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前比较教育的重要思想02
世俗因素主要包括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文主义。汉斯指出，人文主义是指对教育问题的人性的（human）和人道的（humane）观点。人性是指人的特点和兴趣不应受到禁欲主义思想和对世界进行狭隘教义解释的宗教所压制；人道是指儿童及其逐渐成熟的思想不应受到残酷的学校纪律和严厉的教学方式所压制。[37]人文主义教育运动对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完善。汉斯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国家垄断，世俗化，将生产劳动作为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身体和军事训练，由党的青年组织在校内外灌输政治思想，以及强调科学学科”[38]。汉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存在弊端，即它阻塞了个人形成独立见解的机会。但同时，它也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出了贡献，例如，成功地解决了少数民族问题和提高了原始部落的文化水平等。
第三，民族主义。汉斯指出“民族主义是基于对事实有意误传所做的宣传而产生的运动”[39]。在此基础上，汉斯分析了民族主义的三个来源，即费希特、马兹尼和斯拉夫国家的民族主义。其中，费希特和马兹尼的民族主义观点后来分别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歪曲了，对社会发展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民主主义。汉斯对英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民主主义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些国家没有真正做到教育机会均等。汉斯提出，“对这一问题也许没有一种适合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解决方法”[40]。在汉斯看来，所谓机会均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意识的自由。一般而言，人民有权捍卫自己的自由，并抵抗任何反民主的做法，但问题在于国家是否有权对新一代灌输某一种特殊思想，科学家阐述思想是否要先服从于政府。经过比较，汉斯发现，英语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它们反对政治观点影响科研。此外，汉斯还分析了教育结构和女子教育等问题。
3.历史法和因素分析法的关系
历史法和因素分析法构成了汉斯的历史—因素分析法。这两种方法实质上代表了纵向和横向这两种研究的维度。历史法代表了考察教育问题的一种纵向的、动态的维度；因素分析法则代表了一种对问题进行横向解析的维度。可见，这两种方法是一种纵横交错、密不可分的关系。[41]
五、大卫·菲利普斯的比较教育思想
（一）生平简介
在国际与比较教育领域，目前开展国际教育政策转移研究的领军人物，当数牛津大学的比较教育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教授。菲利普斯现任牛津大学教育学系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生项目负责人。他还是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高级成员，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以及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德国教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及两德统一后的德国教育，还包括比较和国际教育理论、教育政策借鉴理论与实践、教育政策的历史研究、东欧和苏联国家教育转型以及欧盟教育和培训政策。作为《比较教育》《牛津教育研究》《牛津比较教育研究》《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的主编或编辑，他利用这些平台，聚集了国际与比较教育领域研究教育政策转移的重要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包括牛津大学的金佰利·奥克斯（Kimberly Ochs）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吉塔·斯坦纳·卡姆塞（Gitta Steiner Khamsi）教授以及柏林大学的于尔根·施威尔（Juergen Schriewer）教授等，目前已经形成了教育政策转移的学术研究社区。他们撰写了许多关于“国际教育吸引”或“教育借鉴”的重要文献，形成了教育政策转移的一些理论成果。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最近出版的两本著作——《教育政策借鉴：历史的观点》（Educational Policy Borrowing：Historical Perspectives ）与《教育政策借鉴的全球政治学》（The Global Politics of Educational Borrowing and Lending ）中。
（二）比较教育思想
菲利普斯在对两百年来英国对德国教育借鉴的案例以及其他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了一种理论，即教育借鉴理论（Educational Policy Borrowing）。这一理论旨在解释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某种教育政策或实践所吸引，继而实施和吸纳的复杂过程。[42]
此外，与“教育借鉴”的含义相近并相互使用的概念还有“国际教育政策转移”“教育借鉴理论”“教育政策扩散”“教育政策学习”等。[43]
教育借鉴理论作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主题，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下面我们从教育转移的谱系、教育借鉴的四步模型、教育借鉴的案例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这几个方面对大卫·菲利普斯的教育借鉴理论予以介绍。
1.教育转移的谱系
菲利普斯认为一个国家影响另一个国家教育政策有多种渠道。由于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它们构成了一个“教育转移的谱系”（见图3-1）。“在这个连续的、从被动到主动的教育转系谱系中，教育借鉴位于主动的一端，表示一个国家主动对另一个国家感兴趣，为其某种教育政策或实践所吸引。”[44]
图3-1 教育转移的谱系[45]
第1类 被强加的（imposed）：指强大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政府强制另一个国家采取某种教育政策。
