是双方在经济上或社会上门当户对”；“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姻’，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这是讨价还价的产物”（W.古德，1986）。1992年，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吴本雪等人对1982年时的调查点（成都市如是庵街道）进行了全面的追踪调查，数据表明更多的人都倾向于同经济条件相似、社会阶层相同、文化背景相似、志趣爱好相近的人联姻。这次追踪调查进一步验证并确立了同类联姻模式，男女双方都开始重视婚姻契约、权益、物质条件及各种实际问题。

综上所述，“门当户对”规则植根于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实践，当今时代仍有其存在的土壤和依据，我们不应当对这一择偶取向做简单的价值判断。遵循“门当户对”规则对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的门当户对是对男女双方自身条件、家庭条件的充分考虑和权衡，但过分追求门当户对会使人们在缔结婚姻中互相攀比，促使婚姻更加世俗化，而且这还是导致部分大龄青年（特别是高学历的大龄女青年）择偶困难的原因之一。从积极的方面看，门当户对最突出的就是对维持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有一定的作用。同一层次的人结合，除经济条件以外，成长的家庭背景、拥有的文化水平、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都基本相近，因此在婚后生活中容易彼此适应、互相协调，有利于家庭的和谐、稳定。“如果不考虑选择具有类似社会背景的人作配偶，婚姻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W.古德，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