第2类 外在约束下的要求（required under constraint ）：指占领国强制被占领国接受外国的教育理念和政策。
第3类 外在约束下的协议（negotiated under constraint ）：指根据某些双边或多边协议，一个国家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参照另一国家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来改变本国的教育体制。例如，世界银行通过某项贷款来支持某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而发放贷款的协议条件是受援国要借鉴某种外来理念改革本国教育。
第4类 主动借鉴（borrowed purposefully）：指一个国家带着明确的目标，主动引进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或实践。即一个国家通过主动学习外国经验来改革本国教育。
第5类 广泛影响下的引进（introduced through influence）：指吸纳某些广泛传播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例如，当今教育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全球观点引用率最高的教育者可能是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其著作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广为传播，教育影响遍及全球。
2.教育借鉴的四步模型
大卫·菲利普斯依据两百多年来英国对德国教育政策借鉴的案例以及其他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案例的研究，总结和设计出了教育借鉴的四步模型（见图3-2），即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或本土化。这四个步骤循环往复，构成了教育借鉴的基本过程。[46]
图3-2 教育借鉴的四步模型
（1）跨国吸引。
这一阶段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国家会被另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践吸引？什么是产生吸引的内在动力？向外国教育学习的目标是什么？此时，教育跨国吸引力可以分为外化潜力和内在动力这两个部分。
首先，一国教育的外化潜力可以被分解为如下六层有外化潜力的“吸引焦点”（见图3-3）。[47]我们用这六层框架指导研究数据的收集、归类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还必须将这些吸引焦点放在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背景下，因为这些背景条件对吸引焦点起着决定作用。
图3-3 跨国吸引力
①指导性的哲学或意识形态。例如，全民教育这个理念，近年来尚未普及基础教育的国家纷纷从国际上引入这一理念作为本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教育机会平等也是类似的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宏观教育理念。
②宏观构想与目标。例如，为全体儿童提供免费幼儿园教育、拓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高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等。
③战略。政府通过实施这些教育战略来实现国家教育体系的宏观构想，或实现教育的指导哲学与意识形态。这些比较教育中的教育借鉴理论战略包括行政性的、管理性的以及财政性的。例如，在国家或地区层面改革政府对教育事务的治理方式。
④实施结构。实施结构是指允许目标实现的物质构建。例如，引进外国的成功模式建立新型教育机构或学校。以美国的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为例，它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一种特殊的中小学教育，其教学效果和社会效果显著。很多国家肯定并引进了这种教育组织模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⑤过程。借鉴外国模式改变和更新课程的设置和内容，引入新的考试和资格证明等。
⑥方法。主要指教学方法，包括引进新的教授和指导方法以提高学习效果等。
再者，菲利普斯与奥克斯总结出以下七种内在的动因类型。
①对本国教育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可能来自某国内部的教育督察报告，特别是对教育标准的评估报告。这种不满导致人们向其他国家寻求成功经验。
②教育体系的瓦解。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诸国政局改变，教育体系全面瓦解，为了教育体系的重构，这些国家很自然地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③负面的外部评估。现在有一系列大型的跨国教育评估研究，例如，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的多项研究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一些国家在这些国际评估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其政策制定者就会重新审视本国的教育质量，并积极向在评估中表现优异的国家学习。
④经济变革和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会吸引其他国家关注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考察教育如何为经济变化和竞争服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崛起。
⑤政治需求。例如，南非独立后，新的政权着力通过改革教育体系来发展新的国家。
⑥新生局面。例如，欧盟指定的教育政策影响每一个成员国调整本国教育政策以适应新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新加入欧盟的国家需要参照欧盟的普遍标准改革本国的教育实施。新生局面也包括常见的政治变化。例如，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更换带来了教育政策的变化，新政党经常以外国案例为论据，论证新教育政策的优越性。
⑦知识、技能创新。鉴于国内的知识和技能升级，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调整本国教育体系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需求，这些国家通常会向外国学习以制定教育调整的战略和措施。
（2）决策。
这一阶段关注的问题是外国教育产生的吸引力如何作用于本国的教育决策。决策阶段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为了进行教育改良或改革而采取的多种措施。跨国教育吸引导致的决策类型主要有以下四种。
①理论上的决策。一个政府可能决定把教育看作其施政方针的首要内容。例如，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政府一直把“教育、教育、教育”作为政纲的口号，这表现了一种宏观的理论视角。政府也有可能选择一种更具体的理论视角，例如，教育的“选择和多样化”。当然，现实中的选择和多样化通常只对某些社会群体有实效，但在理论上，这种教育原则是要指导全部教育政策的制定。比如，德国的职业教育一直给很多国家教育决策以启迪，这种启迪带有很强的比较教育和教育借鉴的视角，但这种启迪基本上只是理论层面上的。长期以来，英国对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非常关注，但事实上，由于英、德两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在政治目标、教育提供的年龄和阶段、社会阶层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英国很难模仿德国的职业教育体制。可见，德国并不能为英国提供一种现实可行的职业教育模式，德国模式更多的是为英国教育改革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激励。
②现实的、实践的决策。有些成功的教育政策和实践并不囿于历史文化因素，它们能被成功地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并继续发挥作用。例如，英国伦敦巴金和达格南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习瑞士数学教育的成功经验，在教学方法、教师培训和学校的学习材料等方面全盘模仿瑞士，数学教育成绩迅速得到了显著提高。
③虚假的决策。一些政府教育官员短期出访外国后经常带回外国的很多教育新理念和新政策。这种新奇事物对选民很有影响力，但没有在实际中借鉴实施的可能。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磁石学校曾经引起英国教育大臣肯尼思·贝克的特别关注。在贝克主持推出的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关于城市技术学院的政策建议就引进了美国磁石学校的很多特点。但在该法案的实施过程中，城市技术学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过英国改造的模式也和美国本土的磁石学校模式有很大区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建立磁石学校的初衷是缓解学校间和学校内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由此一些学生的教育机会实际上反而受到了限制。所以，磁石学校是否有效解决了教育中的种族问题还是值得争论的。查布和莫（Chubb ＆ Moe）的研究显示，磁石学校只为少数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并没能改变整体的现行体制，反而对一部分学校产生了消极的影响。[48]
④力图快速解决的决策。这恐怕是教育跨国吸引力所能引发的一种最危险的情况。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是近年来南非急于引进外国“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这种备受争议的新兴教育模式原产于一些教育体制稳固坚实的西方国家，但那些国家至今并未广泛认可和实践这种新兴模式。事实证明，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无法在南非得到切实实施。南非1988年刚刚解除种族隔离，教育基本设施残缺不全，国情复杂，很难实施教育图景中那种庞大的、全国性的、需要迅速推行的教育试验。
（3）实施。
这一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决策出台的下一步是如何在本国具体实施？谁支持、谁反对实施？是国家还是地区层面？国家政策如何地区化调整？有何区域差异？我们首先考察外国教育模式如何被改造和调整以适应引进国的现实需求，改造后的教育模式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国情，教育改革实施的速度如何，实施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行动者，他们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实施重大教育改革通常需要两个前提：第一，政府内部强烈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重大问题，必须通过重大法案来保证教育改革的实施；第二，政府和社会需要就如何改革达成广泛共识。[49]教育借鉴在实施时必须改造外来模式以适应本国情况。改造的程度取决于该国的众多国情因素。例如，如果新的职业教育模式需要涉及学生的实习项目，则新模式也需遵从本国或当地的工业法规和工会条款；如果引入新的课程设置或课堂教学法，则经常需要改写教学课本，同时教师培训项目也应配合更新。借鉴外国教育政策而进行的教育改革过程的长短，关键取决于外来政策的本土适应性。外国教育政策和实践在引进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方式或阶段主要有：阐释（interpretation）、传播（transmission）、接收（reception）和实施（implementation）。每一种方式或阶段就像过滤镜或透镜一样筛选和改造着外来教育模式。一个国家的教育实践1如何变成另一个国家的教育实践2可以建构为一个模型（见图3-4）。这个模型中包含着以下四个滤镜。[50]
图3-4 教育政策借鉴的过滤镜
①滤镜1 阐释。多个机构、行动者和个体根据本国、本集团或本人的需要，阐释和改造外来教育理念和模式。影响这种阐释的因素很多，包括明确、有意识的，也有潜在、隐含的，包括从偏见到诚实、清晰连贯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其他种类的立场和视角。
②滤镜2 传播。中央和地区教育机构、职业团体将会按照自身的目标和期待进一步加工、过滤、传播外来教育理念和模式。与此同时，公共媒体的分析和评论将进一步影响传播的过程。公共媒体包括学术期刊、其他形式的学术讨论以及大众媒体和出版社等众多机构。
③滤镜3 接收。通过媒体传播，个体和教育机构因此能够接收到外来的教育经验，并形成个性化的理解。有时一些理解可能成为误解，例如，因为培训不充分或传播时的误导，以及接受者自身对外来教育理念的积极性或消极性。不同的接受效果导致不同的实施情况。
④滤镜4 实施。理念产生决策，教育实践者在其不同的、具体的情况下，通过行动来改变现实。如图3-4所示，越远离出发点（图形左方），教育模式的变化越大。
（4）内化或本土化。
外国教育模式被本国接受和吸纳，继而内化为本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本国教育吸纳了外来教育模式的多少特点？本土与外来教育模式形成了何种新的合成模式？如何评估多种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过程完成后，我们又转回到教育借鉴的第一步，展开新一轮的教育借鉴过程。
在内化或本土化阶段，外来政策逐渐融为本国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它可以分成四个部分。[51]
①对原有教育体制的影响。这需要结合现有教育体制考察政策制定者的动机和目标，考察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的“文化相对论”和麦利森（V.Mallinson）的“民族性格”等概念。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类学家从不同的文化系统衍生出不同的标准体系，这些标准体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先前存在的社会体制。就如何考察先前存在的教育体制，鲍尔（Ball）提出了一个四步“核心巡回区域”框架，或称教育的“信息系统”：课程、评估、教学法及组织。
②吸纳外来特征。这种特征包括外国教育政策和实践，也包括采用外国教育的标准和范式。这需要通过详细考察教育体系所赖以存在的背景因素来理解外国教育的特征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本国吸收采纳。
③融会。这里我们要描述和理解教育政策和实践如何成为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有机组成。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和罗滕（D.Rhoten）认为国情背景影响对外来政策的阐释和实施，因此他们把外国政策借鉴看作一个“重新融入背景”的过程。[52]凯萨恩（C.Kissane）认为，融会过程与共生合作过程同步出现，因此，她建议在借鉴外国政策时，国家有必要制定双重政策以兼顾中央和地区的不同需求。[53]
④评估。内化过程要求我们通过全面反思和评估来辨别针对政策借鉴现实的和不现实的期望。很多研究者认为，谁来评估与如何评估同样重要。斯坦纳—凯姆西斯（G.Steiner-Khamsiz）的研究关注教育“借出”的政治分析。[54]通过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主要研究，琼斯（P.Jones）等人提出组织机构力（organizational power）是影响评估的重要因素。[55]外国教育借鉴的评估结果将能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教育借鉴，这时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外国模式，以深化我们对外国教育的认识。
3.教育借鉴的案例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大卫·菲利普斯领导牛津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运用教育借鉴的四步模型，对英国、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借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具体案例如下。[56]
（1）英国的案例。
从19世纪到20世纪，英国一直对德国的教育，特别是普鲁士的教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调研和委托咨询，对德国教育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全面研究。德国的经验和教训一直为英国的决策者所重视，对英格兰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教育部和教育官员们还以学习借鉴为目的，对外国教育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涉及德国、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丹麦和韩国等诸多国家。
（2）日本的案例。
19世纪末期的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1871年，日本曾派出一支规模为107人的考察团，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这107人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一半规模的官僚队伍，考察的内容包括能够移植来为本国教育发展所用的教育经验及其他领域的经验。
（3）美国的案例。
美国政府对外国教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里列举三份影响深远的报告。第一份是1961年出台的“苏联教育研究”。当时苏联刚刚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非常担心技术上落后于苏联，所以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苏联，包括苏联的教育。1961年研究报告的题目非常醒目——“伊万知道什么约翰尼不知道的？”（What Ivan knows that Johnny do-esn't？）。第二份重要报告是出台于1987年的“日本教育研究”。美国教育部投资的这项研究旨在探索美国如何借鉴日本经验发展本国教育。第三份重要报告是出台于1999年的“德国教育研究”。这份报告内容详尽、研究深入，指出了美国向德国学习和借鉴的多种途径。
在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大卫·菲利普斯指出：“教育借鉴过程，通常是一种外来教育政策或实践被一个国家所改变和调整，继而实施和吸纳的复杂过程。这是一种‘内化’和‘本土化’的过程。”[57]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反思，菲利普斯进一步提出教育借鉴理论研究者下一步主要研究的两个问题和任务：第一，进一步详细研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背景下，“借鉴来的”政策是如何类似或区别于原有的、“观察到的”政策，即实践1和实践2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第二，继续考察在政策借鉴过程中，个体行动者、机构和网络分别发挥的作用，以及学术和大众媒体的报道是如何影响跨国教育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传播。[58]
总之，大卫·菲利普斯认为教育借鉴的四步模型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教育借鉴这个复杂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所产生的复杂而重要的跨国影响。但同时，他也提出这个模型需要用不同国家的实践来检验，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这个理论框架。
[1] Walter Brewer.Victor Cousin as Comparative Educator ，Columbia University：Teachers College Press，1971：51.
[2] 马健生：《比较教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33页。
[3] Walter Brewer.Victor Cousin as Comparative Educator ，Columbia University：Teachers College Press，1971：50.
[4]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44页。
[5]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45页。
[6]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45～46页。
[7]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46页。
[8] Walter Brewer.Victor Cousin as Comparative Educator，Columbia University：Teachers College Press，1971：95.
[9] Higginson J H（ed）.Selections from Michael Sadler ，Liverpool：Dejall & Meyorre，1980：13.
[10] Sadler M E.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 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gn Systems of Education，Comparative Review ，1964（2）：307～314.转引自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4页。
[11]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2～63页。
[12]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3页。
[13] Sadler M E.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 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gn Systems of Education，Comparative Review ，1964（2）：307～314.转引自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4页。
[14] Sadler M E.The Unrest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Elsewhere in Board of Education，Special Reports on Education Subjects ，1902（9）：162.
[15]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69页。
[16]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0页。
[17] Kandel I L（ed）.Educational Yearbook 1939，New York：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1939：436.
[18]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2～74页。
[19] Kandel I L.Comparative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33：19.
[20] Kandel I L.Nationalism，The Year Book of Education ，London：Evans，1957.
[21] Kandel I L.Comparative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33：8.
[22]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6～77页。
[23]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8页。
[24] ［澳］菲利浦·E.琼斯：《比较教育：目的与方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52～53页。
[25] Kandel I L（ed）.Educational Yearbook 1928，New York：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1928：10.
[26]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80页。
[27] 徐辉、王正青：《康德尔比较教育方法论述评》，载《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6期，第5～9页。
[28] Hans.Comparative Education：a Study of Education Factors and Tradi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10.
[29]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87页。
[30] Hans.Comparative Education：a Study of Education Factors and Tradi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10～11.
[31]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88页。
[32] Hans.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1959（5）：306～309.
[33]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90～96页。
[34] Hans.Comparative Education：a Study of Education Factors and Tradi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17.
[35]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92页。
[36] Hans.Comparative Education：a Study of Education Factors and Tradi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85.
[37]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94页。
[38] Hans.Comparative Education：a Study of Education Factors and Tradi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214.
[39] Hans.Comparative Education：a Study of Education Factors and Tradi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215.
[40] Hans.Comparative Education：a Study of Education Factors and Traditions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241.
[41] 赵明玉：《比较教育中的历史—因素分析法——解读汉斯的〈比较教育：教育的因素和传统的研究〉》，载《外国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第12～16页。
[42] 余海军：《西方课程模式对中国学前教育的影响研究——基于教育借鉴理论的比较分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学位论文，2012。
[43] 杨启光：《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教育政策转移》，载《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第80页。
[44]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2页。
[45]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2页。
[46]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2～7页。
[47]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3页。
[48] Chubb M，Rhoten D.Politics，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
[49] Simkins T，Ellison L，Garrett V，eds.Implementing Educational Reform：the Early Lessons，Essex：Longman，1992.
[50]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页。
[51]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7页。
[52] Carnoy M，Rhoten D.What Does Globalization Mean for Educational Change？A Comparative Approach.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2，46（1）：1～9.
[53] Kissane M.Schools and History in Transition.The Case of Kazakhstan.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1.
[54] Steiner-Khamsiz G.Vouchers Import in Mongolia：Analysing Educational Policy Talk and Beyond，London：CESE Conference Presentation，2002.
[55] Jones P.Comparative Education Purpose and Method ，St.Lucia：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1.
[56]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8页。
[57]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8页。
[58] ［英］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8页。